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构筑新型的民族关系
一、实现政治上的平等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为了实现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让各民族当家作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确定了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赋予了各民族都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表明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
延边地区是朝鲜族聚集地区,1952年朝鲜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74%。在中共吉林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中共延边地委和延边专署为实现延边朝鲜族的区域自治,进行了一系列实际工作,1952年中共延边地委制定《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聚居区实施区域自治计划》,同年7月拟定《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7月30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向东北人民政府呈报上述3个文件,并于8月24日获得东北人民政府的批准。
1952年8月21日,组织延边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8月29日在延吉市举行延边各族各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300名,其中朝鲜族209人,占代表总数的69.7%。会议通过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选举了朱德海(朝鲜族)为自治区政府主席,董玉昆(汉族)、崔采(朝鲜族)为副主席及田仁永等32名政府委员,选举了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
1952年9月3日,在延吉市隆重举行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成立大会,由朱德海宣布吉林省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成立。大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贺电,与会全体代表分别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决心各民族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以来,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努力实现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1952年自治州成立之时,朝鲜族干部6090人,占干部总数的78%,高出朝鲜族人口比例4个百分点。1955年,朝鲜族干部在中共州委机关占76%,在全州政法、农业、财经、水利系统占75%~76%,在文教系统占87%。在自治州各级政府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朝鲜族占73%。这些表明朝鲜族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
在朝鲜族聚居的地方,各族干部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同心协力要把民族地区建设得更好。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举曾任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副书记田仁永同志。田仁永于1946年从延安来到延边,历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州委副书记,他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团结进步事业,把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延边。为了做好民族工作,他不但很快地学会了朝鲜语,通晓朝鲜族习俗,自如地运用朝鲜族礼节,还与一位朝鲜族姑娘结为夫妻,相伴终生。当家乡的老领导和战友们数次盛情相邀,请他回家乡安度晚年时,他总是婉言谢绝,深情地说:“我的全部情感已经完全融入了延边,延边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生命属于延边。”
在延边,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和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头等大事紧紧抓在手上,在全国率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强调“既要调动朝鲜族干部的积极性,又要调动汉族干部的积极性”,都要争当民族团结进步模范。1994年,延边被国务院命名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自治州,并至今连续四次获此荣誉,也是全国30个自治州中唯一的。
二、经济上互帮互学
汉族与朝鲜族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历来有所不同,汉族主要种植旱田作物,而朝鲜族主要从事水稻耕作。汉族与朝鲜族之间这种农业生产方面的不同格局,更为他们互帮互学提供了可能。过去,由于水稻种植具有优势,原来种旱田的汉族农民,也纷纷改种水稻,但他们的水稻种植、田间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远不及以水稻生产为传统的朝鲜族农民。而朝鲜族农民以水稻生产为主,不擅长经营旱田和蔬菜种植。这样,朝鲜族向汉族学习旱田耕作和蔬菜种植,汉族向朝鲜族学习水稻种植技术,不同民族之间这种互帮互学的情景在朝鲜族聚居地方是很常见的。各民族相互学习,团结合作风气深入人心,在延边还流传着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朱德海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曾把朝鲜族和汉族互相吸收对方优点而发明的犁杖命名为“民族团结犁”的故事。
朝汉民族不仅在农业生产上互补,而且他们之间团结互助的佳话也数不胜数。
在一篇《人民日报》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朝汉民族间相互帮助、相互支援的良好民族关系。
在河北省抚宁县渤海公社,人们传诵着朝鲜族水田大队和西河南大队团结互助的故事。
这两个大队位于渤海之滨的洋水河畔,紧靠在一起。两队的农田都靠洋河来灌溉。今年夏天,西河南大队准备扩大水稻面积,但种子不足。朝鲜族水田大队闻讯后,就主动给他们送来1000多斤优良稻种。正当浇水灌浆阶段,收工回来的朝鲜族社员,路经西河南大队稻田时,看到那里水很少,甚至有的地方没有水。他们想:今年秋旱,洋河水位下降,河两岸几个大队又都扩种了水稻,水更不够用了。我们大队位于洋河上游,用水方便。可是,下游的农田缺水,我们不能不管。
社员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大队党支部,党支部立即召开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要提倡顾全大局”的教导。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只顾自己,也应为别人着想。于是,党支部决定停开抽水机,发动群众改渠道,把水引进西河南大队的田里。当时他们正在往田里送肥,劳力也很紧张。可是大家说:“汉族兄弟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咱们宁可少送肥,也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于是,他们抽调了30多人,突击修改渠道,把水引进西河南大队的田里,使萎黄的稻苗迅速复壮。汉族社员说:“稻苗长得这样好,多亏朝鲜族兄弟给我们引来了‘龙江水’!”
6月,朝鲜族水田大队正在插秧的关键时刻,耕牛病倒了几头,田耙不出来,影响插秧的顺利进行,他们只好用人力拉犁耙地。由于土地分散,劳力不足,插秧进度不快。这时,西河南大队劳力也很紧张,可是他们还是派出3名有丰富耙田经验的老农,赶上两头最壮的牛到朝鲜族水田大队帮助耙田。白天,3名汉族老贫农,头顶骄阳,紧张地耙田;傍晚,他们又来到畜牧场,给病牛检查病因,精心护理。他们一直坚持到把朝鲜族水田大队的田耙完和牛病治好后,才放心地离去。朝鲜族社员感激地说:“我们队里能及时插上秧,牛的病能治好,多亏你们熬夜操心!”
这两个民族的社员,团结互助成风。今春,西河南大队正往地里送肥,拖拉机坏了。驾驶员杨希民刚学开拖拉机,不知道机器的毛病出在那里。他正在着急,朝鲜族水田大队派老机手金光雄来帮助修理。他发现活塞和钢筒需要换,立即冒着严寒,到30多里外的县城去买。他还向小杨传授安装技术,介绍拖拉机各部件的性能、结构与保养方法。在金师傅的帮助下,小杨很快掌握了一般修理技术,提前完成了送肥任务。从今以后,老金和小杨经常来往,互教互学,人们称他俩是“亲哥俩”。
朝鲜族社员薛粉伊和汉族社员单玉英住在一个院里。两家人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66岁的薛粉伊,带着3个小孙子、孙女,操持家务。单玉英有一个6岁女儿和一个不满1周岁的儿子,家里没有老人照看。薛大娘就主动替她照看。她照料着两家的5个孩子,使单玉英安心地参加生产劳动,每年出勤达到200天以上。每当人们提起这件事,单玉英总是说:“我能安心生产,主要是俺家里有一个老奶奶帮我管家。”[3]
三、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
东北地区是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方,朝鲜族与汉族、满族等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融洽,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民族关系方面的重大事件,各民族互帮互学、团结互助的事迹屡见不鲜,谱写了和谐民族关系的美好篇章。
民族团结佳话一。1960年秋,汪清县境发洪水,嘎呀河水猛涨,住在河畔的仲安大队第四小队朝鲜族农民的生命受到威胁,该大队第三小队汉族农民自觉组织青壮年冒雨到第四小队,抢救农具、牲畜、种子及口粮等,并用马车将朝鲜族接到第三小队,热情款待,有的汉族农民把热炕让给朝鲜族,自己则在地上搭铺睡。洪水过后,汉族农民又帮助朝鲜族农民灾后重建。而三小队汉族农民多来自山东,缺乏水稻种植技术与经验,产量长年不稳定,见此,四小队将经验丰富的看水管理员派到三小队,此后三小队的水稻产量实现了稳产高产。
民族团结佳话二。江惠芬是出生于泰国的归国华侨,当年她“下放”到延边时,举目无亲。由于她的海外身份,10多年落不下户口、找不到工作,甚至领不到口粮。当她孤独无援,陷入痛苦、绝望的时候,是淳朴善良的朝鲜族父老乡亲,东家送棵菜,西家送盆米,及时帮助她熬过了那段辛酸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些,她总是百感交集。改革开放后,她研制的“珍石烧伤膏”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一家美国企业先后7次要出巨资购买她的药方,可她不为所动,总是说:我确实需要钱,但药方不属于我,它属于延边、属于我的祖国,我不能忘记延边父老乡亲对我的恩情。她开办了延边华侨烧伤医院,每当遇到经费有困难的患者,她都想起朝鲜族同胞对她的关心和照顾,主动减免医疗费,甚至赔钱也要把患者的病治好。
民族团结佳话三。1974年,朝鲜族夫妇李文哲、蔡明子,仅靠当时39元的微薄收入领养了两名汉族孤儿,为节省开支,李文哲不得不戒掉烟酒。改革开放后,李文哲夫妇搞起了家庭副业,办起了养熊场,把全部收入用在收养、资助孤儿和贫困孩子身上。30多年间,李文哲夫妇共收养、资助了64名朝汉族孤儿和贫困生,共有28人考入大学,3人考取研究生。每当考入大学的孩子就要离开家乡时,这些孩子们都眼含着热泪向李文哲夫妇依依不舍地告别:爸、妈,我们走了,你们多保重啊!李文哲夫妇深情地看着这些无父无母、无依无靠,就要离家外出的孩子们,就叮嘱他们说:孩子,从今以后,你们自己在外面闯吧,记住,无论你走到哪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每当寒暑假,是李文哲夫妇最忙碌,也是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在外上学的孩子们回来了,一家人又团聚了。
民族团结佳话四。汉族民营企业家刘德全,小时候因家境贫寒,还没有上完小学,就不得不辍学回家,靠放牛、种地、到井下背煤、捡煤渣维持生活。这个从小就吃尽了苦头、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无论是在艰苦创业时期,还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始终对民族教育怀着深厚情感,先后捐资1000多万元,建起了两所朝鲜族学校,为学校维修校舍、捐赠设备,为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资助了30多个困难家庭。每当说起这些,他总是动情地说:我从小受苦、上不起学,这是我今生的最大遗憾。我不能再让这些孩子遗恨终身,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和龙市汉族林业专业户孙琛,依靠党的富民政策致富以后,一不买房,二不置家具,先拿出5000元作为扶贫流动资金,帮助缺少资金的朝鲜族乡亲,被朝鲜族农民称作“咱村里的信用社”。
朝鲜族与各族人民心连心,民族团结谱新篇。在朝鲜族居住地区,各民族互帮互学,团结合作的事迹数不胜数,这正是应验了1953年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书记朱德海同志在珲春县三家子乡调研时,听到当地朝、汉、满等兄弟民族团结合作,亲如一家的动人事迹后,所说过的话,即“抗日战争时期延边的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用鲜血谱写了民族团结的赞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州各族人民也要团结合作,共创美好的未来”。
【注释】
[1][朝]崔宗范:《江北日记》,见高永一编:《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参考资料汇编》第一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
[2]陈明:《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民族》,《人民日报》,1951年12月6日。
[3]《抚宁县朝鲜族和汉族群众亲如兄弟:民族团结的赞歌》,《人民日报》197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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