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的贤能政治版本源自一个以强大福利国家为特征的历史背景，它可以抵消市场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最糟糕影响。在此背景下，贤能政治能够被想象成为发动机，能为社会流动性和打破僵化的阶级体系提供“机会”，而且可以带来模糊想象的“生产性”财富，而生产性财富的含义很模糊能被不同政治光谱的人拿来使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模糊性被右派公然利用，贤能政治概念被用来明确反对社会民主。在英国，来自社会市场基金会的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在1995年的小册子《贤能政治和无阶级社会》中鼓吹的贤能政治显然是建立在反对全面的教育、学生资助、住房补贴和其他集体福利等的基础之上。贤能政治在这里被拿来与伍尔德里奇所呼吁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善心革命’对应。42作为其组成部分，它公然反对“社群”和福利国家，这些被认为是传播尚贤价值观的障碍。43伍尔德里奇的贤能政治版本明确与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和创业主义绑在一起，激烈反对社会民主党和福利国家的集体福利。这里，贤能政治充分拥抱了自由主义者的“机会平等”观念，并把它作为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竞争和市场化的同义词。贤能政治被市场化，而市场化很好。
通过采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8年～1979年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中做出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有先见之明的区分（这成为他在2004年出版的法语版和2008年出版的英语版《生物政治学的诞生》的背景），我们能够弄清楚该框架起伏不定的发展轨迹。在需要区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上，福柯前后一致，抓住它们的独特性就能“向你准确地显示新自由主义是真正不同的东西”44。在福柯看来，新保守主义变成的“别的东西”是一种情景，其中“政治权力的总体使用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之上”45。换句话说，不仅是市场占主导地位，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开始塑造起作用的政治权力结构。
福柯描述了为创造这个政权，经典自由主义不得不做出很多转变。重大转型之一是虽然经典自由主义接受垄断，但新自由主义不接受：新自由主义下的竞争被视为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人为塑造出来的46。而且，新自由主义眼中社会政策的唯一“真正”目标是经济增长和私有化；因而福柯认为社会肌体内的“企业”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的利害关系所在，它成为“社会的构成性力量”47。
用伍尔德里奇的公式，贤能政治变成了积极干预的手段，在社会肌体内大量催生企业。他看到了风险，不仅上院贵族的世袭利益而且撒切尔没有能力“削弱公办学校的总体原则”。48换句话说，这个前景是明显分层的社会，其中人们能够根据其天生的“功绩”流动。只要维持让能干者流动的潜力，财富和贫困的巨大不平等在它看来都是合理的。他们讨厌群众，厌恶综合性教育的“全部”模式，排斥“标准化”在考虑社会流动性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民众。所有这些术语都被省略了。
有趣的是，伍尔德里奇的小册子是跨党派智库社会市场基金会（SMF）出版的。而社会市场基金会的名称本身就体现了福柯的主张，新自由主义修辞旨在把整个社会肌体市场化，同时强烈呼应迈克尔·杨的社会创业主义语言：正如福柯分析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和杨的政治话语几乎完全交织在一起。在这本影响很大的小册子里（新右派思考几十年的产物），“贤能政治”毫不含糊地被认定为鼓励竞争但应该会削弱社会合作形式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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