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失序与民族国家的未来

世界失序状态的新高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逐渐进入政治失序的状态，在欧洲随即爆发了欧债危机和近些年的难民危机，阿拉伯地区的民众革命推翻了长期执政的强人政府，却换来了伊斯兰国的崛起，在东亚地区，此起彼伏的民众街头运动风起云涌，拉美左翼政府先后面临执政危机，直至在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发源地的英美两国，相继发生了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黑天鹅事件，将世界的失序状态推向了一个高峰。

　　 许多人认为，世界之所以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是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民主主义演变为民粹主义，制造社会分裂；也有人认为，是资本跨国流动的力量在全球制造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引发了不满。这些角度都有其道理，但是光靠一种力量，是很难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引发变革的。究其原因，乃是至18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新时代下产生了危机，民族国家赖以生存的要素受到了严重的侵蚀，无力行使原有的职能，也无力应对现有的危机。

　　 18至19世纪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在与地方封建势力和教会神权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专制君主与商人联合，消除了盘踞在国家内的地方势力，统一了国内市场和政治权威，树立了对内对外的绝对主权，并在民族国家内部推动统一的教育和文化体系，塑造“国民”，增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现代民族国家采取了直接统治的模式，依靠着强大的征税体系和征兵动员能力，使得其最终脱颖而出，取代了传统的帝国组织模式和城市国家，成为了现代世界的国家组织形式。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随着西欧列强在全世界的扩张而扩散到全世界，也逐渐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但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这一体系不存在问题，超国家政治行为体的出现，以及许多以民族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权，都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提出了挑战，民族国家体系带来的繁荣背后，掩盖了太多现实问题，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如今这一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深陷危机。

民族国家的超国家化

　　 在发达世界，民族国家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族国家的超国家化，使得政治主权与经济主权的范围不再交叠重合，政治主权失去了对经济主权的控制，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三角结构开始失衡；第二，民族国家赖以整合公民认同的教育和文化力量失去了效用，无力整合涌入的移民和难民，使得民族国家内部认同混乱，地方政权被异质文明架空，最终导致了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危机；第三，技术进步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并由此导致了城乡之间、新老世代之间、以及在族群与经济阶层相对应的国家内的族群之间的严重的价值观对立，导致民族国家内部的思想分裂和对立冲突。

　　 战后，欧洲逐渐走向联合，最终形成了欧盟和欧元区。欧洲一体化是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次超越性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将各国的经济主权让渡出来，削弱了民族国家管控经济的能力。但是，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却引发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统一，引发了欧债危机。各个发展不均衡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在权利义务关系上的不对等，使得无法制约本国经济主权的各个民族国家政府，诉诸于全民投票的方式，以人民主权的形式来抗衡一体化的超主权行为。

　　 在大西洋的另一头，美国引领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尚在酝酿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无不都是超主权范围的存在，更不用说美国在战后主导的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都造成了美国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化”和“超国家化”。

　　 以美国和西欧为主导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导致了产业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削弱了发达世界中民族国家制约资本的力量，经济力量开始超出政治主权的驾驭范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链再分配和禀赋优势在全球的重新组合，使得大量的加工制造业流出发达地区，涌向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地区。发达世界的产业逐渐空心化，让位于新兴的技术型企业、金融企业和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人力成本极大提升，知识和技术造成的鸿沟极大地增加了发达世界的贫富差距和失业率。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新技术的推动下，发达世界的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对资本力量的流动进行制约，极大地丧失了经济主权。尽管总体财富在全球化时代下得到迅猛增长，但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却逐渐增多，因为通过产业链分工使得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与底层民众面对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心理变化，这两者之间的度是不匹配的。

　　 而从历史上看，尽管现代民族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往往被忽视，但事实上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经济的干预。1615年，法国人蒙克莱田上书法国国王，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极力主张法国国王积极干预和管理国家的经济生活，由此开启了经济由私人事务向公共事务的迈进。亚当•斯密虽然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和自由贸易理论，但其落脚点始终在于探究“国民财富”。而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在那些试图与英国在经济上抗衡的国家来说，始终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美国的汉密尔顿主张将民族、国家与经济三者结合在一起，德国的李斯特更是采用了“国民经济”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以推动民族经济的顺利发展，以便为它在未来加入全球国际社会铺路。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经济委员会所推行的“进口替代”与“科技输入”，无不体现着现代民族国家管控经济和发展经济的能力。

民族国家文化整合能力的衰弱

　　 发达世界主导的全球化运动，使得发达世界的少数精英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而制造业的转移，给产业接纳地带来了经济起飞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却在发达世界制造了一个巨富的上层社会和一个不断分化的下层社会。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认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是顶级1%的精英，以及亚洲地区的中产阶级，而全球化最大的输家，则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为了逃避发达世界民族国家的繁重税收，资本家可以更换国籍，加入到税负更加轻的国家去，民族国家的政府却对此无能为力。

　　 全球化一度给发达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廉价的商品从世界各地涌入，极大稳定了发达世界的物价和生活水平，发达世界在二战后依靠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打造的中产国家曾经一度引领全球。但是随着全球化加速而造成的中产塌陷，橄榄型社会终于沦落为“M”型社会。资本回报率远远高于劳动回报率，政治权力节制资本的能力大大削弱，社会运动开始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发达世界人力资本的上升、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它们不得不大量引入廉价的劳动力来填补人力资本的空缺。二战后大量殖民地脱离母国而独立，但是都以某种形式与母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官方语言的使用和前往母国的便利性。来自不同文明但说着与母国相同语言的殖民地居民大量涌入母国，从事母国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各种工种，积极融入母国的主流社会。

　　 在这种背景下，从18世纪以来致力于整合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开始转向多元文化建设，但随着瑞士禁止清真寺宣礼塔的建设和法国禁止穆斯林女性佩戴面纱等标志性事件，多元文化的尝试最终失败。在欧洲许多地方，主流文化已经被异质文化所取代，社区中的宗教、民族、管理机构乃至社会组织，都已经不在民族国家政府的控制之下，移民和难民成了当地社区的主人。

　　 重新整合文化认同的努力遭到了巨大的抵制，即便是生活优渥的移民二代，在主流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上也无法被发达世界所同化和吸纳，这批人成为后来伊斯兰国势力的效忠对象，进一步恶化了发达世界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几乎摧毁了那里在二战后建立的民族国家，大量中产阶级也沦为难民，进而涌入欧洲。出于人道主义和吸纳中产难民的需求，欧洲大量接收了异质文化的难民，却无力通过民族国家传统的方式来迅速同化和整合难民的认同。

民族国家价值观的对立和社会割裂

　　 掌握新技术、外语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里的年轻人群，与民族主义情绪强烈、保守主义倾向明显、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其他人群之间，在主流价值观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上产生了严重的割裂。

　　 相比之下，通过掌握世界性的社交工具、在高校里接受自由主义理念，第一类人群对流行于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和强势话语体系更为熟悉和认同，他们在城市中所从事的行业也更多聚焦于技术发展诞生和推动的第三产业，例如金融、艺术、影视、律师等等，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他们互动的身影，因而对于开放多元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认同，一种全球化的“世界主义”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而第二类人群则相反，他们在价值理念上更趋保守，强调传统社会的价值和观念，对于第一类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往往认为其离经叛道，破坏了传统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他们所从事的往往是因技术进步而受损的第二产业，对于自身利益受到的剥夺有着切肤之痛，生活的范围也相对局限，他们对于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生活变化和组织变革更加难以适应和接受，因而更倾向于接受相对封闭一元的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并掌握权力，这种价值观上的分裂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所强化。民主制下的多党选举不仅无力弥合社会的分裂和分歧，相反，通过不断将各个不同群体的价值观纳入竞选纲领，变成政党的意识形态，选举民主正在加剧这种分裂和对立。党派的利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上，社会的撕裂久久难以弥合，民族国家开始分裂为两个观念截然不同的社会。

　　 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欧洲的皇室之间互相通婚，用着同样的贵族语言（例如法语）。他们对于其他皇室的熟悉程度，要远超过对自己统治地区的民众的熟悉程度，这种撕裂在当下的世界中似乎又以类似的方式出现了。但是，欧洲皇室最终没有能够避免席卷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都归化为本民族的代表。如今，强大的民族主义也正在重复着这一历史剧本，逼迫着本民族的精英重新以民族国家的代表身份来界定自己。说到底，当今世界归根结底还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世界政府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发展中国家的新危机

　　 在发展中世界，民族国家的危机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建设任务没有完成，本身存在着危机，这些危机过去被掩盖在强人政治之下，如今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重新爆发，造成了新的危机，更有甚者，原有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崩溃，民族国家瓦解，导致了“失败国家”。

　　 当前世界政治失序中体现出来的发展中世界的民族国家危机，与其历史上民族国家建设的不完备密切相关。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组织形式，征服了许多不发达地区并建立起了世界范围的内的殖民地，将这些地区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二战后，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任意划分的国家边界和扭曲的经济结构，使得这些地区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它们往往经济落后、战乱频仍、政治腐败。

　　 发展中世界主要的问题在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几乎缺乏统一性和自主性。经济上，它们产生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缺乏完整的工业门类体系，在国际市场上依附于发达世界，许多国家接受了西方的发展援助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建议，国内市场过度向外部世界开放，大量民族企业被击垮或被外资控制，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货币极易受到干扰和攻击。

　　 在政治上，大量精英阶层接受西方教育，与本土实际状况和民众脱节，往往是国家上层结构的民主化与地方的部落制并存（例如非洲），精英缺乏共识，开放的政治体系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和影响，缺乏自主性（例如乌克兰）；中央权力无法渗透到地方，央地关系缺乏制度性安排，地方政治和地方精英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许多地方的语言文字甚至都不统一，许多不同的民族被任意划分在一个国家内，导致了历史上无尽的种族冲突和民族仇恨。

　　 在文化上，传统文化蕴含在地方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冲击造成了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弱势文化毫无招架之力，但是随着新技术的传播，弱势群体抗击强势文化的能力通过移动网络的力量得以加强，各式各样的文化复兴运动以网络助力的集体行动表现出来。即便在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问题也任重道远。先不论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即便在香港地区，“一国两制”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香港在经济上自成体系，文化上的国民教育薄弱，一旦香港经济自身的运转逻辑出现了发展中世界那样的问题，政治无力约束经济力量对社会力量的盘剥，那么文化的认同削弱就会加剧，同样的情况在台湾地区也产生了。

　　 另一方面，大量的民族国家随着经济的下滑引发了内部崩溃和外部干预，逐渐沦为“失败国家”。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推翻了强人政治，在许多国家引发了不同武装力量之间的内战。混乱的局面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伊斯兰国”作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存在而出现。

　　 “伊斯兰国”力量并不要求在原有崩溃的民族国家之上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而是要求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一个“精神帝国”，按照宗教信仰来构建一个无国界的精神世界，它的触角所涵盖的范围，不仅仅是阿拉伯世界里混乱无序的地区，也包括任何一个国家里对它宣誓效忠的个人和组织。一言以蔽之，“伊斯兰国”是一个由于民族国家体系无力解决秩序问题而应运而生的产物。

全球化与重塑民族国家

　　 当今世界的政治失序，说到底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里，同时并存着前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三种不同的形态，而在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冲击下，民族国家无力解决本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三者失衡状态，因而愤怒的社会动用各种手段（选举和社会运动），要求政治权力重塑民族国家。

　　 无论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还是其他所谓的政治失序现象，无非是民族国家对重新构建平衡的自身的一种反馈而已。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经济不但没能够换来一个全球化的政府和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相反，却刺激了地方政治和地方社会的极大复苏和振兴。民族国家自身的逻辑，带来了这一轮新的政治秩序大调整，不是历史的钟摆在回拨，而是民族国家的钟摆在回拨。

　　 不管是全球化的回潮还是所谓保守力量的崛起，都是民族国家试图重新完善自身的努力。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当下的政治失序也不例外，技术可以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被人们所运用，但是社会的变革却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回望历史，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每一轮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化高潮，都相应地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浪潮对其作出回应，每一轮全球化的扩张，几乎都终结于民族国家的诞生和重建。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给民族国家种下了毒瘤，如何重新剔除这些毒瘤，重塑民族国家，并重新启动更加普惠的全球化和技术发展，才是这一轮政治失序带给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