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主权的建设、维护和让渡

　　 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民族国家建设问题随之出现。民族国家应当如何处理因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应对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冲击?这些问题成为建设和发展民族国家的重要议题。因此，如何建设和发展民族国家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主要涉及民族国家的内务建设和涉外建设两个方面。在内务建设方面，表现为处理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涉外建设方面，主要表现为处理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核心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家主权的维护问题。

　　 1.民族国家内部建设的“多元一体论”。关于民族国家的内部建设，一些学者主张以促进民族建设来发展民族国家。周平表示，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之民族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一套制度安排，实现和保障民族对国家的认同。(58)民族与国家的构建、兴盛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将中华民族定义为“国族”，主张提升国族认同，构建包涵各个民族群体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加强族际之间的互动，提升国族的整体性，以国族建设促进我国民族国家的建设。(59)王希恩肯定民族建设对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性，表示“‘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在中文中或被译为‘民族构建’、‘民族国家构建’、‘民族统一构设’等”(60)。他反对民族同质化，认为民族国家构建不应以民族同质化为民族建设的目标。他强调民族国家建设要“多元一体”，是追求复合型多元一体结构的过程。他认为“多元一体论”对中华民族结构做出了正确描述，具有普适性前景(61)，表示“尊重多样性，在保留‘多元’的前提下打造‘一体化’才是合乎规律的追求。在民族国家建设问题上，复合型的多元一体结构是对同质化的超越，也是对民族主义错误思想的矫正”(62)。

　　 2.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着一定作用的意识形态或理念。不少学者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开展研究。在承认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坚持不放弃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作用。比如，王文奇认为：“民族主义被现代国家视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63)，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民族主义构建了民族，以民族为根基，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另一些学者则主张理性对待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作用。比如，张淑娟表示，要认识到国家建构本身的复杂性，承认民族主义始终伴随着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建构中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利用和渲染不可忽视，但是“民族主义运动本身不能完全承担起国家建设的全部历史任务，民族国家的特征的完善需要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逐步获得”(64)。刘中民也表示“民族主义以其强大的多样化的历史功能实现了民族国家增生……裂变性的民族主义仍有一定的历史惯性”(65)，民族主义既可以肢解国家，也可以建设国家，因此要正确处理具有历史惯性的民族主义。暨爱民则指出，民族主义需要有一个具体而非抽象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归宿：“如果民族主义最终不能落实到民族国家的建构上，不能给民族的主体提供从物质到精神的安顿，那么民族主义将会失去它应有的号召力而让自身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66)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复杂性为其民族建设带来了困难。

　　 3.民族国家主权的维护和让渡。从民族国家的涉外建设来看，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冲击下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以及民族国家间的国际关系处理。虽然学者们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有不同理解，但他们普遍承认，全球化的最显著影响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冲击。俞可平表示，“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67)主权作为民族国家最核心利益面临巨大考验。全球化引发了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对民族国家主权观的争论。主权让渡是民族国家应对主权遭受冲击的措施之一，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那么，主权让渡是积极措施，还是无奈妥协?是否具有普适性?国内学术界对这些问题有三种回答：

　　 (1)反对主权让渡具有普适性。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欧共体的诞生曾经被视为民族国家主权让渡的经典案例。但是有学者认为，主权让渡的实践在欧洲不容乐观，不能作为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重新认识主权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解药。他们对欧洲民族国家主权让渡的做法是否适用于其他大陆的民族国家持怀疑态度。有学者表示，“超国家的分权碎片究竟是主权国家遭民族僭越的结果还是全球化浪潮中一体化过程里出现的表象，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主权让渡的行为模式在实际中却很少实践于民族国家冲突的解决之中……主权让渡再造的是世界的和平地区与冲突地区的对抗。”(68)

　　 (2)支持有限的主权让渡。大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并非不可分割和不可让渡。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已不再具有绝对排他性，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是必然趋势。于是，国家主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让渡和共享，“变得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69)。梁凯昕表示，有限让渡部分主权是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主权行使的新方式：“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互动促生了一种主权行使的新方式，即自主有限让渡部分主权，以求得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和发展，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全球化挑战下的国家主权。”(70)从博弈论角度来看，部分让渡主权是国家间通过谈判和协商进行的，往往对涉事国有利，国家主权让渡表现为对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而且，国家有收回让渡的权力。主权让渡是涉事各主权国家通过谈判协商方式主动进行的，不是放弃主权，而是审时度势的理性选择。通过让渡国家主权，实现主权公享，是共享全球化成果的方式。“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国家主权不会造成损害和削弱。国家主权的让渡已经成为全球化和地区合作进程的一种趋势。主权让渡并不意味着主权的丧失，而是各国对主权的分享。”(71)全球化为主权让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契合为主权让渡提供了空间，主权所有权与主权行使权的分离为国家主权让渡提供了运作上的方便，内政与外交的一致性奠定了主权让渡的基础，国际关系民主化也为主权让渡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因素。”(72)

　　 (3)主权让渡存在的现实困难。多数学者对主权让渡的研究重点都聚焦于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对主权让渡存在的现实困难却关注较少，仅有少数学者对主权让渡存在的困难进行了研究。这容易造成人们对主权让渡的片面理解。刘凯和陈志认为，国际关系的现实是，民族国家不愿意让渡主权。“因为不论是从主权让渡的外部环境——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国际利益来看，还是从主权让渡的内部基础——国家理性、国家实力、国家利益来看，都存在着诸多使民族国家不愿让渡主权的问题和困难，不仅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亦然。(73)在全球化时代，主权让渡是一个长远趋势，但是民族国家不会轻易选择主权让渡。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对主权让渡存在不同评价。全球化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但是并未导致国家主权的终结。民族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国家主权的保护。“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只是要求打破民族国家独享主权的格局，问题的关键不是否定或者削弱国家主权，而是如何在制度层面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制度进行重构。”(74)“经济全球化并未造就‘没有国界的世界’，各国依然牢牢把握着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变化的实质仅仅是部分主权权力的交换与让渡。”(75)解决国家主权争端的唯一正确方向是，积极迎接全球化对主权的挑战。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途径则是，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