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礼仪之邦的一贯追求，“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容忽视

文明:礼仪之邦的一贯追求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而辉煌历史的文明国家，这是今天的我们树立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1]不容忽视的精神基础。“夷夏之辨”与“夷夏之变”是春秋公羊学非常独特的思想，属于儒家外王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关涉儒家理想的天下秩序安排和文明方式设计。显然，“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平等对待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以地缘亲疏关系为界限的地域划分问题，毋宁始终是一个文明发展与礼教进步的问题，因此也才能够延伸出所谓“夷夏之变”的问题。《春秋》一经中，保存了大量关于贬诸夏、进夷狄的案例，目的就是要阐明夷狄进化于文明则可圈可点，而诸夏一旦丧失了仁义道德则蜕变为新夷狄的基本道理。《论语·八佾》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里的“如”一旦可以解释为“似”，那么为孔子所感叹的则是，现在的夷狄之邦尚且还能够保存君长制度，而诸夏中国却纷纷陷于礼崩乐坏、犯上作乱、僭越无序、弑君弑父的地步。^[2]仁义道德应该是夷夏之辨最根本的标准。用夷变夏，用夏变夷，主要看礼乐教化在本邦、本族中能不能得到有效保存。从礼乐教化的角度看，诸夏中国与四边夷狄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可变的关系，谁都不是不可更改的。战火纷飞，兼并潮起，天下列国不断重新洗牌，但最终所成仍不失为一种善的格局。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公羊传》所说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获中国”（庄公十年）、“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昭公二十三年），显然应该被理解为源发于孔子的一种保存中国种群、中国文化自主性和独特性的正当诉求，因而也是一种民族意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本位主义，而始终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学、人种学意义上的沙文主义（或后来所谓的大汉族主义）。上古先贤，唯有孔子明确为中国人立法，规定我们族群的王化、正义而非夷狄强盗之属性，使中国成为中国，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把我们的族群引上一条文明的、向善的通途，而不至于迷失在历史的漫长征程中。

攘除夷狄与尊王重礼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并汇入儒门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道德叙事传统中，否则，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边少数民族之间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总体上亲密、和谐、长期稳定而非歼灭、吞并的关系史。然而，攘除夷狄与尊王重礼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攘除夷狄的前提条件是他们还没有开化，不懂得文明，而且还经常对我们构成严重的生存威胁，我们则必须使自己首先获得拒绝野蛮的能力，而不是我们怀揣所谓文明人的话语系统，乃至狂妄与自负地去征服他们，也不应该是把属于我们的精神理念或我们自以为是、自认为好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们。《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赵岐注曰:“当以诸夏之礼义化变夷狄之人耳，未闻变化于夷狄之人，则其道也。”^[3]这不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早发性的霸权、殖民倾向，而只应该从积极保存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感、从一种健康的民族自觉意识的角度来予以认识。王道，而非霸道，这是儒家的道德治理比之于西方列强近代以来对全世界进行疯狂殖民统治的最大不同。

一、西方现代文明之抢、打、杀

如果说古代中国文明的漫长发展靠的是自我积累，那么，现代西方则靠全世界打劫、满地球掠夺资源，才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的富裕在本质上没什么值得惊奇、称赏和艳羡的。西方现代文明之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式以及在地理条件和资源条件方面远远满足不了这种方式的巨大限制性，共同决定了西方必然走上掠夺别人的夷狄之路。而如果掠夺不来，则干脆就抢；抢不来，干脆就打；打不来，干脆就杀。

一个“抢”字，揭示并囊括了西方发迹的深层秘密。古代中国的发展并不凭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扩张，而西方现代文明则多靠战争起家，战舰为商船开道，武装力量始终与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所以，早期殖民主义者来到亚洲地区，基本上都是半做生意、半抢钱，所采用的手段大多很不光彩，军事胁迫，连买带偷，欺行霸市，以次充好，虚报成本，骗取利润，倾销毒品，免除关税，霸王条约，割地赔款，不一而足。近代以来的西方列强仗势欺人，他们普遍认为:“谁不跟我做生意，谁就是不文明国家；谁不让我赚钱，谁就是野蛮人。”所以，“清代的欧洲人完全是经济的奴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着金钱进行的。因此，他们尽管竭力防止其他国家赚他们的金钱，但他们却认为，别人不让他们赚钱是最‘野蛮’的行径。谁允许他们发财，这个民族就是天使；谁不让他们发财，不论是否有理，都是魔鬼”。乾隆皇帝不让洋人驻扎中国，在他们看来显然不够“文明”；适当保护一下民族产业、有效设置一些贸易壁垒，不能让他们在别国无所顾忌地做生意，在他们的眼里，就是“不讲道理”的“野蛮人的政府”。

欧洲人甚至厚颜无耻地把针对中国的鸦片倾销行为说成是“对国家有利”，因为他们不得不靠这一毒品去扭转对东方的贸易逆差。“他们暗示中国人不过是野蛮人，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他们贩卖鸦片这类毒品到中国来，无损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4]如果真的按照西方列强所自以为是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堂堂中华民族一时间竟然被当成了野蛮人！于是，出错究竟是我们，还是这个“标准”本身就不应该成其为“标准”呢，智者自知。如果以强盗的标准来衡量文明人，那么所有的文明人则都显得落后，因为你缺少强盗的手段而一时半会打不过他啊！

西方人好斗，现代化则进一步加剧和强化了这一本性，所以近代以来他们的对外交往几乎每一次都是一个“打”字上前。但今天的我们却既不能抢，又不能打。西方列强的财富积累，在本质上都是靠“船坚炮利”打出来的，许多非西方民族都为之付出过惨重的代价，可谓一部血淋淋的历史。西方列强为了寻找资源和财富，跑遍了世界各地，几乎走到哪里，打到哪里。现代西方人打了无数的仗，绝大多数不是“义战”，仅在中国就打过许多次。战争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手段，古代各国都难免战争，其大多局限于区域内部，一般不会波及其他地区。^[5]但现代以来由西方人最先发动的战争则几乎把战火烧遍了全世界。西方人刚一发明现代化，鼓励放纵人心内在的本能欲望，在人们还没有充分享受由它所带来的恩惠的时候，战争之灾就已经蔓延到了欧洲之外的地方。

甚至，特别喜欢欺负弱者已成为今日西方列强的一大重要特点，他们制造战争的对象往往都是那些“没有战争抵御能力的弱国”。这些国家的军队和武器在西方的高科技武器面前一般都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他们没有中远程导弹、没有核武器、没有大规模杀伤性的生物武器等，没有这些能够在双方力量不对称情况下进行现代战争的必备武器，所以西方国家在他们面前就可以为所欲为，毫不担心把战火烧到家里的危险”。南联盟只有落后的常规武器，连短程导弹都没有。阿富汗连一门像样的大炮都没有。伊拉克只有落后的、精确度很差的飞毛腿导弹，所谓的“生物武器和核武器”，到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也还没有找到。利比亚的飞机、大炮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导弹飞不出国门。^[6]然而，我们的文明方式，以穷兵黩武为耻，几乎从来都不以好战为自豪，至今还没有、将来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灾难和痛苦。

一个“杀”字，始终伴随着现代西方文明的成长。在人类发展史上，当杀人已经成为谋取某种利益的必要手段的时候，被怀疑和质问的就不得不是这种文明方式的合理性了，因为它已经公然违背了苍天好生之德性，已经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疯狂状态，并且，注定不可能持续、长久。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作为土著的印第安人对西方殖民者是那么的友善，可最终却落得一个惨遭灭绝的命运，这些外来入侵者不但不感恩，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展开追剿和屠杀。恩将仇报，不得好死！整个一部西方现代发家史，完全是血债累累，尽管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也拯救了许多生命，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但客观效果的利好并不能彻底遮蔽掉主观动机的卑鄙。

杀人者，诛心。对于外国外族，我们的文明方式从来在道义上都是站得住脚的，而几乎没有任何亏欠和内疚。诸侯争霸天下，唯有不嗜杀人者才能够称王，这是历来世道人心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逻辑设定，是政权民主的底线、极限。不读懂这一点，就算不上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只有跑到中国来杀过我们中国人的军队才叫“鬼子”，而我们历朝历代的政府军、正规军，从来都没有跑到外国去做过“鬼子”。^[7]中国即使“再也没机会瓜分世界资源”了，也不能重蹈西方的覆辙，去做强盗、劫寇和鬼子，不是我们行动上不能这样做，而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支持我们这样做。打不过流氓，也千万别恨自己不是流氓，更千万别抱怨自己连流氓都不如。即使做过一天流氓，用一辈子时间都洗刷不完臭名。

抢、打、杀，本身绝不是善的手段，而属于夷狄之所为，永远都不应该是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和平、交换、互惠才是我们分享世界资源所应该把持的原则。然而，这里又必然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抢、打、杀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西方人于近代发明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必须以资源消耗为前提和代价。可是，地球就这么大，它身上的资源就这么多，而人类的欲望又毫无节制，各人都只为自己，所以最终只能抢、打、杀。如果当初换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现代化，一样也不得不抢、打、杀，最终都得走进死胡同。这是现代文明方式的必然结局，谁都改变不了。然而，这并不是儒家所设计的一种理想天下秩序。单靠抢、打、杀而建立和维持一个良好的天下运行秩序，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善的生活方式”与“利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说，近代之前，中国文化不止一次地书写过用夏变夷的历史；近代之后，西方现代化又成功地展开了用夷变夏的过程，那么，可作进一步追问的显然则是:未来的世界能不能重新上演一幕用夏变夷的大戏？当然，在这个问题里，概念的指涉对象与内涵、意义都已经发生很大的游移和滑动，一方面，夏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夏，夷也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夷了；另一方面，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如果的确成功地改变了中国，那么就说明中国已经落后，于是也就应该承认西方至少在现代化这一点上是具有先进性的，在这一点上也就可以成为“夏”。但如果西方只在现代化这一点上具有了先进性，而在道义、公正方面做得不好，甚至很差，对全世界犯下了滔天罪行，则仍然可以被称为“夷”。从纯粹地理和严格意义上看，近代之前的夷、夏之间无论发生过多少故事，实际上都还局限在中华帝国的范围之内。但近代之后和未来语境中夷、夏概念的内容则获得了充分的拓展，因为“夏”已经指涵盖了56个民族的整个中国，或曰中华民族，而“夷”则指曾经或将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掠夺中国财富、遏制中国发展、威胁中国存在的诸多西方列强，当然也可以包括虽身在亚洲却心向西方的日本。

这样，未来世界能不能上演一幕用夏变夷的大戏的问题则必然被转换成另外两大核心问题，即中国能不能“称霸世界”，或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和“超级大国”，以及中国历史上长期延伸的文明方式能不能真正克服、超越乃至取代近代西方列强所呈现给世界的文明方式。中国的国力如果不够强大，道德水平很低，自身改变都很成问题，又怎么可能改变得了别人呢？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则又应该是，如果谁都逃不出国强必霸、为富不仁的魔圈，那么，具有悠久儒家历史传统、已经形成社会主义现实制度的中国又为什么偏要追求称霸世界，或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和超级大国呢？

在《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一书中，戴旭站在军事战略观察家的立场上断言，中国在未来根本就没有称霸的可能。在他看来，当中国人说自己不称霸的时候，实际上“颇有一点自作多情的忸怩”。中国人自古就没有称霸的意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军力已经雄踞世界之首，但中国却没有开辟一寸殖民地，原因并不是我们的祖先思想境界多么高尚，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农业文明并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扩张，也不依赖大范围的资源开采，农民的眼睛始终只盯着脚下的土地，超过自己劳动能力所能够承受的限度的耕地反倒会成为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的负担。人活世上，应该懂得节制自己，适当消费，勤俭持家，不能铺张浪费，放纵自己的欲望并不符合儒家的文化传统。西方人要完成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于是便到处要原料、要市场，要利润，结果，魔爪到处伸，走到哪里，抢到哪里。郑和的航海大舰队巡游世界，除炫耀了一圈大明的富有和慷慨之外，几乎啥痕迹都没有留下来。中华帝国因此而被看作是只有自我内在时间感而没有任何外在空间感的帝国。而西方人依靠大舰队，建立起了世界统治，带回了巨大的资源与财富。中国人不是不会使用军队，也不是不会打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形态决定了中国人的战略视野和战略思维方式。^[8]所以，未来中国不可能“称霸世界”，也做不了“世界大国”和“超级大国”。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予以纠正的一点恰恰是，中国人不称霸，始终是具有明确的、高度的理论自觉的，而并非在无知中撞上了不称霸的效果。霸道在孔子、孟子的政治哲学中始终都被踩在脚下，唯有王道才是圣贤治国、治世的理想追求，才是一切皇权统御的正道所在。比之于王道政治，霸道政治经常给国家、民族和百姓带来万劫不复的创伤和灾难。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已经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即在另一种文明的实现路径上彰显出中国既已呈现出来的文明方式所具有的不可遮蔽的优越性和先进性，由此可见，道德与正义自在世间，自在人心，任何时候都荡灭不掉。在戴旭那里中国不能称霸的客观原因，在我们的辨析中往往可能恰恰构成了中国不能称霸世界的道义自觉和主动选择。

古代中国文明呈现给世界的是一种“善的生活方式”，而西方现代化运动则鼓励人、怂恿人追逐“利的生活方式”。善的生活方式的最高目标是让人成其为人，道德优先，仁道最大，虽不排除利己，但更要求利他，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总是利他重于利己。利的生活方式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资本最优化、利益最大化两大原则，以自我为中心，放纵物欲，追求享受。别人做事必须利己，自己做事还要自利，而经常使用威胁、压迫、侵略、掠夺的强力手段，让人不成其为人，而蜕化成兽。两相比较，一者与天地自然为友、为邻，一者则与自然天地结下了一时难以消解的深仇大恨。

王道与霸道或者善的生活方式与利的生活方式的一大重要区别就在于，是“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孟子·公孙丑上》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力胜可以成就霸业，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乃至超级大国，但却远离了王道精神。德胜之人，尽管拥有的城池并不多，地域也不广，但却能够聚拢天下人，让人们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统治。而这恰恰是霸道所望尘莫及的。孟子似乎早就看破了霸道的软肋，所以始终不放弃对王道的主张和倡导，因为后者无疑代表着公平和正义。赵岐《正义》曰:“以大国之力，而假以仁义之道行之者，乃能为霸，以把握诸侯之权也，故必有其大国。以德泽而行仁政者，乃能为之王，使天下皆归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国而为之也。”相比于霸道，王道更符合世界发展方向和人类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但以力而服人，人虽面从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人则中心悦乐而诚心服也。……非面从而服之也。”^[9]力胜不能长久，一时管用，却落得一世恶名。唯有德胜才能真正让人心服口服。尽管郑和下西洋没有给当时的大明和未来的中国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或资源利益，但这一行为本身却也并没有什么错。近300年以来，不列颠帝国称霸海上，横行世界，到处抢劫、掳掠、杀戮，无恶不作，最终还是难逃日渐衰败、颓废成灾、蕞尔小国的命运，并且还留下了千载骂名。郑和下西洋，虽然没能有效推动中华帝国走上殖民主义的道路，但也没有被世界人民所唾弃和臭骂。

强盗所为，不学也罢！霸匪行径，不是不会，而是我们根本就不屑去做，因为那并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取向、价值理想和道德要求。中国人成不了英国人，也成不了美国人，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们注定了就只是我们自己，并且只能成为我们自己。古代的中国不侵略别人，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仍然不会给世界人民带来痛苦，这是由中国历经数千年而养成、积淀下来的文化性格所决定的。1960年5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谈话中有一段涉及“50年以后”中国发展的走向问题，今天读来仍然发人深省，玩味无穷。

蒙哥马利:“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50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毛泽东:“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哥马利:“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毛泽东:“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哥马利:“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泽东:“那不一定。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960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50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960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了人家一寸的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了。”^[10]

显然，“蒙哥马利之问”反映了潜藏在西方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历史逻辑”，那就是国强必霸。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必然向外扩张，甚至走上侵略别国、掳掠他人的强盗末路。现代西方许多国家的发迹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古代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近代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今天的美国，基本上都走过了这一条路，都在这一条路上得过许多好处，当然也栽过许多跟头。于是，西方人总喜欢用他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想象中国，其实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中国，因为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懂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最内在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诉求。而“毛泽东之答”则具有鲜明的王道精神和儒家文化的特殊意味，因而显然超越了西方人眼里似乎已经铁定了的历史逻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直深埋着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凡是侵略者都要被赶走，因而就都没有好下场。中国不会因为曾经被侵略者打过，将来就也把自己发展成为新的侵略者，再去打别国。西方走过的路，我们学不来，也不屑于学。中国人没有必要丢掉自己而成为西方人。坏人不是学出来的。西方列强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中国，中国不仅没有垮掉，还能够在逆境中崛起，说明天意不让中国亡。今古中国，始终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或做派，而这又是许多西方人所不容易理解得了的。

三、用之以礼、富而行仁

而从文明的纵向效果方面看，现代化运动东浸之前，中国古代文明已经延续了五六千年之久，仍然有生机、有活力。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打搅，这种文明还会一如既往地自行延伸下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然而，西方现代文明从一开始就以消耗地球不可再生的资源为代价，现代化的生产、生活工具及其消费方式，都需要一定的能量，而能量的来源则是极为有限的地球自然资源，现代化这台大机器的马达一旦发动起来，就必然无休止而疯狂地燃烧着我们所能够拥有的这个唯一的世界。所以，现代西方文明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把整个人类统统带进了一条不归路，而且，几乎就是一种挟持，因为它根本容不得任何商量和讨价还价。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充分注意到，来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价值、人性前提，其实早已将人类领入了一个越走越窄、几乎没有任何退路的能源峡谷，并且使人类不断深陷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当然，每一场厮杀中首先倒下的，都会是弱者和穷人。不同国家对资源、能源的无休止争夺将不得不借助于彼此开战的方式而作出决断。福特·伦奇、本杰明·瑟瑙尔的《生物燃料与穷人挨饿》一书揭示了生物燃料的开发与生产将无异于富人从穷人胃里开采石油的惊人本质。^[11]衰败的不列颠、沉寂的欧罗巴，即将消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的美利坚，目前都已经呈现穷途末路的气象，都不可持续。一个“死”字，是西方现代文明逃脱不了的悲剧结局。近代之前的中华帝国，尽管可以被强悍的外敌一时打败，但决不至于死灭自绝。如果一直让其自我嬗变、自我更化，再维持一个三五千年，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帝国所赖以存在的文明方式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毋宁是可以无限制运行下去的。

自从现代化运动发生、发展以来，人类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能源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更无情的方式进一步激化世界矛盾，引发更加血腥的战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既然已经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接轨，走到今天，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也就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检讨我们的祖先已经使用过的文明方式，并探讨出符合当下生存条件的新的文明方式。现在，我们13亿多中国人所从事的可能正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非常伟大的试验，即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打，四不杀，闯出一条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又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换言之，我们也正试图创造一种崭新的文明方式。

而这种新的文明方式又要求它自身必须恰好可以构成解决眼下全球性能源危机的先决条件。因为人类被引上现代社会之后，能源方式与文明方式的相关度已经远远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于是我们似乎又可以说，不是眼前尚未定型的政治道路，也不是已经传统化了的文化样态，而是非常真切、实在的能源方式，才是决定人类未来和国际力量分布的最根本因素。能源方式能够本质地决定我们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存在方式。依靠新的科技手段，谁能够寻找到未来世界的新能源，或最高效地使用传统能源的新方式，谁能够发明符合新的能源方式的运载工具，诸如能够让水变油、空气发电、石头燃烧、无油飞机、太阳能动力汽车，谁就寻找到了进入未来文明的通道。中国能不能找到未来文明的通道，则是中国能不能真正超越西方列强而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或超级大国的关键所在。目前看来，这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甚至一点迹象还都没有呈现出来。

然而，我们现在所能够做到的还仅仅是，借鉴传统智慧，推出了与非洲国家合作共赢的能源开发方式。这样看来，我们最好还是先别奢谈什么中国文明超越、战胜西方文明一类的问题。解决不了人家的实际需要，就甭想让人家接受你的文化。满足不了世界需求，哪里有资格引领世界潮流？那么，还是从祖先给所创造的文明方式中接受启发吧！《孟子·尽心上》说:

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

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12]

这里所描述的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符合人性原则的并且是可持续的文明方式。西方现代文明放纵了我们的欲望，无底地激发和开发我们的内在本能，不懂得限制，因而要把我们引向穷奢极侈的末途，而儒家则强调人的意义在于限制，提倡适当地束缚我们的欲望，用道义原则规约人类的本能需求，将我们引上一条日用有度、富而行仁的道路，进而使人成其为人，在健康、合理的生产生活行为中享受自然馈赠，呈现人性优势。这就是农业文明时代儒家向人类所提供的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资源利用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行为与思维方式。一边是纵欲无度，一边是节欲有度，一个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则永远有活路，显然是两种方向、两种气质的文明。

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文明虽然能够把社会生产推向最大化，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类生活的各种需要，^[13]但同样也在最大程度上挖掘出，并损耗着地球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其代价远远超出了人类自身的偿还能力，因为我们发明了现代化，却始终制造不出与之相适应和配套的足够能源，完全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人类都在做一件不自量力、大大溢出其本身先天条件和企及范围的事情。现代化运动一兴起，人类就开始不断挤占或毁坏自己子孙的空间，很快就使整个人类再度身陷严峻的生存危机而不能自拔。在人欲方面，现代化借助并依赖于一切科学技术手段而鼓励感官满足、追求享受享乐，解开自我的束缚，放纵我们的本能，无底无竭，不懂得限制自己，不知道什么叫收敛，而只有一个维度，一条道走到黑，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最终不能使人成其为人，毋宁成为一种异化了存在；而在政治前景方面，现代化因为资源支撑的不足而必然导致全世界范围的殖民霸权与霸道，而不可能走进王道。现代化与夷狄之道相通，而不可能与文明之道融洽，甚至，现代化之道就是霸道。失去了王道的限制和伦理的约束，现代化肯定是要为富不仁的。最可悲的是，现代化已经把人类拖上了死路一条，而我们却还迷信科学万能，盲目乐观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及其技术能够解决人类未来所面临的一切问题。17世纪以来，现代化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顺之者则王、则胜，逆之者则寇、则败，但它未必就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不能够真正促进人类向前走得更远，几乎没有任何可持续的未来。

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方式已经把人类引上了一条向死的不归路，这从反面也说明了，欧洲国家的地缘特点，根本没有能力长期承载现代工业文明，而不得不谋求源源不断地向外殖民和扩张。^[14]现代西方领先全世界而发明了先进的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和工具，但它们在西方的地盘上却耍不开，加之没有及时而足够的约束措施，如法律制裁、伦理保证，在给全人类带来所谓福祉的同时，最终也给全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甚至可以说，这种现代化文明方式的发明在根本上就是不适合人类的、不适合地球的，因为它缺乏足够的能源基础与资源供给。而为孟子所提倡的则是，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劳耕作，发家致富，而鄙夷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和掠夺，更不屑于一种凭借武力抢劫而获得的不义之财。西方现代文明只适合于享受与享乐，因为它无限制地放纵人类的欲望，它呈现出极强的工具性特征，功用性大于价值性，所导致的结局多半是利的计较，使人与人之间不停地竞争、抢夺，以至于相互残杀而同归于尽。但中华文明则不同，它是有使命的，它强调有限制地引导人类的欲望，目的性很强，它致力于塑造人、培养人，以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凸显人的存在意义，维持人的全面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一种可持续的和谐关系，它在最终效果上能够把人类领上一条善的、生生的道路。现代化有快感，但不能长久。它可以满足我们的欲望，但却又永远填不饱。中华文明虽然不能在短时间内让我们舒服起来，但却可以长久支撑和维持我们的生命。

“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一句要求人们，按照天地运行和人体生理代谢的基本规律进行合理消费，饮食有度、有节，日用讲究礼法，通过一套伦理规范来约束人类的欲求需要，量入为出，而不无限制地放任自己，不铺张浪费，更不暴殄天物，这样才能够节约原本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并使之取之不竭、用之不完。儒家一向把奢侈当成一种罪恶。《春秋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指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15]限制欲望，在儒家看来一定是必须的，《荀子·天论》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16]节用有度，已成为天道的一种最基本要求。面对人欲横流，儒家所提倡和强调的是，“用之以常礼，不逾礼以费财”^[17]，即用一种礼乐精神来指导和规范人类的消费行为，用一套道义标准来限制和约束人类的本能欲望，不浪费自然资源，而又能够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食之以时”，可以对自然负责；而“用之以礼”则可以对人类负责。“财不可胜用”，所倡导的是可持续发展，可以把我们人类引向永远的未来，世世代代，无穷无尽。“民焉有不仁者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和理想结果，富而行仁、先富后教，而不是为富不仁、强国必霸。这样看来，我们的文明方式始终致力于把我们的个人、把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民族塑造得更加具有健康、良好的习惯，亦即通过礼治而把人与人、个体与共同体密切联系起来，并达到有机统一。

纵欲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它不能按照人类的本能善性而走完自己应有的生命轨迹。《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篇中，黄帝疑惑于“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可“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天师岐伯则分析其原因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显然，为岐伯所强调的是一种有节制、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灵柩·决气篇》说:“饮食有节，养其气也。”《生气通天论》则曰:“起居有常，养其神也”，“不妄作劳，养其精也”。人是靠精、气、神而存活的，如果精、气、神都丧失了，人虽有形，其实则已死亡。而相比于“上古之人”，岐伯说:“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18]一味地放纵欲望，而不知限制和收敛，生活没有规则，不按照正常的生理节律行事，必然伤害到自己的精、气、神，前半生不能聚气、积精、全神，则一定丧失掉整个后半生，“半百而衰”是必然的事情。这显然是“利的生活方式”的最大危害。尽管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时代就已经有人追求，甚至欣赏一种放纵欲望的生活方式，但那个时候还不断有儒家道德加以劝诫和警示，但现代化运动则予以明白张胆地鼓励、怂恿，其所导致的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加速了人类的灭亡！

然而，中西遭遇之后，农业文明时代被儒家所主张的这种“仁民爱物”的态度与观念到底能不能不加改变地直接带入现代生活，则显然很成问题，成大问题。我们的文明方式虽然有好处，却无法获得拓展；现代西方的文明虽然有坏处，却有力、有效果。现代化只能被超越，而不能被绕开，既然整个世界都已经被现代化运动所绑架，那么谁都不可能倒转历史，因为一方面，现代化本身也有符合人性需要的一面，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价值，另一方面，回头路总是走不通的。甚至，走节约能源、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集约式之类所谓可持续发展的路子，都难以彻底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因而都只不过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跳出西方现代文明所预先设置好了的框架体系。

儒家的夷夏之辨历来都是以文明程度和文明高度为标杆的。如果我们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所占有的文明高度在自然资源或再生资源的挖掘、开发和利用方面还超越不了西方现代化的水平，如果我们一时还拿不出像火药、造纸术、石油、计算机、因特网之类足以改变人类存在方式的技术发明，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挑战西方，更谈不上代替西方而引领全人类。这样，追求成为所谓称霸世界或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超级大国可能只是一句永远无法兑现的空话，别人压根就不会相信，弄不好还会成为滑天下之大稽的世界笑话。

四、君子国而非小人国、强盗国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在思维方式上也实在没有必要总跟在西方的屁股后面转，夷狄行霸权，我们也要行霸权；列强殖民了，我们也去殖民。而应该跳出西方看中国、看世界、看未来。中国称霸不了世界，甚至成为不了世界大国、世界强国或超级大国，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文明方式延续、发展下去就是最大的文化胜利，当然，前提必须是已经为自己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历史上溯500年，曾经称霸世界的大国、强国或超级大国，一个个不也早已灰飞烟灭了嘛！我们骂西方列强称霸，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能成为另一个或另一种形式的新霸权。西方人可以做夷狄，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和唾弃，这就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绝对不能再做夷狄了。如果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在世界上是行不通的，那么，中国的霸权主义也一定没有行得通的理由。夏就是夏，即使四周夷狄把夏围困、逼迫得活不下去，夏也成不了夷狄。

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中国人绝对成不了西方人。人穷不能志短，别因为仅仅一二百年的落后，就降低了我们做文明大国、做君子国的标准，我们的理想（无论是古代儒家的仁道、大同，还是今天共产党政权的共产主义）仍然是能够鼓舞人、振奋人的，我们的目标肯定是对的，肯定是正义的。“君子动口不动手”，近代中国输在手上，并没有输在口上，形形色色的鬼子再彪悍、再猖狂，道义始终还在我们这一边。一时打不过流氓，就恨自己为什么不是流氓，于是便把自己装扮成流氓的样子，是很下作的，将来肯定要后悔。数千年以来，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为人类进步提供了一套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关爱而不是一套相互争竞、相互打斗、相互掠夺、相互伤害的文明范式。我们的文明值得保存和流传下去，而不应该走进历史的博物馆。

作为个体的许多中国人，可能很讲究实用，甚至市侩、俗气、不道德，然而，在国家层面、在族群生活的处事方式上，中国对外国，中华民族对外族，从来都没做过强盗，也没耍过流氓。我们的政府，无论属于皇权时代的，还是属于现代共和体制的，可能做过许多蠢事、笨事、糊涂事，但在对外交往中则肯定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恶事。所以，只有我们才配得上“君子国”的称号，巍巍中华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并且，一向是有民族操守的，所有中国人都一定要有这一个自信:我们的父祖之国堂堂正正、问心无愧，值得骄傲！未来中国，也还要坚持正道，守护文明，绝不可轻易放弃自己数千年益已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我们历来属于文明之邦，已经做了五六千年的“君子国”，怎么可能再去做专门依靠殖民和掳掠为生的“小人国”、“强盗国”呢？王道政治的辉煌大厦绝不可能建立在强力而只应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

过去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都一直相信“天下归仁”的道理，唯有“不嗜杀人者”^[19]，才能具备统领天下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决定力。我们的文明历来都是有使命的、负责任的，中华民族应该对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只贪图自己的一时之快，放帝国主义之霸权祸水，而给全世界带来不断的痛苦和灾难，人间正道、世界公义还期待着中国人民去弘扬和推广，这是中国未来50年、100年发展所必须把握住的、最基本的民族操守，维持住这一个底线，既是对中国自身文明传统的一次回复和光大，也是对中国提升自我国格的一次全面挑战，否则，我们在道德上也一样是亏欠的。无论如何，君子国的旗帜和风范不能丢，因为这无疑涉及中华民族在现代的重新定位和健康塑形，也将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人类之为人类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是有使命、有抱负的，它不会沉迷于一时半会儿的快感满足或领先优越，毋宁始终致力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今日之中国，作为这么大的一个时空载体，不应该成为人类的负担，而必须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积极的，而绝不是消极的贡献，否则，我们就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地球。即使为儒家所设计的天下秩序最终实现不了，但其所指引的方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而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文明古邦，中国也应该为人类趋近这一伟大理想而有所助推。

于是，中国称不了霸的种种客观原因恰好可以非常现实地构成中国开辟和平发展道路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基础，而不应该成为我们自卑、自贱乃至自残的理由。如果所谓的“世界大国”只是西方人所理解和定义的那种“有着庞大的版图和人口，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全球范围内强行推行自己的政治企图的国家”^[20]，那么，接下来，它则必然走上殖民别人、奴役别人、压迫别人的霸权老路，于是，它与古代蛰伏在中国四周并随时觊觎中国的野蛮夷狄又有什么区别呢？中国没有变成这样的“世界大国”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幸事。中国人爱自己的父祖之国，不仅爱它的疆域领土、山河大地，而且也始终愿意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之源、道义之源，其形象光辉、崇高而伟大，而容不得被降格、被损害。^[21]历史上，夷狄侵华，给我们带来过无限的痛苦和灾难，那么，今后的我们也千万别成为让别人憎恨不已的新夷狄！

余治平　

【注释】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2]但钱穆却解释说:“夷狄虽有君，仍不如诸夏之无君。”理由是，君臣只是礼之一端，社会可以无君，终不可以无礼。孔子撇开无君一节，谓夷狄终不如诸夏。引文见《论语新解·八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6、57页。明显与“夷狄有君长，不像诸夏之僭篡”相异。两说是非，当考订其语境差异，各取其可。所以董仲舒说:“《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春秋繁露·竹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3]赵岐、孙奭:《孟子注疏·滕文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4]林仁川、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5]许倬云就曾指出:“从东亚的‘中华和平’（Pax Sinaca）中，中华秩序的存在，似乎减少了不少列国之间的战争。相对于欧洲历史，东亚的国际战争，大多是北地游牧族群与‘中国’之间的攻防。东亚其他地区、列国之间的大小战争，论数字、论规模，比欧洲的攻伐斗争，确是好些。”见《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页。

[6]老山羊:《为什么西方主要国家热衷参与和制造现代战争？》，求是论坛，http://bbs.qstheory.cn/bbs/thread-57838-1-1.htm1。该文还分析指出，战争仍是西方国家争夺政治霸权、经济资源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和技术输出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化阶段后，国内生产成本过高情况下必须采取的获得经济高额利差的手段。这是其社会的内在结构决定的，不这样做，日子就过不下去。通过战争实现对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控制，确保本国拥有实现资本和技术输出的优先权，是这些战争的背后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同时，战争既能够使国家获利，更能够使一些财团获大利。每个军火集团是战争的直接受益者，每一次战争都能使他们赚一个盆满钵满。而参与战后重建的各类供货商、贷款商，早在战争前就急不可待、按捺不住了，一个个都会不请自到。因此，西方国家都知道参与和制造国外战争的甜头，从近代以来它们就不断地干着这种营生。隔岸观火，火中取栗，可以说是西方政治自近代以来的一贯传统。“能大干就不会小干，能参与就不愿错过，几百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早有了这方面的瘾，不让他们干还难受。”

[7]汉武帝举兵匈奴，是苦于经常的被骚扰和汉人土地、财物的被抢夺，边疆地区的生产、生活和朝廷的权威已经受到最严重的威胁。唐太宗征战高句丽、百济，最初则起因于南部新罗势力的求救和邀请。乾隆帝攻打安南王阮惠、反击廓尔咯（今尼泊尔）、降缅甸，并不以土地占有和杀人为宗旨。1979年，解放军打进越南，是迫于后者的不断挑衅和入侵，随后便撤离回来则表明，这一军事行动完全属于一种具有自卫性质的正义之举。古今中国的军队即便置身于敌国，也只杀顽敌，而不杀他们的人民。

[8]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301—305页。

[9]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公孙丑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0]转引自常名:《“蒙哥马利之问”的现实答案》，见《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2日，第7版。毛泽东当时还说过:“在一切边界纠纷中，我们主张采用谈判方式决不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中国自己遭受过如此深重的外国侵略和剥削，今天的中国无意使任何国家遭受这种屈辱，中国只要求别人不干涉它的事情，让它从过去受别的国家侵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是如果遭到攻击，它将以一切力量保卫自己。”见刘万镇、李庆贵主编:《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292页。

[11]黄纪苏:《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979201/。

[12]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尽心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365页。

[13]然而，现代化对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满足人类生活需要，也是有代价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让人类从此失去了家园，一丢则不可复得。有了空调，我们就不再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坐上了汽车、飞机，我们便很少享受徒步的快乐。晚餐后的电视节目，吞噬了家人团聚、畅叙亲情的机会；而电视里一幅幅给予的画面，则极大地剥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从此我们便不会讲故事了。过度依赖于计算机，使得许多人不再能够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沉迷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则也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深入人群、直接跟人打交道的机会。对于人欲而言，现代化是一瓶烈酒，喝起来很爽，但却隐隐有一丝饮鸩止渴、欲罢不能的感觉，唯有先知先觉者才能够品尝出其苦味并提醒大家适可而止，及早回头。

[14]张文木:《新文明的晨钟将在哪里响起？》，见《战略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289页。

[15]蒋冀骋标点:《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0页。

[16]《荀子·天论》，见杨柳桥:《荀子译诂》，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45页。

[17]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尽心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18]《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见张志聪:《黄帝内经集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9]赵岐、孙奭:《孟子注疏·梁惠王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20]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21]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上海书店2013年版，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