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近代中国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评价

　　 唯物史观创始人拒绝以西欧历史模式套用于非欧地区，一个显在的表现是，决不将日本以外绝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社会以“封建”相称。马克思关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社会特征有两段名论，一为：

　　 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

　　 另一段常被征引的论述，是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关于印度社会的概括：

　　 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4]

　　 这就明白宣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而决不如泛化封建论者那样，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自然经济状态笼统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以贵族政治、领主经济为基本属性的封建制度，存在于西欧中世纪，而他对西欧之外地区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问题，则持十分审慎的态度，认为封建制并非世界各地前近代社会的普遍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集中了唯物史观创始人在19世纪50年代论中国与印度的文章12篇，从中可以得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近代中国与印度从不以“封建”相称，而冠以下列名目：

　　 “亚洲式专制”、“东方专制制度”；[5]

　　 “中华帝国”；[6]

　　 “半文明制度”、“世界上最古老国家”；[7]

　　 “官僚体系”、“宗法制度”；[8]

　　 “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9]

　　 “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天朝帝国”。[10]

　　 时至19世纪末，恩格斯在论及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变化时，提法仍是“古老的中国”、“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11]，而决不以“封建社会”相称。

　　 马克思、恩格斯拒绝以“封建社会”称前近代的印度、中国，决非偶然，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此一西欧社会史模式，并不是普世性的发展系列，在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从氏族社会解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历经的是“东方专制制度”，而非“封建制度”。

　　 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久，初具世界史眼光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也把前近代中国归入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专制一统”社会：

　　 梁启超称之“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12]

　　 严复称之“霸朝”；[13]

　　 孙中山称之“君主专制政体”；[14]

　　 周谷城称之“专制一尊”，“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度”；[15]

　　 瞿同祖称之“中央集权的国家”时期。[16]

　　 这些中国学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都并未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文章，然而他们从中国历史的实态出发，对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属性的判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十分相似。上述东西方人士是在各自独立的情形下得出相似结论的，可谓“不谋而合”。借用考据学术语，这种前近代中国“非封建”说，由东西方人士提供了“兄弟证”，而并非是“西学东渐”造成的“母子证”。这更昭显了此一论说的客观性和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