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经常收到短信，是有关号召五一不进家乐福、六一不去肯德基的，起因是世人皆知的北京奥运火炬在传递过程中遭到反华势力的破坏从而引发了国人的爱国激情。尽管对短信中有关“八国联军”、“优秀的中国人”诸如此类的词汇有些异样之感（难道今天的西方各国还能重演八国联军之历史，这未免也太不自信了；难道不转发该短信的就不是优秀的中国人了？一转发就“优秀”了？这样的“优秀”水准也未免太低了吧），而且也一直以为抵制外货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似乎无多少实际价值，但又难以忍受西方的“CNN做派”，所以感到国人选择一天的时间以一种和平方式进行一次群体性抗议表达一种共同心声也不为过，当然前提必须是自愿而不可强迫，即希望多多益善而不必人人参加，所以也转发了几则。
而今天从新华网上看到《昆明家乐福成民意战场 反抵制者遭水瓶袭击》的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04/18/content_7999424.htm）后，却令人深感不安起来。引起忧虑的是这么两处报道文字：
一处是：“他们（指反对抵制家乐福的市民）在现场也遇到了反对的声音。一位老伯对他们怒吼：‘打倒汉奸！’赢得不少观众的掌声。这位老伯还拿出自己带的尼康相机，声称要‘照下你们发到网上，让全中国人都看看汉奸。’活动中有警察出现，但并没有阻止，只是提醒他们，前一天抵制活动中，有人表达不同观点被人打了，要他们小心。”
另一处是：“昨天，昆明部分市民抵制家乐福的现场抗议行动进入第三天。200多人在昆明南屏街家乐福店门口抗议，他们用巨幅的五星红旗堵住家乐福仅有的两个入口，并对每一个出入大门的市民表示鄙视。
17日，200多人聚集在家乐福门口，近一人高的红旗被十几个抗议者竖立着展开，堵住了门口2/3的宽度。众人高呼：‘抵制家乐福……’
领引口号的宋先生说，自己在这里宣传，看到依然有人去家乐福购买东西，非常气愤，‘心都是凉的。’所以才用五星红旗来堵住大门。
3天的现场抗议活动中，基本都是和平的。但也发生过小冲突，16日，一位在现场发表不同意见的市民，被斥‘卖国贼’，遭众人推搡，甚至被扔瓶装矿泉水。
‘你们抵制什么家乐福，家乐福里面卖的多半是中国商品……不理性。’朱先生当时大声说，他的声音马上被压制下去。‘卖国贼！你说什么！’
局面几乎失控，一些人将矿泉水瓶扔向他，一些人甚至开始动手去推朱先生。孤立无援的朱先生被愤怒的人群逼到了端仕街对面。人群散去后还有老伯在骂他。”
请注意报道中的描述：“对每一个出入大门的市民表示鄙视”，还有将持不同意见者斥为“汉奸”、“卖国贼”，甚至“动手”。一个良好的愿望一旦用于绑架所有人，就必然走向其初衷的反面。以此对照海峡对岸曾风起云涌的红衫军和平抗议，便可知其中的差距。笔者始终坚持尽管发起者有号召全体之意，但仍应捍卫尊重个人意愿之原则，不可搞全体一律，不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侵犯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在笔者原本的想象中，某一天的场景应该是，有关超市“门庭冷落鞍马稀”，一些市民在门口进行一些宣传，但并不强行阻止他人进入，更不会在市民间发生语言暴力或肢体冲撞式“内战”。可惜持续三天的昆明家乐福抗议行动的现实（如果报道属实的话）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如果这种“鄙视”、“怒斥”、“动手”等非理性言行就是所谓“爱国者”的国民素质体现，那么就需要反思我们长期以来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教育。
一是要让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建立在非狭隘民族主义和非文化专制的基础上。国人善打口水仗，动辄不是为“匪”就是为“奸”，其本质是文化专制，而且往往是“内战内行”，结果尽是内讧。这似乎也成了柏杨先生所言的“丑陋”的“酱缸文化”一部分。我们太需要摒弃固步自封的闭关心态，太需要打破狭隘的单线性思维，太需要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胸怀，进而以自信的脚步走向未来融入世界。笔者曾在《“汉奸”帽子不可轻易给人戴》和《历史教育：理性的重构与超越》两篇文章中引用过这样的表述：相互交换意见的过程往往与结果同样重要，在教育中甚至更为重要，因为真理更多的是一个过程，同时因为有“平等”交换意见的机会，就有通过商谈修正各自成见而达成新的共识的可能，就能拓展视界，纠正自己的成见，最终孕育出“全新的果实”。这世上遇到与自己观点完全不同的人本属正常之事，这时候就需要充分尊重对方，相互交换意见，而不是扣帽子、脱离事实与逻辑喊口号，甚至漫骂与恐吓，而不是靠人多气盛图一时口舌之快，而不是靠“围剿”与“封杀”让人家封口闭嘴可以了事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经说过：“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好。”“万一傻子或是猪看法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个问题的他们自己的那方面。苏格拉底一类的人却知道两方面。”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基本途径就是自由平等地对话、交流与沟通，互联网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记得在给友人博客的一份留言中写道：“互联网让人们真正拥有了了解不同声音、比照不同观点、进行自我解读的基本途径，这是时代的进步。重温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新时代的文化繁荣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对话与自由的交流之上。”
二是要让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建立在公民人格素质陶冶的基础上。早在九十年前，有“中等教育界的蔡元培”之誉的教育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就曾在1918年5月9日“二十一条国耻日”纪念时对全体师生作过这样的讲话：“国耻国耻，纪念纪念，口头禅何补于事！须各人自思有无可耻之事，即对社会有无不值之事，有无权利义务不完全发生效力之事。合国民全体可耻之事，铸成国耻，天下之大，匹夫有责，此之谓也。”当晚，经在日记中写道：“纪念之，自念有无可耻之事，是为雪国耻之根本方法。”当今学者丁学良不久前在《邓小平清醒理性的爱国主义》一文中也直截了当地指出：“第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该坚持清醒、理性的爱国主义，面对以‘洋奴哲学’等民粹主义的指责时不动摇。……第二，那些彻底拒绝‘为中华复兴向环球学习’的民粹主义言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真信者以自己的糊涂观念误国误民；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假信者以狂热言词祸国殃民，而他们私下里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表现正好相反。”（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4-17）要知道那种靠吃春药或兴奋剂的行为是无法真正持久的，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民族是不能靠天天吃春药或兴奋剂来维系生存与健康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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