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平衡”战略与对华“竞合”关系

美国“再平衡”战略与对华“竞合”关系

崔立如^[1]

【内容提要】　奥巴马执政以来，面对日益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与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美国政府对外战略被迫转向多边主义，通过运用“巧实力”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经济活跃但政治军事情况复杂的亚太地区成为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点，奥巴马政府通过“再平衡”战略来维持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其中迅速崛起的中国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也成为其最重要的交往对象。美中关系在双边经贸方面存在着互利合作的关系，但又在地区主导权上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合”关系的处理成为美国在亚太推行“再平衡”战略的关键方面。

【关键词】　再平衡　竞合　巧实力

美国外交的战略调整，从奥巴马入主白宫的第一天起，就成为美国政府外交的主要议题。奥巴马当选是美国政治发展中的历史性事件，同时与美国外交上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密切相关。奥巴马高举“变革”大旗带领民主党赢得大选，新政府肩负两大历史使命:一是重振美国经济，二是重新塑造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同时肩负着这两方面的使命。在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外交调整的重要方面是处理布什政府留下的负面遗产，但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外交战略举措大概就属亚太“再平衡”战略（最初是冠名“重返亚洲”战略，但引起很大争议，遂改之）。无论人们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如何评论，在笔者看来，“再平衡”一词确实道出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中心思想: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亚太战略平衡（或战略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要想维护其霸权地位，必须做出积极调整，来主导建立能够适应21世纪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的新的战略平衡。而这也正是新时期整个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中心思想。

一、面对一个新的多极化世界

我们所讨论的美国外交的战略调整，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的一次大转型，是一种历史性的转折。其国际大背景是，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由单极结构转向多极结构。对美国而言，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其对全球事务的统治性地位已发生重大改变。用美国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话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习惯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他更明确指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没有任何经济或政治对手的情况下，主宰世界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2]不管人们用什么词语定义这种转变，多极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10日发布的《2030年全球趋势》指出，未来15—20年将很可能“不再有任何霸权主义强国。权力将转移到一个多级世界中的一个个网络和联盟之中”^[3]。关于美国是否已进入“衰落”的下行滑道的辩论，仍在全世界范围内激烈进行，但更多力量中心迅速崛起。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重挫下，美国国际地位明显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将这一权力的扩散和美国国际霸权地位的衰落描绘为“无极时代”的到来。他写道:“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看来将是无极秩序: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多个国家支配，而是受几十个拥有并运用各种力量的角色控制。这代表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结构型转变。”^[4]

然而，21世纪的国际关系还有一个根本性特征:经济全球化造成国家间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在大国之间尤其突出。这正是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与以往历史上的多级体系的一个重大不同。这意味着，美国对国际事务主导力下降，要面对更多的竞争者，同时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进行更有效的合作，以建立一种能适应新的世界，同时又能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这样描述美国面临的新挑战:新兴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金融危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气候变化、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构成的各种挑战，超越了国界，而且无法用单边解决方案来应对。挑战日益错综复杂，全球力量却更加分散，这意味着建立共同行动联盟将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关键。^[5]毫无疑问，对照冷战后单极时代布什政府曾经宣称的“打造21世纪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称霸目标，美国的目标已经是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语。

二、转向多边主义，玩“巧实力”

如同哈斯所指出的，伴随美国国际地位相对衰落的，是权力的相对衰落和影响力与独立性的绝对衰落。^[6]这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像过去二十多年来那样为所欲为。然而，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仍将长期是全球最大的力量聚合体”。因此，在奥巴马政府看来，美国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从根本上讲，不是要应对一个像苏联那样与美国全面抗衡的敌手，而是要在权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所展现的更加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继续维持美国的全球利益和领导地位。因而，美国外交的战略调整实质上是一种战略转型，且需要同时应对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要针对布什政府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力不从心”问题，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改变“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要着眼世界变化的大趋势，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改造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维护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实现上述目标的基础，就是恢复美国经济，增强美国实力地位，这也是最紧迫的任务。

自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美国为首的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推进美国的利益与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是华盛顿永远不会自动放弃的目标。美国两党、不同政治派别、利益集团、政要专家和舆论领袖之间所不断展开的外交政策辩论，主要是以什么方式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面对当前急剧转变的世界和明显削弱的美国实力地位，以退求进是奥巴马政府战略调整的基本方针，或者说是调整美国全球霸权目标的内涵、外延及推进方式。其招牌性的“新方式”就是强调“运用巧实力”。还是希拉里·克林顿的阐释大概最具代表性。克林顿在其题为《巧实力的艺术》一文中写道，在世界不断发生的变化中，仍有两大要素恒定不变:其一，必须要有一个公正、开放、可持续的国际秩序来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其二，这个只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及外交能力。她说，考验美国今后领导能力的将是，推动差异迥然的不同国家和人民努力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弘扬共同价值观和实现共同愿望的能力。为此，必须扩充美国的外交政策工具，整合每一项资源，团结每一个合作伙伴，还要从根本上改变行为方式。这就被称为“巧实力”。^[7]

纵观奥巴马政府5年来的对外战略调整，可见其大致脉络。

首要任务是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略态势:尽快从两场战争中抽身，以减轻日益不堪重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包袱。实现从伊拉克的战后泥潭中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已被视为奥巴马第一任期最重要的成就，并成为争取连任成功主要的政治资本。下一目标就是实现2014年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地面部队和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在不少问题上踌躇不定的奥巴马对此表现出不寻常的明确、坚决，毫不顾忌阿方和美军方的不同考虑。为此，不但搞僵了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关系，而且惹得五角大楼十分不满。不久前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其回忆录中对奥巴马最尖锐的批评就是，他对美军方在阿富汗的努力毫无热情。盖茨是从军人的角度和情感谈论问题，而奥巴马则更强调实现其战略收缩的首要目标决不能拖泥带水，虽然他也不掩饰对两场战争的祸患深恶痛绝的个人情感。

此外，奥巴马的撤出战略还有更深层的“再平衡”含义:处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21世纪“新的世界”，美国需要重新评估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传统地缘政治和未来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出于类似的战略考虑，美国在中东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三年前在中东地区突然爆发的阿拉伯革命，到目前叙利亚的战争，美国决策与行动的踌躇不前、举棋不定可谓前所罕见。不少人将其归结为奥巴马的个人特点所致；其实，华盛顿在西亚北非剧变中的表现恰恰反映，在深刻认识两场战争的巨大代价和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之后，美国对待地区动乱的处置方式，趋向尽量避免直接介入，更忌讳大规模用兵（尤其是派遣地面部队）。

三、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明确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是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中最引人注目的大举措。做出这一调整的两大理由显而易见:一是经济上的考虑；二是战略上的考虑。重振美国经济是奥巴马政府最重大的历史使命，更是最紧迫的任务，不仅关系到奥巴马个人的荣辱，更关系着美国国运的兴衰。无论是对当前还是未来美国对外经贸关系而言，作为全球新的经济重心，亚洲都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亚洲拥有中印等最大且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不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未来全球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还将成为未来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地。美国经济已和亚洲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未来发展更与亚洲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美国把主要的战略挑战也定位在亚洲。首先，迅速崛起的中国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其次，华盛顿认为亚太地区在安全上存在最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确定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历来是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核心要素。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并迅速衰落，布什政府初期的五角大楼就曾把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对手。由于当时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相差实在太大，远远构不成现实的战略挑战，更因为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遂把全部注意力转向其最大、最直接的安全威胁——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布什政府发动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也需要中国的协作。此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家实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然而在相当长时间内，中美之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战略竞争。

态势的明显变化发生在2008年以来的四五年间，“中国崛起”似乎忽然从模糊的概念变成令人瞠目的现实: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的辉煌成功让全世界震惊，成为象征中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的企业和商业开始大规模走向全球各个地区，一些问题和摩擦也随之出现；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几乎是突然间出现在世界各国，并成为当地人笑脸相迎的散财童子；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连上几个台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外交更为活跃，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世界气候大会等国际论坛上经常与美国同为主角；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与此同时，中国国防建设的迅速发展引起一些国家的关切，与美国的亚洲盟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因领土争端而出现紧张，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

也正是在此期间，美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并随之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以及贫富差距扩大和两位数的失业率，与政治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悲观情绪弥漫，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空前低落，极端保守主义得以兴风作浪，政治能量放大，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中国遂成为政客和媒体最方便的攻击靶子。连续多年的大力反恐及严密防范产生明显成效，美国人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心大大减少。在这样的形势下，华盛顿依照传统战略思想，把迅速崛起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政治上却非西方同类的中国，确定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确定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从广义上讲，即在长远的未来意义上，包含有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甚至文化各方面的竞争；从狭义上讲，即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意义上，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

四、“再平衡”战略与对华“竞合”关系

在这种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双重考虑下，美国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其中心思想是在战略格局从单极转向多极的新形势下，运用所谓“巧实力”维护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但面对新格局下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所谓“再平衡”的含义也是复杂的。在经济上，“再平衡”是着眼对整个亚太地区关系的加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交往对象。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竞争在于地区的主导权，合作在于双边的互利经贸关系。美国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具有双重意义:经济上是提升对亚太地区的合作水平，同时明显含有加强与中国竞争的长期大战略考虑。而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美国主要着眼于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制衡，同时兼顾地区内其他目标和挑战。奥巴马政府高调宣称要全面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强化同盟体系，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网，加大军费、人员、装备投入和军事基地及补给点建设，增加联合军事演习等各方面措施。其新打造的“反拒止”战略和“海空一体”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相当明显。“再平衡”战略军事色彩浓重，招致国内、国际社会众多批评。

在中国，有一种强烈的观点，认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实质上就是对华遏制战略，是新的冷战。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实际上在美国就有一些人公开鼓吹对崛起的中国进行遏制。然而，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对华遏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给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也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众多好处。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现如今，中美经济贸易上形成的深入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中的合作已成为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崛起无疑对美国的霸权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中美关系的竞争成为现阶段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这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合作关系继续发展的需要。竞争与合作并存且相互交织，是21世纪中美这两个最大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之所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企图在地区部署和对华交往两个层面，继续保持和发展对美国所需要的合作关系的同时，制约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的竞争挑战。4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造就的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捆绑，冷战结束20多年来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战略不会轻易脱离“竞合并存”、“竞合交织”的关系框架。

五、新型大国关系与竞争管控

美国从来就相信以实力为后盾的政策。重振经济是美国保持强大实力的基础，不断加固军事优势使之成为能有效威慑对手的利剑，永远是美国最倚重的法器。中国既是其需要的合作伙伴又是其要制衡的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战略就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所谓“再平衡”，就是为了应对战略格局变化而进行战略调整，而中国崛起则被作为引起格局变化的最主要变量。同时，“再平衡”作为战略转型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未来的多种不确定性是美国亚太战略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再平衡”的战略调整过程将至少贯穿奥巴马全部任期。其间将因各方面形势发展变化而做修正或改变，某种互动过程也将在中美之间发生。

中美之间的未来互动朝什么方向发展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奥巴马说美国决不当世界第二，而中国一定要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双方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事实上，中美都已将对方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目前中美的实力地位并不在同一水平上，拥有巨大优势的美国仍具主导地位。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将会一步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国当然不能高枕无忧。所以，当下美国的“再平衡”是未雨绸缪，真正着眼的是未来竞争。然而，对中美关系前景而言，核心的问题还不是竞争，而是未来可能更加旗鼓相当的竞争将以何种方式展开。一些美国人根据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加上20世纪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一再由竞争走向对抗的历史经验，断言中美之间最终难免要发生对抗。美国必须为此做好战略准备。更多的人则认为21世纪的大国关系已大大不同，中美两大国应该并且也能够避免发生对抗的历史宿命。两国关系的前途主要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战略取向、政策目标和处理分歧的方式。两国领导和决策层避免对抗的共识、政治意志和智慧是决定性的。

2013年6月，赢得连任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海岸的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之间广泛议题进行深入坦诚的对话，达成重要共识。其中，引起外界极大关注的是，奥巴马总统对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原则上的正面回应。这是美方在未来双方关系发展的理念上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对中方关于“新型关系”应包含的内容的概括似仍持有保留。^[8]美国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Thomas Donilon）在会晤之后的简报会上说:此次会谈是奥巴马总统宏观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新形势下，中美两国需要尽早确认新的战略基础，巩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方向。多尼隆表示，两国领导人同意在各个领域建立健康良好的竞争关系。他认为，避免两国关系恶化，滑向不必要的战略竞争，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从多尼隆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华盛顿对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是，这是双方确认要为之努力的“战略方向”，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健康的竞争关系”，核心问题是“避免滑向不必要的战略竞争”。由此可见，双方目前对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主要是在管控两国间明显加重的竞争关系上。而未来中美之间最需要管控的竞争是在亚太地区。所以，中美两国探索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必将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发生微妙关联。

【注释】

[1]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2]Fareed Zakaria，“The World Has Changed，Mr.Romney”，Post Washington，February 1，2012，http://www. 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post-american-world-demands-a-new-approachfrom-the-us/2012/02/01/gIQAba5ziQ＿story.html.

[3]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30 Global Trends:Alternative Worlds，Current Affairs Press，April 2013.

[4]Richard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2008，5/6，p.14.

[5]Richard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2008，5/6，p.14.

[6]Hillary Clinton，“the Art of Smart Power”，the website of the New Statesman，July 18 2012.

[7]Hillary Clinton，“the Art of Smart Power”，the website of the New Statesman，July-18 2012.

[8]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就新型大国关系内涵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