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朝核报道中隐喻、转喻互动下的权力建构

美方朝核报道中隐喻、转喻互动下的权力建构

梁晓晖

【内容提要】　在后现代哲学语境下，一方面语言学领域开始关注话语的建构功能，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研究开始引入语言学视角。其中，认知语言学秉承“体验哲学”，提出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等人类内在体验性理解机制的主张。本文认为，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转喻间的互动模式为话语的建构性研究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分析工具。本文应用隐喻、转喻间的互动模式，就美国媒体围绕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系列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分析可见，以概念隐喻、转喻间的互动为切入点对政治语篇进行分析，有利于揭示政治话语的权力建构方式以及对读者意识形态的影响方式。

【关键词】　朝核报道　隐喻、转喻互动　权力建构

一、前　言

对于意义的建构性的研究是随着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而展开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取代了以往的历时语言学而成为语言研究的主导。它指出语言是一个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自主的符号系统，意义在符号的组合、对比关系中得以产生。此时的研究中意义呈现固定化的特点。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开始兴起。一批学者反对旧有语言哲学传统中有关真理绝对性的观点，提出了“意义不确定性”、“意义建构性”等主张。基于此，王寅^[2]提出，继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和当代的语言论转向之后，哲学经历了第四次转向，即“后现代转向”。自此，意义的建构性被揭示出来。至今，后现代哲学思潮已逐渐影响到人文学科研究的各个领域。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哲学思潮首先影响到文学领域。以德里达和拉康为代表的文学理论中的解构主义开始兴起。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反对索绪尔以来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思想，反对中心，反对权威，反对非黑即白的观念。德里达的解构式分析方法主要是找出一个文本中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后呈现出这两个对立面事实上是流动的。文本不能只被阅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固定信息，而应被阅读成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另一方面，拉康也借鉴并修正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两分界定——能指（signifer）与所指（signified）。他指出，两者之间不再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密不可分，而是具有某种无法抹去的裂缝。

这种后现代理论思潮也进入了文化研究领域。以福柯为领军人物，话语之中的权力建构被揭示出来。福柯认为，“话语是人类活动的中心”^[3]，“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建构的”^[4]。权力无处不在，在权力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人们可以到达真理的位置。因此，福柯从不谈绝对真理，而是说某个话语形态支撑着一个真理统治。^[5]这在后殖民主义的分析实践中被广为应用。

后现代语言学与后现代文学理论异曲同工，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也开始关注意义的建构性问题。在后现代哲学语境下，Metaphors We Live By^[6]一书开创了认知语言学的先河，之后，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又以Philosophy in the Flesh^[7]一书奠定了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基础。他们倡导体验现实主义（embodied realism），即认知语言学中“真理体验性”的观点，“一个人认为一个句子真实地反映了某种情况，是因为他所理解的句子的表达与他所理解的外在情况是一致的”^[8]，所以不同的人对同一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识解。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原型、心理空间等认知模型是人类概念化和想象性推理的基础。^[9]由此，真理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诸如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等人类内在的体验性理解机制的。^[10]可见，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对研究人类建构真理的概念化方式非常重要。这为意义的建构性研究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

值得关注的是，世纪之交，后现代语言学、文学理论也被引入了国际关系的话语分析之中。例如，很多西方学者^[11]开始从语言学的视角对国与国之间外交话语中的权力建构进行分析。同时，刘永涛指出，近年来，从语言角度对国际政治给予关注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也日益增多。^[12]他提出，把语言学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为人们深入理解和说明世界政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13]

后现代理论用于国际关系话语，这实际上与语言学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式殊途同归。批评话语分析以与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研究为先导。福勒（Roger Fowler）提出:“语言代码并不中立地反映现实；只是将话语的主题进行解释、组织以及分类。语言代码蕴含着有关世界是怎样被安排的理论:即世界观或意识形态。”^[14]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的技术化成就了现代社会权力的建构。^[15]近年来，以迪克（Teun A.van Dijk）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倡导要以认知方法研究政治性话语^[16]，因为话语的“语境都是参与者的心理建构”^[17]，是人的主观阐释。应用认知理论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已逐步兴起。但语篇中的权力话语是如何得以建构的，参与者尤其是读者的认知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对这一点迪克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在迪克的研究基础之上，哈特（Christopher Hart）^[18]、张辉和张天伟^[19]分别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隐喻视角和认知转喻视角，并应用这些认知模型具体分析了政治语篇意识形态的表达路径。从认知角度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正在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趋势。而应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进行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分析也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事实上，在政治语篇的权力建构中，读者认知之所以受到潜移默化却又根深蒂固的影响，语篇中的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间的互动关系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展示概念隐喻、转喻的互动方式，有利于揭示政治语篇中权力建构的机理以及其对舆论进行操控的手段。而这一点还较少有文献论及。本文应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之间的互动模式，拟就美国媒体围绕朝鲜2013年2月12日第三次核试验、针对朝鲜及中国的一系列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以此阐释认知隐喻、转喻互动在媒体舆论传播中对权力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展示政治语篇对读者认知的影响方式。

二、概念隐喻、转喻的互动及权力建构

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都涉及两个概念之间的映射关系。概念隐喻基于相似性原则，两个概念从属于两个概念域，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源域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从而达到理解目标概念的目的。其本质是人们以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20]而概念转喻基于邻近性原则，两个概念从属于一个概念域，涉及在一个单一域或域矩阵（domain matrix）内的映射，是在同一领域内用某一实体去指代另一实体。^[21]

自1980年Metaphors We Live By出版之后，概念隐喻研究成果甚为丰富。^[22]相形之下，概念转喻在这些著作中都篇幅有限。而科韦克塞思（Zoltan Kövecses）和莱登（Guntar Radden）^[23]、巴塞罗拉（Antonio Barcelona）^[24]、张辉和卢卫中^[25]等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些著述详细论证了概念转喻的概念，深入探究了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间的互动机制。其中，巴塞罗拉列举了许多隐喻、转喻互动的例句，并分析指明隐喻是由转喻激发的，转喻是隐喻的先决条件。^[26]

为了分析隐喻、转喻间的互动，鲁伊斯（Francisco Jose Ruiz de Mendoza）将转喻映射分为两种:一种为源域是目标域的子域，他称之为“源域在目标域中”（source-in-target）的转喻；另一种为目标域是源域的子域，即“目标域在源域中”（target-in-source）的转喻。^[27]事实上，这两种映射关系涵盖了三种最为基本的转喻联系:部分—整体（part-whole）；个体—类别（individual-class）；属性—实体（attribute-entity）。这些转喻联系其实都是源域与目标域间的相互涵盖关系。而在隐喻与转喻的互动中，鲁伊斯提出，前一种映射关系，即“源域在目标域中”的转喻，为进一步的隐喻映射提供了一个概念域；后一种映射关系，即“目标域在源域中”的转喻，在隐喻映射中促使概念域的某一方面得到彰显。^[28]

在政治语篇中，隐喻、转喻表达的使用甚为广泛。这些表达促使某些概念的某些侧面得到凸显，其中就蕴含着特有媒体对强势一方意识形态的侧重和对其权力关系的建构。例如，穆尼奥斯-波格斯安（Betilde V.Muñoz-Pogossian）注意到，美国在对拉丁美洲等弱势国家的外交中，经常使用一种带有性别特征的隐喻性话语来建构自己高高在上的男性权力。^[29]深入分析隐喻、转喻之间在形成过程中的互动模式，有利于揭露语篇中的权力建构方式，从而揭示读者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媒体意识形态左右的。

三、有关朝鲜报道中的隐喻、转喻互动

实际上，美朝之间是军事抗衡与舆论较量并举的。一方面，双方军事抗衡一直存在。美国与韩国每年进行联合军演，2012年秋天美国更是允许韩国导弹射程达到500英里，足以攻击朝鲜境内任一目标。而朝鲜在美国的极力反对下计划再一次进行核试验。另一方面，除了军事上的对抗，多年来，美国与朝鲜也一直通过媒体互相制造舆论上的紧张气氛。美国坚持把朝鲜列入“无赖国家”及核打击的潜在对象；而朝鲜一直坚称，是美国的一系列政策给其带来的巨大外交与政治压力，迫使其反复进行核试验的。

朝鲜在第三次核试验之前两国在舆论上已是剑拔弩张。2013年2月12日当天，在尚未接到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成功的消息时，《纽约时报》援引美国著名智库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言论称，只要朝鲜核试验成功，美国势必在日本及韩国建立导弹防御系统:

A successful North Korea nuclear tes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lead the United States to step up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for its alli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said director of the 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in Washington.

朝鲜宣布核试验成功之后，次日，即2月13日，美国《环球时报》刊登了其总统奥巴马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讲话:

（1）The USleader said that it was“promising”that China，which had historically tolerated“misbehavior”by the North Koreans because it was worried about regime collapse，was changing its thinking.（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在例（1）中，奥巴马称朝鲜的行为是“misbehavior”，这个词最常用的意思是“不礼貌”，经常被用于批评顽劣的孩童。

再结合同一报道中奥巴马的一段话:

（2）There previously have been patterns where，you know，they bang the spoon on the table and then suddenly they get food aid，or they get other concessions.

例（2）中奥巴马使用了一个转喻表达“bang the spoon on the table”，这一具体行为转喻化地指代“任性不礼貌的行为”，又是典型的用于修饰“顽劣的孩童”的语言。以上两例中的转喻表达结合在一起作为源域，共同转喻性地指称目标域“顽劣的孩童”，形成“ATTRIBUTEFOR ENTITY”的转喻，以特征映射本体。

奥巴马的谈话中还有类似的例子:

（3）Then they come back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a little bit，and then if they get bored they start provocative actions again.We’ve broken that pattern.“if they get bored they start provocative actions again”又是典型的“顽劣的孩童”行为，又一次形成“ATTRIBUTEFOR ENTITY”的转喻，以特性映射本体。在此转喻的基础之上，“顽劣的孩童”与“朝鲜”之间还形成了一个隐喻。

在以上隐喻、转喻表达中，概念隐喻、转喻之间的互动模式如下图所示:

图1　有关朝鲜形象的隐喻、转喻互动

在图1左栏框中，“不礼貌的行为”形成“ATTRIBUTEFOR ENTITY”的转喻，指称“顽劣的孩童”，属于“源域在目标域中”的转喻映射。而这一转喻又为隐喻“朝鲜是顽劣的孩童”提供了源域，右框的目标域即为“朝鲜”。源域“顽童”的特质被映射到目标域“朝鲜”之上，他们任性、不负责任。隐喻、转喻互动建构出朝鲜“不负责任、需要管教”的劣势形象。

奥巴马的讲话被世界各地媒体转载，美国媒体类似的报道也不胜枚举。通过这种隐喻、转喻互动，朝鲜这种“顽劣的坏孩童”的形象被树立起来。3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段有关美国派出篮球代表团访朝的新闻，其中援引了首尔东国大学一位朝鲜专家的讲话:

（4）Said Kim Yong-hyun，a North Korea specialist at Dongguk Universityin Seoul，who said Mr.Kim could present himself as open-minded to his own people while signaling to the West that he was“not a bad boy”and not as isolated as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wish.

由例（4）可见，朝鲜“无知、不负责任”的形象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最后连金正恩自己都在努力打造自己不是美国所宣扬的“a bad boy”的形象。

与此相对应，孩童的另一方当然就是家长了。在例（2）中出现了“they get food aid，or they get other concessions”两个隐形被动句，省略去的施事者即为家长。这一点在奥巴马发言的下一句中得以说明:

（5）One thing we’ve tried to do is to make sure that we’re not going tore ward bad behavior.

“not going to reward bad behavior”是典型的家长式教训孩童的口吻，是家长式的行为，形成转喻指代“家长”，即文中的“we”。在此转喻基础上又形成“美国是家长”的隐喻。其中的隐、转喻互动如图2所示:

图2　有关美国形象的隐喻、转喻互动

图2中，“源域在目标域中”的转喻为隐喻“美国是家长”提供了源域。既然一方是顽童，另一方是家长，家长当然有理由以各种方式教训和惩治孩子。从美国总统的言论中可见，美国一直有这种家长式的思维。正是通过隐喻、转喻互动，美国的政治话语建构起了自己高高在上的父亲般的权力地位，以及与朝鲜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美国一向试图以自己家长式的方式控制弱势国家，同时也让世界舆论以美国自己的方式来看待整个世界局势，并接受美国的权力地位

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

隐喻、转喻互动对读者思维产生的影响既是隐性的，又是深远的。通过无孔不入的媒体报道，一些表面上并不突出的转喻表达通过一系列的概念映射，先是形成转喻，而后再形成隐喻。以上隐喻、转喻互动在世界读者心目中塑造了朝鲜是顽童的恶劣形象，并建构出美国的权力地位，为美国对朝鲜采取任何形式的制裁和打击行动做好了舆论上的铺垫。

四、有关中国报道中的隐喻、转喻互动

针对朝鲜核试验的报道，经常会牵扯到中国。在朝核报道中，西方媒体不但把朝鲜打造成需要家长管教的坏男孩的形象，同时通过一系列隐喻、转喻，也打造了一个“工于心计”的中国形象。

上文提到，2013年2月13美国《环球邮报》刊登了奥巴马接受ABC采访时的讲话，题为“China‘Recalculating’on North Korea”。题目凸显了奥巴马评价中国对朝新态度的用词，即“recalculating”。而新闻开头导语部分又使用了该词:

（6）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id there were signs that China was recalculating his policy towards North Korea out of frustration at leader Kim Jong-Un’s nuclear brinkmanship.

这个词在这段新闻中被反复使用，如例（7）、（8）所示:

（7）“You’re starting to see them recalculate and say，‘You know what？This is starting to get out of hand’，”Obama said，although he did not give examples of a modified attitude from Beijing.

（8）And，so，we may slowly be in a position where we’re able to force a recalculation on the part of North Koreans.

在这段新闻中，“Recalculating”分别以动词分词、不定式及名词形式反复出现了四次。“Recalculating”是“再次计算、再次核算”的意思，有一种在贸易关系中斟酌得失的意味，其反复使用无疑会给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喜欢像商人一样反复算计的印象。

而这一印象通过其他媒体的报道得以加强。3月22日《华盛顿邮报》登载了一篇评论性报道“Why China Won’t Act Against a Nuclear North Korea”，其中出现了一系列有关贸易的词汇:

（9）Simply put，China’s leaders don’t buy the U.S.argument that it is in Beijing’s interests to work with Washington to solve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mess.And if you were a Communist Party boss in Beijing，you might not either.

例（9）中说中国领导人不认同美国的观点，用的词汇是“buy”，即不买账。而美国认为与其合作解决朝核问题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里使用的词汇是“interests”。而中国领导人被称为“boss”。这一系列词汇:buy，interest，都是指贸易关系中经济利益的得失，而“boss”更是指商贸公司的老总。与奥巴马讲话中的“recalculating”一起，这一系列词汇都描写了贸易关系中的各种属性，形成“ATTRIBUTEFOR ENTITY”的转喻，以特性映射本体。而在这篇报道中，这个转喻又为隐喻映射“贸易关系是政治关系”提供了一个源域。

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美国希望中国中断对朝鲜的所有物资供应，与美国一起对朝鲜实施最严厉的打击。而中国希望能以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朝核争端。同时，美国不论是与中国还是与朝鲜，在经济、军事等所有力量上都存在极大差距。那么为什么这种政治关系要用贸易关系来描述呢？在世界舆论中建构一种类似于贸易关系的政治关系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这一点结合该报在4月3日的另一篇题为“China must Act on North Korea if It Wants Respect”的评论性文章可以显现出来:

（10）Which is all fair enough:China is a large and rapidly growing economic power.It’s only natural that China should begin to play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role.But if that’s what Beijing wants，why doesn’t it seize the opportunity？The Chinese could begin to play a valuable and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role right now，one that would win their government friends and admirers and might even，over time，reduce the U.S.military presence in North Asia by eliminating one of the region’s most serious potential conflicts.

例（10）中无论是“valuable”，还是“win”，也都是与贸易相关的词汇。而一个总体性的描写词汇非常醒目，即“fair”。贸易关系中的双方或多方都是一手出钱、一手出货的，理论上都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基础上的等价交换，是“fair”，公平的。用双方谁都不会多拿或少拿的贸易关系来隐喻性地指称事实上建立在不平等力量上的政治关系，实际上是建构一种假象，即在美国指导下世界都在进行公平游戏的运作。谁如果败出，那一定是美国所谓的其对立面的运作有误。

这则评论继续利用贸易关系用语来描述中美关系。

（11）In other words，some in China’s establishment are still wedded to an anachronistic idea of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and，indeed，to an anachronistic idea of the world: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a zero-sum game；what’s bad for the imperialists is good for China；“patriotism”means anti-Japanese riots and aggressive rhetoric about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例（11）指责中国认为世界政治是“zero-sum game”，即零和博弈，且总想在竞争中获益，让帝国主义（的美国）在竞争中损失。首先这种提法明显地沿用了冷战思维，同时这一被经常用来描写贸易关系的表达“zero-sum game”被用于两国的政治关系，又一次引发了从转喻到隐喻的概念映射。

同样在这篇报道中，例（12）也有类似词汇:

（12）If，on the other hand，China’s leaders want more respect，they can earn it by resolving a crisis that really is of their making.

如果中国想得到尊重，是要自己去“earn”赚取的。这又是一个贸易关系词汇。

在以上从贸易关系用语到政治关系的一系列概念映射中，隐喻、转喻互动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3　有关政治关系的隐喻、转喻互动

从图3可见，左面框中“源域在目标域中”的转喻形成了进一步隐喻映射的源域，即“贸易关系”。右面框中隐喻目标域为“外交”。因“贸易关系”的特点被映射到“外交”中，贸易关系的最大特征“公平关系”也就被映射过来，于是右面框中“目标域在源域中”的转喻突出了隐喻目标域“外交”的一个附加特征，即“fair”“公平关系”，这也是报道中出现了的词汇。

这是一种具有蒙蔽性的凸显。将政治关系描写成贸易关系是一种别有企图的概念映射。贸易关系最大的特点是等价交换，是公平关系。但国际政治、外交却完全不同，它们是建立在军事、经济力量不对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使用大量的贸易性词汇，通过一系列的隐喻、转喻互动，实际上是凸显了大国政治运作的平等，同时也掩盖了国际间政治关系的不平等，为美国进一步巩固其权力地位打好舆论基础。

五、结　论

以上分析表明，隐喻、转喻语言表达在指称其目标域对象时，还是留下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空隙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揭示出，语言既不是一个自足的符号体系，也不能完全透明地反映客观世界。相反，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都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它们之间的互动模式展现出话语所要凸显的特定概念，同时也折射出话语所要掩盖的某些信息。借助转喻性的语言来间接地对事物进行指称，再通过隐喻性的映射对事物冠以某种形象，无形中就压抑了弱势国家的主张，美化了强势国家的企图。于是，一方面，朝鲜越是被反复建构成“顽童”形象，国际社会也就相应地越是把这一形象概念化，并进一步对其进行压制，而它也就朝着危险的方向进一步迈进。另一方面，美国越是通过语言建构使其权力地位合理化，也就越是引导世界舆论以符合其利益的认知方式来观察世界。这就使国与国之间失去了平等沟通的机会。

【注释】

[1]梁晓晖，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2]王寅:《后现代哲学的转向与超越——特征与评价》，《当代外语研究》2012年第5期，第10页。

[3]Raman Selden and Peter Widdowso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New York:Harvester Wheat sheaf，1993），p.159.

[4]Raman Selden and Peter Widdowson，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New York:Harvester Wheat sheaf，1993），p.160.

[5]辛斌:《福柯的权力论与批评性语篇分析》，载《外语学刊》2006年第6期，第1—6页。

[6]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7]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New York:Basic Books，1999）.

[8]Ibid.，p.510.

[9]Ibid.，p.77.

[10]Ibid.，p.510.

[11]Carol Cohn，“Wars，Wimps，and Women:Talking Gender and Thinking War，”in Miriam Cooke and Angela Wollacott，eds.Gendering War Talk，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46；Frank Costigliola，“The Nuclear Family:Tropes of Gender and Pathology in the Western Alliance”，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2，1997，pp.163—183.

[12]刘永涛:《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4期，第19—25页。

[13]刘永涛:《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语言、理论和/邪恶轴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19—25页；刘永涛:《语言与国际关系: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44—56页。

[14]Roger Fowler，Linguistic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7.

[15]Norman Fairclough，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London:Longman，1995），p.91.

[16]Paul Chilton，“Manipulation，Memes and Metaphors:The Case of Mein Kampf，”in L.de Saussure（ed.），Manipulation（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5）；Teun A.van Dijk，“Discourse，Context and Cognition，”Discourse Studies，No.1，2006，p.163.

[17]Teun A.van Dijk，Discourse and Context: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60.

[18]Christopher Hart，“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etaphor: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No.2，2008，pp.91—106.

[19]张辉、张天伟:《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喻视角研究》，载《外国语文》2012年第6期，第41—46页。

[20]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1]George Lakoff and Mark Turner，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22]Ibid.；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New York:Basic Books，1999）；Zoltan Kövecses，Metaphor—A Practical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3] Zoltan Kövecses and Gunter Radden，“Metonymy: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Cognitive Linguistics，No.1，1998，pp.37—77.

[24]Antonio Barcelona，ed.，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A Cognitive Perspective（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0）.

[25]张辉、卢卫中:《认知转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6]Antonio Barcelona，ed.，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A Cognitive Perspective（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0），p.31.

[27]Francisco Jose Ruiz de Mendoza，Ibanez，“The Role of Mappings and Domainsin Understanding Metonymy，”in Antonio Barcelona，ed.，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0），p.109.

[28]Ibid.，p.124.

[29]Betilde V Muñoz-Pogossian，“Gendered Language and（Unequal）Power:Deconstructing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Cold War，”International Politics，2008，vol.45，pp.703—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