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精神引领与核心价值观培育
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文化的独特功能作出的形象概括。十八大报告有25处讲到“精神”，可见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精神家园”的建造，更加注重精神力量在中国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比如论述理想信念时，报告提出，“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号召党员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讲到文化建设时提出“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讲到精神文明建设时，报告要求，“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讲到对外关系时，提出“合作共赢的精神”。
中华文化与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人文渊薮。它凝聚着中华儿女对自身传统的认同和传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国人一向重视文化素养的培育，《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对文化的最早解释，说的是治理国家者必须把握现实中的人伦秩序，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并由此推及天下。这里的文化，有精神培育之意，有文明文雅之意，也有文治教化之意。总而言之，这是强调一种精神力量。自古以来，中国人以积极的奋斗精神创造和传承文化，培养和坚守人文精神力量，守护并拓展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把人的精神力量看作是发展（包括生产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终极境界，比如在古代时期表现出来的伦理本位、礼仪之邦、文以载道、义利之辨、理想人格、心性修养等，都是对中国精神和精神境界的概括；在革命时期则有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提法；建设时期概括出了50年代的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抗美援朝精神；60年代有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改革开放时期有创业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奥运精神、世博精神等，此外还有地方和行业在实践中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如城市精神、企业精神、公务员精神，等等。
当然，这些精神的概括并不代表各个历史阶段和时期之间、各种精神之间是相互孤立、互不相干的，而在于说明，中国历史蕴育的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中华儿女，这种积极有为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同时，中国历史各阶段的发展又铸就着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力量。比如，我们曾写作出版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力量》[1]一书，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梳理和概括，从精神力量视角剖析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揭示“精神力量”既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也是中国发展的结果和表征。我们主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面来论述，历时性方面，把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着重从“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来讨论精神力量；第二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从“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角度来讨论；第三时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着重从“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入手，从动力、品质和境界的递进可以发现历史演进的轨迹，体现出线性特征。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精神力量在共时性方面的表现，也就是说，各种具体的精神因素在各个时期是有重叠、有交叉的，表现出非线性特征。于是，我们主要从人民大众对理想社会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党和政府对这种追求的顺应和推动的结合，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和闯关破难的时代精神的结合，中华民族爱国热情与使命意识的结合等几个方面来描述，以揭示共时性中的辩证与张力铸就了当代中国精神力量。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时提出，要使我国成为一个“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的目标，即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他指出:中国梦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可以说，中国梦是个人的梦、民族的梦、国家的梦的集中体现，它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也包括海内外同胞共同的梦，是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如今，中华民族期待百年的现代化之梦已经翘首可待，人们对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呼唤更加强烈。中国发展需要更加有力的文化支持，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中国文化的复兴来引领和提升。我们正在经历着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过程。几个概念中，文化自觉是核心，但文化自觉是建立在文化自省和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的解释:“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以及未来发展，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2]要达到“自知之明”，需要从“自信”与“自省”正反两个方面着力，自省就是反思、反省，包括反思自己的和别人的文化，近代以来的一些文化运动，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古今之争，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大多属于文化自省范畴；而中体西用、新儒家、国学复兴、孔子学院等，则是文化自信活动。只有经过自省与自信所达到的文化自觉，才会为我们的文化自强乃至文化强国建立稳固的思想文化基础。文化强国战略将使我们更加重视文化建设，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持。
二
文化是人类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是社会稳定发展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十八大报告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文化强国的首要举措，并称其为“兴国之魂”。用社会主义核心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塑造民族之魂是十八大提出的重大任务。
价值研究和价值观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上的问题。价值观，就其形式而言，它由人们对某一类事物的价值信念、取向、标准、信仰、追求和理想等所构成，由于个人的身份、活动领域、认知能力等的差异，其价值观的思想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其内容而言，它反映了作为认识和行为主体的根本地位、利益和需要，以及主体实现自己需要的能力、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主观特征。就其功能而言，价值观对人们的价值活动起着导向和规范作用。从一个民族的范围而言，价值观形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审美情趣和伦理原则，从而对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它以社会理想、政治信念和精神风尚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主导，并对非主导地位的种种价值观念中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予以引导和抑制，因而是稳定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在全社会树立起了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关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十八大又作了新的部署和新的要求，尤其是提炼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反映了国家层面价值理想的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社会层面价值导向的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反映了公民价值取向上的引导。24字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精神、价值资源、时代精华的高度概括和提炼。
三
第一，24字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既是对中国自古以来积极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未来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力量的铸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首先是来自传统，来自历史。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价值是今天价值的深厚资源。“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3]无论是辉煌的古代历史还是屈辱的近代遭遇，都成为中国人民爱国奋发的精神源泉和深层动力。历史上，我们不但拥有四大发明，并且这些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培根语），中国还因为其他众多的发明而被称为“发明的国度”。中国人足以为古代的辉煌成果而自豪，这些成就和辉煌，在中国人民心中自然形成自豪感并转化成为一种爱国为国的情感和动力。而近代中国遭到列强分割，丧权辱国，近代史常被史学家称作一部“屈辱史”，或“救亡图存”史。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屈辱刺痛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屈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自强、救亡图存，屈辱也更加成为中国人民爱国为国的动力机制。正如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所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4]受侵略的历史，使中国人一直围绕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的变革上下求索，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演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来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程，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国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柱。我们具有一种怎样的民族精神？毛泽东曾充满激情地赞颂，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十六大报告作过这样的概述:“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表现领域，但几者之间又相辅相成，不能割裂。这些精神的不断发扬和深化，逐步演化成适应新时代的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是对当代中国精神的进一步铸就。
同时，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在经济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之后，中国则面临更大的精神挑战，未来的发展要求我们整个社会要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需要核心价值观的整合、提炼与引领。从世界范围看，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呈现的中国成就，一方面，重视、钦佩和羡慕中国的人有之，另一方面，忧虑、惧怕甚至仇视中国的人也有之，积极的中国模式吹捧论和消极的中国威胁论就是这两方面的代表。加之20世纪90年代后苏东剧变的影响，中国社会从以政治为导向的社会向以经济为导向的社会的急骤转变，不仅使得传统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价值出现弱化，并使自身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意义也一度遭到质疑。加上国内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不平衡因素，如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之间的相对落差，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差距的扩大，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客观存在，新的生产方式如网络新媒体等带来的冲击，等等，都有可能造成精神方面的负面影响，表现在理想式微、价值坍塌、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危机等。因此，24字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倡导，对于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精神力量的积聚和价值观的重塑，起到了奠基作用。
第二，24字价值观，既体现了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继承，又融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实践。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源和基础，可以说，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从邓小平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到江泽民对领导干部提出“三观”（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要求、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摆脱压迫、摆脱剥削和摆脱人的异化，把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发展方式和价值目标，表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5]。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讲求的是“以人为本”，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扬，以人为本，就是承认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人的自由和自主既应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取向的本原和依据，又应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动力源泉。“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观，将“为民”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最高价值的实现形式，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终极目的。
第三，24字价值观，既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因素和民族精神，又借鉴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价值品格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一方面，所提炼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历史纵向发展中永恒的价值诉求的反映，也是植根于广大民众的价值共识的反映，它揭示并反映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它也是世界横向存在的共通的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公正、富强、和谐等日益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虽屡经冲击，却始终在国民道德观的进程中发生影响。传统伦理观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强化细化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尊老爱幼、忠君爱国、重义轻利、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等。24字的提炼，是对传统价值观包括“仁、义、礼、智、信”、“和为贵”、“和而不同”、爱国主义等优秀传统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概括和提升。同时，改革开放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在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上的那些可以引起我们共鸣和共识的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理当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如那些激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价值观，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促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等。24字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价值精髓，是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矛盾的有效解决，而这个矛盾是我们近代以来以至于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困惑之中的问题。对外来文化和价值观的合理汲取，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学习和尊重世界多样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通过价值观的吸收与整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并且，通过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开展广泛的文化对话，这些价值观必将成为人类共创共享共遵守的价值观。
第四，24字价值观，既是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现实写照，又表现出未来中国的价值提升。核心价值观是当代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的综合反映，同时拥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引领人们净化心灵，追求卓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被激活的传统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中产生的新价值观，以及融合部分西方有益的价值观，在中国人的思想解放、打破大锅饭、追求合理的权利和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4字价值观对这些因素予以了精确的提炼和恰当的表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转型带来文化样式多样、价值观多元、人们思想多变的特点，这些特点从积极意义上说，增强了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和差异性，保持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但不可避免地也有消极性的存在，这就是，多样、多变、多元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甚至于原本属于正面的价值也可能变味。比如，据中宣部第四次“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调查，非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无信仰占66.6%”，调查还显示，年纪越轻，文化程度越高的人，思想活动越复杂，价值观念越多元。中华民族传统的一些正能量信念也被曲解为负面因素，如辛勤劳动=没本事；团结互助=别有用意；老实=窝囊；诚实=愚蠢；艰苦奋斗=古董；感情忠贞=封建；敬业爱岗=因循守旧；廉洁=胆小怕事。[8]因此，24字核心价值观的提炼，蕴含着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价值共识的重提和提升，反映人们对世界、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看法，并以此影响和提升着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成为人们思想上精神上的“魂”。
第五，24字价值观的提炼，既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实践，又面向世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精神保证，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而且对于塑造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中国的精神形象，以及决定中国在未来世界的文化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总结出了适应自身制度形成和发展需要的核心价值观，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仁义礼智信”，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观成为维系社会稳定运转的精神支撑。自马克思主义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形态，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是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社会形态，然而，在社会运动进程中还没有形成或者提炼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直接而重要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深化社会主义在价值层面的认识提供了根本前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已从制度层面深入价值观层面。党的十八大首次用24字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既不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观的否定或修补，也不是对西方价值观的依傍或跟从，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精确提炼和理论概括，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规律和时代要求的主流价值的选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价值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符合时代的需要、社会的呼吁、人民的诉求。如此，我们党把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并为世界社会主义价值学说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案例。
24字核心价值观，对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的倡导与实践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但并不表示提炼的工作已经完成。事实上，我们党仍旧保持了一种开放的姿态。因为，历史和实践都表明，一种核心价值观总是需要一个实践发展和理论总结相互转换、相互推动的较长历史过程，从而达到完备、圆熟的状态，并逐渐实现社会化、大众化。这就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和实践创造，在既有共识又留有余地的过程中，不断通过认识、培育、创造，来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四
价值、价值体系、价值观研究，属于哲学范畴。作为哲学研究者，对十八大提出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学习和研究责无旁贷。一方面，24字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基本共识，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要化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各层主体的深刻领会和自觉行动，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等关系上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还需要从制度、教育、传媒及风尚等方面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使社会和人们在理解的基础上得以实行，得以培育。核心价值观是通向核心价值体系的桥梁，只有通过讲道理，讲历史，讲中国人精神的方法，通过有效渗透，让人们在和风细雨中认知认同，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感染，从而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精神追求，真正转化成全体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
因此，对上述问题的阐述，对核心价值观提出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的揭示，对三个层面四组12对24字价值观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品格的研究，对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作出我们的回答，是本书研究的问题和任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内容的高度凝练与概括，反映了社会主义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及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是立足国家层面提出的价值目标和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上的规定，是立足社会层面提出价值目标和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价值目标和要求。这三个层次的价值理念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融会统一，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愿望和价值追求。
1.从价值理想层面论述中国人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追求。四个概念中，有中国自古对理想国家的描述，也有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理想追求，还与我们搞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相一致。如果说古代中国更强调文明和谐的话，近代中国则更注重富强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价值理想的探索，从两个文明的提出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直到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体现了国家价值理想的不断完善和深化。本书考察中国国家价值理想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理想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华文化是安顿每个中国人精神的家园，是价值的共同归依和生命的共同守护。
2.从价值目标层面论述中国人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的追求。这四个概念，更体现出中国社会价值目标的现代品格，反映了包括社会制度、社会发展和社会需要等方面的诉求和体现。在现代化建设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传统的观念要进行扬弃或转变，适合当代社会的、反映当代人精神需求的积极的概念需要整合进我们的社会价值目标。经过检验的世界文明遗产应当继承。本书分析这四个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在人类文明中所起的作用，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结合中西哲学比较，作出我们的理解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内在逻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指明了中国要到哪里去，它揭示了民族复兴的目标。富强指向经济目标，民主指向政治目标，文明指向文化目标，和谐指向社会目标，展示了人民幸福、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的四大共同愿景:富强实现民富国强，民主追求政治昌明，文明彰显人类共识，和谐体现华夏精神。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明确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它们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基。自由彰显人的个性，平等呼唤公民尊严，公正提供社会良知，法治保障正当权益。全面发展以自由为基，市场经济以平等为先，政府治理以公正为要，社会秩序以法治为准。
3.从价值取向层面论述中国人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素质的追求。这四个概念体现了几个关系，即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与个人的道德和生活价值观相联系，属于调节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规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个人修养，并将个人素质与家、国、天下结合起来，把做人看作是做事业（平天下）的基础。本书考察这几个概念的传统意义与时代意义，结合中国人生活中的鲜活实例，尤其是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化和重塑，对四个概念的内涵作出理论和实践的阐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强调了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它是公民道德行为的准则。爱国体现社会公德、敬业突出职业道德、诚信彰显人伦美德、友善重在个人品德。对国家的忠诚使我们爱国，对职业的热爱使我们敬业，对家庭社会的关怀使我们诚信，善待他人使我们友善。
4.从实现路径层面论述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如何学习，如何引领，如何付诸实践，关涉核心价值观实现的路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9]毛泽东也说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0]哲学家贺麟也说过类似的话:“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所以哲学若果要有生命的话，是应该与大众见面的；大众若果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也应该设法与哲学亲近的。”[11]这些论述，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体现，也是中国哲学实践特征的反映。因此，属于哲学范畴的价值观的落实，还需要切切实实地进入实践，进入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关于实践路径的阐述，分布在各个价值概念的论述中，除了提出制度、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等方面对价值观的固化之外，作者还在如何形成有效的文化引导和规范力量，包括党建、教育、传媒、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如何使价值观的表达大众化、通俗化、具体化，如何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意识，渗透到大众心理，外化到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表现到言谈举止之中等方面予以阐述和建议。
本书承接的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系列课题“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立项号为2012XAL028。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依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倡导，分成国家篇、社会篇和公民篇，并分别从各层面的四组价值观概念围绕价值理想、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予以阐述。本书的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同仁们，他们在认真学习十八大精神的基础上，运用各自学科背景知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哲学等角度，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理论分析和现实求证，包括价值观念的含义、形成、作用、现实表现，以及未来引领等，力求做到学理阐释和实践路径相结合，以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中国精神力量的增进提出我们的见解。因为学习的时间和理解的深度有限，也限于学科和水平的差异，难免存在浅显和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何锡蓉
【注释】
[1]童世骏、何锡蓉等:《中国发展的精神力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思考》，载《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3]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页。
[4]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2页。
[8]王学风:《论多元文化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9]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10]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0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