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战略核力量探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战略核力量

吴莼思^[1]

【内容提要】　2012年以来，中美两国就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目前，这一讨论已经超越了概念构建阶段，逐步向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延伸。本文拟以战略核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在战略核领域体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努力方向及所遇到的困难。中美之间虽然战略互疑颇深，战略核力量又关系到国家的根本性安全，但是，新的全球环境、两国关系以及科技背景为两国构建新型的以非对抗不竞赛、相互确保安全和推动国际合作为特点的战略核关系提供了机会。中美应重新评估战略核力量在两国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发展和建设性的眼光为两国乃至世界营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安全的国际核秩序。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核战略　核不扩散　战略再保证

美国东部时间2012年2月15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美国友好团体专门为其访美举办的欢迎午宴上，发表了题为《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的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2]。2013年6月8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政府换届后首次实现会晤。在这一举世瞩目的庄园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一致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3]至此，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概念构建阶段，^[4]研究的主题应该转向怎样在各个具体的领域中，在各种具体的关系中体现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设想，切实将中美关系引上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轨道。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以战略核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在战略核领域体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努力方向。中美之间虽然战略互疑颇深，战略核力量又关系到国家的根本性安全，但是，新的全球环境、两国关系和科技背景为两国构建新型的以非对抗不竞赛、相互确保安全和推动国际合作为特点的战略核关系提供了机会。中美应该重新评估战略核力量在两国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发展和建设性的眼光为两国乃至世界营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安全的国际核秩序。

一、中美建立新型战略核关系的可能性

自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以来，以美苏核军备竞赛为代表，国家间的战略核关系显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战略核武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成为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象征；第二，为追求核威慑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核武器国家不断扩大和改善其核武库，其中既有进攻性核武器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也有进攻性核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之间的恶性循环不断地刺激着武器库升级；第三，核武器成为连接核武器国家与其盟友的一种手段。通过提供核保护伞，核武器国家与其盟友之间形成了一种控制与牵制并存的特殊关系。十分吊诡的是，对于核武器国家之间如此具有敌对性和竞争性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界却颇有肯定之辞，比如，有人认为核武器对防止美苏“热战”功不可没；还有人认为超级大国的核保护伞有助于限制核武器扩散，对于维护地区稳定具有一定作用。^[5]

然而，对于核武器的这种容忍态度实际上具有一定逻辑前提。那就是美苏在冷战时期相互敌视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核武器，而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核武器只是美苏博弈的手段，没有核武器，美苏依然会展开恶性竞争，而那种竞争可能会因更加缺乏制约性因素而失去控制。因此，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以对抗、军备竞赛和相互确保摧毁为特征战略核关系受到容忍。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大国间关系的变化应该加以改变。

（一）新的大国关系呼唤新的战略核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之下，国家间关系难以从根本上超越权力之争，但是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将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虽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战略利益等方面确有冲突，但在经济、人文、社会以及全球事务等许多领域的联系又十分紧密。中美之间非但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而且在经济上建立了某种相互依存关系。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而中国也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债权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有所上升，过往几十年间形成的经济合作模式显现出难以为继的迹象。很显然，中美经济关系需要调整，但是，这种调整绝非意味着中美经济脱钩，而是要在新的经济格局下形成新的平衡。

因此，与冷战时期相互割裂、互不来往的美苏关系完全不同，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供应、维护海上通道、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方方面面。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那般简单，中美之间更可能出现的也许是共赢或者共输的局面。这样，中美核力量如果效仿美苏冷战时期那种以对抗为主要特点、以军备竞赛为主要内容的战略核关系，那只能将中美关系推向共输的局面。中美关系不同于传统大国的这一特点要求两国在战略核领域也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型的战略核关系。

（二）战略核武器的吸引力有所下降

中美探索新型战略核关系从物质层面来看也有一些推动因素，其中有两项尤其值得一提，那就是核武器的横向扩散以及核武器在战略武库中所占的实际比重有所下降。

冷战结束以来，核武器技术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横向扩散。首先是南亚的两个国家进行了核试验；其次是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日益复杂；再次，美国出台了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并明确将涉恐集团获取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为反恐战争中的最大危险。^[6]很明显，在后冷战时代，核武器的威慑效应正在脱离核大国的掌控。核武器被有些中小国家乃至非国家行为体视为非对称地制衡大国的有效工具。而核大国却发现，针对它们所面临的大多数重大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威胁、网络战以及自然灾害等，由庞大核武库构成的核威慑占用了大量国防经费起不了多大作用。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四位元老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核扩散时代的威慑》一文，主张重新探讨威慑概念和威慑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降低对核武器的依赖。^[7]

当然，核大国之所以愿意讨论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还因为它们觉得在现阶段有了其他更好的手段来实施战略性威慑，同时又可以避免核威慑所面临的困境。这种想法首先来源于美国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的发展。随着精确制导和爆炸威力的提升，美国发现它的有些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不仅在战场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可能被用来摧毁对手的核设施。这样，这些常规武器也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平凡”的常规武器，它们具备了战略威慑的功能。而且，由于这些武器系统造价高昂且对科技要求较高，它们尚未被很多国家所掌握，尤其适合大国用来实施威慑战略。其次，美国认识到，核武器的战略威慑作用不仅来自核弹头本身，还需要指挥、运载等系统的协同配合。因此，核战略威慑实际上不仅要考虑核武器的规模和质量，还要考虑包括网络和空间在内的信息系统。再次，对于美国来说，核武器虽然是一种战略武器，但它充其量只是其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工具。美国之所以能站在国际力量结构的顶峰，不仅是因为它有核武器，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海洋和金融方面的超强力量。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海上竞争极具战略意义，必须被包括在战略领域。这样，人们就不难发现，在当今时代，战略威慑的内涵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核领域，核武器在大国战略威慑战略中的份额有一定下降。既然核武器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那么大国也许可以在改善战略核关系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二、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之内涵

鉴于新的时代和国际关系背景为中美建立与美苏冷战时期不同的战略核关系提供了条件，中美应该抓住机会，突破传统思维，将其战略核关系引上非对抗不竞赛、相互确保安全以及推动国际合作的良性互动之路。

（一）非对抗不竞赛

“非对抗不竞赛”应该是中美战略核关系有别于美苏冷战时期战略核关系的基本特征。作为武器系统，核力量必然具有军事意涵。但是，核武器的军事意涵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突出其进攻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使用这种武器作为第一考量，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强化两国间的对立情绪，为实施核威慑找到用武之地。相反，核武器作为一种具有灾难性效应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主要作用一直被认为是威慑而不是实战。然而，威慑仍然含有可能进行实战的成分。新型战略核关系应该进一步压缩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促使其被进一步限制在报复使用^[8]和作为最后手段使用的水平上。为此，中美应该进一步明确核武器是用于防御性目的而不是进攻性目的，在已有的互不瞄准协议的基础上争取达成互不首先使用或互不抢先使用的共识。如果中美能将核武器的作用牢牢控制在防御和最后手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核武库的动力就可能大大降低，从而也为不竞赛创造有利环境。

（二）相互确保生存

中美应建立非对抗不竞赛的战略核关系，并非是唱理想主义高调，而是在清醒地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的，是在非常现实地追求中美战略核关系的安全状态。首先，中美都是核武器国家，这是现实。虽然两国核武库的规模以及核力量的组成方式大相径庭，但没有一方能否认对方也是核武器国家。中美之间的战略核关系在人类彻底、全面地消除核武器之前恐怕不得不以某种形式维持。无视这一点，或者想要否认中美之间事实上存在的相互威慑关系，谈中美战略核关系就失去了基础。其次，对于中美战略核关系来说，另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两个国家的核力量规模、历史记忆以及对核武器军事、政治效用的评估都是不同的。中美之间的核威慑不是美苏之间那种基本对称的核威慑关系。^[9]中美是要在战略核力量不平衡的背景下防止其战略核关系走向破裂和产生破坏性后果。因此，中美需要的是战略核稳定，但是这种稳定不是以美苏冷战时期那种相互确保摧毁为特征的，因为无论是中美，还是全世界，都不希望重新回到“核恐怖平衡”时代。中美应该以更加正面的方式追求战略核稳定，那就是以相互确保安全来降低发展和使用核武器的动力。

（三）推进国际合作

当然，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除了要克服传统战略核关系中的消极因素，还要扩大合作面，增强战略核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其中，如何在全球和地区舞台上倡导和推动有利于和平、发展、合作的核秩序，应该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作为核武器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对塑造全球核秩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首先，中美应该保持和推进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的已有合作。这些合作既表现在应对诸如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热点问题上，也表现在巩固和革新现有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方面。核不扩散是中美的共同利益，也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但是，现有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在应对冷战结束后呈加速发展态势的核扩散方面显得捉襟见肘。^[10]中美应在无条件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拿出新的方案，为提高和完善现有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做出更大贡献。其次，在核不扩散的基础上，中美应该致力于建设更加安全、可靠的全球核秩序。核能作为一种两用物品，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核设施遍及各地的当今世界，如何管理核材料和乏燃料，如何规范各种民事核行为，如何调节国家间在民用核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纠纷，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奥巴马政府2010年发起的核安全峰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此类问题，但效果尚不明显。中美应该加强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为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形成安全、可靠的核秩序增添动力。再次，鉴于核不扩散和建设更加安全、可靠的核秩序都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大环境，中美构建新型战略核关系无法完全局限在核领域。中美应该就更加广泛的安全议题展开对话，通过持续不断地消弭安全风险来累积互信，为两国形成良性互动的战略核关系创造条件。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中美有可能形成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以对抗和相互确保摧毁为特征的战略核关系。中美应该在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指引和推动下，积极探索一条更具正面效应的战略核互动之路。

三、障碍性因素

当然，中美要建立新型战略核关系不可能是件轻松的事情。且不说主观上受到现实主义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影响，人们对大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缺乏信心和想象，就是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障碍，尤其是导弹防御、延伸威慑和战略互疑是中美建设新型战略核关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导弹防御

导弹防御是一种可能对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构成威胁的武器系统，因为其设计目标就是用来拦截核弹道导弹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导弹防御方面应该说是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第一，美国克服了20世纪90年代初“爱国者”导弹在伊拉克战场上所遇到的困境，^[11]低空弹道导弹防御技术日渐成熟，研发和部署的重点转向中、高空领域；而中、高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由低、中、高空导弹防御系统共同组成的多层拦截，可以对战略核武器构成更加实质性的威胁。第二，美国突破国际法和国内反对派的限制，将实施导弹防御作为国家政策，在弹道导弹技术尚未完全成熟、试验尚未完成的阶段，就开始了实地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工作。第三，美国在向盟友推销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方面取得进展，不仅在波兰等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国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而且与日本，甚至韩国的导弹防御合作方面都不断取得进展。美国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步步推进的做法，完全改变了冷战时期美苏形成战略稳定所依赖的攻防结构。冷战后的中美战略核关系当然要超越美苏冷战时的相互确保摧毁状态，但是保持战略稳定仍然需要相对平衡的攻防结构。然而美国当前的做法是，在进攻性战略核力量远远超出中国的背景下，又不断寻求提高战略防御能力，这使得中美之间原本就不对称的战略核力量结构进一步向美国方面倾斜。这样，美国导弹防御的发展使中美维护战略核稳定的基础变得更加薄弱。美国需要从战略稳定的角度去审视其导弹防御计划对中美战略核关系的影响。否则，美国在弹道导弹防御方面所谓的对华解释都只能是无的放矢，无法改善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状态。

（二）延伸威慑

中美建设新型战略核关系看似是中美之间的事，但是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核延伸威慑而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所谓延伸核威慑是指美国为其盟友提供核保护伞，使其战略核威慑延伸到海外的做法。美国的这一做法是其追求同盟战略的必然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不仅没有终结战时的结盟状态，而且进一步将日本、德国等战时对手包含到其同盟体系中，向它们提供安全保证。从客观上来讲，美国的核保护伞也许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核武器扩散的风险；但是从主观上看，美国提供核保护伞是为了笼络盟友、巩固同盟体系，因为同盟被认为是美国争夺霸权和维护主导权的重要支柱。这样，当美国想要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减少核武器对大国关系的负面效应时，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盟友之间的核延伸威慑关系？如果美国不降低与盟友之间的核延伸威慑关系，那么它所谓的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改善与其他大国的核威慑关系就只是漂亮的空谈，难以取信于其他国家；如果美国降低与盟友之间的核延伸威慑关系，又会动摇美国的同盟体系，是满心想要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这样，核延伸威慑就成了梗在中美建设新型战略核关系中的一根骨头。美国至今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实际上，仅依靠美国，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不得不靠双方共同塑造。为此，中美应该在同盟体系以及核延伸威慑等问题上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以便在积极互动中激发出新的建设性因素，以开拓性的方式打开这些看似缠绕在一起的死结。

（三）战略互疑

除了攻防平衡、核战略等具体因素外，中美当前居高不下的战略互疑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建设新型战略核关系的前景。战略核武器维系着国家安全的命脉，它必然严格服从两国总体战略态势的进展。以冷战时期的美苏核关系为例，20世纪70年代，美苏之所以在核军备控制方面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进展，与当时相对“缓和”的政治关系有很大关系。相反，不论是冷战初期两国尖锐对立时，还是在20世纪80年初两国关系再次僵化的背景下，美苏都无法在核军控方面取得进展。这说明，战略核关系的进展明显受到两国关系总体状态的影响。^[12]不幸的是，当前的中美关系却并不那么令人乐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两国力量平衡的波动，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呈上升趋势。一方面，美国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挑战美国的权力地位，突破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又从美国猜忌的眼神中读出了美国可能“遏制”中国“崛起”的信息。这样，当前的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相互戒备、互不信任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要两国在关系到战略命脉的核武器问题上形成新的认识，动力明显不足。然而，也正是由于两国间的战略互疑居高不下，中美最高领导人深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必要。希望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推动也能为中美新型战略核关系的建立注入强劲动力。

四、实现途径

中美构建新型战略核关系虽然有很多困难，动力也显不足，但是新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构成毕竟为进行这一尝试提供了可能。中美不妨从共同利益入手，通过合作性实践，逐步将两国战略核关系乃至全球核秩序引上正相关的发展之路。

首先，两国应该就降低核威慑在国家和国际安全中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很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和核扩散风险日益增加的当今世界，对于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来说，核威慑在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显现。正是在这一现实面前，一直将首先使用核武器作为其核威慑基础的美国政府在2010年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首次有条件地承诺不对遵守核不扩散义务的《核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成员国使用核武器。奥巴马政府在这一战略报告中还承诺不开发新的核弹头或追求核武器在军事方面的新使命、新能力。与美国相比，历来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中国，在限制核武器的负面作用方面无疑更加先进。然而，即便如此，这两个国家应该认识到，它们在降低核武器的吸引力，劝导其他国家放弃核武器选择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对核武器孜孜以求。在降低核武器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方面，中美至少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做出更大努力:第一，继续降低核武器在本国战略武器库中的作用，将核威慑真正置于防御性手段、报复性手段和最后手段的位置上。这样，不仅这两个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力会有所下降，而且也会向国际社会释放出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就是核武器的军事价值有限，不值得那些有核扩散倾向的国家冒着巨大的安全风险去追求。第二，有效降低核武器的政治影响。从国际政治身份而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无疑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然而，当今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正是《核不扩散条约》所认定的那五个核武器国家。这向国际社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消极的信息。不少国家也简单地将掌握核武器与提高政治地位联系起来。其实，如果从联合国成立以及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产生的历史过程来看，这两者的吻合有偶然之处。中美应携手国际社会中不赞同核武器扩散的力量着力破解这种“误解”，在诸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等问题上切实给予无核武器国家以更大的道德支持和政治优势，使国际社会认识到，无核武器是巨大的政治财富，而不是相反。总之，共同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是中美建设新型战略核关系应该着力推进的一个方向。这不仅有利于中美稳定它们之间的战略核关系，还可以通过共同推动国际事务来增加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提高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

其次，在降低核武器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应进一步稳定其战略核力量的互动关系。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中美战略核力量虽然在规模和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距，但两者之间总体上处于相互威慑状态。然而，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激发了中美战略核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而先进常规武器、外空技术以及网络科技等非核战略性领域的发展则使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更加复杂。在此背景下，中美要建立非对抗不竞赛的新型战略核关系就需要在核与非核两个战略领域都下足功夫。从核领域来看，有可能直接影响中国战略核威慑的弹道导弹防御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但是，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美方必须认识到，这绝不只是个技术问题，而是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需要的不是听美国就事论事地介绍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性能及其效用边界，而是要消除战略疑虑，或者说确保战略力量和国家生存不会受到损害。因此，导弹防御不是技术性对话，而是双方战略再保证的一部分。只有立意于此，美国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对中方所做的解释才会有意义。此外，鉴于先进的常规武器、外空系统以及信息网络等因素对战略安全的影响日益扩大，中美构建新型战略核关系不能不将这些看似非核的战略因素包括在内。这样，中美之间的战略再保证将超越单纯的核领域，形成一个比较宏大的战略框架。这个涉及常规力量、核武库、外空系统以及信息网络等各个领域的战略框架，很显然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任务。然而，考虑到其战略关系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中美必须知难而进，积极探索可行的对话平台和互动途径，争取早日将这一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最后，鉴于这两个国家的广泛影响力，中美建设新型战略核关系恐怕还得就更加广泛的地区政策和安全战略交换意见，其中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以及核延伸威慑战略是不得不涉及的内容。美国的同盟政策由来已久，在当代更是被美国视为其安全战略的支柱之一。然而，美国的同盟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将其目前在亚太的同盟体系视为不可触碰的恒量，不仅将阻碍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想象，而且还有可能将美国本身的对外战略引向歧途。美国当前的同盟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它本身就“改变”了美国结盟政策的许多传统做法，比如:将战争时期的临时结盟转变为和平时期的长期结盟，将双向的安全承诺转变为美国单向的安全保证等等。可以说，美国当前的同盟体系是冷战时期为了适应美苏争霸的需要而定制的政策工具。然而现在，冷战结束了，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却没有随之做出适当的调整。其结果是，美国冷战后的亚太同盟出现了一个“倒置”，即美国不是因为出现了“利益挑战者”而去结盟，而是因为有了同盟或者说要保持同盟而去寻找“利益挑战者”，这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显然十分不利，因为美国僵化的同盟政策势必强调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淡化中美进行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另外，美国单向的安全保证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这其中既有美国主动“减包袱”的考虑，也有美国盟友在军事上寻求更大自主性的因素。这样，未来美国的盟友很有可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随之提升其对美国的影响力。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核延伸威慑战略将有可能陷入一个困境，即一旦美国被拖入其利益有限的地区争端，它是否就要遵守承诺，实施核延伸威慑？很显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种假设。这从美国稳固其同盟体系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稳定中美战略关系、维护地区战略安全则是危险的。美国应该使其地区和同盟政策更具可预测性。为此，中美应该就如何管理地区事务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展开对话。

总之，中美战略核关系是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而且影响到地区和全球安全的重大课题。冷战的结束以及战略武库的多元化在客观上为大国调整其战略核关系提供了机会。中美虽然由于力量格局的变化以及两国关系中的深层问题，难以避免彼此之间的战略猜疑，但是，核武器毕竟不同于其他武器，抓住客观上出现的一些有利条件，促使两国战略核关系走出历史上核大国相互对抗、进行军备竞赛以及不得不以相互确保摧毁来维护“恐怖平衡”的泥潭，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当然，中美建立新型战略核关系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有些只涉及中美两国，但也有很多牵涉其他国家。中美不仅要以积极的姿态来讨论其战略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更要通过在国际舞台上的共同行动来塑造进步理念，引导国际核秩序向着健康、稳定、安全的方向发展。中美是核武器国家，更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应该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建设新型战略核关系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注释】

[1]吴莼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2]对其互动过程的描述，参见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构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9—19页。

[3]《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 cn/mfa＿chn/ziliao＿611306/zt＿611380/dnzt＿611382/xjpdwfw＿644623/zxxx＿644625/t1048842.shtml，2013年9月16日。

[4]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内容，参见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载《求是》2013年第16期，第7—10页。

[5]关于核扩散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维护稳定的经典论述，参见Kenneth Waltz，“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More May Better，”Adelphi Papers，No.171（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81）。

[6]参加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2003年1月28日发表的《国情咨文》。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onpolitics/transcripts/bushtext＿012803.html，检索于2013年10月22日。

[7]Henry A.Kissinger，Sam Nunn，William J.Perry and George P.Shultz，“Deterrence in the Age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7，2011.

[8]这一想法与姚云竹提出的“纯威慑”概念相似。参见姚云竹:《中国的核威慑观》，载［美］《空天力量杂志》（ASJP-Chinese），2009年冬季刊，第9—11页。http://www.defence.org.cn/article-13-76470.html，检索于2014年3月11日。

[9]关于中美核关系的讨论，参见朱明权等:《威慑与稳定——中美核关系》，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

[10]关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问题和改革的讨论，参见陈东晓主编:《全球安全治理与联合国安全机制改革》（第五章《联合国军备控制与裁军机制的改革》），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11]关于美国“爱国者”导弹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问题，参见George Lewis and Theodore Postol，“Video Evid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atriot During the 1991 Gulf War，”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Vol.4，No.1，1993，pp.1—63。

[12]曹冶、陈英选:《美苏核军控谈判的目的及其制约因素》，载《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第40—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