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诺泽姆采夫：俄国新封建主义解析

弗拉蒂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

　　作者简介：弗拉蒂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L. Inozemtsev）是位于莫斯科的后工业研究中心主任，莫斯科经济学院教授，《自由思想》月刊主编。

　　当今，西方许多专家把俄国描述为逐渐滑向专制主义的国家，缓慢地（或不那么缓慢）走上苏联的道路，专制政权将在新兴公民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崩溃。流行的观点把这种专制主义回潮归咎于当代俄国政治精英的本质。这个精英中的成员（包括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内的西方许多分析家都这样认为）是从所谓国家机器的执法和安全部门招募来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的军事和安全部门。1 这些假设结合起来提供了对俄国中长期前景总体上比较乐观的解读：要么俄国公民社会像1989-91那样再度复兴，要么当代精英衰老后退出舞台。无论那种情况，积极的变化已经露出曙光。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当代俄国不是苏联2.0版的候选者。在这个国家，公民拥有不受限制地接触信息的机会、有自己的财产、有进出国门的自由、还创办了各种私有企业。当然，政治领域仍然存在严格的限制，正如总统梅德韦杰夫自己最近说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充分地”达到民主的标准。

　　显然，这种安排---经济自由加上政治限制---并不能讨好每个人。在标准的美国人看来，它说明必须做出让步。这也是错误的。有些俄国人确实表达了对当今体制和警察当局普遍的滥权的不满，对地方官员和金融寡头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深恶痛绝。但是这个体制似乎非常坚固和持久。它的力量源自一个基本原则：国民个人解决问题要比集体挑战国家体制容易得多。这是因为西方人所说的腐败不是这个制度的祸害而是其正常运行的基本原则。在俄国，腐败是在缺乏普遍被人接受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的一种交易润滑剂。总体上看，这些交易很好地描述了一种新型封建主义。这对于熟谙俄国历史的人来说并不令人惊讶，那是70多年共产主义统治之前俄国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的阶段。现在它再度活跃起来了。

　　而且，这个制度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在普京时代确立下来的俄国的“垂直权力”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权钱/钱权交易机制。在等级体系的每一级某种程度的贿赂和扈从门派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是换取无条件忠诚和赢得上司信任的手段。该体制建立在公民的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但对这些自由谨慎的政治限制为最大的受益者带来庞大财富。对自由的限制存在各种等级和限制，所以这是一种比过去等级更多的封建制度，但是起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弱者为“上面”纳贡，强者为“下面”提供保护。

　　俄国制度如果没有经济自由是无法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苏联。但是该体制对政治自由深感恐惧，因为这是与其封建主义视角格格不入的。因此，俄国不可能很快像西欧或者北美的任何一个国家。它不会崩溃，也不会发生激烈变革，还会是老样子。人们期待的未来变化可能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尖刻笑话：在你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它又退向远方了。

　　人们说，即使稳定的制度在这种时候也需要前进才能维持生存。因此，许多人相信现行的俄国常态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最近真诚呼吁现代化的总统梅德韦杰夫给我们提供了当局对现有威胁进行准确评估的罕见例子。他似乎明白确保俄国现在稳定的因素不可能带来在危机时刻生存所需要的创新精神。但因为普京的影子在身后掣肘，梅德韦杰夫既不能说服官僚体系内部的人也无法说服大众他看出来的威胁是真实的和危险的。没有了他们的支持，他一无所有，什么也做不成。

　　无论如何，梅德韦杰夫认为该体制不能长久维持稳定是错误的，虽然他觉得该体制不能繁荣是正确的。俄国不是独裁体制而是相对自由的国家，当今政权更多通过共识而不是压迫来统治，不大可能出现对该政权的严肃威胁。如果和他们曾经设想的其他选择对比的话，一个基本维持现状的制度适合俄国国民的愿望。若对他们说该制度要崩溃，他们并不像你期待的那样感到担忧。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曾经指出的，“观察家看到的所谓衰落不必要是针对大部分民众的，对人民来说，崩溃并非灾难而是理性的经济算计过程，或许对许多人来说是好事。”2 毕竟，即使在封建时代，有时候封建主垮台了，农民还能自动分享一部分他们的财富。

　　与俄国未来相关关系更少的是苏联时代的克格勃官员应该为当代俄国政治体制的缺陷负责。这个观点的支持者忽略了两个事实。

　　首先，他们忘记了俄国准独裁的“超级总统”政治体制出现在1990年代中期的“民主”阶段。当时的总统叶利钦强行解散合法的议会，推动了新宪法，其中总统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实际上，他的地位类似1933年3月23日“授权法案”（Ermächtigungsgesetz）确定的德国元首的地位。后来，叶利钦的亲信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精心策划了胜利。这已经让国家偏离了在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政客之间权力更迭的天然道路。不管看似多么不可能，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东欧确实进入了这种常常急迫的但成功的转型。从那个时期开始，对现有领导或他挑选的继承者“没有其他选择”的观点已经成为俄国政治的核心内容。这和克格勃的残余势力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他们忘记了大部分俄国精英的军队和安全部门出身并不是民主衰落的标志。在各级安全部门工作的许多人都是能干和诚实的人。俄国之外的人常常忘记了几十年来，克格勃精英是衰落的苏联当局中最具有未来眼光的人。真正的问题不是“强力集团”而是“逆淘汰”带来的问题，前民主派和他们的敌人招募新精英成员的方式。

　　普京现象反映了1990年代的俄国领袖更愿意挑选一个没有杰出政绩的平庸官员作为新总统，而不是挑选比如普里马可夫（Yevgeny Primakov）和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等经验丰富但不完美的人。他们两个当时都非常受民众欢迎。普京的崛起是2000年代人事选择的典型，在苏联时代他只晋升到中校职务，只是在圣彼得堡市政厅的腐败行为才出名。数百个平庸的官僚招募更无能的人占据各部委的职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平庸之辈不会成为可能取代自己的竞争者。结果，俄国政府现在遭受的与其说是“权力寡头”的统治倒不如说是“无能之辈”的统治。

　　我们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逆淘汰”的问题了。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是1981年被派往伦敦工作的职业间谍。几年后，他被派往芬兰（不是作为杰出成绩的酬劳，你可以想象）再后来被派往肯尼亚，在那里他的工作造成东非俄国情报网的破坏。今天，他是普京政府的副总理。再看鲍里斯•格雷兹洛夫（Boris Gryzlov）从前是工程师曾以发明据说能净化任何污染（甚至包括辐射物）的水的过滤器而闻名（俄罗斯科学院对这个过滤器的调查显示它的使用没有积极的影响）。2001年，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2003年“当选”为议会下院的国家杜马主席，他以发表“杜马不是辩论的好地方”的言论而闻名。现任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在2000年之前一直是家具店老板，根本就不知道驱逐舰和拖船有什么区别。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举下去。

　　这种官员常常在当政期间获得博士学位或者教授职称来试图掩盖自己的无知。美国人很难相信这种事情，但曾经在1994年通过函授获得经济学毕业证的谢尔久科夫在200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担任俄国税务局长的2006年获得正教授职称。今天，在450名杜马议员中有71位教授。（在美国第110届众议院中没有一个教授，在第17届德国议会中只有三个教授）。现有俄国政治精英的基本特征是科学学位虚饰掩盖下的彻底无知。俄国能在安全部人员的统治下实在太幸运了。

　　但是，无名之辈仍持续出现，获得空前的成功担任高官。他们的真正本事就是盗窃公共资金，接受贿赂和在像他们一样无能的上司面前卑躬屈膝。俄国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逆淘汰现象。这个事实最充分地说明了深不可测的糟糕表现，为我们预测其变化趋势提供了基础。

　　隐含意义

　　显然，和苏联时代的官僚集团相比，俄国现有政治精英的本事差远了，但它去专业化的迹象可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被发现。今天，从俄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中只有14%的人是学工程专业的。在德国，这个比例是29%，在中国这个比例接近42%。因为缺乏专业资格，工作岗位的获得很多依靠个人关系，工作经验和表现并不重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总裁亚历克斯•米勒（Alexei Miller）在被任命为公司的领导时根本没有在能源行业工作的经验。即使在油价飙升的时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产量从2000年的5232亿立方米下降到2009年的4615亿立方米。前总理，俄罗斯国家核工业公司的总裁谢尔盖•基里延科（Sergei Kirienko）也没有原子能领域的经验。他在2005年获得任命时承诺的在俄国安装的11个新核反应堆中只有一个在投入运行。

　　俄国精英的这种去专业化的狂奔意味着什么呢？最近，它意味着成为终身官员是特别受人欢迎的选择，因为可以捞钱。

　　俄国的去专业化碰巧和因为油价飙升而造成的进入俄国经济越来越多的巨额现金流不密切相关。联邦预算收入从2001年的1.2万亿卢布增加到2008年的8.2万亿卢布。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也提高了，从一美元兑29.5卢布到兑换24.9卢布。这使得俄国官僚阶的财富通过收受贿赂和其他非法利益而大量增加。按照俄国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萨塔罗夫（Georgyi Satarov）的估计，俄国经济中总体的贿赂金额在普京统治期间从每年33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4000亿美元。

　　这种国家事务的背后是两个深刻趋势。第一个是政府公务员成为对俄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最具吸引力的职业。俄国警察官的平均年龄是42岁，而在苏联时代后期是57岁。税务警察的评价年龄不到33岁。在莫斯科最西方化的大学经济学高等研究院的毕业生中，2008年选修我上的课的109名学生中有88名梦想当公务员。这意味着俄国统治阶级很可能变得越来越保守，随着它越来越年轻化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教育。这完全驳斥了外国学者普遍持有的观点，经历苏联政治时代的一代领导人退出舞台后可能为年轻的更自由派的领导人上台开辟道路。

　　第二个趋势更加明显。当今，金钱不仅无法从公共服务领域“拔出来”，而且还可以在权力精英中购买影响力大的职务。比如，在国家杜马担任议员的有超过49个百万美元富翁和6个亿万富翁，在联邦委员会有28个百万富翁和5个亿万富翁。相对而言，贝卢斯科尼是在欧盟最初的15个成员国中赢得国会议员资格的唯一一个亿万富翁。因为杜马和联邦委员会都是由克里姆林宫点名选择的代表组成的，人们不需要费力思考就能明白这些超级富豪是如何获得这些职务的。他们用金钱和忠诚上贡，得到自上而下的保护，这是封建时代社会交换的标志。与此同时，俄国部长的大部分试图说服普通民众他们的平均官方收入每年不足十万美元。不管有没有人相信，如今在这个国家没有发现欠债的部长或者破产的省长。

　　从所有这些中人们可以看到俄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两个有趣的发展。一个是自2000年以来俄国建立的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稳定地转变为准家族企业。在一个严重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除了家人，你还能相信谁呢？家长制是制度化的封建主义，两者总是互为支持的。

　　人人都知道莫斯科最好的地块一直牢牢地被控制在这个国家最赋予的女企业家叶连娜•巴图林娜（Yelena Baturina）的手中。她1991年与莫斯科前市长卢日科夫（Yury Luzhkov）结婚。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尔塔扎•拉希莫夫（Murtaza Rakhimov）的儿子乌拉尔•拉希莫夫（Ural Rakhimov）控制着石油企业。卫生和社会发展部前部长米哈伊尔•祖拉博夫（Mikhail Zurabov）的妻子拥有若干公司，负责购买药品然后再免费发放给需要的人。大部分药品是国家在市场价格的三倍到五倍购买的。穷人得到了服务，但有钱人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富有了。还有没有更好的例子说明俄国做善事的方式呢？

　　整个家族现在渗透到政府部门中去。比如，再看一下曾担任国防部长的谢尔久科夫，当时的总理维克托 祖布科夫（Viktor Zubkov）是他岳父。现任卫生和社会发展部长达姬雅娜•戈利科娃（Tatyana Golikova）是俄国工业部长赫里斯坚科（Victor Khristenko）的老婆。还有更加可观的在加盟共和国建立“统治王朝”的故事。在车臣，29岁的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是2004年被刺身亡的父亲艾哈迈德•卡德罗夫（Akhmat）的事实上的继承人。达吉斯坦（Dagestan）自2010年2月一直由马格米萨拉姆•穆罕默多夫（Magomedsalam Magomedov）控制，他是1983-2006年担任达吉斯坦领导人的马格米达理•穆罕默多夫（Magomedali Magomedov）的儿子。这些模式在当局的各级政府部门都一再出现。

　　够了，没有必要再讲这些故事了。正如有人曾说的，故事再多也不是数据。更重要的是俄国精英实际上是如何管理国家的。他们是在匆忙管理，用最低限度的可行的法制，不停地修改法律，但坚持认为政府不受任何法律的干扰。自打俄国从苏联“独立”以来，已经举行了5次国会选举，每次都在修改后的法律下进行。国家杜马在一年中通过了将近400部新法律，这是美国国会的六倍多。当议员们在不忙于通过新法律时，就修改现行法律。正如在这方面华盛顿最近看到的不稳定情况那样，一个普通的美国商人能够想象税法每两个星期添加一个新条款或者修改现有条款的吗？

　　有些法律被采用或者有些规定被推行仅仅是为了摧毁某个企业或者迫使企业所有者把公司交给新主人。常见的做法是让税务警察或检察官指控商人犯罪，迫使他们卖掉企业逃离这个国家。随后，“更有经验的”律师很容易地找到质疑法院裁决和政府决定中的问题，因此让新主人继续开业。类似的，如果一个商人被控逃税或走私，他可能受到起诉，但签署他的纳税证明的税务或海关官员仍免于任何处分。在俄国一个最著名的逃税案件里，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和普拉通•列别捷夫（Platon Lebedev）在2005年都被判刑关进监狱，因为从2000年到2003年没有纳税。但应该检查他们虚假纳税证明的税务官员没有一个受到处罚。他们的罪过不是在纳税方面欺诈而是试图上升到新封建等级制度设定的天花板上面去。

　　谁是下一个？

　　因此，当今俄国是一种“公司国家”，其中政治不过是一桩生意。政治问题当成生意问题来解决，而生意问题则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精英的最重要目标是确保该体制的存在，让无能之辈继续控制国家财富。那些希望在现任统治阶级退休新人上台就会做出改变的人注定要失望。

　　那么，继承管理俄国责任的领导会是什么样呢？过去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现有制度在许多外来压力面前显得脆弱，在国内足够广泛的社会群体基础仍然使其受益并保持其持续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愿意加入到这些特权群体中以便在付出最小代价、努力和风险的情况下分享一份财富。在此情况下，现有精英有众多招募新成员的办法而无需对付任何对其权力的实质性挑战。

　　许多新成员来自俄国大学。这里有一些最新趋势。首先，当今俄国高等教育大部分集中在社会科学上。这本身不是坏事，但教授们大多知识老化能力欠佳，所以质量很低。有时候，教授和导师们只是让学生自己学，这些观点常常是对统治阶级表示忠诚的意识形态和言论。

　　而且，该阶层的有些代表在成为令人尴尬的新建院系的系主任或者院长前从来没有教过书。在俄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我在1989年毕业的时候只有17个学院，现在有39个学院。在这些新学院中，你发现世界政治学院的院长是杜马议员安德烈柯克辛（Andrey Kokoshin），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是政府新任办公厅主任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电视学院的院长是极端保守派专栏作家特列季亚科夫（Vitaly Tretiakov）。所有这三人当然都是统一俄罗斯党的高官。顺便说一下，大学的校长是统一俄罗斯党莫斯科区理事会的成员。

　　而且，最近一些年，招生体制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不是大学举行考试而是统一的国家考试，这使得来自偏远省份的人也能很容易地进入都市大学，但他们的高分往往令人怀疑。这些年轻人的学业通常都是中等水平，中学教育很糟糕，必须和来自大城市受到很好中学教育的学生竞争。当然，他们立刻认识到政治忠诚能够使他们在不平等的竞争中获得帮助，这再次提供了封建交换的舞台。

　　今天，只有少部分学生能够靠父母提供的钱生活，多数年轻人在上学期间需要打工，他们往往在按西方等级模式组成带有纪律和合理分工的传统（更不要提难以想象的大量文字工作）的俄罗斯新公司工作。这种环境中的机会主义似乎是唯一的理性途径。所以，从偏远小地方来的毕业生，得到的是不专业的老师教导，对都市的繁华印象深刻，在几乎不生产任何东西的公司做了几年办公室工作。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出路就是进入俄罗斯新精英群体的最下层当公务员。因为每年都培养出大量这种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现行体制在得知可以吸收所有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到体制内后或许感到很安全。

　　精英的另外一个来源或许来自俄国各级执法机关（只是在讽刺的意义上我们给它贴上“执法部门”的标签）。在普京领导下，这些机关变得更加强大和多样。如今，在任的职业军官有20多万人，隶属内务部的军人有110万人。联邦安全局有30万人，检察官有大约20万人，各种不同的调查委员会有15万人。还有几乎同等数量的还有税务警察，联邦移民局海关委员会10多万人。我们就不提像反毒品管理局等小机构了。总体上看，超过340万人（实际男性劳动力的接近12%）是被以垂直管理原则组织起来的各种机构聘用的，这些组织以不能质疑的完全忠诚和根深蒂固的腐败猖獗为特征。

　　这些部门的效率异常低下。从2000年到2009年，俄国公布的犯罪率没有下降，俄国城市发生的恐怖分子袭击持续存在，俄国境内或跨越国境的毒品交易只有4%被警察截获。所以这些部门求助于规模上的伪装来掩饰。每年联邦安全局的报告都说挫败了数百起恐怖分子袭击，但这些报告一直处于机密状态，我们无法了解安全部门的真正效率如何。请注意谋杀和严重人身伤害案的89%都到法院处理，而官方统计的经济犯罪的报案率只有9.8%。这说明许多其他案件最终也是通过“友好”解决的方式结案的，警察和企业家之间的腐败交易不言自明。给交通警察的贿赂的平均数量现在已经达到2000卢布（大约70美元）。甚至在省级城市的“公家人”工作岗位现在都需要花费五万美元。人们对警察的普遍的态度是不信任和仇恨。即使在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地区库斯彻夫斯卡娅（Kuschevskaya）村的著名案件中，2010年11月有12人被发现遭人杀害，那里一帮匪徒恐吓和强奸当地人达10多年，没有人到警察局报案，因为有些警察甚至俄罗斯联邦警察都卷入这些罪行中。这些“执法”部门里充斥着道德低下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是俄国统治阶级新成员的来源。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新统治阶级的最天然来源是现任官员的后代。现任高官的子女积极渗透到政府部门以及国有大型企业或国家控制的大型企业中去。比如，1999-2008年担任联邦安全局长的尼科莱•帕特鲁谢夫（Nikolay Patrushev）的大儿子迪米特里•帕特鲁谢夫（Dmitry Patrushev）2010年5月在32岁时被任命为国家控制的俄罗斯农业银行的总裁，这是俄罗斯第四大银行。彼得堡市长瓦伦蒂娜•马特文科（Valentina Matvienko）的儿子萨格理•马特文科（Sergei Matvienko）现在是国有的俄罗斯外贸银行（VTB Bank）不动产部的主席，现年37岁，也是俄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前面提到的副总理的儿子萨格理•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在刚刚25岁时被任命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金融机构（Gazprombank）的副总裁等等。人们可以肯定现任高官的子女在未来10年到15年至少占据政府和大企业重要职务的三分之一以上。非常清楚的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有一丁点儿的热情要改变现行体制，他们会激烈反对任何改变，因为这样才对孩子有利。他们是新封建主义贵族，他们的孩子都是天生的庄园主。

　　最不明显的招募来源来自新确立的从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被抛弃的“知识分子阶层”招募成员的战略。这个所谓的专家群体主要是多年来遭受排挤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记者等。著名评论员和研究者的大部分仍然是政府支持的大型思想库的编外人员，但是，从这个群体中招募一些人进入政府控制的各种项目或计划中非常容易。表达观点、上电视、参加官方聚会、接触中央或者地方分配的基金资助的机会诱惑在其他选择阙如的情况下往往是难以抗拒的。这样，统治阶级可以一步一步地消弭任何可能的反对声音。

　　那么，俄国最优秀和最好的人才呢？他们在新封建主义的俄国有前途吗？在普京时代，政府官员已经使得自由派年轻人很难参与任何形式的合法抗议活动。自从2000年初期以来，没有任何新政党在联邦正式登记注册（已经注册的两个党公正俄罗斯党（Just Russia）和正义事业党（Right Cause）代表了从前已经存在的小党的分配）。组织全民公决需要征集两百万人签名，即使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很多公投可能被宣布为非法。除了一个外，所有的地方立法机构都是由统一俄罗斯党所控制。与此同时，政府仍然允许人们自由离开俄罗斯。这决不是偶然的。最有才华的有潜力的年轻专业人士逃离俄罗斯的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相信。具体数目不知道，但是估计每年大概在4万到4万5千人。如今大概300万俄国人在欧盟生活。

　　这种移民海外的趋势显然增加了留在国内的平庸者的“密度”。梅德韦杰夫总统认识到这种趋势的危险性，所以想通过创建像莫斯科郊外斯科尔科沃（Skolkovo）这样的“境外”科技中心（或许成为俄国的硅谷）阻止这种潮流。但这种努力可能要失败，首先是因为俄国当局现在试图用高工资吸引外国学者和已经离开俄国的俄国人回国，没有考虑到这可能吸引那些把科学看作商业活动而不是高贵的探索的人。去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安德烈•盖姆（Andre Geim）说过他决不会返回俄国。这是该国发生的事的清晰信号。

　　所有这些都导致两个相关的结论。一方面，俄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体制，国家权力的使用成为一种垄断企业，主要由这个体制的创立者普京的朋友和同事控制，被最尽责的但是最无能的新来者忠实地执行。所有国有大企业都被联邦当局有关或受其控制，地方企业试图与地方官员讨价还价。2000年以来的所有新财富都属于普京的朋友和在创立这个“逆淘汰体系”中帮助他的人。因此，在未来一些年，精英内部的竞争将减弱，管理的质量将进一步恶化，仅剩下的有效管理将陷入崩溃。但要改变这个趋势对政治阶级来说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步骤。

　　与此同时，庞大的社会群体不是反对而是竭力要进入到体制中去（这与苏联的最后几年正好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参加庞氏骗局，人人都希望自己不是处于底层，无论如何要比留在体制外更好些。政府去专业化过程的日渐严重（伴随着国家机构的“商业化”）加剧了非专业人士之间的竞争，因为这种人从来都不欠缺。因此，未来精英集团内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情况将能够吸收同化任何数量的拥护者。

　　俄国精英事实上已经劫掠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把它“私有化”。他们能享受特权都归功于普京，所以感激之情肯定让他们在2012年坚决要求普京回到克里姆林宫再执政12年。到那时，许多西方分析家指望的变革力量---年轻的自由派支持者将成长起来。其中的平庸之辈将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而最优秀的人才肯定都已经不在俄罗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