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环境中的中美关系:新的起点”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转型环境中的中美关系:新的起点”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3年10月23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转型环境中的中美关系:新的起点”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权威研究机构和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近50人，围绕中美新领导层与两国关系、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东亚地区安全等三大议题开展了坦诚、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全天的会议共设三个专场，分别为“新领导层与中美关系”、“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和“东亚地区安全”。现刊登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一、新领导层与中美关系

袁鹏研究员从中国视角解读了新领导层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关于新领导层，袁鹏认为，两国政府都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换届，中国方面，确实有了新的领导层、新的气象、新的内政外交政策。相比而言，美国方面的“新意”就少了一点。奥巴马连任之后，如何处理内政和外交的顺序，到底哪一个处于优先地位可值得关注。他提出，与希拉里·克林顿对亚太事务的重视相比，新任国务卿克里似乎更加关注中东问题。另外，袁鹏指出，美国的国内发展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济方面，呈现出积极的变化，经济复苏、美元增值至2007年水平、股市强劲，美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前景光明。政治方面，则呈现出相反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最近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新财年的政府预算分歧，导致美国政府“关门”的事件，这使人不禁要问，美国的政治体制怎么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都将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政治问题对中美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袁鹏研究员还讨论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化。他认为，由于联邦政府“关门”，奥巴马取消了亚洲之行，缺席美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奥巴马总统的这一决定，将对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最后，他还分析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他认为，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是基于三方面的考量，一是要让美国确信我们要继续和其构建关系，二是重申中美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性，三是提醒第三方，不要利用中美之间的竞争来满足自身利益。尽管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官方有一些积极的回应，但是仍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如迟疑、担忧、谈条件、观望等。

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成研究员则从美国的视角看中国。他主要围绕百人会近期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讨论了该问题。该调查报告历时6年时间，在中国和美国各发放4 000份问卷，调查对象包括普通民众、商业领袖、意见领袖和美国国会人员等，调查内容为贸易、就业、产品安全、环境、人权、宗教安全、台湾问题、军事关系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议题。

调查结果呈现出一种悖论。从美国方面看，调查结果显示，52%受访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积极的。72%的受访者认为中美贸易有利于美国消费者，但同时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对美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从中国方面看，受访的中国人认为中国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希望和挑战并存。受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和媒体报道的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时刻在发生变化。接下来是利益集团的态度。根据皮尤国际几个月前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8—29岁的年轻人群比50岁以上的人群对中国更有好感。盖洛普的一份调查则显示，和共和党相比，民主党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友好。从对12个性质不同的利益集团的调查显示，劳工、人权、非政府组织、环保组织和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较为负面，此外，商业团体、智库、军事人员、国会成员对中国的看法也比较复杂。对中国抱正面看法的主要是美国的地方政府和年轻人群。基于这份报告，李成认为中美两国相互间的美好意愿、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等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两国领导人在制定决策时，不仅要清楚本国民众的想法，同时也要了解对方的公众舆论，在重大问题上通力合作。中美关系的未来需要两国领导人的智慧、远见以及信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则讨论了习近平主席的对美态度问题。他提出，习近平上任后，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以构建中美关系，目的是开辟一种新的思维，避免延续传统的大国之间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关系。2012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谈道:“一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他国发展的需要；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尊重他国寻求自身安全的权利。”他的这一论述对中美关系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他认为，2013年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良好，对两国的政治及其他领域也将产生积极影响。军事方面，作为交流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军事交流也有很大起色。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国其实有更多的诉求，因此不会和美国唱反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上，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治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的政策更加灵活，因此与美国的立场更加接近。在两件事情上，中美关系经受住了检验。一个是斯诺登事件，中美关系并未受到影响；另一个是中国并没有利用奥巴马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而左右峰会议程。最后，贾教授主张，为促进中美关系良好发展，中国方面要做的还很多，同时，“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也需要做出相应的努力，以实现合作共赢。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围绕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了发言。他分析了美国“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他提出，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新一届政府在上台后往往会改变原来的对外政策，同时给自己制定的战略贴上标签。再平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美国制定再平衡战略的三大考虑因素为:（1）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怎样才能支撑更大的国际秩序；（2）亚太地区是否出现了一个大国力量的崛起，而这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挑战，冷战后美国担心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3）出现了一个突发性的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的危机事件，这里指的就是“9·11”事件。

他提出，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认为从地理上来说，美国确实是亚太地区的一个常驻力量，因为夏威夷和关岛都是美国的领土。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超级大国的角度出发，美国都要在亚太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存在。

他也认为，与其说是再平衡，不如说是接触，美国要参与亚太的事务。但自2011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以来，奥巴马的相关政策一直是在缓慢的进行中，所以这次奥巴马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不意味着亚太战略的收缩，而只是和他所处的国内政治环境有关。

最后，波拉克探讨了在未来所谓的亚洲时代美国的对亚政策是否会与其他地区区别开来。他个人观点是不会，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它的利益遍布全球，不需要特殊对待亚太地区。从过去几年发生的大事来看，奥巴马每有一项新的对外政策，外界的解读就是美国的目的是从中东地区抽身。其实，奥巴马只是不愿卷入任何一场战争。因为美国把经济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因此其他各种战略的重心也跟着转移到亚太。另外，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美国的利益从来都和太平洋地区联系在一起。不能因为美国对东北亚地区投入更多精力就简单地理解为是“再平衡”。

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

布鲁金斯学会威廉·安东里斯（William Antholis）研究员分析了国际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他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形势可以用“一个婚礼和四个葬礼”来形容。“一个婚礼”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60多年来创造了世界性的财富、和平以及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这个体系是富有成效的。

四个潜在的“葬礼”分别为:第一，世界贸易组织自身的组织结构。尽管世界贸易组织体系是民主的，能促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改革和增长的一体化，但体系中的某些部分也会腐蚀和阻碍这种趋势，比如，这个体系不但没有使穷国获益，反而使它们出现了某种倒退。第二，贸易自由化无法在主要大国间达成共识。主权国家之间因成本问题无法进行有效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公司和民间组织的活跃，久而久之，一种强大的新的联盟开始形成，从而破坏了全球性的甚至是地区性的协议。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第三，地区贸易协议重新复苏。突出的例子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合作关系。尽管一国在相关地区能获得利益，但想要加入其他地区贸易组织就面临各种挑战。第四，贸易作为财富所创造的概念面临挑战。一般认为贸易就是指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进行买卖，但现在这个概念被打破了。因为，全球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很难说单个产品的产地就是哪里，很多产品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组装和加工的。因此贸易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流通方式也相应改变，不再是单纯的两国之间的货币流通，而是多国的，欧盟内部的货币流通就是这样。

他提出，贸易不再仅仅是贸易，而是和能源、环境、商品、劳动力等因素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要运用综合的方式和手段，以促成更大范围内的贸易协定。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宋国友教授讨论了中国应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挑战的措施。他首先分析了当前国际多边贸易体系的挑战，并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体系挑战。第一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生死未卜，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可能会因此受到重创。其次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地区自贸谈判对中国贸易利益形成冲击。最后为发达经济体正联合起来试图重新制定更高的全球贸易规则。

他接着从全球、区域和双边三个层面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在全球层面，中国必须要全力支持多哈回合谈判。此外，中国还需要呼吁在全球层面推广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贸易统计方法。要通过强调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的合理性，降低中国面临的贸易压力。

在区域层面，中国必须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中国要展现足够的政治动力，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促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早日实现。中国要避免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间的冲突，要加强两国在自贸协定谈判领域的沟通和协作。

在双边层面，他认为就可行性和必要性而言，中韩贸易协定毫无疑问是中国当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点。中韩自贸协定已经进行了7轮谈判，正处于临门一脚的关键阶段。如果能早日达成中韩间自贸协定，既是中日韩三边贸易协定的最大助推剂，也能为东亚自贸区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布鲁金斯学会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米莱雅·索利斯（Mireya Solis）研究员重点讨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问题。她认为贸易协定过去一般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订立，或南北国家之间达成。但是现在不同了。主要是因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巨型贸易协定的兴起。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国家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40%，跨大西洋贸易协定谈判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46%。因此，现在是一个大贸易时代。而且，现在的工业化国家在谈判桌上进行相互的、交叉的贸易谈判，这在政策层面上要复杂得多。这将促成一个更加繁荣的国际贸易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型的贸易协定不仅存在于大的经济体之间，而且是几个大的贸易协定同时进行。

观察未来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她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不同贸易协定之间的良性竞争会带来协定本身质量的提升；其二，能够建立起一个规则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不再是太平洋标准或是大西洋标准，而是全球标准。挑战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个不同的大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在同时进行。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它们没有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这么多的谈判当中。另一方面，随着各种巨型自贸协定的兴起，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在哪里？世界贸易组织无法在多边的规则体系中做出更新。

回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索利斯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有三大优点:一是内容广泛，涉及知识产权、供应链竞争力等；二是成员国联系密切；三是推动跨地区的贸易谈判议程。

最后，她还分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奥巴马政府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给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优先地位。一是希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为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设计平台；二是以此保持和加深与亚洲的关系；三是不被排除出亚洲的地区主义进程。目前，美国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问题上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个是国际谈判的制约，另一个是国内政治的影响。

卜睿哲阐述了“经济一体化与两岸关系”。他首先认为冷战后时代最重要的发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出现大转移，而且这种形势的重要性不会下降。全球化给亚太地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中国也受益匪浅，尤其重要的是，全球化成为中国实现复兴的强大动力。接着，他分析了亚太地区相关的制度安排。亚太地区正在达成各种经济性的契约、协议，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也需要跟上。世界贸易组织、亚洲的自由贸易协定、美洲自贸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都离不开制度框架的建立。

随后，他重点分析了台湾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角色。他认为，尽管台湾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以及相关的体制机构中是个“异类”，但是它有效地参与了全球化，是许多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问题在于，它要参与促成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很困难。对台湾来说，从长远的竞争力来看，是仅仅和大陆保持密切深入的经济联系好，还是实现与多国的经济一体化，包括美国、日本等。

三、东亚地区安全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楚树龙教授分析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他对当前中国的安全形势表示担心。原因有几点:一是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二是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警惕；三是日本政客的一些行为。

他还分析了一些重要行为体在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的影响。关于朝鲜，他认为自2013年夏天以来，中朝关系出现了缓和。因此，尽管朝鲜可能对中国有威胁，但这种威胁与其对韩国、美国构成的威胁不同。关于美国，他提出美国在亚太地区增加了军事投入，美国国内一些支持日本、越南、菲律宾的言论，都使大多数中国人感受到了威胁。但他强调，从历史来看，美国建国230多年以来只入侵过中国一次（八国联军侵华）。至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这是一个常规性的战略，可以理解。关于日本，楚教授则表示了深刻的忧虑。他主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是最危险的国家。首先，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其次，日本企图打破战后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再次，日本企图突破美国的约束；最后，日本的民族文化有问题。他总结道，日本是一个先进的民主化国家，但一直以来，却处理不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和日本民族的文化有很大关系，日本需要反思。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郑在浩教授分析了“朝鲜半岛和外部力量”。他首先分析了中美安全关系。他认为，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不是简单的在亚太和中东、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选择，而是美国想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同时为美中关系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减少双边冲突。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他认为，未来两国至少会在四个层面形成战略竞争:（1）外交层面，美国在这个地区一边巩固既有的同盟，一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而中国则一直强调和平崛起；（2）经济层面的表现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3）军事层面，美国对中国区域封锁战略的应对；（4）地区价值层面，美国强调普世价值，试图取代中国提出的特定的价值观。

郑在浩接下来分析了朝鲜半岛问题相关国家的政策。（1）朝鲜。朝鲜步步为营，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国家，那么韩国要怎么应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正式的六方会谈也许能起到作用，问题在于它的设置是否合理的。中国作为主导方，是否真心诚意地客观地担当这个角色？（2）日本。近些年日本的右翼势力发展很快，在其国内产生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其中有一个数据能说明问题。2000年，日本高中使用右翼教科书的比例是0.04%，2012年上升至4%。这些受右翼思想教育出来的日本年轻人，会对未来的亚洲造成很大麻烦。（3）中国。2011年韩中关系跌到谷底，但从2012年开始（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两国关系又开始回升，但不能对韩中关系的发展太过乐观。（4）美国。一个是美国近期政府关门导致在韩国民众中的形象跌落，而韩国公众的舆论又会对韩国的外交政策会产生影响。另一个是对于在亚洲发生的一些地区纠纷，美国不能置身事外，因为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有美国的参与。

最后，他对现有的一些多边和双边安全机制是否能真正起到作用表示担忧。美日同盟只能处理硬性的安全问题，中、日、韩三方会谈只能解决一些软性问题，但是三方合作中韩国并不是被同等对待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讨论了“海上主权争端与地区安全”这一问题。他认为当前东亚地区的海上主权争端的有三大原因。第一，从地区安全的角度看，这些争端是对区域平衡被打破的反应。以钓鱼岛为例，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原因是日本害怕中国崛起会扩大其海洋权益，所以先采取行动。日本的行为是大国平衡的一种表现。南中国海的争端也是同样的道理。第二，这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战略竞争的结果。这些争端的强化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发生，不能说是一种巧合。他认为美国的意图是通过这些海上争端，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的争端，来遏制中国不断发展的军事实力。第三，是中国崛起中“成长的烦恼”。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就不能一直维持一种单方面的安全约束，而是要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这可能会在客观上加剧争端。

吴心伯教授接着分析了海上主权争端对地区安全的两大影响。一方面，争端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所有相关方都没有使用武力的意愿。但擦枪走火有可能发生，甚至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另一方面，争端会对地区稳定和成员间的政治安全关系造成影响。一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影响；二是美国扩大了它的安全伙伴联盟；三是地区成员之间，日本、越南、菲律宾加强了安全关系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吴心伯教授最后为维护东亚地区安全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为理性。不能被极端的民族主义牵着鼻子走，也不能利用争端来达到某种国内政治议程的目的。第二是谨慎。要防止一些意外的矛盾或摩擦事件发生，避免使局势升级。第三是灵活。这些争端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要灵活反应，妥善解决。第四是创新。海上争端和陆上争端不同，不能简单地以为划定边界线就能解决问题，要突破传统的主权概念。第五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大国之间，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要谋求合作，用合作代替对抗，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欧汉隆（Michael O’Hanlon）研究员就中美安全关系发表了观点。他首先厘清了若干有关美国的安全问题。第一，美国仍然是强大和守信的国家，美国所提供的全球安全产品仍然受到很多国家的认可。第二，日本的军事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2%，他认为战后日本的一系列战略抑制政策值得肯定。第三，选边站的问题，2005年布什政府在对韩关系上提出所谓“战略灵活性”，他认为其目的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零和博弈。

麦克·欧汉隆接下来为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中美要共同寻求既能竞争又不使双方放弃防御性承诺的方法。比如，在军事交流方面，中美可以以美苏之间的海洋协议为参照模式。针对太空的军事行动，中美则要达成共识，承诺几千米高度内不能进行爆炸性行为。此外，中美还要重新定义“天空”和“海洋”的范围，尽可能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第二，关于中美之间的侦察问题。他认为，侦察不会停止，但中美要采取更加透明化的措施。他还建议中美要互相开放天空协议，就像美苏之间、北约和华约之间的开放天空协议。中国的飞机也可以飞到美国的领空进行侦察活动。

第三，关于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国需要考虑美韩的战争计划。同时美韩应该考虑邀请中国帮助解决朝鲜核裂变材料的转移问题。朝鲜半岛存在很多变数，中美之间可以进行一些有效的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