对于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将之区分为本能的爱国主义与反思的爱国主义。
托克维尔
所谓本能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感情胜于理智的民族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无条件的爱国，不论国家做得对还是做得错，都无条件的服从国家，这些爱国者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富强与独立，在他们看来，为了国家，个人的一切都可以牺牲。
而反思的爱国主义，其爱国则是有条件的。用埃德蒙·伯克的话来说：“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要可爱才行。”
纵观20世纪，反思的爱国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胡适。纵其一生，胡适都以“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自励。在是非与国家之间，胡适坚持的是“是非高于国家”的立场。
当冯玉祥派人驱逐溥仪出宫的时候，胡适为溥仪说话，痛言中华民国不信守契约与信用，认为用暴力驱逐溥仪是非法的。胡适的这些言论遭到了热血青年的痛骂，然而，胡适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1949朝代鼎革之际，基于对新政权没有自由的判断，胡适离开大陆去了美国，在胡适看来，国家固然重要，但自由比国家更重要。没有自由的国家，胡适是不支持的。
如果说胡适是反思的爱国主义的典型，那么王祝晨、王浩父子则是本能的爱国主义的榜样。巧合的是，胡适曾与王祝晨、王浩父子有过一段交往。
王祝晨是民国时期山东著名的教育家。当胡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时候，王祝晨作为山东第一师范的校长，在山东大力推广白话文运动，这一时期，胡适与王祝晨来往频繁。1920年，王祝晨曾写信给胡适，信中讨论新式标点符号的问题。
胡适（1891-1962），著名学者、诗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 安徽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著闻于世。
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曾求学于美国，师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
于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与王祝晨来往最频繁的时期是1922年10月前后。这一时期，民国政府在济南召开教育会议，邀请胡适参加。王祝晨作为济南教育界的名流，自然与会，这一期间，他们曾同游济南的名胜。1922年10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写到：
九时，到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与祝晨、湘溪诸君同去游黑虎泉及千佛山。黑虎泉甚平常。千佛山很好，山上有寺，有隋开皇时造像。我们爬上山顶，可望见济南全城、黄河及泰山的一角。我们坐在山顶上大谈，很高兴。回到寺里，又大谈。一时半下山，到和丰楼吃饭，又大谈。
之后，胡适还写过一首关于大明湖的诗，诗的名字就叫《游大明湖》。
不仅如此，胡适还曾以杜威的名言来给山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题辞。题辞中胡适写到：“把儿童生活本能挖掘出来，这就是小学教育的胜利！”当时，王祝晨的儿子王浩就是山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学生，对于胡适的这一题词，王浩印象深刻，他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年后，他与胡适在万里之遥的美国还会有激烈争辩。
与胡适不同，王祝晨则因为本能的爱国主义，坚决留在了大陆，他曾很激动的说：“谁能把中国弄得富强了，我当灰孙子都行！”
这时候，王祝晨的儿子王浩则在美国。抗战时期，王浩求学于西南联大，是哲学系教授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后来在美国成为院士。可以说，在哲学与逻辑领域，王浩是大师级的人物。然而，在爱国方面，王浩受其父王祝晨的影响，也是本能的爱国主义者。
1952年4月2日，在美国的王浩见到了小学时的偶像胡适，两人就新中国的话题展开了激烈辩论。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
下午在Far Eastern Association的Boston年会上，读了一篇短文，题为 “From the Open Door to the Iron Curtain”。
读了之后，即有中国亲共的学生两人 （一为赵国钧，一为XX）站起来质问反驳，其一人 “气”得说话四面打旋！其一人问： “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 （stronger）了吗？”我说： “No！”他又说：“中国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我大声说， “No！”
据余英时在《重寻胡适历程》中考证，胡适日记中的这个XX其实就是王浩，反驳胡适的也是王浩。从“‘气’得说话四面打旋”中不难看出其本能的爱国主义情怀。
王浩既然如此爱国，从逻辑上来讲，他自然要大陆。然而，王浩最终却没有回来，这可能与其父王祝晨在大陆的经历有关。
1954年，大陆开始批判胡适思想，山东教育界有人提议批判王祝晨，提出“在山东应以山东的胡适——王祝晨为重点”。
对于别人的批判，王祝晨表示心服。据王恒的《王祝晨传》一书描述，为了表示他思想的进步，王祝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大学金岳霖与冯友兰两教授，责备他俩把三子王浩学习数学而推向唯心哲学的研究，并写信给王浩，坚促他回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建议回国后去做编译馆工作，不要再去研究唯心论哲学”。
即便王祝晨如此积极的紧跟，他却依然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得知自己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王浩推迟了回国的决定。
被打成右派，再加上在1966年目睹文革的发生，本能的爱国主义者王祝晨在思想上开始反思。1967年，在病榻上，王祝晨跟自己的学生李士钊发了一系列牢骚，他说：
历史上吆喝了一大阵子 “德先生” “赛先生” （指 “五四运动”时期的口号）之后几十年过去了，你听听现在大街小巷扑天盖地的声音是什么？是 “万岁！” “万万岁！”……不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竟然与万岁结合这太奇怪了，我没有想到如此之快，我更没有想到封建主义如此之深厚而深不可测，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把学到的马列主义来看现实的一切从而太理想化了，没有看到中国农民意识起到的重大作用，没有看到工人阶级还不强大和成熟。
对于吴晗，王祝晨也有自己的看法：
就像吴晗的 《海瑞罢官》一样，知识分子不懂政治，自己害了自己都不知道，这就像老百姓说的 “被人卖出去，还要帮助卖人的数钱”。
可惜天不假年，王祝晨在“文革”时期就去世了，不然他的思想也许会更加彻底。王祝晨死后，王浩回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却遭到阻挠，阻挠的原因之一就是王浩加入了美籍，是外国人。
回到美国之后的王浩，是否会反思自己的爱国情感呢？他是否还会回忆起他跟胡适的那场争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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