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贤能政治的解决及其根本局限

很多自由民主思想家也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并给出了种种解决方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一个明显的回应是号召尊重理智（及有理智的人）和（尽责的）政府。对理智和有智慧的人的尊重并不必然意味着违背平等。人们还可以在诸多方面是平等的，因为平等是个非常泛的概念。一种尊重政府的方式是通过公民的信念，它告诉公民政府是必要的善，而非必要的恶，更不是不必要的恶。普选应该被理解为首先是选拔最有能力、最配得上政府职位的，而不是对坏政客的惩罚。这些修正可以在不违背他们的根本信条的基础上，为一些自由民主思想家所接受。

上节所述前三个问题的一个共同原因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不道德的、极端的版本，它被一些人当作民主的神圣意识形态基石。根据这种个人主义，我们是并且应当是自由和平等的个人，除了自我利益外（这里的“自我”指的是原子或单子式的个人），我们不应该关心任何其他东西。通过部分让渡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我们成为一个政府下的公民，归属其管治。我们这么做或是因为在这一政府之下，通过某种机制（往往是政府对暴力的垄断），我们摆脱了自然状态下我们的利益不断受到其他自私之个人所威胁的状态———这样政府就是必要的恶，或是因为我们被哄骗得这么想———这样政府就是不必要的恶。只要我们不违反作为交换条件的政府对我们的规管，我们就应当可以任意地坚持我们自己的利益。如上所述，这里“自我”是在其原子个人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自我利益是在狭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比如祖先与后人的利益，或是外国人的利益，并不必然成为这种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当然，这也不是说自我利益在这里只能包括自我的短期物质利益。它可以是这个狭隘自我所认可的任何利益，比如宗教信仰。在美国有所谓“议题选民”（issue－voters）。他们根据自己的某些信条投票（比如对堕胎、持枪权，等等），而对其信条之正确性不向与他人的公正与公平的讨论敞开。这样，民主就退化成了一种气力之争，哪一派强（以票数多少计），哪一派的意旨就得以实行，而另一派在不心服口服的情况下伺机反扑。民主的稳定只不过是一种权宜（modus　vivendi）。

也许是看到了这种自私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及其后果，罗尔斯反对一人一票等同于数脑袋的观点，并论证，为了投票能够有正当性，投票者必须考虑公益或者其他投票实体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狭义的个人私利。对选民的这种道德要求，我们可以从晚期罗尔斯对自由民主理解的一个核心概念，“讲理的”（reasonable），及其相关的公共理智（public　reason）和礼尚往来（reciprocity）的概念里引申出来。关于“讲理的”这个概念，罗尔斯指出：

在公民互相看作是在一代代的社会合作系统中自由和平等的前提下，他们准备好互相提供公平的合作条款……并且在其他公民接受这些条款的前提下，即使在己方在特定情形下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同意依照这些条款行事，这时，公民就是讲理的。

与此相对，如果一个人只依照自己的“无所不包的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来投票，如果他只因为己方的主张没有达到多数支持，才不得已接受失败，并随时准备不择手段来改变己方失败的命运，那么这样达到的稳定罗尔斯称作“权宜”（modus　vivendi），是一种没有基于正确原因的稳定。所以，根据罗尔斯的想法，作为自由人民（liberal　people）的一员意味着不仅仅是基于自己的私利（包括物质的和教义上的）来投票，而是要基于某种公益的概念。当然，他理解的“公益”可能要比儒家的概念弱些。但是，他对选民的要求依然是（薄的）道德性的。

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点？如何能让人民的道德达到罗尔斯对公民的要求和我们要面对民主的前三个问题的需要？为了能达到这种“公民友谊”（civil　friendship），罗尔斯诉诸教育和习惯养成———他称之为道德学习（moral　learning）。这一学习的进行，要通过自由民主制度所安排的社会与政治机构、通过家庭、通过国际和国内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他同时也寄希望于政治家（statesmen）的作用。

但是，这些措施是否有效和充分呢？如果选民的大多数能够是在罗尔斯讲的意义上讲理的，那么他们或许能够关注非选民和弱势选民的利益。但是，如果讲理的选民不占多数，那么上面提到的民主的前三个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的坏影响、对非选民和弱势选民的忽视）还会存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明显出路是让那些不讲理的选民向那些讲理的选民（主动或更可能是被动地）让渡权力。但是罗尔斯寄希望于让所有或至少是大多数选民都讲理，而鲜有提及培养对讲理的选民和政府的尊重。但是，看起来我们不太可能现实地期待讲理的选民构成选民的多数。实际上，罗尔斯自己给出了为什么在一人一票制下这种期待不可能的一个论辩———他把这个论辩归于黑格尔主义者，但是他从来没有回应这个论辩。他写道：

在每个公民都有一票的自由社会里，公民的利益趋向于缩减乃至集中在他们的损害社群纽带的经济私利上，但在一个咨询式的等级制下，当他们（所属）的群体是如此地被代表（即每个群体才有一票），不同群体的投票成员就会考虑政治生活里更广泛的利益。

当然，是否讲理的选民可以构成多数，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是，民主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即上面提到的民主的第四个问题，关于选民对哪怕是他们自己的利益都不能正确理解的问题。包括罗尔斯在内的自由民主理论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关于这一点，以及这些解决的根本缺陷，笔者以前有过论述，现在还是坚持这些论述。因此，本节所余论述，只是已有论述的摘要。

首先，罗尔斯接受了黑格尔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指出没有经济基础的自由是空的。政府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和教育需要。同时，要排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他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做到这两点，因此政治成了商业利益的工具，国会也成了这些利益的交易所。在政府没有做到上述两点工作之前，这种状态无法改变。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除了罗尔斯提出的这些安排，言论与资讯自由以及其他对人民政治知情相关的自由的维护明显地也很重要。并且，公众还要有闲暇去消化这些信息。比如，公众是否应该被给予政治讨论的“假日”，在投票前对相关政治问题有所学习和了解。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在当今民主社会已经会被看作很极端的方式仍然不能充分解决选民知情的问题。历史上看，第一个民主国家雅典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两条保障：奴隶制和小国。奴隶制把雅典公民从日常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成为孟子所说的劳心者和参与政治的大人。与此相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绝大多数是全民劳动的社会，公民没有闲暇。他们表面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只是给了他们某种专门技能，而不是对政治的了解。雅典是小国的事实，也使得政治事务相对简单，人民对政治人物了解充分，国家利益与团体／个人利益更可能一致。这些使得共和制政体的良好运作成为可能。对后一点，西方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等人都有论述。与此相对，尽管当代自由民主对公民参与的要求比共和制政体所要求的低得多，但是孟德斯鸠提到的根本问题还在，甚至可以说是加重了。当代政论家Robert　Kaplan和政治学家Russell　Hardin对此问题有类似的论述。特别是，Hardin还指出，一个公民如果是理性的，就不应该去投票，更谈不上去为投票而对政治事务知情。另外，有些公民也不希望参与政治，这应该被自由社会所允许。但同时，他们对政治干预的权力也应该受到限制。

总之，上面提到的这些当代社会现实造就了公民对政治知情这一一人一票的先决条件的根本障碍。我将其称为当代社会的第六事实。这一事实包括：人类有滑向私利的倾向，而一人一票鼓励了这个倾向；总是有公民愿意选择对很多政治事务采取冷漠态度；绝大多数现代社会，包括现代民主社会，都太大了。其结果是不论政府和个人花多大努力，其公民的多数很难充分地对相关政治事务与政治人物知情。这一问题有多种根源：第一，由于现代民主国家太大了，并且我们高尚地拒绝了奴隶制，对政治（包括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基本的知情这一负担为大多数公民的智力、教育、意愿所无法承受。第二，现代国家的人口使得一张选票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第三，大公司和财团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近乎疯狂的财富在对公民道德、对精英献身公益事业的意向、对信息的控制上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都相对很大且要全民劳动的现代社会里，当代民主社会的第六事实就意味着罗尔斯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或慎议民主制（deliberative　democracy，它们都对人民的道德与知识有一定要求）是现实上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