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结构变化与合理调整及产业机理分析

二、区域产业结构变化与调整

（一）苏、浙、沪产业布局混乱，结构趋同

其一，制造业内部趋同现象明显，15个比重较高的工业部门中，重合者高达8个。2000年，在26个制造业行业中，上海、江苏、浙江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有着较高比重的15个工业部门中，有着较大的重合，三地重合的行业高达8个。这8个行业是:服装、文体用品、金属制品、普通机械、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化纤、塑料。如果两两相比，浙江与江苏重叠的有11个，除上述8个外，其余为纺织、造纸及其制品，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浙江与上海相同的行业，增加了橡胶制造业；江苏与上海重叠的也有9个，另一个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重合的部门均是三地制造业的主体。

从浙江、江苏与上海各自的产业结构看，2001年三地产值比重最大的12个制造业部门中，苏浙沪有8个相同。浙江有11个与江苏重叠，有10个行业与上海相同；上海各有10个与浙江、江苏相同。不过，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最大比重的分布有所差异:浙江是纺织、机器设备、电气机械、服装与化学原料行业；上海为电子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黑色金属冶炼、机械设备与电气机械制造业；江苏则为纺织、机械设备、化学原料、电子及通信设备与电气机械工业。可见，上海制造业结构的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化领先于江苏，江苏又领先于浙江。

从历史发展看，1997年，三地12个最大的制造业行业中，仅有5个相同；上海和江苏、浙江各有6个相同；而苏浙有7个相同。随着经济发展，三地的纺织、皮革、食品加工、木材加工、造纸等传统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趋于下降。从1985年到1995年，浙江的纺织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4.2%降至15.8%，2002年已降至13.6%。上海纺织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下降的时间更早，2002年其比重已降至3.51%。现今，在长三角相距不远的15个城市中，有11个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业，有8个城市选择石化业，12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长三角经济圈“十五”高新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纳米材料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

从主导产业定位看，浙江将未来一个时期内的主导产业定位为:电子、机械、化工与医药产业；上海则定位为:电子信息、化学医药、交通运输设备（汽车）、机械与钢铁产业。江苏的主导产业定位与沪浙基本相同。从中可以看出三省市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基本重叠雷同，三地制造业结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并具有更大的趋同性，没有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

其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进如出一辙——同构趋势将更为强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零售、交通运输等传统行业的比重不断下降，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教育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与社会服务业等服务部门的比重不断上升。继上海后，苏浙两地也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二产业的扩张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产业结构的演进将主要在第一、二产业间进行转变为主要在第二、三产业间进行。

从上海市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零售、交通运输等传统行业的比重不断下降，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教育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与社会服务业等服务部门的比重不断上升。

浙江与江苏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基本上也符合这一规律。不过，浙江商品流通服务业的比值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与该省发达的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密切相关。近年来，浙江的运输、商业发展速度已明显放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业与运输行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值已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趋于下降，但随着近年来社会对科技的重视与投入增加，这一行业也得到了相对较快的发展，在第三产业中的比值也会逐步回升。可以看出，上海、江苏、浙江的第三产业内部行业同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但上海的科研与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将保持领先地位。

以上分析主要是比较了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同构程度，然而要从总体上全面系统地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程度，一般采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的结构相似系数^[13]。该相似系数值在0与1之间，数值越趋于1，表示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相同程度越高。在对国家间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评价时，以0.85为界来评判同构性的高低，而在一国内各地区进行比较时，由于地区间的差异没有国家之间差异大，将相似系数界限提高到0.90。

为揭示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的历史演化趋势，本书运用结构相似系数这一定量指标，在计算上特地采用了1987—2002年长达16年的历史数据。同时，为了更客观地反映长三角地区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的产业同构状况，把范围细化到工业部门内部，数据采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1-3:

表1-3　长三角两省一市工业结构相似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将1987—2002年长三角地区历年结构相似系数按时间序列做成线形图，可清晰地看出这几年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化的走势。如图1-3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尽管浙江、上海和江苏两两之间的结构相似系数数值比较高，但从1987年到2002年，总体上仍呈下降趋势，且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起伏。从分类看，浙江和江苏两者间相似系数最高，历年来都超过了90%的地区界限，且起伏不大，波动幅度控制在6.5个百分点内；上海和江苏间的相似系数居中，在85%左右，浙江和上海间的相似系数三者中最低，在75%左右，两者波动幅度都较大，且起伏周期较为一致。从单年数据的静态观察，产业同构现象确实已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显著的特点^[14]。

图1-3　历年工业结构相似系数走势图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现象并非停滞不变，而是一直在变动发展，且在每个时期，对产业同构影响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具体情况汇总参见表1-4如下所示:

表1-4　1987—2002年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状况与原因汇总

（资料来源:《嘉兴学院学报》2005/1，56—61）

（二）区域产业的合理调整与规划

产业布局的调整应该基于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地理环境及社会文化条件等方面的情况来进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政府对地方产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小。在结构调整与升级这一最重要的资源配置过程中，主导性力量仍然应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需要在相信并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产业分工和布局更多的是由市场竞争所决定。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牵引下，长三角的最大优势就是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今后长江三角洲的产业定位，应该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政府的作用则体现在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地方行政壁垒、完善一系列制度、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长三角发展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要认识产业结构需要调整与升级的必要性本身，而在于明确升级的方向和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个进程。从我国经济运行的经验看，从长三角的实际情况看，消除产业同构的不良影响，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整合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应该遵循以下几条标准:

第一，建立市场需求弹性大、产业扩张潜力大的产业结构。长三角地区不应该放弃或者忽略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迄今在全世界各产业分工领域中的产出与投入比中，制造业仍是比值最高的产业，是资本最节省、区域内劳动要素和政府税赋受惠程度最大的产业。高科技产业固然好，但不能搭建空中楼阁。区域内的财富基础牢固了，高科技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要素才会源源不断地主动流入到这个区域中来。

第二，形成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结合的产业安排。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仅支持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难题的共同出路。长三角的产业结构调整，一定要紧紧抓住城市化这个导向不放。有了城市的现代化，我们才能有旅游、商贸、金融、新型服务业等产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同样，有了不断向现代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的旅游、商贸、金融、新型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我们才会有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

第三，在专业化基础上综合发展地区产业经济。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任何一个地区想囊括所有的产业部门，做到“大而全”或“小而全”是不可能的。另外，由于地域社会和自然差异的制约，各地生产部门也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利用资源，发挥生产潜力和地区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区域专门化，从不同尺度上看有不同的规模。从全球角度看，有以生产石油、橡胶、咖啡、糖、铜等为主的资源型专门化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以造船、钟表、化工、汽车等产业为主的加工型专门化的国家和地区，甚至还有以旅游、金融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在长三角经济圈内，各成员城市应该根据自身的基础与优势，制定专业化的产业布局。如，上海定位未来重点发展金融、咨询、航运等产业，江苏以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一线致力于现代电子制造业、钢铁、石化和冶金等重工业发展，浙江省的宁波、舟山、绍兴等沿海城市以原材料和能源产业带为主，显示了因地制宜的、较高的地区专门化经济效益。

当然专门化绝不是单一化，在区域内和区域外都要保持横向经济联系，注意各产业部门协调综合发展，各产业部门之间构成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统一经济整体。这样可以减少各经济区间不必要的交换、运输，发挥整体效应，充分利用技术力量，实现原料的深加工和废弃物的充分合理利用。

第四，在产业整合中正确处理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产业布局问题不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设置什么样产业的问题，还要注意到设置什么样规模的产业问题。经济规模与经济效益关系十分密切，在产业布局时，正确处理这一关系仍是十分重要的原则。生产费用包括两种费用，即固定费用^[15]和可变费用^[16]。一般地说生产规模越大、机械化程度越高，每件产品所负担的固定费用越少，显然是经济的。但是生产规模增大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即当地原料、燃料的供应能力要相应增强，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要提高，投资要增加，建厂时间要增加等等，所以布局生产规律应当是因地制宜的。英国土壤学家兼经济学家E·F·舒马赫在其代表作《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发展中间技术，强调小型经济，这比“大洋全高精尖”的经济策略会见效快，社会也安定。这一思想被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重视。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建设就十分注意经济规模问题。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也应该正确处理好产业规模与效益的问题，不能一味求大贪全，其结果必然导致规模不经济。

第五，提升产业结构，培育全新的核心竞争力。毋庸置疑，长三角的工业化进程起步早，发展较快，有“世界制造业基地”的美誉。但长三角不应满足于此，还要尽快调整现有的产业布局，及时实现产业升级，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首先，要巩固和提升制造业基础，在布局上不再是遍地开花，一盘散沙，而是要形成相对集中的合理布局，同时适时淘汰下游产品，致力培植研发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更重要的是，要把发展的战略重点转移到现代服务业上去。上海无疑要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而环太湖地区和江苏中南部地区作为长三角的核心腹地，又出于巩固和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应依据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全力发展本土化自主产业，打造长三角核心竞争力。

（三）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产业机理分析

1.产业关联效应。

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各城市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等均存在显著的差异，为各城市间产业的互补性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随着区域市场运作体系的逐步完善，必将要求提高地区间产业合作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协作向更高层次的产业整合发展，促进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城市之间的互补性水平分工及处于不同层次城市之间的配套性垂直分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产业关联效应集中体现在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沿江、沿海和周边城市群等3条空间关联渠道。

第一，沿江产业带。

由上海指向南京方向的沿江产业联系路径是长江三角洲临水型产业带的重要发展脉络，已经形成了原材料、汽车制造和重化工业的产业走廊。在原材料方面，南京是我国鲁宁长途石油输油管道的终点，从而使南京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三角洲各地城市石化和炼油产业的原油供给基地。汽车制造业是现代生产体系中关联度极高的产业门类之一。目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汽车制造产业体系中，已经形成以上海大众和通用两个大型汽车制造公司为龙头，联结南京汽车厂的中型轿车生产基地，共同构成了汽车及零配件生产加工基地的空间发展格局。同时，沿江地带日益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钢铁、石化和冶金等重工业发展的空间走廊。

第二，沿海产业带。

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中了我国最大的河海港群，目前拥有万吨级的港口达26个。在总生产运装规模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总吞吐量达35亿吨，占全国港口吞吐能力的70%。由上海以南至杭州湾北部的宁波、舟山、镇海、绍兴一线，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临海型产业带的重要脉络。这条产业带利用沿海资源优势和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以石化、钢铁、冶金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原材料和能源产业带。

第三，周边城市群产业带。

与上海毗邻的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城市，在历史上是与上海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上述城市直接将技术要求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输入进来，作为该城市的主导产业。在改进和嫁接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普通电子产品、家电制造、农副产品加工、轻纺和通讯产品配套等产业的专业化生产规模，进一步提高了与上海都市区经济的产业耦合性。

2.产业转移效应。

第一，产业梯度转移。

上海城市经济的战略重点转变引发了上海部分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关系向城市外部的空间转移，直接推动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将汽车、通讯、电站成套设备、钢铁、精细化工等确立为重点发展行业，而将纺织、玩具、塑料制品、五金、皮革、针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调整和转移的对象。上海进行城市产业转移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主要包括:1.通过压缩落后传统城市支柱产业的生产规模，让出有关产业的生产和销售市场。例如1999年以后，经过限产压缩，上海纺织业的产值由占城市全部工业产值总量的22%下降至10%以下，并在周边地区迅速培育出一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生产型城市。上海城市经济体系中的食品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工业也向邻近的江苏南部地区和浙江北部地区进行空间转移。2.通过生产技术转让以及技术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对上海本埠传统企业或产业进行改造和嫁接，实现产业的空间转移。采取建立企业联盟、合作生产、虚拟经营等不同形式，实现了玩具、五金、机械制造、轻纺产品等产业门类的空间置换。3.通过外包加工的形式，上海将一批新兴工业的部分生产工艺程序、配套生产以及部分原有产业的外延生产直接转移到周边城市进行。目前实施直接生产转移的城市产业门类主要包括零部件、各种包装耗材、元器件等，由此相应地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周边城市包装材料工业、塑料制品和机械加工等产业的发展。综上所述，上海进行产业结构梯度空间转移的具体做法，无疑成为导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化的一项重要经济基础。

第二，企业微观转移效应。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功能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体系^[17]的形成与完善，推动着城市功能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城市群形成、城市经济圈联动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上海对周边地区的企业形成了强烈的吸引力，导致了浙江和江苏的部分企业纷纷迁往上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空间转移一般可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实现部分转移。如万向集团在上海建立了上海万向投资、上海万向进出口；西湖电子集团在上海建立了上海西湖电子；德力西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德力西等。第二种是将公司总部转移至上海。如杉杉集团把总部转移到上海，主要生产加工基地留在浙江，同时在两地建立销售网络，在原创地与上海之间开始形成企业空间分工体系。到2001年12月底，浙江驻沪企业已达5万多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2 000多家，集团公司50多家，在沪企业的投资额高达500亿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经济效应。

3.产业聚集效应。

第一，高新技术产业聚集效应。

高新技术产业在长江三角洲的聚集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现有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和常州，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逐步形成了环太湖和沿沪宁、沪杭甬铁路线的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带，其轴线与铁路干道和产业布局相重合，形成强大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促进了城市之间的联动发展。目前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我国电子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以微电子、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居全国领先位置，许多城市已经成为高科技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集聚地。如上海日益成为长江三角洲高科技产品的集聚地和扩散源，上海以张江、漕河泾等高科技工业园区为载体，集中发展航空航天技术、信息产品、新材料和微电子等高技术含量产业，实现了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诱发了长江三角洲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使得高科技群落正在本地区逐步形成，促进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在外商直接投资诱发的IT产业集聚过程中，对先行企业的跟随效应造成企业的“群集”特征十分明显。在沿沪宁高速公路的经济带上，产业链的凝聚效应正在吸引IT厂商候鸟般地到江苏“扎堆”，电脑主板、笔记本电脑、显示器、键盘、鼠标、UPS电源、通信、硬盘、扫描仪、微处理器等诸多产品的制造已蔚成气候。以苏州为例，苏州是全国利用外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已经形成了围绕龙头企业配套协作的企业群，如以明基电脑、全友电脑和华宇电脑为核心的IT企业群。

第二，传统产业集群与特色产业群效应。

传统产业的集群效应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汽车、钢铁、石化等产业群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城市之间的关联性。值得关注的是，长江三角洲的“特色产业群”推动了市场交易规模和辐射半径的扩张，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浙苏两省以专业化商品市场为主，形成了“专业化商品市场群落＋特色产业群落”的产业发展模式，而浙江的“特色产业群”尤为典型。随着专业市场的不断发展，扩大了产业的经营规模，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于是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不断崛起。在浙江众多的企业群落中，任何一个功能完整的企业群落都是生产性企业群落与商贸服务性市场群落的共生集合体，市场群落与企业群落之间的这种相依相伴、相辅相成的内在共生关系被称为“并联耦合性”。中小企业与专业市场相互促进，或是产业催发市场，或是市场带动产业，市场与产业联动发展，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特色产业为主体的区域特色经济。浙江“特色产业群”的结构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趋异性，产生了具有不同主导行业的城市，如杭州形成了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环保设备等新兴产业群；宁波市基本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轻纺、机械、建材、港运为支柱的产业群；绍兴兴起了纺织产业群，从而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客观条件。

“特色产业群”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形成了产业空间密集带，实现了各城市基于特色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由于“特色产业群”之间的差异性，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奠定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