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贤能政治的市场化含义已经成为新工党政策话语的主题，虽然同样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但已经不再像撒切尔主义那样反智了。新工党的贤能政治主题部分受到另一个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影响。在《新工党现在在哪里？》中，吉登斯竭力主张，“我们应该渴望一个比现在更平等但更尚贤的社会……采取导致不平等的贤能政治途径则不可避免。”57正如约翰·贝克（John Beck）所说，当“m”这个词不一定明显时，里面有众多同义词：社会包容、缺乏志向、社会正义、人才、赋权的个体等。58
维持社会保障（如包括引入最低工资和带薪产假）同时通过新自由主义扩张而破坏社会保障（如私人融资计划［PFI］的进一步私有化、引进专科中学（academy schools）、取消欧洲劳工市场管制）等双重特征是新工党执政时期的主导思想。这种往返运动被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令人印象深刻地称为“新工党的双重洗牌”。59但是，杰里米·吉尔伯特（Jeremy Gilbert）在回应霍尔的论证时指出，所呼吁的保护方式与其说和社会民主党的平等主义一致倒不如说与新自由主义贤能政治更吻合，因为该主张也在寻求建立在市场化的和个别化基础上的“机会平等”。60
爬上社会阶梯的流动观也提出了到底能走多远的问题。在《贤能政治的崛起》中，能够达到的顶点是金钱和等级特权的结合。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两者都在撒切尔式挑战社会秩序和新工党拥抱金融界、经济金融化和伦敦作为金融交易中心和英国经济的主要发动机而被重新定义。61正如新工党的贸易和工业大臣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在1998年时的名言：“我们对人民变得令人恶心地富裕已经越来越感到轻松了。”62爬上梯子上层的是突变，正如首席执行官的工资飙升和现实电视节目的“世俗转变”显示出一举成名的瞬间名人（tempa-celebrities）或借用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的定义“类名人”（celetoids）。63功绩是什么和如何评级变成反映新工党企业增长和民粹主义通道的双重命令，这个现象被安东尼·巴奈特（Anthony Barnett）巧妙地称为“企业民粹主义”。64正如约翰·贝克在精彩分析新工党谈及教育时使用这个术语的尖刻话语，哪怕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就会突出显示贤能政治和衡量标准是永远引起争议的问题，但这似乎“对政客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尤其是那些位于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人，在这些人的话语和政策中，贤能政治观念仍然坚定地占据主导地位”。65
但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影响波及到20世纪中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形式，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具有实证性，21世纪头十年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很多批评性研究，论证“社会流动性”作为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目标的局限性。在2009年出版的书《贤能政治神话》中，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麦克尼米（Stephen McNamee）和罗伯特·米勒（Robert Miller）通过众多的个案研究考察了普遍拥有的观念即“人们基于个人功绩能从原来位置脱颖而出”。他们得出结论，虽然美国社会已经减少了造成妇女和非白人机会受挫的带有偏见的不平等，但“决定个人最终在经济上处于什么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是他们最初的位置”，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其实是一场接力赛”。66他们写道，“简单的事实是民众中有太多的人才、智慧、努力工作和能力，但足够幸运地找到合适岗位来使用这些品质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6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