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中的区位优势与内生交易费用

二、区位优势与内生交易费用

（一）区域发展中的区位优势

“区位”源于德文的standort，是1882年由W·高次首次提出。区位在1886年被译为英文“location”。区位同位置不同，既有位，也有区，还有被设计的内涵。区位的主要含义是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也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意义。尽管我们将区位定义为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现代区位理论并不把诸如动植物占据某特定场所繁殖、生存的行为纳入区位理论范畴，而区位定义中的某事物限定在人类为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诸活动，即人类活动或人类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是人类活动（人类行为）所占有的场所。长江三角洲之所以可以成长为一个较为稳态的区域经济体系，与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密不可分。

1.区位条件。

人类活动所占有的场所是我们通常的区位。那么是什么引起人类活动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地球的表面，而是仅仅在局部地点（场所）或一定程度上集中于某些区域进行呢？归其原因在于不同的场所并不能同样地满足人类所从事某项活动的要求，即不同的场所有着不同的区位条件。区位条件是区位（场所）所持有的属性或资质。

人类对自身活动场所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位条件的好坏。区位条件是相对于区位主体而言的。区位主体不同，区位条件随之不同，例如，在选择工业区位时，劳动力、资本、原料、能源、运输、市场等一般是主要的区位条件；而在选择农业区位时，光热与温度条件、土壤条件、劳动力条件、交通以及市场条件则构成主要的区位条件。区位条件随时间而变化。就某一区位主体而言，对其局部场所（区位）的要求随时间而变，因而要求的区位条件也随之变化。例如，就选择工业区位而言，由于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工业活动本身制造工艺技术进步以及生产中的物耗水平和投入比例的变化，在区位选择中的原料、能源、运输等区位条件的地位相对下降，相反，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地区智力密集程度、市场等区位条件地位大大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也表现为这一特点，即劳动力素质、市场基础和金融服务环境等已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区位条件。

2.区位因子。

区位因子或称区位因素是指影响区位主体分布的原因。韦伯称之为区位因子（standorts faktor），格林哈特称之为区位因素（location factors），艾萨德称之为区位力量（locational forces）。最早提出区位因子的韦伯，将区位因子定义为经济活动在某特定地点进行时所得到的利益即费用的节约。从区位理论的角度看，即特定产品在那里比别的场所用较少的费用生产的可能性。相对于区位条件是由于场所不同而生产条件不同，区位因子则是对于生产者而言，由于场所不同表现出其生产费用或利益的差异。区位因子不仅包含有用货币可度量的价值标准，也包含有不能用货币所测算的非经济因子。格林哈特在其《工厂区位》一书中所提出的纯粹个人因子（purely personal factors）即为这种非经济因子。

区位因子的分类可以归纳为图1-4。考虑经济因子中的成本因子是区位理论研究的传统思维，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在韦伯工业区位论中，将成本归纳为3种，即运费、劳动力成本和集聚、分散所带来的成本变化。考虑三者后的最低成本点就是最佳区位点。

图1-4　区位因子的分类

韦伯之后的区位理论学者对成本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使其更加趋于理论化和系统化，如其后的胡佛和艾萨德等，都将成本因子作为一个区位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成本因子又可分为运费因子和非运费因子，运费因子是以运输为主随距离的变化而有规律变化的因子，这些成本在各个场所以系统的且可预测的方式变化，因此一直作为区位理论成本研究的基础；而非运费因子，包括诸如劳动力、能源动力、水、税金和资本的利息等与投入相关的各种因子以及能够产生集聚和分散经济的各种因子，这些因子一般相对比较固定，不表现出随距离规律性的变化，其中的集聚和分散因子则只与经济活动的规模等有关。

同重视经济因子中的成本因子的作用不同，以廖什为代表的利润极大化区位理论从需求因子出发，重视经济因子中的收入因子。廖什在《经济空间秩序》一书中谈到，正确的区位是纯利润最大的地点，即影响区位的因子不仅包括成本因子也包括收入因子，更确切地说是两者的差。

收入与市场大小有密切关系。成本最大节约的区位不一定是获得最大利益的区位，因为利益同时与收入也有关。只有收入和成本的差最大的区位才是最大利益的区位。因此，决不能忽视经济因子中收入因子。在此所说的市场主要是指区位主体可能占有的市场地域大小。市场地域大小与商品的市场价格、地域人口数量和居民收入有关。因此，人口密集和收入水平高的地域是区位选择的最佳候选地，特别是现代区位选择主要表现为接近消费地。区位数量与人口数和经济收入一般成正比，各大城市成为主要的区位候选地的原因之一是人口分布密度大，收入高。

能够得到最大利润的区位是总收入超过总费用金额最大的地点。但是对于区位决策者来说，最大利润区位也许没有他喜欢的娱乐设施和交际场所，如高尔夫球场或夜总会等。在这种情况下，区位决策者有可能选择接近最佳区位且又能够满足自己行为的空间。因此，区位决策者在决定各种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还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如决策者个人的偏好，决策者的出生地以及区位决策的模仿等。

政府可通过改善区位条件、增加区位补助金和区位限制条件等手段吸引、诱导或改变个人或企业的区位投资。区位政策从区位理论的角度来看，可达到降低生产费用，包括固定费用和区位费用，同时也可扩大收入空间的效果，最终使利益空间界限发生变化。

就区位因子而言，对区位主体的区位给予大的影响因子是主要因子，相对影响比较小的为次要因子。而就工业区位而言，米勒将劳动力、资本、原料、能源、运输、市场作为主要因子，而将用水、研究开发、经营、税制、自然环境以及其他要素归结为次要区位因子，如图1-5所示。

图1-5　工业区位因子

（资料来源:坂本英夫，滨谷正人，《最近的地理学》，第40页）

通过上述运用经济地理学区位原理剖析区域经济现象，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地理结构是地区间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产业集群自身的一些特征，如区位特征、资源共享特征使群体内企业获得市场优势、创新优势，形成集群的特色和竞争优势。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企业在空间聚集，形成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模仿的，这些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往往具有乘数效应，它们是地区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源泉。可见区位对地区企业及整个产业的重要意义。处于优势区位的产业群总是能获得优先的发展，获得一些其他区域无法企及的先天条件的恩惠，比如地理交通位置优越，便利的供销渠道，广阔的消费市场，高水平的研发体系等等。正是这些区位优势使得地方企业的发展获得了先发之势，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当今，长三角地区明显的区位优势已经显现无疑，上海已经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转移的基地，绝大多数世界500强企业选择上海作为其亚太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而同样处于长三角地区的苏州、无锡、杭州等主要城市也凭借其紧靠上海的区位条件，成为海内外资本投资的热土，出现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内生交易费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的统一、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逐步演化到经济政策的统一，也就是倡导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达到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长三角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区位条件使得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具备了天然的条件，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效地节约了交易费用，大大遏制了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有利于提高该区域经济运行效率，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

本书援借内生交易费用的经济学理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加以详细分析。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是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到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并不像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假定的那样不存在费用，而是有成本的。交易费用是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企业可以依靠一定的方法在内部完成交易，从而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扩大到相当大的规模，使得其内部进行的交易费用等同于产品流向市场的费用。内生交易费用有广义和狭义的定义。我国经济学者杨小凯认为，凡是交易费用水平要在决策的交互作用发生后才能看到的，就是广义的内生交易费用。狭义的交易费用是指在零和博弈的交易中人们争夺分工的好处，每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惜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这种机会主义的行为，削减了分工给资源配置带来的好处，背离了帕累托最优原理。经济一体化正是解决这一区域经济对峙的局面，通过大幅度地削减内生交易费用，来提高分工水平，从而促使经济总体效益的增加。

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内生交易费用绝大部分产生于交易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内生的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中有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正如常言所说，“买者没有卖者精”。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是分工专业化利益的来源，同时也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重要根源。举个例子说，前几年我国打假的口号很流行，因为人人都知道假货的危害。假货之所以盛行一时，是因为所出售商品信息的不对称性。当买方不知道卖方商品的真正品质时，只会对该商品进行平均质量的猜测，而不会相信卖者对质量的描述。基于这样的心理，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有的商品的质量原本很好，因此价格高于同类产品，但由于买者不信任其质量而不敢以高价购买。而那些价格明显低于优质品的伪劣产品，给人的信息却是比较确定的，人们认为，即使真的是伪劣品，由于价格低廉，还算是“划得来”，因此宁愿上估计得到的价格当，也不愿上看不见的质量当。这似乎很荒谬，然而事实确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次品模型。它试图证明，当信息不对称时，互利的可能因内生交易费用而不能实现。威廉姆森^[23]从人这一经济运行基本单位入手，通过对其机会主义的本性分析，认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现实经济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机会主义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加，降低了市场效率。而这内生的交易费用都是一方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以欺骗来争夺更多分工的好处，而另一方由于该可能性的存在而产生不信任行为，从而导致贸易的障碍，影响经济的总体发展。

内生交易费用与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关系是负相关。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模型即次品模型来分析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情况。假定生产X商品的专业是专有技术（Know－how），内行和外行的差别很大，所谓“隔行如隔山”，假设该生产厂家A的产量是H，H是个随机变量，如果该厂家把他的真实生产能力告诉另一厂家B，他的专业产品相对的产品的价格就反比于其生产能力H，如果他低报生产能力，即夸大成本，可以使他的贸易条件改善。假设厂家A的真实H是3/2，但对外谎报H为1/2，而厂家B知道对方会有欺骗，并不确信其为1/2，只会按常识判断其为3/2，并按H＝2/3要价。因此在H＝1/2时分工不可能实现。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原本互利的交易不能实现。这就是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之一。广告的高昂费用，目的只是为了说服顾客增加对本产品的了解和信任，它也是一种内生的交易费用，因为可能存在的欺骗行为，使得各自付出了高额的交易费用。

以上是关于信息不对称的静态论述。在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中，不但人与人之间的投机行为会影响结局，信息和对策的交互作用也影响结局，这就是所谓的完美贝叶斯均衡。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发挥市场的功能。足够规模的市场可以提供诸多选择，使价格无限趋近有效率的价格，从而限制内生交易费用。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在某种有效的制度设计下，诸如法律、规则、信誉等使重复对策促进合作成为可能，以更多互利的机会来创造更多合作的机会。可见，在长三角经济圈内实现信息、人员、资源等的充分流动、交换以及经济法律政策的合作统一，能够有效控制和减少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降低成本，达到互利共赢，而这也正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动机与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