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

林乐芬　祝　楠^[1]

【内容提要】　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是21世纪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的目标，同时也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当今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一个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持续变迁过程中，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随之步入渐进转型，并且新的结构正朝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参与和合作治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是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建立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有一定的推进和促进作用。本文分析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促进和制约因素，并对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美互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全球经济治理　中美经贸关系

一、引　言

全球经济治理从内涵来看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它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为重建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的相互合作；其次，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它代表了后危机时代用于进行国际合作和协调的制度框架；再次，也是最重要的，随着世界经济实力布局的变动，它代表了建立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性管理体制的构想。由此可见，人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和愿望，给“全球经济治理”这一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全球经济治理更是一种广义的、综合意义上的概念，它是指在一部分或全体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的、超越国家主权的经济合作和共治，它既包括合作行为和行动，也包括创立和运行合作机制，同时也包括相关的各种理念和构想。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明显加强；与这一变化相对应，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性经济合作的机会明显增加。而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弊端和缺陷，引发各国对全球化时代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和治理赤字的集体反思。全球治理问题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层面跃升为从全球应对、处理和解决国际社会共同挑战的现实问题，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更是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政治经济事务的优势逐渐丧失，而缺少新兴经济体的参与，许多全球性的政治经济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全球经济领域的核心议题只有通过与新兴经济体建立起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才能够加以解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这也使得新兴经济体从全球经济治理的旁观者逐渐演变为参与者，从被动适应者进阶到主动谋划者；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被赋予了更多的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新兴经济体作为一股新的力量登上全球治理的舞台，推动着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与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将向着新兴经济体参与度逐渐提升的合作治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大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中美合作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中美对抗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损害。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在这个全球治理兴起的时代，当新兴经济体崛起、发达经济体相对衰落的时候，作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各自的代表，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是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呢？这是理解当今时代的一个现实问题。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分析，来对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中美互动进行研究。

二、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和已经取得的进展

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美两国不断交往，两国关系经历了多次历史性的变化，也遭遇过危机，但总体保持了积极、向前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而中美两国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方面的不同，在台湾问题、亚太地区和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在中美经贸方面存在的矛盾，需要中美两国建立新型的关系来维护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和利益互赢，所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对中国和美国提出的双重考验。它准确命中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发展关系提供了思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江泽民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安全观，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相继同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欧盟、东盟等地区组织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

2010年5月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我国也指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2012年2月，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并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同年5月进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胡锦涛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致辞中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呈现积极势头。2013年4月，习近平在与美国国务卿会面时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了进一步阐释，希望双方不断充实合作伙伴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在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会见时，习近平指出，双方应该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新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在双边互动中不断丰富其内涵。2013年6月，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交流开启了“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双方都表示希望与对方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加强在经贸、能源、人文等领域的沟通合作，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同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第五届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领导在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结构性改革和可持续平衡发展，以及推进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和加强金融跨境监管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国务委员杨洁篪指出，中美关系呈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中美之间不是零和关系，因此秉承合作共赢的目的，中美两国在已有的利益交融格局下，应进一步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实现两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二）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1.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冲突

中美已多年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4 800多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美国对华出口、两国能源合作都在快速增长。促使两国经贸关系规模和形态之变的，是中美经济规模的日趋接近和两国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规模大，发展迅速，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呈愈演愈烈之势。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商业诉讼和制裁逐年增多，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知识产权、服务和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对中方提出异议，这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有着直接反映；在对华出口市场和投资环境方面，美国对中国的限制也重复体现，这些都对中美经贸往来造成了一定的阻滞作用，对建构平等互惠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2.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新战略

美国的新亚洲战略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最重要的一次重新定向。这一政策更多体现的是美国自2008年以来对自己的经济竞争力乃至整体国家实力开始不自信之后产生的一种保护性的自然反应。美国在亚太地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力量。中国是一个上升的力量。中国快速崛起的事实引发一些国家的危机感，美国也试图加强维护其在战略性地区的影响力并将目光移向亚太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欲与中国参与的“10＋3”等东亚区域合作框架分庭抗礼。在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中所投放的资源分别涉及外交、国防、发展等多方面资源的结构性调整，而非一两个部门的功能性调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也将这一战略称为“前沿部署外交”，即将全方位的外交资源、发展资源和安全资源调动起来，以实现美国的地区战略目标。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了军事资源的投放，同时不断加强与日本、菲律宾、韩国等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关系。而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立场上中美也存在着异议，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互信互利的大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起到了制约作用。

3.美国对中国国际经济影响力的评估

在2008年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综合实力不断跃升，崛起势头更加明朗，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在世界经济复苏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在国际与地区合作组织中地位话语权逐渐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也逐渐加强，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感。

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10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世界投资增长以及全球外汇储备的增加也做了巨大的贡献，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在与中国双边贸易中实行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以及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美双边贸易进程，影响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军事实力的增强也让“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和方向中可以看出，美方意图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从而保证自己的战略优势。美国在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提出，中国的崛起正在对全球权力的平衡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正在因中国而受到挤压，美方因此采取相应的战略部署来对中国的崛起进行干预，同时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曾指出中国不会和平崛起，这对美国乃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2]在这样的逻辑之下，美国对中国的迅猛发展抱有深深的忧虑感，担心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霸权地位不保，因而采取积极进攻措施设法“延缓中国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者地位不至丧失。因此，美国对中国国际经济影响力的过度评估阻碍了经济、军事、政治的交流，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制约因素。

（三）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促进因素

当然，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促进因素仍然是主流。中美两国在各自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相互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来实现合作与利益共赢。

1.政治领域的共通

中美双方价值观在许多重要方面还是相通的，如共奉市场哲学，共用国际基本游戏规则，共享全球化成果，共同面临各种全球问题的挑战。即使在人权问题上，虽然双方在具体问题上常有争执，但对于良政、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等基本价值观都不乏共识，双方分歧多是由于国情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而在具体做法上存在差异。随着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两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哲学相通的一面会进一步显现，共识会进一步增加，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异会进一步缩小，通过平等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沟通。

2.经济总量与经济增长

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与美国相比在13年中的变化更大。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1.2万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份额与美国相比为12.1%。在之后的发展过程直至后金融危机时代，该比例逐渐呈现上升趋势，至2012年，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差距明显缩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份额与美国相比超过半数，达到52.5%，两者之间差距缩小到7.46万亿美元。

在经济总量方面，中国经济呈现出优于美国的良好的发展趋势，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出色表现让美国更加重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对象，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空间也会更加广阔；中国也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过程增添砝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与权利，这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从2000年开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在2007年到达顶峰，而在此期间与中国相比美国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持续下滑，至2009年达到低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呈现负值，中国也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发展受到打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呈现大幅度下降。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能够为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提供支持。

3.对外贸易

全球化在实现世界发展平衡化和全球资源有效配置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对外贸易的改善则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最直接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关系总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在货物进口贸易方面，中国拥有较好的表现。2000—2012年，中国的货物进口增长了6倍多，年均增长率为20.21%，高于同期美国的年均增长率14.31个百分点。同时从图中的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占全球份额与美国货物进口占全球份额之比呈现增长的趋势，中国货物与服务进口总量相比于美国所占比例逐渐增大。面对中国货物与服务进口总量的提升，美国更愿意通过与中国的外贸往来来增加对中国的出口额，从而缓解中美贸易顺差的。对于美国国内生产行业，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海外需求市场，中国逐年增加的进口总量能够提升美国生产行业的出口额，拉动其经济的发展，这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外贸往来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因素。

从货物与服务出口贸易来看，2000年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量仅为2 796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量达到了10 932亿美元，中国的出口份额仅占美国的四分之一。在经历13年的对外贸易发展之后，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量逐渐增长，相比于美国，保持了更快的增速。到2012年，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量22.4千亿美元，超过了同期美国21.9千亿美元的出口总量，逐渐成为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大国，尤其是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各国对外贸易联系的加强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虽然美国在对中国出口方面设置了许多关于关税方面的限制，但是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提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新提出“附加值贸易测算法”，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逐渐缩水，并且中国不断提升科技实力，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中美两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有望缩小。中美两国进出口方面的频繁交易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截止到2013年8月，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进出口增长8.5%，其中出口增长8.4%，美国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2013年2月，中国出口走势继续攀升，出口额为1 393.7亿美元，同比增长21.8%，中国进口总额1 241.2亿美元，中美两国在1—2月双边贸易增长了14.8%。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中彼此紧密联系，互创利益，使两国彼此间贸易往来战略的优化与改革向更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加速进行。

4.投资表现

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来看，相比于美国，中国的表现更为突出。在2000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为384亿美元，同期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为3 213亿美元，两国呈现巨大的差额。此后数年中，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加，净流量也逐年增长。截至2012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量达到2 535亿美元，相比2000年增长了五倍多。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量在13年间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大幅下滑，中美两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在2009年出现了下滑。随着经济的复苏，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随后逐渐增加，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差额越来越小，在2010年之后出现负值。

据美国财政部所公布的数据，2012年全年中国净增持美国国债685亿美元，增幅为5.95%。2013年1—5月，中国总计增持美国国债955亿美元。5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环比增长252亿，5月占各国/地区所持美国国债总额的比例为23.2%，至五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达到1.315 9万亿美元，首次突破1.3万亿美元关口，创下历史之最。7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滑落至1.277 3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5万亿美元）的36.5%，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59万亿美元）的22.8%。目前中国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28万亿美元，在美国的外国持有者中比重为27%左右。换句话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因此美国对中国也形成了较高的投资依赖。

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2012年，中国新批设立美资企业1 301家，同比下降8.7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5.98亿美元，同比增长9.66%（以上数据不含美国通过自由港对华投资）。截至2012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2 369个，实际投入累计701.9亿美元，美国仍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中国对美国投资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累计非金融类投资94亿美元，投资范围广泛，涉及诸多领域。中美两国的相互投资有助于加深中美两国资金的流动，不仅活跃了对方的资本市场，更是能够得到满意的投资回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中国在投资方面的良好表现也成为加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5.人力资源成本

中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同地位是双方经济长期保持互补的一个重要基础。影响中美经济交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源成本。中国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却与美国相距甚远。

从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是美国人均的2.7%，增长到2012年的12.2%。中国在经济规模上不断赶超世界大国，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仅为美国的八分之一。在理论上，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中美经济仍将保持互补性。而且，由于中国在基础设施、产品供应链等方面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便捷与规模，中国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源上的成本优势很难在短期内被其他发展中国家代替。中美两国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维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又一个促进因素。

6.中美经贸进出口双边关系

中美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中美货物贸易在1979年为24.5亿美元，到2012年为4 847亿美元，增长198倍。与建交时相比，双边经贸合作已发生质的变化，合作内容已从单一贸易往来扩展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中美贸易额达到4 847亿美元，同比上升8.5%。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 329亿美元，同比上升8.8%；出口3 518亿美元，同比上升8.4%。中方顺差2 189亿美元，同比上升8.2%。美国重新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商务部统计，2012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为5 551亿美元，同比上升6.5%。其中，美国自华进口4 445亿美元，同比上升6.5%；对华出口1 106亿美元，同比上升6.4%。美国对华贸易逆差3 339亿美元，同比上升6.5%。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3年8月份数据，2013年1月至2013年8月份，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3 538.8亿美元，增长3.2%。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731.0亿美元，增长4.4%，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0%，提升0.2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2 807.8亿美元，增长2.8%，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7%，提升0.8个百分点。美方贸易逆差2 076.8亿美元，增长2.3%。

从2012年4月至2013年8月，除去2012年底与2013年初由于中美两国节假日的影响导致进出口额出现小幅下滑，中美双边货物进出口额在单月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尤其在2013年3月至8月，中美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美国自华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从2013年3月的15.06%攀升到8月的20.25%，同时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比例也稳中有升。在美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仍为其第一大出口国，而且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分别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代。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高科技及服务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和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群体。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同美国高科技出口方面存在的互补也使得中美双边经贸往来更加频繁与密切，这种相互依存的双边进出口经贸关系促进两国在进出口领域加强合作，因而中美双边经贸往来有利于促进中美两国之间互利共赢、共同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发展。

综上所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虽然受到了一些政治和外交领域问题的阻碍，但是在中美两国经济外贸领域中，两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无论是从中美政治共通、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还是从对外贸易和投资表现以及人力资源成本以及中美双边经贸往来方面来看，中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的经济领域中也发挥了大国的作用，在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具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虽然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但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仍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这些对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对于两国经济有着指引的作用，美国不能单单看到中国的崛起而试图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来压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在高速发展中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仍难以撼动。在利益复杂交织，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现状下，中美双方应当高度重视双方的战略博弈，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拓宽合作领域，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向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方向进一步深入发展，最终实现双方的共赢。

三、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中美互动

（一）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博弈的过程。中美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需要中美两国不断剔除阻碍因素，利用推动因素，充分发挥双边经贸关系在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构架中的促进作用，以经贸关系为基础，将扩大共同利益作为推进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增长点。加强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将不断为中美伙伴关系建设注入新活力，推动中美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平稳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增进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交流机制，确立两国新的战略定位，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将两国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的会晤机制化；继续利用好政府间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来协调好大国关系，增进彼此间了解和互信；在战略选择上继续拓展双方在全球层面及诸多领域的合作，妥善处理新问题、新挑战；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加深两国间理解与包容，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走向新的高度。

1.注重两国经贸往来的发展，形成更密切和稳定的经贸关系

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中最具共同利益和发展潜力的方面。随着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经贸关系日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是防止中美关系翻船的“压舱石”。^[3]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过程中，更是需要双边经贸关系继续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支持。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已有多年，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还在继续加深，彼此共生互利。两国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2012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5 362亿美元，约占美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4%；在2013年1—8月，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3 538.8亿美元，超过前一年同期水平。中国也一直保持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随着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逐渐出现依存度深化和对称化的特征，经贸关系将继续成为支撑大国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更要注重两国双边的经贸往来与交流，在稳定的经贸关系下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在新的形势下，中美双方更要继续保持紧密的双边经贸关系，加强经贸战略合作。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两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合作面受阻，彼此在贸易往来中的摩擦和分歧加大。美国不断促进内需增长以保证国内市场的复苏，并通过关税等限制对华的技术出口，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但中美两国更需要改变现有的经贸关系格局，创造新的合作空间与发展机遇。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力争5年内美国出口翻番，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在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这些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都是巨大的机遇，有助于双边贸易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当前两国经贸关系的变异是全球化纵深发展、全球产业分工重新布局、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中美两国需要在经贸往来中加深彼此互信，放下彼此的分歧，更多地为彼此创造更广阔和更自由的贸易空间，让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构建与未来发展保驾护航。

2.推进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化，发展更多的交流对话平台

中美两国战略对话为中美双边交流搭建了新平台，拓展了中美间对话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了共识，为双边经贸往来创造了更好的合作环境，提高了双方意见的交换频率，有利于推动中美间现实问题的解决。针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出现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中美两国将该问题纳入战略经济对话的讨论内容中，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签署了多个中美关于食品、饲料安全合作协议，同时决定启动食品安全通报机制，旨在在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分歧与问题。在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就宣布重启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以增强投资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同时美方提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愿意以同等的规则和标准对待来自中国的商业投资所涉及的所有交易。同时，双方同意营造开放便利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拓展双向投资。美国政府也将为中国企业等投资方提供便利，协助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与美方相关机构建立联系，努力确保中国企业获得在美投资所需信息，协助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方面承担更大责任，促进双方投资往来。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只是连通两国交流的纽带之一，两国需要发展更多的交流互动平台来解决两国贸易间问题并推动合作协议的达成。因此两国需要将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形式机制化，并发展更多的固定的交流机制与对话平台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做实中美新型大国合作关系。正如2013年3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演讲中对中方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的回应:“我们不同意那种崛起国与现存大国注定要冲突的理论。一种更好的结果是可能的。美中两国应当共同努力构建一种新兴的崛起国与现存大国之间合作的关系。”^[4]因此两国政府需要着眼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未来的前景和潜力，发展更多的与战略经济对话同性质的双边对话交流机制来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也在寻求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以新的出口、投资、消费模式来促进经济的增长，逐渐提升自我的世界市场地位。以此为契机，美国更应以开放、长远的眼光对待中美经贸关系，通过政府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与其他国际与地区层面对话平台来协调中美大国关系，摆脱中美大国关系中零和博弈的思维，加强中美两国金融合作，扩大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形式，完善合作机制，构建一种合作双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的中美互动

1.中美两国政府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合作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密切，利益相互依存，两国之间存在着稳定的、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中摩擦纷争不断，但是中美两国在国际与地区层面的合作也逐渐加深。两国在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求同存异，淡化分歧，寻求彼此的共同利益，加强双边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合作也符合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诉求。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1980—2000年，中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6.81%增长到34.31%；到2002年贡献率达到36.05%，从2002—2012年，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稳定，维持在33%的比例。中美两国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对全球贸易额增长贡献率从2005年的16.84%上升至2012年的18.75%。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中美经济互为补充，共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增长的主要力量，两国一度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中美在复合相互依存性关系和互信困境中多次反复博弈，试图找到合作的平衡点。

在过去30多年的磨合中，中美两国共建立了60多个交流、沟通、合作的平台和机制以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达成，维系中美两国稳定的大国关系。自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两国共举行5次战略经济对话，分别在高科技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提高QFII投资额度、针对产品与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以及人民币汇率浮动等问题上深入讨论，在全球经济合作项目中达成共识，协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自2009年7月至今的5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更加努力建立一个更加牢固且有利于国际经济利益的合作关系。两国在通过合作增强彼此国家实力的同时，争取更多的经贸合作来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为彼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美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不仅体现在维护一个更加巩固和富有弹性的全球经济，也体现于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全球金融制度。中美将紧密合作，推动全球贸易体系管理更为完善，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和财政稳定等全球挑战。

不仅中美战略对话会晤机制推动了中美两国的合作，在近几年中美联合声明中，中美间密切合作与协议的确立也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革新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美两国在贸易往来与合作过程中举行过多次财长与行长会议，在2010年中美联合声明中，将财长与行长的国际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机制提出，提出国际间的“宏观经济合作”。这不仅适用于双边贸易合作，而且是推广至多边的、地区的或是全球性的国家间合作，执行跨国界的宏观及国际调控职能，同时推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并促进各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2011年中美联合声明中中美双方在贸易与投资方面达成多项合作意见，在投资领域更加具体的对政府采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出口管制体系改革、金融部门投资监管等方面进行沟通、谈判，并达成合作意向。中美双方“认同纳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应仅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美方支持中方逐步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努力”。两国承诺致力于加强全球金融体系和改革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双方将继续强有力地合作以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开发银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双方共同促进国际社会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项目。中美两国与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为非洲在内的全球减贫、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以及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做出贡献。这些共识传递了中美两国通过合作积极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信息。

在中美两国针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共同合作与带动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逐步得以实现，世界也逐渐看到了新型经济体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强大实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也由发达国家逐渐向新兴国家转移。同时两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反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达成了共识并付诸实践，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金融体系的革新。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对话平台下，中美两国间的持续、稳定、密切的合作也显示出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间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推进全球经济的发展。这种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新型互动模式，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与往来提供了借鉴，有利于推动新兴经济体间以及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间多边关系的发展，促进国家间多边贸易合作的形成，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带动全球经济治理的顺利发展。

2.中美两国政府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矛盾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贸争端常态化将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而中美双边贸易中存在的经贸争端又涉及很多方面。首先，中美双方在人民币升值和汇率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2010年后，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压使人民币被迫升值。美国试图通过促使提高人民币汇率来解决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而且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指出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人民币币值和汇率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以及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国国债占比。其次，中美贸易不平衡也是中美两国间的重要矛盾之一，根据美方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始于1983年，1985年达到10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攀升迅速，1998年突破500亿美元大关，2001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突破2 000亿美元大关，达2 016亿美元。^[5]2012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达到3 150亿美元，也使得全球贸易顺差国与贸易逆差国间的贸易不平衡愈加严重。中美两国目前贸易逆差发展较快，致使巨额贸易逆差的结构性因素众多。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中美两国需要相互理解并加强合作来推动双边贸易平衡。最后，中美在两国双边贸易中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中美之间的合作机制更多的是对话性的平台，并非制度性的机制。中美两国之间并没有像与其他国家间进行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两国间的投资保护协议谈判在短期内也没有明显的进展。中美在经济相互依赖的现状下并没有真正实现利益共同体。

中美两国的贸易矛盾与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人民币币值的上升与汇率波动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也不会从根本上缓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同时，中美两国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国际与地区层面对话平台中，不利于国家间合作的顺利开展与共识的达成。因此，可以看到，中美间需要在矛盾中寻求中美合作的新出路，逐步化解中美矛盾。中国可以邀请美国参与“10＋3”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开启与美国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努力以平等的条件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使中美两国建立更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从而逐渐减轻中美矛盾对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不良影响。

3.中美间良性互动和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

建交30多年来，中美两国关系在合作与矛盾中愈加紧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仅是中美两国加深经贸关系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需要。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各自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毋庸置疑，而双方的合作更是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效应，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为了国际社会或是两国自身的利益，中美需要加强两国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以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中美两国在双边问题、经贸领域，乃至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合作也涉及越来越多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中美合作逐渐具有全球化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全球经济治理毫无疑问需要大国的参与。而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国际上正在崛起的强大力量和全球经济强国，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双边关系如何发展对21世纪国际秩序以及全球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6]加强中美间的良性互动也必然会给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在经贸往来合作中，中美就世界经济形势及彼此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并且在国际规则、标准、纪律和义务方面进行战略性沟通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经济复苏势头，稳定了国际经济环境。在国际与地区层面交流合作中，中美两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进行合作，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支持二十国集团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中采取的行动，在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峰会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平台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进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成功。在2013年二十国集团峰会提出的加强中美在中东及亚太地区政治、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中美增进互信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更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这些都表明两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强，双方的良性互动也在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显示出重要作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两国通过首脑互访、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平台，围绕双边贸易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重大宏观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使得两国逐渐缩小分歧，加强合作，推动全球经济以及中美两国经济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在当前国际体系变革、转型、动荡的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两国需要加强互动与合作以发挥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并在地域与国家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建立在亚洲和世界范围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应有国际视角和责任感，以超越双边关系、超越各自国家利益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国际和地区问题。中美应加强在朝鲜半岛、中东、中亚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等不稳定地区的磋商及合作，同时在国际与地区层面的经济交流中加强在联合国及安理会、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领域的中美协商与合作。尽管中美两国在二十国集团的角色定位存在差异，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成为二十国集团中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交流沟通的重要模式，中美两国的进一步合作关系将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在两国贸易方面，中美应逐步开启中美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加深两国经贸关系，推动稳定、互利共惠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发展。同时，中美应继续在两国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在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在拓展两国互利双赢关系新空间的同时促进国际体制的构建。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间的矛盾与合作同时存在，中美两国存在着俱荣俱损、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矛盾的激化不仅损害两国各自的利益，同时也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双方加深合作更是能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利益放大效应。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就需要中美两国加强良性互动与合作，拓宽合作领域，将合作关系向全球层面扩展，带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一同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中美应发挥大国经济的影响力，通过中美间经济与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来带动全球经济治理，也让新兴大国与传统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合作共治成为可能。

四、结　论

自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互相影响。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一国为实现内外均衡发展的目标就必须进行政策上的国际协调，因而引发了大量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安排，它们在制定和执行全球规则、国际性公共政策和全球项目等方面承担了重要职责。世界力量已经初步出现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国际权力呈分散化态势，世界多极化特征明显。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崛起加速了更广意义和更高程度上的全球治理改革。全球经济已经跨入一个全球治理的时代。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间接作用下形成的，中美两国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各自的经济实力，尽管中美在新型经贸关系的确立中存在摩擦，但是双方在金融领域有着更强大的促进因素来推动两国形成更紧密、更稳定、更和谐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建立不仅扩展了两国自身利益，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模式，让新型大国关系联系更多的国家，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全球经济治理的革新也需要中美两国的共同合作，中美两国俱荣俱损的密切双边关系决定了两国需要加强合作与互动来创造共同的利益，需要强化两国在国际事务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促进作用，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向更好更稳定的方向发展。

【注释】

[1]林乐芬，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财政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靖，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

[2]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o.3，2010，p.34.

[3]甄炳禧:《合作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第18页。

[4]Thomas Donilo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Speech at Asia Society，New York，March 11，2013.

[5]吴心伯:《中美经贸关系的新格局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8页。

[6]徐坚:《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