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谐的价值与路径

和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了30多年，其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发展成果令西方和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西方一部分学者却将中国式的成功归结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利。站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框架内，他们始终看不清，从方法论考察当前的中国学（China Study）研究，之所以未能解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以所谓的欧洲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类似的现象。他们研究中国社会，通常有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找出一个中西差别，并将其称为欧洲道路的关键因素；另一种方法则注重研究某些较小的中西相似之处，并认为这种相似性有可能使中国走欧洲道路。这种历史学的思想方法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典型代表。他把基督教新教精神与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信仰进行对比，得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联性。但是，新教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论点，是有条件的。即便天主教地区内部，对于这种关系的争议也很大。这种情况在亚洲也是有的。例如，中国16、17世纪儒家的新思潮，与当时随着商业迅猛发展而兴起的独特的商人观念，是相并出现的。关于18世纪的日本大阪商人，从儒家世界观中，也为自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1]。中国与欧洲的情况都说明:坚持采用欧洲标准的做法蒙蔽了对国情世情的考察，也不符合理论上的欧洲范畴。因此，运用这样的方法论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评价，也就大成问题了。可见，相似或部分相似的思想变化可以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中，并且也不一定以相同的经济变化为动力；欧洲天主教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指出:欧亚不同地区所走的独特道路，思想文化上，无论是有宗教变革的地区还是没有宗教变革的地区，都能经历相同的经济变化。因此，思想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关联，有一定关联，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关联简单化，从而对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做出一种片面的回答。

21世纪之初的严酷危机，令全世界不得不义无反顾地重新反思东方和西方。金融危机、社会凋敝、生态破坏、恐怖主义袭击，灾难频仍，东西方文化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冲突、分歧和对立。世界大同的曙光终究还是距离遥远……面对这些，东方与西方如何和衷共济、共同谋取未来的发展？

世界将目光聚焦当代中国哲学。把“和谐”精神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提高到精神文化内核的高度，就是要向世界说明中国发展的因素不只是一种振兴中国经济的手段，实际上她蕴含在这种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是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观。“和谐”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强劲的文化张力，对于塑造个体与社会的健康人格、伦理价值以及文化品格等方面，对于培育中国的现代人文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的“和谐”情怀被外电誉为代表着东方、代表着一个“新世界的可能”。中国“十八大”确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在世界范围掀起了新一股“中国旋风”。然而，“和谐”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绝不是新奇的玩意，她包含认知宇宙社会、伦理纲纪、思想方法以及处世做人的哲学深意。西方若能深入研究中国当代和谐精神的理论内涵与社会功能，那么对中国几千年的“和文化”形成的价值观就有了深入理解。这不仅是我们自己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对重树新型的东亚、非洲及拉美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对处理国与国之间国际关系的方式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和谐的含义

当代“和谐”的价值内涵是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精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深刻揭示了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也重点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赋予和谐更加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内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24字凝练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国家层面看，和谐是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看，是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由此可见，中国的和平崛起面临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创造。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危机使马克思主义出现复兴的迹象。因此，现在是我们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极好机遇。“自省者自强，自律者自重。”中华精神品格的创新依靠在本土思维方式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如此的文化才是中国化的、大众化的和时代化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反思中华五千年文明智慧中的“和谐”思想，向西方展现负责任的东方大国形象，具有超越国界的深远意义。因此，如何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形象、介绍中国的和谐思想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时代课题。

和谐被誉为是中华民族历经千锤百炼传承下来的精神内核，是中国文化中协和万邦的古老价值观，深深融入在中国人的饮食起居和思维习惯之中。在中国最早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书》中有“协和万邦”的词句。对中国人来说，不论是自我修养还是对一般世事而言，和谐都是一个关键。所谓帝王之位，贤能者居之。这个贤能者，不是好好先生，而是能够审时度势处理各种矛盾的贤人。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和谐”居于很高的地位。无论是诸子百家的四书五经，还是烹饪、养身、军事、音乐、建筑，和谐之精义无不渗透。这正是《国语·郑语》中“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的意思。

在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中，也记录了和谐的含义。“和，谐也。”按照中国古人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对事物多不采取下定义的方式。唯恐如此一来，和谐的丰富内涵会被局限，从而约束人生对事物的体验和深入理解。例如，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说“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儒家学说的代表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春秋繁露·卷十六》）西周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记》）这说的是音乐使身心和谐而生内心的安顿。中国兵法中提道:“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而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管子·兵法篇》）这说的是兵法贵在知晓和谐的力量。以上所陈列的关于“和谐”的含义，先知们都没有具体地给“和谐”下某个定义，但是读者却无疑能够在不同的文本中不断加深自己对“和谐”的理解。这种思维和认知方法依靠的是什么力量？这就是中国人认知宇宙自然的独特性。

中国人认为，认知事物和理性运用要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差异。这正如中医开药方一般，讲究的是一个“天人合一”。中药讲究产地、采摘时间、炮制方法，根据不同病人的诸种因素，开出不同的处方。即便是同样的病，不同的人、季节和地点，药剂的搭配是不一样的；初次治疗和后续治疗是不一样的。处方中，各种药材相互搭配，使它们相生相克，以达到天人合一之平衡。多种药材要一起煮，混合为一，共同起到治疗的作用，而每种药又保持着自己的特性，这就是一种形象的“和而不同”。因此，任何科学都建立于对生命和宇宙的认识基础之上，而生命和宇宙的复杂性和不断演变的动态性，决定了人类对它们的探索将是无止境的。“在现代技术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了解得越来越深入的今天，我们如果超越技术具体成果层面回顾人类对生命机理及其与宇宙的关系的认识，似乎并没有多少进步，或者说这一进步的幅度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求知欲和为了维护人类健康的需要。”^[2]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西方文明重要发源地的古希腊文化，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什么最美好？和谐”、“什么是智慧？数”。古希腊哲学开启了西方思维的基本模式。西方人认知“和谐”这个概念的方法是:“在经验先给予的自明的世界的基础上，并追问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追问对这个世界是必然的，对于一切理性物是有效的东西。普遍地去实现这一目标，被认为是认识的任务，理性的任务，也就是哲学的任务。由此达到最终的存有，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理性的意义。”^[3]西方的自然科学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下产生的，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解放。然而，这里隐藏着一种认识论的危机:因为“不了解或者完全不承认与人的本性密不可分的那个限度”^[4]，最终有可能为激化认识论的内在矛盾和文化与现实的冲突而埋下伏笔。而一旦社会生产力的释放无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内在要求，社会不公就会失调，从而引起社会动荡。这个西方认识论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的思想背景下，是一个与和谐相关的“中庸”问题。

和谐蕴含着中庸。和谐的当代内涵离不开平衡、节制或适度、审时度势，即科技与人文、世界与人生、社会与个人、个体与自我的全面发展。和谐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指精神追求、价值选择和奋斗目标的和谐；另一个是经验层面的和谐，指具体系统的和谐，例如机器运转、城市交通、心理状态、数学等式的和谐，是经济系统的和谐、生态系统的和谐、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等社会学系统的和谐。作为精神层面的和谐，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念”论，因此不能也不应该使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的下定义研究方法。“和谐是什么”的提问方式只会使和谐问题陷入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窠臼。对中国人的生命实践而言，和谐永远是敞开和动态变化的，认知方式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反思西方研究方法本身。现象学方法指出，暂时搁置矛盾对立的双方，“回到事情本身”，重新了解斗争性及其同一性之间的限度，是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走向绝对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暴力的。绝对的理论必然使其越过合理的界限而失去应有之意。因此，“历史的辩证法并非永远在探讨捉摸不定的价值，它始终围绕着限度而展开。^[5]中国人讲的中庸是和谐内涵中的一个重要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资本主义的价值选择原则的关键，在于中国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庸这个问题。中庸就是明白、节制、审时度势、进退有度，甚至包含妥协。人类的生存前提首先是需要明白人自身的限度，使自身行为有所节制或妥协；需要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限度；需要明白共产主义理想的超越性与经验性的限度；需要在科技与文明、自然与历史、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不同生存状态中知晓进退。明白限度，就会知晓进退，就是深入了解矛盾、对峙、冲突的复杂性，在节制、中庸中使和谐得以可能。中庸是和谐价值实现的成熟形态。它一方面是哲学意义的生活态度，体现于自我对待他人、集体、社会与自然的德性伦理；另一方面它是一种体现伦理价值的辩证思维方式。中庸的含义在西方文化中，更多的表达为“适度”。早在古希腊，适度就是与伦理学的自律原则相关的概念。例如，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就把“适度”称为“自虑之在”（Kreitto Hautou）或者“节制”（Sophrosyne）。适度原则并非矛盾的反面，适度诞生于矛盾，也只有通过矛盾才能生存，它是永远由智慧所激发与控制的一种恒久的冲突。和谐是对不同生存方式下矛盾具体条件和具体性质、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反思方式。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稳定与发展的矛盾体现出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深刻性的理解程度，中庸思想是动态变化的，是处理具体条件和具体性质的矛盾主次方面动态变化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整体和谐的价值实现方式。

和谐是一种整体认知能力，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伦理属性。时至今日，被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长期忽视的认识论的伦理和价值问题凸显。身心一体，性命双修，是具有“哲学”根本意义的中国人的活动。^[6]人在身心一体中，消解了主体与客体在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割裂，在知行合一中完成了生理和心理的转化，情感与理智的内化，而获得生命意义上的精神自觉。中国哲学为新时期哲学的发展和哲学观念的更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途径。按照事物的固有规律，整体性和分析性、灵活性和规范性、模糊性和精确性、形象性和理智性本来就是互补的，不应该是对立的、不相容的。中西哲学各有侧重和偏长，如果各自能够超越自身，那将是人类之福。从中国传统哲学“和”的观念出发，费孝通先生的16字箴言做了极好诠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和谐思想在中华文明流传25个世纪经久不衰。尤其在亚洲各国之间，兼顾别国利益，强调相互合作，无论是中国与日本间的战略互惠关系、中国朝鲜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国韩国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系列关系的定位，都体现了这一理念。和谐思想为维护东北亚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和平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对国际关系新变化带来积极影响。同时，和谐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历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将是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国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精彩答复。

二、和谐的价值

读一读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走一走“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八千多里”的万里长城，游一游“如簪之山、如带之水”的桂林山水，攀一攀“云烟汗漫空竛竮”的三山五岳，访一访天下“西湖三十六，其中最美是杭州”的杭州西湖……中国人如此热爱和谐的至善境界就能遍布内心深处了。“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时至今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饱含传统“和文化”的意蕴仍经常出现在21世纪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两千多年来，传统“和文化”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文明风尚的养成、人才的造就、政德政风的淳化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直到今天，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中国发展政策的价值取向，意味着中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取得世界的认同，也需要通过发展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对世界的吸引力。一个国家的政策在别国眼里看起来合法合理，那么该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追随。在战略意义上，“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软实力”。韩国、日本、新加坡等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改造和利用，二战后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和谐。1991年，新加坡以儒家“和文化”为基础，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典型表述:“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994年，李光耀在纪念孔子诞辰2 545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要不是新加坡的大部分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困难和挫折的。”美国学者赫尔曼·卡恩认为，儒家价值观中包含的强烈的奉献精神、对政治群体的认同、内在责任感等，使现代东亚社会达到了比西方社会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更高的经济效率。

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是“天下大同”。天下大同最早出现于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中，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终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早在2 500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则设计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所谓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但这种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宋康与之虚构了一个与封建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乌托邦式社会景象。直到近代，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又不同程度地与西方传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纲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著《大同书》，提出破除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等九界，实现“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大同之世”。我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五大种族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中华民族不仅是胸怀远大理想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执著理想、为理想献身的民族。东汉末年五斗道首领张鲁在汉中立“义舍”，置“义米”、“义肉”，过路者量腹取食。南宋初钟相起义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几乎历次农民起义都把贵贱平等、上下同一，当作自己的旗帜，并为大同理想的实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游历欧美，受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儒家大同思想的基础上写成《大同书》，勾画了一幅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人人和睦相处，平等富裕生活；废除了私有制，实现财产公有制，整个社会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重视教育，男女平等、婚姻独立；废除国家。此书以独到的见解在近代思想史上独放异彩。但是变革社会更需要深刻地了解国情，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和精神，它和产生于古希腊斯多噶学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与康有为相比，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结束帝制、走向五族共和。他重视农民土地问题，重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其理论达到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前近代思想的高峰。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完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后，曾将目光转向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他认为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公私二重性的所有制形式，东方社会是过渡性社会形态。在受资本主义侵蚀、社会矛盾激化、革命随时可能发生的前提下，东方社会有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如同火种，为19世纪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敢，为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抒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的悲壮篇章。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够在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创造出一个新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之外，中国文化对思想的包容性最为关键。从中原文明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历史也可见一斑。无论哪个外族入侵，尽管可以在军事上占领中原，但是在文化上却一次一次被中华文明战胜。而归根结底，中国古人讲求的“和谐”模式就是对各种不同文化有相当的包容与宽容，这是中国文化在观念和价值上对21世纪人类提供的极为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家国天下“同归而殊途”，都主张思想文化的和谐共生。和谐的价值，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凝结成中华思想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哲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形成“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的深厚中国文化传统。

三、和谐的路径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领会和谐的内涵如此丰富，通达和谐的途径也有着多种方式。和谐理念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进行理解:必须满足最基本的正常生活或生存的需求，民众才能和睦相处，社会、国家才能稳步发展，这是“和”；满足了生活或生存的基本需要后，民众还要进行教育引导，组织起来，按社会发展规则和规律办事，才能形成为有效的“合”；“和”与“合”具备了才能达到“和谐”的阶段，到了和谐阶段则外部的因素难以伤害这样的结构。

同舟共济。《孙子兵法》中有一句尽人皆知的成语叫做“同舟共济”。孙子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意思是说，吴国人与越国人本来互相仇视，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却能共弃前嫌、相互救助。这个成语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它说明，在巨大的安全威胁面前，不同的利益群体可以团结合作，也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安全。危难时刻，踢人下水，大打出手、同类相残，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孙子给出的答案是，相救如左右手，携手共渡难关。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具体含义。

“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都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优秀传统伦理美德，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但中国人主张“以和为贵”，却也不失“和而不同”的原则坚持。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尚无近代意义上的中外关系而言，和而不同是大方向，关乎国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以和为贵的处理方式。这种思想运用于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实践中，便有了“君子和而不同”、“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就是要求君子要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仁者。因此，中国人以“和而不同”的原则下，静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丰富的。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如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则体现了他的“仁政”理论。秦汉以后各朝代对外交往逐渐频繁。汉代统治者主动采取了通西域的对外政策。这些都体现出中国人先礼后兵的国际交往原则。

“和合与共”。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和合”的概念除了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外，还有向内、聚拢的意思，它能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和谐追求。所以，和谐反映了中国的一种文化、思维传统。这种传统作为中国的一种战略文化，对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今天提出“和谐世界”，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扬。

今天，“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和谐是礼的应用。“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观点极具现实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后者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和而不同”体现崇尚多元的理念。最早在《国语》和《左传》中都有史伯与晏子议论“和”“同”的记载，比如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这里的“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寻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寻求“和”的过程。史伯和晏子从哲学和自然规律上来讲“和”与“同”，孔子则将其引申到社会领域，用以阐释做人的道理，视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特征之一，可见孔子对“和”的重视。

和合思想自产生以来，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和、合二字都见之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易经》和字，有和谐、和善之意，而合字则无见。《尚书》中的和是指对社会、人际关系诸多冲突的处理；合指相合、符合。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是说商契能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国语·郑语》记述了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可见和合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物，才能发展。

和合承认差异又有所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观念形成对照。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处事、礼仪制度，都以和为最高的价值标准。

《管子集校》中也曾指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给和合以高度重视。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所以“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因此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连在一起讲，指的是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由此可见，和合文化并不否认矛盾、差异和必要的斗争，它本身就是中国人认识和处理矛盾的智慧。只是把矛盾、差异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使得事物的发展停滞不前。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教和合、五行和合，等等。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从而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由此促进事物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和合文化得以产生、流传和发展，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

秦汉以降，和合概念被国家的价值观广泛运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保留各家的鲜明特色和个性。不仅世俗文化讲和合，而且宗教政治也讲和合。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相互融合，相互吸取，由此促进了中国“和谐”文化的持续发展。

四、和谐的目标

全球化让西方价值观遍布世界、无孔不入，尤其是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优越感十足，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美国化。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裹挟下的各个发展中国家前景堪忧，让人们重新思考多元文化的有效沟通与融合问题。在拉美，由于“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新自由主义试验田非但没有收成，反而入不敷出。大卫·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了消灭70年代的通货膨胀之外，“新自由主义”几乎一无是处，经常被提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距和促进技术进步等，都是虚幻的表象。^[7]在这三十年中，最大的输家是非洲，人均GDP水平几乎没有提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让“华盛顿共识”之父也不无遗憾地告诫拉美要借鉴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令苏联生活如何呢？根据安古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统计，从1973年到2003年，前苏联国家的人均GDP降了10%。^[8]而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欧洲文明的深刻原因也正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文化多样性和同一性限度的误判，最终波及全球，生灵涂炭。

中国的和谐世界思想，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共和平、共命运、共发展的世界观。《世界人类责任宣言》之所以最终将中国的古老智慧“和而不同”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正是在于吸取战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训，为人类祈福。以史为鉴，我们要避免军事霸权和殖民扩张，更要警惕文化和伦理上的“新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中华文明的和谐价值观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绵延超过25个世纪，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内核，也是可以被人类共同接受的基本价值思想。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继续运用着中国式的思维方式理解和创造着文化。因此，中国人会看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因背后，讲究的就是一个和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在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先例，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创举。十八大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文化上要继续继承、继续创造。用中国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一条落实到2003年至2013年间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改革发展战略，内在地包含着促进社会和谐的理论含义，是迈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范畴，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党的五大执政能力之一，要求全党“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确立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把“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专列单章加以部署。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和谐写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系统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这是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探索重大成果的集中体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把促进社会和谐确定为大会主题的重要内容，把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四项要求之一，并且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专门列一章来阐述社会建设，部署和谐社会建设要着重抓好的各方面工作。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掀开了新的一页。2006年10月26日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从现在起到2020年构建社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这就是“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

目标一是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有法不依等不公正的现象损害着人民权益。一些执法者自由裁量权空间太大；不少部门法规里，收费、审批、许可、扩大执法范围等有利于部门利益的条款较多，一些地方也存在着司法腐败情况。和谐社会目标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法制的完备是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途径。政府部门要依法执政和依法约束自己的行为，企业依法设立和依法经营，居民依法享受权利和负起责任。

目标二是实现共同富裕。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家庭财产普遍增加”是为了将来达到“共同富裕”目标。改革开放以来，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高达9.4%^[9]，使人民收入总体稳步增长，但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收入差距的鸿沟。收入差距的拉大达到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就是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目标三是把保障民生放在重要位置。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今后几年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每年可能维持在1 000万人左右。^[10]而社保体系依然薄弱，大多数农民尚未享受社保待遇……“社会就业比较充分”是指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当前应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使社会就业达到最大化。当前要优先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确立城乡衔接的目标；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模式，管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和保命钱。

目标四是要建立完备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保持在每年15%左右^[11]，但群众对“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依然反映强烈。要扭转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矛盾问题，必须大力度进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公共财政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公平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完备，政府要拿出更多精力放在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上。

目标五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据调查，我国公民教育、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农村教育基础相对薄弱，全国农村初中辍学率2004年为3.55%。^[12]和谐社会离不开高素质的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制度的文明，更是中华传统与现代社会文明的综合体现。要在全社会树立符合中华美德的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打击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塑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目标六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体制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创新与科技创新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积极鼓励创业，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形成创新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源泉。这主要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在竞争中只能处于弱势地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提升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关键在于激发全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力，这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迫切需要。

目标七是继续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稳定是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管理也出现一系列新问题。2005年我国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和扰乱公共秩序犯罪呈现上升趋势。^[13]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等措施的实施，要求政府大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提出的措施更加具体。

目标八是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发展。这意味着发展经济的同时，资源利用效率要显著提高。生态问题已不仅仅局限为环境保护本身的问题，在哥本哈根会议后，生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为东西方较量的新焦点。我国经济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式增长方式尚未扭转，人均资源又明显低于世界平局水平:淡水量、耕地、森林、石油仅为世界的1/4、2/5、1/5、1/11；我国GDP仅为世界的4.1%^[14]的状态下，经济增长方式如何避免能源的过度消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已将单位GDP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设为硬指标。提倡创新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同时提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探索一条发展中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新路。

目标九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继续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十八大首次将增加全社会公民的收入作为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外交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愿望，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致力于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坚定信念。在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期待，而且也向世界昭示一个崛起的负责任大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价值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李　元　

【注释】

[1]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载http://cache.baiducotent.com，2010年4月26日。

[2]许嘉璐:《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和与西方医学的互补》，人民网，2012年5月14日。

[3]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4]柳鸣九、沈志明:《加缪全集》（散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5页。

[5]柳鸣九、沈志明:《加缪全集》（散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6]何锡蓉:《修养:中国哲学的道路》，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6—24页。

[7]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8]参见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9]张旭东等:《六中全会特稿》，新华网，http://www.sina.com.cn，2006年10月15日。

[10]张旭东等:《六中全会特稿》，人民网，http://po1itics.peop1e.com.cn，2006年10月15日。

[11]《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该做什么？》，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2006年10月10日。

[12]《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该做什么？》，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2006年10月10日。

[13]《去年全国经济犯罪和扰乱公共秩序犯罪上升》，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2006年1月20日。

[14]《十六届六中全会九大目标勾勒和谐世界走向》，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2006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