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土地所有制

　　 马克思研究中古社会，没有局限于政治制度，他十分注意对经济层面的分析，尤其注意对土地制度的分析。农业是中古经济的主体，而农业的基础是土地，故考察土地制度是研究封建社会的入手处。

　　 （一）土地“不可让渡”：封建经济制度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地产的“可以让渡”和“不可让渡”两种形态。[17]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不同于近代的土地制度，后者是“可以让渡的所有权”（beweglieche eigentum），前者是“不可让渡的所有权”（unbeweglieche eigentum）。所谓“不可以让渡的所有权”，指封建领主的土地由王者或上级领主封赐而来，不得买卖与转让。这种对土地的特权占有，具有“不动产的性质”，马克思称之“不可让渡的财产”，其伦理特质在于“不可收买”。[18]是否保持土地的“不可让渡性”（或译作“非让渡性”），是区别封建制与非封建制的重要标准。

　　 马克思在研究日本社会史材料后，发现日本的中古时代存在深重的人身依附，土地是受封领主的政治特权，不得转让与买卖，形成与西欧中世纪类似的庄园经济，这种领主庄园是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整体，土地具有“非运动性”，领主对农奴化的庄民实行超经济剥夺，因而马克思对日本以feudalismus相称。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认为印度等其他东方国家的情形别具一格。马克思明确反对把封建主义概念(如封建领主职能、领地采邑制等)附会到土地可以让渡的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

　　 （二）非贵族性土地所有制不属于封建主义

　　 马克思的年轻学术朋友、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1851-1916）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论及11-17世纪印度被穆斯林征服后的封建化问题，认为在英国殖民主义侵入以前，印度因扩大了采邑制和等级制，已发展成一种“印度封建主义”，柯瓦列夫斯基在该书专设“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化过程”一节，并多次把那一时期印度的土地制度称作“封建地产”，从而论证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印度产生了与西欧法兰克王国同样的“封建制变革”。马克思重视柯瓦列夫斯基的学术贡献，对其论著作详细摘录，但不赞成柯瓦列夫斯基从欧洲社会模式出发，将印度及伊斯兰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混为一谈。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论著的摘要中，将柯瓦列夫斯基滥用的“封建化过程”提法改写成“所谓封建化”，有时给封建化打上引号，以显示对柯瓦列夫斯基泛化封建提法的非议。

　　 马克思十分注意印度11世纪以降的社会变化，他在摘录《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时批写的评述指出，农奴制和土地不得买卖等特点均不存在于11世纪以后的印度，故被穆斯林征服后的印度不是封建社会。马克思在按语中说：

　　 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19]

　　 马克思还专门就土地占有的“贵族性”问题(即土地可否出让问题)加以辨析，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是否为封建制的分水岭。马克思说：

　　 ［至于说封建主（执行监察官任务的封建主）不仅对非自由农民，而且对自由农民的个人保护作用（见柏尔格雷夫著作），那么，这一点在印度，除了在教田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罗马-日耳曼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Boden|Poesie）（见毛勒的著作），在印度正如在罗马一样少见。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不过柯瓦列夫斯基自己也看到一个基本差别：在大莫卧儿帝国特别是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20]

　　 马克思的结论是，印度不同于罗马-日耳曼因素混合成的西欧式封建主义，因为印度的土地占有形式并非是贵族性的，即并不是“非让渡性的所有权”（unbeweglieche eigentum），西欧封建主义派生出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在印度也属罕见。如此种种，11世纪以降的印度社会不能纳入封建社会行列。此外，柯瓦列夫斯基把土耳其的军事移民区(如阿尔及利亚)命名为“封建的”，马克思也表示反对，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据一个很不像话的理由”。[21]以上诸例显示了马克思对泛化“封建”倾向的严格防止。

　　 与封建社会实行世袭特权的土地制度相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及封建社会时说，“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类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