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逆袭对信访的政治支援

　　 一般认为，民粹主义（Populism）源自俄国19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和农民平均地权的要求并几乎在北美同时兴起。民粹主义思想家认为，“人民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人民的生活本身就能根据它的本性，它的天然力量和天赋，以及根据外部的自然地理条件，定出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方式和原则”。他们相信，在人民的生活中保存着真正的生活秘密，“在人民中潜藏着真理”，“人民是真理的支柱”，即“以人民为精粹”。15民粹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语汇，要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比较困难。俞可平认为造成民粹主义概念尴尬的原因主要是民粹主义的内容丰富，它既是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常常堕变成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因此之故，民粹主义在不少人的眼中几乎完全等同于政治家的蛊惑鼓动技巧，除此之外它便什么也不是。”16

　　 社会贫穷、两极分化、贪腐严重等是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和现实基础，因而民粹主义往往发生于那些正处于经济转型或政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主张民众的认可是一切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反对代议制和精英治理，追求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民主，对于民主形式的强调更甚于民主内容本身。17祝东力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体制边缘的大规模群众为自身利益，寻求跨越体制的魅力型领袖，彼此结合，而形成的特定社会情绪、思潮和运动”。他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既是一个激辩的社会话题，也是一种蔓延的社会情绪，每逢突发事件，民粹主义情绪常以灼人的温度而引人瞩目，并向社会思潮、进而向社会运动的方向延伸。18而纵观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事实上我们已处于这个阶段。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由于社会不公的加剧、社会矛盾的频发，加之网络的呼应和放大效应，社会思潮也极易走向极端，酝酿出社会整体无法承受的民粹主义浪潮。一般说来，民粹主义源于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先有社会结构的‘民粹化’，然后才会有社会情绪、思潮、运动层面的民粹主义”。19这在当下中国有着非常复杂的现实表现。在《人民论坛》杂志社评选出的“2012年度最值得关注的中外重大思潮”中，民粹主义占第8位，得票率为38％。20同年由该杂志社问卷调查中心完成的《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显示，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18.2％的人属于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群体。21同时发现，在“熟练工／保安”和“外企、私营企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这两个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较多，分别占相应群体的70.0％和44.8％。如果采用“民粹情感温度计”来评估（评分从0°到100°），中国公众的民粹情感温度为54.77度，说明大量民众可能在某些外在因素刺激下具备民粹化特征。22事实上，在中国许多的理论论争和公共事件中都可以发现民粹主义的影子。由于现实中逼仄的政治参与空间，乃至严厉的平面媒体管制，这使得迅速崛起的互联网成为民粹主义的集散地，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自媒体给予了每一位普通民众以公平表达的机会。网络的平等性、匿名性以及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使其具备了民粹思潮所需要的“人民性”生长土壤，在网络中“约架”、“搏出位”、“人肉搜索”司空见惯，“围观”、“拍砖”、“爆料”、谩骂也稀松平常，藉由“破窗效应”、“蝴蝶效应”，一些真伪难辨的信息，会无限扩展和恶性循环，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蔓延至线下的现实生活中。

　　 由于信访制度设计的起点是群众路线，并且也承载了政治动员的功能，这使其与民粹思潮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后者极易成为信访的支持系统。正如同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涂料，其本身没有核心的理念却容易附会太多内容一样，访民群体的诉求也非常多元，他们也迫切需要用理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由于网络以及通信的扁平化，民粹思潮可以轻易地在访民中传布，而访民也可很便利地放大自己的“冤情”、观点乃至情绪并与他人分享。这起码从两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信访的生态：一是从形式上看，信访具有了不断扩展的特征。23由于信访知识的可及性增强，访民的权利意识高涨，上访渠道也更加畅通、便利，访民上访不再像以前那样纯粹，而是具有了新的特点，不但上访的频次、层级、事项、要求等不断增多，上访也更具组织性、策略性和政治性，缠访、闹访、上访钉子户、上访专业户等屡见不鲜，谋利、表演、要挟、泄愤等上访类型不断出现。一些信访老户在上访过程中会不断积累信访事项，“打包”、“捎带”和“捆绑”与最初上访无关的内容，一个问题解决了会提出下一个问题，这就增大了化解难度。还有一些扩展系由信访本身而引起，如因对访民采取稳控措施（拘留、劳教、进“黑监狱”、关“学习班”等）而引起的信访以及因对政府或司法部门的处理不满，转而把矛头对准了政府或司法部门的信访。一些上访人不但会将受到过处理，甚至会将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意外、不幸与烦恼都归因于政府部门，把上访持续期间的直接、间接支出都计为索赔内容，形成不断扩展的利滚利式的复式诉求。访民将抽象的“人民至上”演绎成对自身利益的索求，使得利益谋取成为强势话语，让信奉“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政府实难承受，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得动用低保等民生资源来安抚，这实质上是民生向民粹的让步。二是从内容上看，信访具备了反向动员的属性。由于访民这一群体是民粹主义的最佳载体、受众，信访行为具有了越来越浓的政治化色彩，民粹主义反专家、反官员、反权威甚至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反智”色彩在一些访民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对于某一事件罔顾是非曲直的符号化反应，对强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性评价，体现出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与激进的暴力诉求，这与国家对信访的去政治化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访民长年累月上访后，对最初的上访缘由逐步淡化，甚至抛到一边，转而开始“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将自身的问题赋予了广泛的政治色彩，从“政治高度”上解释自己的信访事项，越来越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社会中的一些偶发事件也常常被赋予了广泛的政治色彩，一些民众对任何具有新闻效应的事件都会竭尽全力地寻找政治原因，而政治原因一定要追到政治体制这一根本上，以政治的逻辑和框架、民粹的情绪和心态来解释社会现象。民粹主义与访民的互动，极大地改变了信访格局，其负面效应的不断释放潜伏着巨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