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

　　有人总不肯承认我们还是封建社会。然而有比较即有鉴别。同样是选举国家的一把手，美国是选举，中国是铁定。过去是一家一姓的传位，现在只不过变成了一党一派的传位。从这点来说，中国真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封建社会，了不起，也只能称作“封建社会主义”。

　　只要愿意说真话，我相信有很多已经像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摆脱了“未成年状态”的人们会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不是承认与否的问题，而是有无数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例子佐证。难怪包括已经去世的思想家黎澍在内，已经有不少人都意识到了：多年来我们的思想界、我们的政治界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批判资本主义，注意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且还成了我们的主旋律（杨天石语），而忽视了批判封建主义。据说是在黎澍先生“提出这个口号以后，小平同志在1980年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不论从国民思考问题、说话办事，还是从官员对自己的工作对上级的态度以及各级官员得到的不同享受（更不说从有的官员不经意间的讲话或有些媒体的文章中看到，我们有些官员，甚至是厅局级，一到国外，极度奢侈，且丑态百出，更不知“精神文明”为何物），都能得到生动的证明。因此，如果我们总是说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要从“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出发。也因此，不说我们进入社会主义了，也总是落后而且是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

　　特别是当我们对照被中国主流社会奉为经典的马恩《共产党宣言》，这一点看得格外清楚。《宣言》在第三章一开始就提到“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们）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你不能不承认，两位无产阶级导师都是写文章的天才。读他们的著作，常常会让人忍俊不禁，用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的话说：“即使单从文章学、修辞学的角度，也大可对他们的文笔作一番研究。”而二十多年前，邵燕祥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上面这几节比喻生动且一针见血的话。

　　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也仍然在维护着本国乃至各地区的利益（这应该是我们能理解的），但一张口，毕竟还是从全球出发，不论是经济、政治、民生、民主、自由、环境、安全等等，都是就整个人类而言。当然，你可能会说，资产阶级从全球出发，还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即使是从全球出发，也包含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但相较之下，毕竟比我们那些不过是为了一点可怜的GDP，说得再难听点，为了自己在位时能创下所谓的“政绩”，于是连自己身边的环境都一点不顾的官员要高尚得多吧。

　　“地球村”的说法已经有些年头了，而这个词最开始绝对不会是从中国人的口中说出。欧洲更是在实行了“共同体”之后进而成立欧盟，现在那里的国民乘上洲际列车出国“逛欧洲”就像玩儿似的。不说别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按照马克思学说，原本是通过多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资产阶级，没想到，一个洲的资产阶级国家，使所有的国民都提前实现了无产阶级想要实现的梦想，就只这一条，尽管这还只是一个洲而不是全人类，就已经要令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还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羡慕得要死。

　　所以说，与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相比，我们不论是从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上说，都是落后的、腐朽的乃至反动的。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解放思想，如果真的实事求是，我们其实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算不上，更别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不发达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了。也正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现阶段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事实上“社会主要矛盾”也就不可能仅是“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还有其他一些显然也称得上的“主要矛盾”。不然，对我们社会出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都无法解释得通。比如失业人数的不断攀升，比如有大量人员不断上访，比如每年有无穷的“群体事件”，比如多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罢工，比如从上到下严重的腐败现象，比如整个社会积压了大量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案件，等等等等。尤其是由于我们严重缺乏有效的民主诉求渠道，许许多多的矛盾都因严重地压制没有暴发出来，而这些至少都不是能用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释得了的。不然，难道说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志”？我们不能因为一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主要矛盾”也就只是“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不符合实际。我相信，任何一个以求实的态度和精神研究中国国情的人，都不会得出如此结论。因此，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去认识我们的社会，去研究我们的社会，去对待我们的社会，那不仅是自欺欺人，对我们的社会发展也只会有害，甚至是大害。我当然愿意相信，正如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所讲：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去重视敌人。实际上我也相信，执政党以及中央政府，在对待国情上绝不会只认为我们今天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只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肯定还有“吃饱饭了要说话，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有民主的渠道、有参政议政的渠道”（引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峰教授2007年4月4日做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理论论坛发言，见2007年4月4日人民网）等等。而我们现在之所以回避这些，除了有一定的难言之隐，说到底，还是为了掩盖其他一些也同样可称之为的“主要矛盾”，以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因为我们太想摆脱贫困了，我们太想富起来了，再说得露骨一点，我们太想在经济建设方面追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了。

　　然而，事实是无情的。

　　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建设并没错，但如果认为只要掩盖其他主要矛盾，哪怕是高层出面，哪怕是只在口头上或书面上掩盖，就会让人们忘记我们实际的国情，这是把自己的人民看低了。经过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尤其是人类已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我们也已有超过五亿的网民，因此，中国的实际国情，已经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了。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与其掩盖，不如把实情坦承地告诉人民，人民可能会因为你的坦承理解你甚至原谅你。中国人民不仅有很强的忍耐力，同样也有很强的承受力。自然，除此之外，我觉得也还需要提醒，中国人民也实在压抑得太久了，他们时时都在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得到“释放”，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每当有一个什么“事件”，哪怕是不大的事件，具体地说，即使仅是城管在大街上稍有违法甚至不合情理的举动，都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进而从围观到围攻，进行发泄，最后演变成“群体事件”。

　　我们讲“特色”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就中国国情而言，这三十多年来，不能说没有“特色”。但谁都明白，实行市场经济，就经济而言，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不承认，不能算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加了“特色”二字，也还是说不通。现在与外国人的贸易中，我们总是信誓旦旦地说我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并希望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承认这个“地位”，可一边又不承认自己是在搞市场资本主义，这在我这个普通百姓看来，也觉得有点“里外不是人”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不是一两句话甚至一篇文章能说得清的。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为了中国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精英”的“感情”，担心怕这些人一时转不过弯来，闹事；另一方面，还有改革者自己其实骨子里也还在“念旧”。说句不好听的话，倒是那些跑出国的腐败分子，还有那些把自己的子女早已送到资产阶级社会送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官低官们，这一部分的人思想“最解放”。如果说让中国人继续坚持“特色”而不能做更大的改革，这些人倒是也有一份“功劳”；但同时，这些人也又让我们明白，非继续改革特别是政治制度改革不可，非向西方学习不可，再说得彻底一点，非“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不然，我们将来的腐败分子还会往西方跑，将来的高官低官也还会把自己的子女往西方送。请问：这是中国政府愿意看到的吗？

　　曾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看到说，1977年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当时的广东省主要领导向他汇报，说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小平听了，并没有批评谁，只是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发展经济，并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来，这位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已敏锐地认识到，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民众“觉悟”不高，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民生的艰难和痛苦。

　　我们现在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再认真一点，如果我们的民主不能优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也还是不能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然而，不能不承认，至今我们的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也不知差有多远！即使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经济文化、政治民主也还是应该比资产阶级进步。因为即使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一进入“社会主义”门槛，也应该比资产阶级进步，因为你比人家又上了一个社会台阶。然而，事实却相反。因此我们不仅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不能叫，连资本主义也不能叫，合乎实情的称呼就应该是——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

　　2013年9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