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向国家”和新精英的虚伪嘴脸

当前在英国，志向、社会流动性和人人都有机会通过社会结构爬上去等最强大的语言还没有消退，虽然“双底”经济衰退，贫富差距仍然在扩大，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相反，在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盟政府下情况进一步恶化，政府使用贤能政治观念代表了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个例子中，它已经被部署但并没有引入改良倡议或集体福利形式（如最低工资），同时伴随着旨在削减穷人收入的具体政策（如卧室税）。联合政府已经使用经济衰退作为借口持续和加速推行将福利国家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国内市场的延伸和监狱和医疗服务业的企业参与等）。68在2012年保守党大会上，大卫·卡梅伦宣称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现在是“志向国家”：“我们是渴望小康者的党。”

　　 按照卡梅伦宣扬的世界观，“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延伸一下即相信你的孩子是首要任务。这是一种不仅在希望行为中置入权力而且置入道德美德的话语，信任和立志的心理和情感能力都成为美德。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希望和承诺成为一体，努力工作本身越来越难有机会得到回报。不是把社会不平等作为可解决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个修辞机制将对付不平等的行为变成个体的责任，变成个体的道德尚贤任务。这个过程演化成个体的私人责任，即不仅要在贤能政治竞争中取得成功，而且还要拥有竞争意志和对胜利的渴望，这些已经被视为道德命令。若不立志奋斗、若不期待成功就会被越来越多地视为放弃自己的责任，不仅应该受到谴责，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令你的孩子也被社会抛弃。若引用卡梅伦在2012年保守党大会上的演说：

　　 低期待文化是有毒的，每个孩子都缺乏远大志向——这会阻碍国家的发展。工党理论家们就成为有志向的家长的障碍，他们为低期待开脱，把责任都归咎于社会不利条件69。

　　 这里志向远大的贤能政治起了作用，反对在集体福利上的任何投资，并视之为“低期待”的症状和起因。在2013年的保守党会议演说中，卡梅伦再次重申“志向国家”主题，通过把自己描述为投入地与对手斗争的人而强化了这种话语，对手则被他公然描述为不努力工作的、“沾沾自喜的、自我满足的社会主义者”。他强调“那是我们反对的人，我们知道要为什么人奋斗：为那些努力工作和不断进步的人”。70

　　 这里，社会劣势只是在作为纯粹的心理意志和志向加上努力工作就能战胜的障碍时才是“真实的”。这些言论和话语因素产生了一种情感模式，劳伦·布兰特（Lauren Berlant）敏锐地称之为“残酷的乐观主义”。这是在新自由主义文化中产生的情感状态，说它残酷是因为它鼓励一种对更光明未来的乐观主义情绪，同时这种情绪受到新自由主义严酷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的积极“阻碍”。71如果“志向国家”与“残酷的乐观主义”有关，也可以使用英语短语“having a go”（尝试一下），这涉及到一种非竞争性的竞争，即愿意竞争但根本不期待自己会赢，因为认识到体育竞争是一种社会参与模式；虽然不同在于在志向国家中，做到最好还不够，你必须想着赢。

　　 甚至立志所需要的心理资源相当多，某些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容易获得和动用这些资源。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有很丰富的传统，它们分析中产阶级孩子往往被鼓励要拥有远大志向，而工人阶级的子弟如果引用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经典著作标题就是“学习当工人”。72瓦莱丽·吉尔斯（Valerie Gilles）最近对家长们在谈论孩子在学校的行为时使用的志向语言的分析特别具有建设性。她的研究显示对工人阶级家长来说，最可能被骄傲描述的品质是孩子不惹事，与他人友好相处，学习努力，这些反复灌输了斗争的力量和捍卫稀缺资源；而中产阶级家长培养孩子“成为聪明人的权利”和从智慧角度看有问题的课堂行为规范和学会妥协，这些是帮助中产阶级成功的素质。吉尔斯批评新工党的教育政策将中产阶级的行为当作道德正确的做法，同时指责“拥有几乎类似传教士热情的”穷人应为失败承担责任。73

　　 自2005年以来，这种趋势就已经在政治和大众文化中持续不断地传播了。现在有一个“指责家长”的普遍趋势，不管出了什么问题都怪家长，完全忽略了经济和社会贫困等其他社会因素。比如，该趋势就是在谈及孩子的行为和人生机会时，集中讨论家长管教孩子的方式却不考虑任何其他因素，74通过像“超级奶奶”等电视节目提供的家长责任框架75和政府和媒体对伦敦暴乱的反应等76突出地表现出来。正如安吉拉·麦克罗比在本期中指出的那样，该趋势与家庭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受到限制的企业单位密切相关。77

　　 作为修辞战略的志向国家和贤能政治感觉的用语将自我信念和志向与努力工作的用语联系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努力工作”如何一次次地与自信联系起来，被享受空前特权的政客和百万富翁精英群体用来为自己的地位和成功辩护，并把这作为他人可借鉴的成功之路。“努力工作和不断进步”是成功之道。这种话语被保守派议员和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再三使用，用《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的话说，约翰逊“为奥林匹克欢呼因为它体现了‘保守派的生活智慧’——辛苦工作终有回报”。78最近告诉英国人的是他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否则工作将被经济移民抢去。79

考虑到有众多研究证实以金融和社会关系等形式呈现的世袭机会，这种“努力工作”修辞以及当今受到推崇的交易、工作特征如何成为通向富豪之路的更重要因素呢？80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继承财富的富豪包括鲍里斯·约翰逊和大卫·卡梅伦都不失时机地宣扬努力工作是社会流动性的最大影响因素。这种话语同时帮助消除说话者本人享受过多特权的懒汉形象，同时质询听众能够获得类似的社会地位；事实上，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只是少数幸运儿的特权。正如麦克尼米和米勒所说“特权阶层才往往相信贤能政治的论调”。81但是“努力工作”的话语对当今的贤能政治感觉非常重要。在北美一所缴费的精英学校——圣保罗进行的最近一次研究中，可汗（Khan）和杰尔马克（Jerolmack）注意到典型情况是，这些学生都意识到他们享受特权，不过用建立在功绩基础上的资格说来替换特权说，他们往往特别强调自己是多么用功，学习多么刻苦。研究者认为，“他们通常学习并不努力，虽然很擅长表现出看起来或感觉到在努力学习的忙碌样子。”（经常去图书馆学习的学生反而被嘲笑为“怪物”。）正如他们所说，“努力工作”多数时候是一种谈话，虽然是很重要的谈话。这是“新精英”世界的学生使用的修辞战略。这些精英“嘴上说的是贤能政治但享受着特权的轻松惬意”。82

　　 同样的，联合政府宣扬“努力工作”是有阶级的：在被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名人和精英私立缴费学校的子弟表达时，“努力工作”被编码为“贪污”。这不是全新的东西：正是撒切尔主义和布莱尔主义话语的核心因素。撒切尔夫人非常著名地使用过这种修辞，该修辞话语的结构框架是尊重的衰落和阶级地位上升的修辞类别。正如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和汤姆·米尔斯（Tom Mills）指出的那样，撒切尔很少承认她丈夫的巨额财富对其成功的重要性。她更愿意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出身寒微，是一个杂货店店主的女儿，设想她的成功得益于乏味的工作和自律。83卡梅伦及其内阁成员比如鲍里斯·约翰逊并没有在其自我叙述中利用这样的早年经历来校准阶级贪污（classed graft），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他们出身贵族或准贵族。但他们借用了“努力工作”的话语——就像可汗和杰尔马克采访的特权子弟那样，说“努力工作”的行为本身就是在邀请努力工作者认同他们，同时也恭维其他人。这样，“努力工作”被联系到拥有志向的必要性上而不是特定低层阶级的反思立场：在此世界观中，你不可能在缺乏一种品质时却拥有另一种品质。缺少任何一种在道德上都是失败。

　　 这样一来，卡梅伦和约翰逊做了撒切尔做的事，但去掉了高度选择性的反思阶级出身的传记细节，取而代之的是笼统的志向。这些行为类似于布莱尔主义提供的行为，虽然关键差别是保守派抛弃了对布莱尔鼓吹的机会平等的妥协，同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更喜欢更大幅度地削减社会保障网开支。这使得志向需要走过更遥远的旅程，而且跨越的可能性更加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