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坚持历史发展普遍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学术理路

　　 马克思致力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前期着重阐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主要进行历史线性进路的表述；而后期则着力揭示历史演化的多样性，展现历史网状演化图景，从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更高的层级上探求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

　　 马克思从未规定社会形态诸阶段的固定模型，他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四段式划分，特别加上“大体说来”的限定语，以预留讨论空间，决不像后来斯大林所做的那样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进程给定一种广泛套用的公式。

　　 马克思对于将欧洲史的发展轨迹泛化为普世性规则的做法一向持批评态度。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有论述，而自19世纪70年代以降，这种批评更为尖锐。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对《资本论》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套用于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做法，讲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

　　 马克思在这里明示了与历史发展单线论者的原则区别：他反对把西欧史所呈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看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西欧式的历史进化路线（即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并不是人类各民族必然经历的道路。以俄罗斯为例，其前近代社会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大相径庭，故不能将西欧历史模式照搬到俄罗斯。

　　 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者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强调，他在《资本论》中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并强调“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2]故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根据各国的历史特点作出判断。这就为探索世界各地区的多元发展路径保留了广阔空间。在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尤须重视马克思批评俄国民粹派时发表的郑重申明，重视马克思研究历史问题所表现的注意特殊性的谨严态度。而持泛化封建观的论者恰恰忽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提示，陷入与米海洛夫斯基同样的单线直进史观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