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联邦制政体及其中华意义

● 万昌华   

　　 尤其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与西方发展的历史道路，到后期差异越来越大。西方十七八世纪就进入了共和民主时代，而中国人却直到二十世纪初年还匍匐在专制统治者的脚下，真就像我们的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所讲的，“性相近，习相远”了。

　　 然而推其原委，中西二者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中国有古语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际上，理也同制，制度的制。就像梁启超1899年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中所指出的：“穹古之史虽不可尽信，然推原人类之所由起，与邦国之所由成立，无东无西，其揆一也。”[1]

　　 此前，笔者在《中国行政制度比较研究》、[2]《论我国春秋时代鲁国的贵族共和国特质》等论著中，[3] 揭示过西周直至战国时期，我国有贵族议事会存在，有贵族大会存在，有公民大会存在，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制度极其相似。同时也指出了，当时的我国与秦汉以来的郡县性君主专制举国体制迥然不同，实行的朴素联邦制，而不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帝国体制。

　　 本人在进行以上研究时是用的中西历史比较的方法，曾指出过古罗马不论是共和时期还是帝制时期，其国家都是联邦性质的。地方上高度自治，比如有同盟者的自治、有各地城市的议会自治等。但是，对古希腊的联邦制国家体制问题没有展开论述。

　　 实际上，古代希腊也有联邦制国家体制长期存在。并且我国学者对此问题长期以来也都有关注。比如，顾准先生在1974年写就的《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中所记的提洛同盟，还有拉凯戴孟同盟等便是。[4] 其中，由于雅典城邦在提洛同盟中具有一定的集权倾向，该书中特别提到了它的另外称谓“雅典帝国”。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1989年，日知等有文章《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发表。[5] 1991年，启良有《希腊城邦与周天下——与日知先生商榷》发表。[6] 1999年，徐松岩有《雅典帝国、周天下与早期国家》发表。[7] 2010年，更有笔者南开大学校友徐跃勤的专著《雅典海上帝国研究》出版，[8] 其中对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所具有的联邦制国家特征有全面的考察。

　　 本人在此准备对该问题进行的进一步探讨，则是源自于近年来部分学人对当年希腊联邦制国家中央权力行使的曲解，以及对该制度意义的扼杀。另外，笔者想由此说明，自毛以来，人们对当年希腊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思想文化的否定还不仅是个学术问题，里面有言说者对各自当前政治环境的“气象学”本能反映。

　　 一、“雅典帝国”概述

　　 大致与我国周代真正建立始于周武王九年八百诸侯参加的“孟津之誓”，古希腊提洛同盟（即所谓的“雅典帝国”）的建立，也是始于盟会，也是始于各邦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希波战争期间的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希腊城邦结成军事同盟，旨在以集体的力量解放遭受波斯奴役的希腊城邦和防御波斯的再次入侵。因盟址及其金库曾设在提洛岛，故称提洛同盟。也称“第一次雅典海上同盟”。

　　 提洛同盟是由帕尼奥宁同盟演变而来。帕尼奥宁同盟是小亚细亚及其附近岛屿上的爱奥尼亚人所建立的宗教性松散同盟，活动中心是他们的共同宗教圣地帕尼奥宁。提洛同盟最初入盟的也主要是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希腊城邦，入盟各邦可以保持他们原来的政体，同盟事务由在提洛岛召开的同盟会议决定，按入盟城邦实力大小各出一定数量的舰船、兵员和盟捐（或称盟贡）。同盟以后有所扩大，“根据当时遗留碑铭，同盟极盛时期加入同盟的城邦及小共同体（大概是未建立城市的希腊移民的农村或渔村）达300个，人口总额估计达1000万至1500万人。”[9]

　　 从公元前五世纪六十年代起，雅典成了提洛同盟的盟主，雅典人曾利用它来控制加盟各邦，进行其势力的扩张，因而史书中常称提洛同盟为“雅典帝国”或“雅典霸国”。

　　 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至雅典。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后，盟捐成为雅典强令缴纳并随意用于本国需要的贡款。雅典向盟国派出军事殖民者与官吏，镇压宣布退盟的城邦，强令盟邦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审理，规定盟邦采用雅典的货币，支持建立亲雅典的民主政体。

　　 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曾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期间，雅典更要求盟国增派援军和增加盟捐。斯巴达便利用各盟邦的不满，支持他们反对雅典，脱离提洛同盟。公元前404年，斯巴达与战败的雅典签订的合约，迫使雅典解散了提洛同盟。

　　 除提洛同盟之外，古代希腊还有其他的同盟政治体出现过。比如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等。它们也有诸多与提洛同盟相同的地方。

　　 公元前378年，也是以联邦和自治为原则，雅典又曾与开俄斯、拜占庭、密提林、美图姆那、罗德斯、优卑亚的大部分城市、底比斯、色雷斯的城市、卡尔息狄斯同盟、科西拉、色萨利的菲勒和伊璧鲁斯等七十余成员，结成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10] 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建立之后曾对斯巴达的霸权构成威胁。前357至前355年，同盟内部发生战争，雅典战败。战败之后趋于瓦解。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公元前338年正式解散。

　　 比提洛同盟的建立早半个多世纪，希腊另有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建立。该同盟即前面顾准书中所提及的拉凯戴孟同盟。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起，斯巴达陆续与埃利斯、西居昂、科林斯、迈加拉等城邦订立双边军事同盟条约。约公元前530年，伯罗奔尼撒的大多数城邦参加。在同盟内部，斯巴达享有召集全体成员国会议的特权，并在战时任盟军统帅。结盟各邦内政独立，每邦在成员国会议上拥有一票投票权。全同盟的和战大计在盟邦代表会议上由多数票决定。只有得到盟邦代表会议的同意，斯巴达才有权要求盟邦出兵。在没有全同盟一致军事行动时，各邦在和战问题上自主。

　　 在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中，同盟各邦曾与雅典联合抗击波斯入侵。公元前五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该同盟与提洛同盟对抗。前面已提及，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间，曾与雅典及其同盟者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雅典一度被迫加入该同盟。公元前四世纪上半叶，随着斯巴达国力的增强，它与盟邦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内部纠纷迭起，退盟甚至战争屡有发生。公元前394年，底比斯联合雅典、科林斯等共同反对斯巴达。前371年，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被底比斯大败，伯罗奔尼撒同盟最后于公元前366年解散。

　　 很多情况之下，现实是思想的基础，思想是现实的反映。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语，[11] 它是我国周代诸侯国高度自主自治、实行朴素联邦制国家政体的反映。大概，以上所述雅典帝国、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还有伯罗奔尼撒同盟等，与之相近似。

　　 但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建立的原因及其制度，与提洛同盟有相同之处，也有所不同。它一开始是起自斯巴达的领土变相兼并，但其后又一直与提洛同盟不一样，加盟各邦不必对盟主斯巴达有经济贡献。就像顾准所指出的，“斯巴达于征服美塞尼亚之后，曾想继续兼并它的邻邦，公元前6世纪前半（叶），斯巴达进攻在它北面的阿卡狄亚，尤其觊觎特格阿（Tegea）这块富饶的平原，战争持续了30年（约公元前590-560年），征服没有成功。当领导战争的两个王死了，新王即位时，变兼并政策为‘强迫结盟’政策。又经过一、二次战役，特格阿同意与斯巴达结盟。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进犯的危机已经隐约可见，斯巴达有意识地扩大他的同盟政策，开始是阿卡狄亚，其他城市陆续加盟，成立拉凯戴孟同盟（Lacedemon League，正式名称是‘拉凯戴孟人和它的同盟者’Lacedemons and its Allies。拉卡戴孟是斯巴达的别称），以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伊利斯（Elis）和科林斯地峡上诸邦也陆续加入。这是一个军事同盟，伯罗奔尼撒半岛全部，除阿尔哥斯和亚该亚（Achaea，半岛北部濒临科林斯湾的一个狭长地区）而外，诸国全部参加在这个同盟之内。加盟诸国对盟主不负担贡赋，仅在战时结成联军，联军的统帅属于斯巴达人。伯罗奔尼撒半岛历史上一直是希腊本土政治军事力量的中心，这个地区通过同盟的道路结成集团，使得它在波斯进犯面前自然而然成为抵抗运动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12]

　　 二、“雅典帝国”性质分析

　　 雅典帝国、即提洛同盟的性质，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不同看法。

　　 在西方，早在十九世纪，英国史学家格罗特就在其所著《希腊史》中指出，提洛同盟成立之初不论强国弱国，各邦都是平等的，但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约（前446-前445年）时，提洛同盟演变成了雅典帝国。格罗斯的此观点对以后的西方希腊古代史研究影响深远。尽管在年代上有不同，以后的古希腊历史研究者都认为，提洛同盟成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演变成了雅典帝国。

　　 英国著名史学家梅格斯1972年出版的《雅典帝国》一书，将雅典帝国的研究向前作了进一步推进。他以麦瑞特、麦克格里高、瓦德-吉里等搜集整理出版的《雅典贡金表》为基础，在《雅典帝国》书中详细论述了提洛同盟变为雅典帝国的过程，雅典帝国的统治，分析了盟邦缴纳盟捐的数量，帝国的司法制度。

　　 我国学术界关于提洛同盟性质的观点，主要是在本文一开始提及诸学者的论著中。日知先生在其前述文章《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中指出：“作为帝国诸邦同盟的盟主之邦，雅典本身还是一个邦，或曰城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帝国……雅典同盟是城邦的组织，雅典帝国也是城邦组织”。启良观点与日知有相似之处，在其文章《希腊城邦与周天下——与日知先生商榷》中讲：“雅典帝国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事同盟……作为盟主的雅典，只有通过武力迫使其他加盟国站在一边……在主权方面，各加盟国原则上是独立的……各加盟国的政体、制度、法规都是自成体系的，与盟主雅典没有丝毫原则上的臣属和附庸关系。”

　　 与日知、启良等人以上观点不同，徐松岩认为雅典帝国不仅是军事同盟组织，更是一主权国家。

　　 徐松岩在文章《雅典帝国、周天下与早期国家》中写到：“雅典人是雅典帝国的统治者，换言之，雅典帝国是雅典人（雅典城邦）统治下的国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多次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的说法，有时把‘城邦’与王并列，原因也正在于此。”另外，其最近在《从“海上同盟”到“海上帝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对外扩张与东地中海国际关系探略》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帝国是一主权国家，而不是主权国家的联盟。”[13]

　　 尽管研究该问题的宗旨截然相反，但本人是赞同以上徐松岩的提洛同盟是一主权国家观点的。亦即，笔者认为，徐的此观点更接近于史实。并且，提洛同盟演变成主权国家的时间要早于徐以上所言。

　　 拥有主权是国家的主要象征。提洛同盟有最高权力机关同盟会议。其中，雅典的公民大会为一方，其余的盟邦代表为另一方，双方的地位平等。在决定同盟的方针政策时，双方各有一票否决权。就像有学者所指出过的，它是一种“两院制”的国家政权形式。[14]

　　 大概与我国周代建立者周部落对外一直有武装殖民活动进行的情况相近似，雅典人也一直对外进行军事殖民。早在提洛同盟建立之前的公元前506年，雅典就在优卑亚岛住有4000名屯田兵。[15]

　　 雅典统帅、贵族派首领西蒙（约前512-前449年）在率领盟邦与波斯作战时，大体在公元前468年攸里梅敦河战役打败波斯军之后，更在占领的军事要地迁入雅典人，并派军驻守。比如，在占领了色雷斯之后，曾派雅典人及其盟友一万人去色雷斯殖民。[16]

　　 民主派首领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年）当政时期，西蒙推行的军事移民政策更确立为一种制度。雅典在许多盟邦派驻了屯田兵。据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447年“伯里克利派一千名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五百名前往那克索斯，二百五十名前往安德洛斯，一千名前往色雷斯以与比萨尔泰人杂居，当叙巴里斯一带已成为殖民地，改名图里时，他又往意大利送去一批人。他这样做，是为了摆脱雅典城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改善人民的困难处境，让移民到盟邦去定居，给盟邦以防止叛乱的震慑部队。”[17] 伯里克利的这些做法，与我国周代前期的以管叔、蔡叔和霍叔“三监”，带重兵监视封于殷的纣子武庚，有某些相似之处。

　　 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记载，雅典有2000人的索贡舰队，另有派往海外的官员700人。传世铭文及其他文献中，也常常提及这类官员。雅典所派出的官员，主要职责是监督当地官员，督察征收贡赋，保护雅典人在当地培植的亲信。比如，派往米利都的五名此类官员即是。

　　 公元前466年，开俄斯人被迫承认一切商业诉讼由雅典审判。有研究认为，“这是雅典从司法上控制盟邦的开始”。[18] 盟邦国内的刑事案件，非得雅典同意，不得处以死刑。公元前446年雅典武力镇压了优卑亚的卡尔基斯叛乱后，戴格尼塔斯、安替科斯、阿奇思莱特斯三人分别提出了处置卡尔基斯的法令。其中，阿奇思莱特斯提议：“除涉及流放、死刑、剥夺公民权的案件之外，关于卡尔基斯公民的法律诉讼由卡尔基斯人处理，就像雅典人之间的诉讼在雅典审理一样。至于流放、死刑、剥夺公民权的案例，根据人民的法令，有权上诉至雅典的民众法庭。”[19]

　　 但是，本人同意提洛同盟是主权国家的说法，而不同意徐等人雅典帝国是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观点。所谓的雅典帝国，其内部各盟邦，是存在相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

　　 历史有“路径依赖”现象。亦即，人类在很多情况之下是穿新鞋而走的老路。如果此说法有其一定道理的话，那么，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制度构成，则能支撑本人关于提洛同盟不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观点。

　　 也是以雅典为盟主的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它有誓约碑铭存留于世。现在仍藏于雅典碑铭博物馆中。其的主要条文如下：“倘若有人与已入盟的友邦开战，或海上或路上，雅典人及其盟友将通过海路和陆路竭尽全力支持友邦”；“至若与雅典人及其盟友结盟者，民众将放弃在缔盟友邦（领土）内的财产，无论多少，或公或私，而（关于这些）东西，（雅典人）要许以保证。在雅典，若有碑铭法令不利于雅典结盟城邦，当值议事会将有权毁掉石碑”；“自纳乌西尼科斯担任执政官一职起，不允许任何雅典人，或公或私，通过购买、抵押及任何方式，在友邦领土内占有房屋或土地。倘若有人以任一方式购置、占有或抵押房产，那么将允许任何有意愿的友邦向同盟议事会举报；同盟议事会在变卖房产后，将一半所得分给举报人，其余没入同盟公共财产”。[20] 这里所讲到的 “同盟议事会”是第二次雅典同盟的权力机关，负责处理同盟的内部相关事宜，总部设在雅典。每邦无论大小，均有一票表决权，体现了城邦平等原则；雅典人在同盟议事会上没有表决权。[21] 雅典人在同盟议事会上没有表决权，此点与提洛同盟时期是一样的。 

　　 总之，整体上来看，雅典帝国与中国的周代相近，其是一既有国家主权，地方上各政治单元内又存在高度自治的朴素联邦制国家。就像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所言：“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帝国，总不免把它等同于我们历史上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的大帝国。可是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之类的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22]城邦雅典是帝国的中心，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把这个帝国中心设想为郡县制帝国的帝都。所谓雅典帝国，是城邦雅典支配一大批纳贡的、在对外政策上听命于它的盟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集团。雅典本身仍然是城邦，加盟的各个盟邦也仍然是自治自给的城邦。盟邦作为独立国家，主权现在不完整了，因为它们不再能够自行决定它的对外政策。帝国中心的城邦雅典，现在有全权决定这个巨大的城邦集团的对外政策——或者正确一点说，在所谓提洛同盟中，唯有雅典独立决定它的对外政策，而城邦雅典的对外政策，自然而然是整个雅典帝国的对外政策，同盟邦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利，唯有服从雅典决定之义务。此外，帝国内部诸邦之间必须维持和平，一切争执要服从雅典的裁决。虽然如此，加盟诸邦还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政体的类型则不免要以雅典为楷模，并非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当然是不能存在的。”[23]

　　 三、雅典帝国的中华意义

　　 黑格尔曾有言，“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的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24] 实际上，自近代以来，自西方文化传到中华大地之后，套用黑格尔的话讲，在有教养的中国人心中，也一直自然会在言说古希腊时，引起一种家园之感的。

　　 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除了某些政治人物或别有用心之人而外，人们对于古代希腊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一直拿希腊人的历史做参照物，来理解、研究我们的历史与文化。

　　 夏曾佑最早在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当时的书名为《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曾写到：“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泰西文化，开自希腊，至基督教统一时，希腊之学中绝。洎贝根以后，希腊之学始复兴。中国亦有若此之象，文化虽沿自周人，然至两汉之后，去周渐远，大约学界之范围，愈趋于隘，而事物之实验，愈即于虚，所以仅食周人之弊，而不能受周人之福也。此等之弊，极于宋明，至清代始渐复古，殆可知泰西十八世纪希腊诸学之复兴矣。”[25]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毛的话讲来，中国人曾“言必称希腊”，[26] 在探索建设民主共和制度建设时，常拿希腊来说事。

　　 因毛的讨厌，1949年之后没有人再敢“言必称希腊”了。但毛去世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言必称希腊的国人又多了起来。尤其在反思中国历史与探索中国未来道路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拿希腊来做参照。

　　 除了前面提及的《雅典帝国与周天下——兼论公卿执政时代》之外，日知先生拿希腊历史来反观中国古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还有《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中西古典民主政治》等。[27]

　　 进入新的千年之后，人们对于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与先进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又有深化与提高。比如，赵瑞广于2013年在论述我国先秦的朴素联邦制国体时，曾对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与“西方联邦体制”加以高度肯定。[28] 老友、曲阜师范大学王瑞聚教授先是有《言必称希腊问题新解》的论文发表，[29] 2009年在《古希腊罗马论丛》一书中曾又指出，“没有对某一事物的推崇，就谈不上对该事物的师法与超越，”中国人今天就应该理直气壮地“言必称希腊”；“我们今天使用‘言必称希腊’，是指对西方包括古希腊先进文化的推崇。这种推崇，作为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现象，由来已久，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必然性，反映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同一性关系。”[30]王的此论极是。

　　 王瑞聚教授的以上宏论，是就整个古希腊文化而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具体到雅典帝国，我们对其类似于中国周代的朴素联邦制进行研究并加以肯定，也有一个师法与超越的问题在里面。

　　 一方面是近代以来国人出于学习借鉴与超越的目的，对古代希腊文化抱有朝圣的心态。对古希腊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持肯定的评价。但另一方面，出于不同的目的，期间对古希腊的制度与文化持否定立场与排斥态度者也时有人在。

　　 除了前面提及的毛与徐松岩之外，近年来对古希腊的制度与文化持否定立场与排斥态度者中间，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何新与阮炜等。

　　 与徐松岩肯定雅典帝国是一主权国家的观点完全相反，曾经在“六四事件”中为邓出谋划策的原来也是文史学者的何新，于2012年发表了《何新希腊伪史批判：西方为何要伪造一部希腊古史》一文。其中称“世界历史中从来不曾存在一个希腊古国”，关于希腊的历史“完全是没有任何可信文献和考古实证支持的伪史”，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共济会为宣扬白人至上而制造的“弥天大谎。”[31]

　　 曾经在英国留学的阮炜，则出版了《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一书。该书于2009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初版之后，2014年又有第二版出版。与何新文章的主旨接近，阮在该书中也主要讲的希腊人的“坏话”。这些，主张控制的当局当然是最愿意听的。

　　 但是，要真正帮忙必须具有起码的帮忙水准。不然的话是在帮倒忙。何新与阮炜便是帮的倒忙。比如，前面提及的何新文章中把古典时代的雅典城邦，放在了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希腊黑暗时期，而阮炜则把明明表明的是希腊有自由的柏拉图著述《理想国》，写成了“搞意识形态控制的柏拉图”。[32] 亦即，阮炜认为柏拉图在雅典搞过意识形态控制。

　　 笔者本文一开始时，曾讲关于希腊的言说与研究者中有人具有气象学的本能，像何新等人即是。

　　 四、余论

　　 雅典帝国当时有贵族派与民主派之争，二者之间有执政轮替，有朴素政党政治存在，该问题在此也有必要论及。它与联邦体制一样，也是独裁专制制度的克星，并且也是后来欧美当代重要政治制度之一——政党政治的先驱。

　　 本文中前已提及，著名雅典统帅西蒙是贵族派领袖。西蒙有自己的政党，史书中当时的说法是“西蒙和他的朋友们。”

　　 同样，雅典后来的民主派领导人伯里克利，也有自己的团体，也曾为了满足自己支持者的要求，而做过不理性的事。对此，美国开国者之一的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六篇中，就有过涉及。汉密尔顿说：国与国之间敌对，“还有一些原因，数量上并不少于上述（争夺统治权与商业竞争）两种的任何一种，他们完全起源于私人情感，起源于各团体领导人物的喜好、仇恨、利益、希望和恐惧……大名鼎鼎的希腊政治家伯里克理斯，依从一个妓女（阿斯帕西娅，参看普鲁塔克《伯里克理斯传》）的愤怒要求，不惜牺牲自己同胞的大量鲜血和财富，攻打沙姆宁城，攻克以后又把该城毁灭。就是这个人，因为对另一个希腊国家米加伦兴人的私怨，或者为了逃避菲狄亚斯雕像偷窃案的同谋犯嫌疑，或者为了摆脱对他提出的滥用国家基金收买人心的控诉，或者由于这一切原因的总合，发动了一场著名的悲惨战争——希腊史上有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经过种种变化、中断和恢复以后，以雅典国家的毁灭而告终。”[33]

　　 另外在此顺便提及，笔者赞同顾准雅典帝国为一联邦制国家的观点，因而本文中有几处引用了其《雅典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一书的有关话语。但是，该书中认为唯有“希腊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和宗教的社会一致性，他们愈是不愿意扩张，因为扩张意味着他们密切的共同生活松懈下来了。他们打算要统治邻邦，却不打算吞并邻邦，更不愿意在一个较大的联盟内放弃他们的独立”，而在中国先秦时期，“兼并一直被认为是伟大的王业”的观点，与历史不符。[34] 本人对之不敢苟同。

　　 实际上，除了主张强主尊王与耕战的商鞅等得势了的法家之外，先秦时代，我国还是有许多人主张公天下、主张社会内有高度的地方自主自治存在的。比如，孔子有“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兴灭国，继絶世，举逸民”的说法；[35] 《春秋左传》中记子服景伯语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36] 孟子则有“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善战者负上刑”等语。[37] 只是，后来秦汉帝国建立，并且，这种制度一直仗着强大暴力实行着，他们的这些有价值思想被遮蔽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