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诚信价值观的构建需要输入正能量

诚信: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

中国自古以来便被称为“礼仪之邦”，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个人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对于企业而言，诚信是立业之本；对于国家而言，诚信是执政之本。反之，人无信则不利、商无信则不誉，国无信则不兴。诚信作为一种普适的价值观，其意义已经不仅限于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诚信的实践意义还表现在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准则，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受利益的驱使，将诚信的观念抛诸脑后。近年来，在中国类似“毒奶粉”、“苏丹红”、“假羊肉”等事件频频上演。这一桩桩、一件件“失信”的案例无不拷问中国人的良知，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失信”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如何重塑诚信观，进而将“诚信”的观念重新拉回到主流的意识形态上，使之成为公民的“第二张身份证”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诚信不仅是观念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因此，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诚信”被写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国之根本。

一、诚信的内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便有了关于诚信的概念。如在考古出土的距今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上，就已经出现了包含“诚信”之意的“允”字。在1977年出土的战国时期的“中山王鼎”上也铸有代表诚信的“余知其忠（言身）也”的字句。这里“言身”代表的就是诚信的“信”字。除了“允”字，古汉语中的“孚”、“忱”、“直”等字表示的都是诚信之意。

词源上，“诚”和“信”原本是两个概念，在战国之前一直是分开使用的。最初，这两个字都代表着人类对上天和神明虔诚的心理。但仔细推敲的话，“诚”的概念具有自反性，要求自我诚实；“信”的概念则有指向性，要求对别人真实不欺。通过对古籍的翻阅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对“信”这个概念的使用比“诚”这个概念多。比如，在《论语》中“信”字前后共出现过38次，“诚”字只出现过2次；在《左传》中，“信”字出现过217次，“诚”字仅出现过1次。将“诚”与“信”二字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最早见于《逸周书》，书中说:“成年不尝，信诚匡助，以辅殖财。”

语义上，“诚信”两字是互训的，在《说文解字》一书中就是这样定义这两个字的:“诚，信也”；“信，诚也”。概括起来，“诚信”这个概念大致体现出三种含义:（1）不自欺，通俗一点说就是做事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2）不欺人，即诚实待人。（3）信守承诺，说到做到，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这个意思。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诚信，把诚信看作是人的一种优秀品质，对诚信观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诸子百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儒家和道家。

（一）儒家的诚信观

对儒家而言，“诚”与“信”已经不再仅仅表示对鬼或神的虔诚，“诚信”的概念已经摆脱了原有的宗教束缚回归人性的层面，儒家认为诚信是人的一种道德规范。孔子把诚信作为一种个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基础。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孔子那里，他谈“信”比较多，把“信”作为“四教”（文、行、忠、信）、“五德”（恭、宽、信、敏、惠）以及“五常”（仁、义、礼、智、信）的组成要素。

作为孔子的学生，一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对“信”的理念的阐发，并从伦理的角度上把“信”上升到“五伦之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外，在孔子提出的“民无信不立”的基础上，孟子还提出了“取信于民”的思想。孟子认为民众的力量是巨大的，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孟子给“诚”的概念作出了道德意义上的规定，并提出了“思诚”的命题。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

（二）道家的诚信观

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在阐述何为“道”时，老子把“信”看作是“道”的内涵之一。在《老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1]落实到诚信观上，老子主张做人要至“真”至“信”。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指的是做人要坦坦荡荡以本来面目示人，清心寡欲保持淳朴的天性。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下善冶、事善能、动善时。”^[2]指的是待人要真诚，说话要遵守信用。老子诚信观的重要之处还表现在，在老子看来诚信不仅有自身的维度，即自己要诚信，还包括他人的维度，老子认为诚信的理想状态是让别人对自己产生信任感。

（三）诚信观在民间

中国诚信观的确立并不仅限于学术圈对诚信的内涵或意义等的学术讨论，中国古代的诚信观是扎根于民间的。在民间，诚信被当作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绵延上千年，流传下来的关于诚信的故事不胜枚举，这里只略举一二。

1.“桐叶封弟”。据《史记》记载，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驾崩后，唐国发生叛乱。太子姬诵年幼，在周公姬旦的辅佐下做了国君，史称周成王。一天，姬诵和弟弟叔虞在宫中玩耍，姬诵随手捡起了树上掉下来的一篇梧桐树叶，把它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对他说:“这个玉圭送你，如果我以后当上国君就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周公问姬诵:“你是真的要封叔虞做唐国的诸侯吗？”姬诵说:“怎么会呢？我只是跟弟弟说着玩。”但周公却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啊。”后来，姬诵只得选了良辰吉日封姬诵做了唐国的诸侯，史称唐叔虞。叔虞到唐国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唐国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深受唐国百姓爱戴。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继位，因山西境内有水，改国号为“晋”。经过励精图治，晋国发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天子无戏言”这句谚语也流传开来。

2.刘昆实话实说。据《纲鉴易知录》记载，东汉朝江陵县有个县令名叫刘昆。有一年江陵发生大火，火势猛烈难以扑灭。情急之下，无奈的刘昆只得向大火叩头，祈求老天保佑快点灭火。巧的是，刘昆一叩头，大火果然很快就熄灭了。后来刘昆调任弘农太守，当地的大老虎都纷纷背着小老虎跑掉了，虎患解除当地百姓都非常高兴。此事传到光武帝的耳朵里，光武帝也大为惊讶怀疑刘昆是不是有什么神奇之处，于是就调他到京城来做官。有一次，光武帝问刘昆:“你以前在江陵做县令，是不是能呼风灭火？后来你在弘农做太守，是不是老虎都渡河离境了？你是如何理政治民的，能有如此奇效？”刘昆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什么神奇的，只是碰巧而已。”刘昆的这番话把周围的大臣都逗乐了，但是只有光武帝没笑。他深有感触地说:“刘昆真是为忠厚长者。”并且，光武帝还命令太史将刘昆的这席话记入了史册。

3.韦放不改初衷。据《南史·韦叡传》记载，唐朝有个人名叫韦放，与吴郡的张率为友，两人曾约定:如果两人有了后代，是一男一女就结成亲家。后来，韦放生了一个儿子，张率生了一个女儿。但不幸的是张率很快就去世了，韦放不背信弃义，一直照顾着张率家的孤儿寡母。韦放在北徐州当官时，有贵族愿与韦放家结亲，但被韦放拒绝。韦放说我不能失信于老友，更何况张率已经故去，更不能食言。最终，韦放的儿子如约娶了张率的女儿，张率的儿子又娶了韦放的女儿。人们不禁感叹韦放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4.禹匀拾金不昧。据《厚德录》记载，宋代有一位叫禹匀的人，为人忠厚。元宵节他到延庆寺，在寺庙后的台阶上见到两百两银子和三十两金子。第一天，他等失主没等到便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到庙里等失主，不一会看到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哭，说自己昨晚在这里掉了很多钱，那是父亲救命的钱。他父亲犯了罪，他为了帮父亲减刑四处借钱，头一天喝酒喝多了竟然连钱都没拿就走了。禹匀听说后，不但将捡到的金银如数还给了失主，还另外送了些银两给他。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的回溯可见，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关于诚信的记载，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诚信文化。甚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诚信是一直处在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当中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主要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或者说，是中国人对“忠”的文化的推崇。

三、新中国诚信观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作为一个新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任务是要向人民展示将以怎样的一种执政理念来管理中国这个泱泱大国，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树立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为此着手开展了一系列诚信建设举措。

（一）经济诚信建设: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经济诚信是社会诚信的主要表现方式，然而建国伊始，一些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试图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和经济情报等非法手段获利。这种行为不但在经济上削弱了国营经济，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同时，在思想上也腐蚀了国家干部。针对上述现象，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中共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在“三反”运动过程中，一些单位和个人又暴露出贪污盗窃，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先铲除“五毒”。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

（二）政治诚信建设:实行民主监督制

政治诚信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外在保障机制。要在政治上达到诚信首先要推行民主。然而，高压政治是难以体现民主意愿的，更加谈不上诚信了。为此，在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一切重大问题都应该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要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公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力。

（三）思想诚信建设: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思想诚信是社会诚信建设的源泉和动力。建国初期，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浮夸风”、“造假风”的泛滥，毛泽东强调:“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3]“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时建构的一种诚信观，他是这样解释“实事求是”的理念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概括起来，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要在生产和生活当中:（1）要一切从实际出发；（2）要理论联系实际；（3）要在实践中发展。简单说，就是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通过一系列诚信改革使百姓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是值得信赖的政府。在新中国的诚信观改造中，并没有改变诚信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当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而是给诚信观的建构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蓝本对中国的诚信观进行了重新阐释。通过新中国的一系列诚信改革，使原本存在于中国人的观念当中的诚信观走向了更加实践的层面，变得更加具体化、生活化，它说明了诚信不但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行动；诚信观不仅仅存在于名人轶事中，诚信的塑造关系到每个人，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四、近三十年来诚信滑坡让中国人活得累、让中国人付出了代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项指标从低到高，一路绿灯，一路凯歌，不断攀升。唯有一项指标，却进入了衰减期，一落千丈，一降再降，那就是人们心中的“信任”。^[5]2011年，一个叫做郭美美的20岁年轻女孩在新浪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的公益机构红十字会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使中国的公益事业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雪。据民政部网站消息，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接收的社会捐助款为28.67亿元，同比减少了59.39%。^[6]引用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对郭美美事件对中国公益事业，特别是中国红十字会造成的恶劣影响的评价，她说:“三天毁掉一百年！”^[7]

在时下的中国，类似“郭美美”事件并不是偶发事件。近年来，在中国类似“郭美美”事件屡见不鲜: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震惊全国；以次充好的伪劣商品在市场流通；合同违约、商业欺诈屡见不鲜；工程建设弄虚作假、偷工减料。此外，年龄、学历、文凭、论文造假；医患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见死不救、袖手旁观……这些失信案例无不拷问社会的诚信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

为了了解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于2011年2月11日至2月14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大中城市开展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或者是“很差”。^[8]

显然，如今“失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了。概括说来，当前中国的诚信观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出了问题:

（一）个人失信

分别体现在两个层面的“造假”:

1.专家造假。2010年7月，科普作家方舟子在其个人微博上连发20多条信息，直指打工皇帝唐骏在其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和“卡拉OK打分、大头贴照相机”两项专利以及个人创建公司的经历均系造假，并出示了证据。2012年6月，唐骏为学历造假事件道歉。作为微软中国终身荣誉总裁、曾经的盛大集团总裁，唐骏的专家身份自然不言而喻。但是，为了更好地“包装”自己，专家不惜造假，不禁令人唏嘘。

2.不是专家冒充专家。2010年2月在湖南卫视《百科全说》节目采访了一位“中医大家”张悟本，他声称“每天一斤绿豆水能治百病”、“不要喝酸奶，里面的增稠剂会让血管堵塞”、“吃茄子能减肥治肿瘤”……突然之间这位张“神医”火了，他的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全国销量突破上百万册，他的挂号费高达每次2 000元。然而，在媒体的曝光下，张悟本的“中华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研究员称号，被指认子虚乌有。张悟本不过是一介平民，他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也并不比别人更多，却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伪造学术身份，坑害百姓。

一系列个人失信的行为大大削弱了“专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公信力，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专家到底怎么了？中国的专家是“专家”还是“砖家”？2010年7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进行的调查显示:35.5%的受访者认为专家言论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31.9%的受访者觉得专家言论需要依情况判断辨别；20.4%的受访者认为专家言论根本不值得相信；仅有6.5%的受访者认为专家是社会权威，值得信赖。^[9]

（二）商务失信

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

1.产品造假。中国当前最严重、影响最恶劣的产品造假活动主要发生在食品生产领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老百姓从旧社会“吃不饱”到社会主义新社会“能吃饱”再到如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的餐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餐桌上开始有了“苏丹红”、有了“地沟油”、有了“三聚氰胺”、“毒馒头”、“假鸡蛋”、“毒大米”、“瘦肉精”、“皮革奶”、用“神农丹”种出来的生姜……并且，造假食品的花样不断翻新，层出不穷。仅以2011年为例，据粗略统计，当年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有十余起。然而，与残酷的现实相反，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根治，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断撩拨着公众敏感脆弱的神经，人们不禁要问:“我们还能吃什么？我们还敢吃什么？”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如今的中国人已经百毒不侵了”，“每个中国人都是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连时任国家总理的温家宝在面对媒体采访时都无奈地说:“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2.营销手段造假。如今，打开电视常会看到这样的广告:什么某某神医第×××代传人，祖传秘方（宫廷秘方），包治×××病，无效退款……然而，通过2013年央视3·15晚会对坚称“能让糖尿病人摆脱并发症的”高老太降糖贴、号称“治一个好一个”的慕容氏糖贴、承诺“就能让你彻底好利索”的丁三怪拔喘膏等一系列虚假广告的曝光，发现所谓的“高老太降糖贴”，其批准文号却是“医疗器械”；所谓的“祖传秘方膏药”里面添加的都是西药，为了让患者有发热的感觉还掺入了辣椒油；所谓的“慕容家族传人”的“神医”也根本不是什么医生，退休之前曾经是机关干部，在退休之后才开始了“扮演”神医的生涯。成本仅为每盒3元不到的膏药，经过虚假广告的热炒，竟然卖到99元。

除了虚假广告，市场上还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非法传销”组织。这些组织以推销产品的方式让人入会成为会员，会员再发展会员便可获得提成。以2008年发生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麦罗国际”案例为例，“麦罗国际”营销组织自称是香港MESUN（麦森）电子商务公司，该组织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利用互联网销售所谓MELO保健品。具体做法是，经组织会员介绍，用人民币2 266元购买一套MELO保健品，即可取得会员资格，并在互联网上获得一个虚拟店铺。公司通过邮寄的方式将会员订购的产品寄给会员。成为会员后，可发展其他新成员购买MELO保健品，并将新会员纳入自己的下线，该组织可根据发展下线的数量给予老会员提成。该传销网络以一种现代化的互联网的方式在全国30个省市发展会员8 7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3亿元。

一旦加入非法传销组织，组织首先便会对会员进行洗脑，有的还会禁锢其自由，甚至一些非法传销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其控制手段几乎和“绑架”无异。一些误入“魔窟”的受害者，被逼着从家里骗取“押金”，如果骗不到钱，则又会被逼制造“血衣”、“血信”通知家人。不服从传销组织的命令，轻则打骂、重则体罚，甚至有人被割掉手指，恶性事件屡见不鲜，如2007年12月被骗到安徽做传销的湖南青年钟双喜就因逃脱未遂，被传销窝点人员殴打之后捂死。据不完全统计，以河南省为例，仅2007年一年发生的被强迫加入传销组织者跳楼脱身事件就达到10起。

（三）政务失信

不单是在个人、企业层面，如今失信造假的恶劣风气甚至已经渗透到中国的相关政府层面。在政府失信的问题上，以下两个方面的政府“造假”行为比较突出:

1.政绩造假。2011年1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10年12月底，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0.7%，较2009年的87%提高3.7个百分点。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今社会，2010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却逆势标红，竟然较上一个年度提高了3.7个百分点，不禁让人怀疑其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2.民意造假。2009年2月，江苏省对南通市的启东、海门、通州等地全面达到小康情况采用随机抽样的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民意调查，当地干部要求受访群众按照事先专门发放的标准答案回答提问，有不少中小学还专门放假一天，让学生背熟答案“协助”家长应对电话调查。近年来民意调查在中国越来越普及，大大小小的民意调查可谓铺天盖地，但是，又有多少调查真正能够反映民意却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总结中国当前“失信”状况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大的方向上来看，至少有三方面的成因是不容忽视的:

1.经济原因:市场经济不完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尽管我国的经济有了跳跃式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经济仍然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突出表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逐利性，一旦不能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对经济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约束，那么逐利的特点就会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势必会造成监管的不利，这无疑是进一步纵容了不诚信行为的肆意泛滥，给弄虚造假、损人利己的经济行为埋下了伏笔。

2.制度原因。中国传统的诚信观是以道德为支撑的，新中国成立虽然从体制上对诚信作了一些改革，但始终缺乏对诚信立法。在法律层面，1993年我国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99年出台了《合同法》、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的通知》。上述法律法规并不是针对诚信的专门立法，即使法律条文的有些内容涉及诚信，处罚也较轻。

3.社会原因:社会转型。当今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我们的经济体制在转型——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农村正在向城镇化的道路上迈进；我们的社会形态在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甚至是信息社会转变。在新旧体制交替、“传统”与“现代”并行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旧体制的问题全面暴露，而另一方面新的规范又尚未成型，特别是加之各种思潮的涌入，人们固有的信念和信仰容易发生动摇，常会使人感到困惑甚至迷失自我。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的价值取向便很容易受到利益的驱使，助长了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社会不正之风的蔓延。

五、诚信价值观的建构需要输入正能量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对中国人的信仰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诚信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层面不注重中国当代诚信价值观的塑造或任由“失信”放任自流。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用20个字概括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02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加快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名誉扫地，直至绳之以法”。2002年3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专门就诚信问题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对“诚信”问题的讨论成为当年“两会”的一个热点。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进一步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时指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2005年初，胡锦涛主席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政府对诚信观的塑造仍然停留在观念层面的塑造，对诚信的实际建构并未落到实处。显然，在中国大面积，面临“失信”的当口，单纯依靠伦理道德的约束是很难解决诚信难题的。诚然，造成中国失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是由于缺少诚信机制所致。因此，要改变当前失信的局面，首先要构建社会主义诚信机制。

（一）构建诚信的法律机制

2003年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上海市政府《关于上海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情况的汇报》上作出重要批示:“诚信建设覆盖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涉及法律、制度、管理、服务、信息等很多方面，是一个综合体系，需要从重点行业、机构和社会机构的密切配合和协作，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规。”^[10]然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尚未有一部真正关于诚信的法典，即便是在《合同法》与《担保法》的某些条款涉及诚信，但所针对的也大多是经济行为，不能涵盖整个社会诚信的方方面面。这样便造成了在打击“失信”行为时，无法可依的局面。因此，塑造新时期的社会主义诚信观首先要对诚信立法，以法律为武器遏制失信、保护诚信。

（二）构建诚信的评价机制

我国在诚信监管方面的缺陷显而易见:我们的专业诚信评价机制薄弱，诚信评价标准有待完善。在诚信评价机制的建设上，我们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美国是信用评价机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全球的几大著名的信用评估公司都在美国，比如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菲奇公司、惠誉公司、菲利普斯公司、C.M公司、基夫·布利特·伍兹公司，等等。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想建设“诚信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信用评价机制，对诚信行为作出有效的监督。

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加快了建设信用评价机制的步伐。2001年5月8日，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信用制度。同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全社会信用保障体系。国家经贸委、工商总局等十部委在〔2001〕368号文《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实施中小企业信用工程，要探索建立信用评价体系，要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对信用管理的促进作用。要制定措施支持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收集和汇总中小企业的有关信用信息，提高中介机构对中小企业信用的约束力。2003年9月，商务部张治钢副部长在上海召开的国际性跨国经营与信用管理高层研讨会上强调，中国要在5年时间内，建立起全社会信用保障体系基本框架和初步运行机制，要大力培育信用的市场需求，鼓励信用服务中介组织的发展，形成以社会征信机构为主的市场化运作。

（三）构建诚信的心理机制

社会主义诚信观的塑造最关键的是百姓的心理重建。由于失信现象的过度泛滥，使得中国老百姓陷入一种心理恐慌，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变成“老不信”了。甚至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只要政府说什么是可信的，老百姓就往往会认为这里面一定有猫腻、一定不可信。造成民众心理的恐慌，媒体事实上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媒体所关注的焦点已经偏离了事实本身，而是过度追求“曝光率”、“点击率”。这就导致在信息传播中，假新闻满天飞的局面。

2010年春节，在《百度贴吧》有一篇名为《要命的进来》的帖文散布谣言说，山西近日来会有大地震。这篇帖子不断被互联网上的各大媒体转载，以至于当地的地震局和政府几次出面辟谣，却无人相信。最后，导致2010年春节期间，山西境内的晋中、太原、吕梁、长治、晋城、阳泉等地区百万人冒着寒风在广场、公园“避难”，有的甚至逃亡外乡。通过政府有关部门证实，该消息是彻头彻尾的假新闻，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强大假新闻”。

2012年4月9日，凤凰网影视新闻频道报道称:“近日，3D《泰坦尼克号》将上映，其中露丝全裸露点的镜头被删引起了观众的质疑。对此，广电总局做出了解释，称考虑到3D电影的特殊性，担心播放片段的时候观众伸手会摸打到前排观众，造成纠纷。”这条新闻一经刊载便得到多家媒体和微博的转发，其中就包括英国著名的《卫报》，以至于该片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信以为真。后来，经证实这也是一条假新闻。

难道当今的中国真的没有诚信可言吗？事实并非如此。2013年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讲述一个关于诚信的温暖的故事:2013年2月，浙江海盐一木匠师傅要将他辛苦赚来的9万块钱存到银行。他把钱装在一个纸袋里挂在车头，等到了银行他才发现装钱的纸袋破了个大洞，9万块钱全都没有了。但等他到派出所去报案时却发现9万块钱一分都不少，完璧归赵。原来是有热心市民将捡到的钱主动送交派出所。另外，还有温州“诚信老爹”用种菜、喂鸭子、捡垃圾的钱替儿子还债的事迹等都说明了，诚信在中国并非无迹可寻。可以说，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身上都流淌着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诚信的血液。但是，一些不良媒体却抓住了中国人脆弱的诚信心理，为了博取眼球片面、夸大地报道“失信”的案例，却不愿意在诚信的案例上花太多的笔墨。

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的建构需要输入正能量！要想使诚信的种子在中国人的心里生根发芽，首先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媒体由于覆盖范围广，在中国人的诚信心理重建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媒体不应当一味地追求点击率，片面地或有失公允地报道不诚信的案例，任由“失信”的“脏雪球”越滚越大，最终腐蚀中国人的诚信价值观，而是应当切实地挑起重建诚信心理的社会责任，使诚信回归中国。

张　帆　

【注释】

[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4页。

[2]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35页。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5]李松:《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中国商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6]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1/guomeimei/content-3/detai1_2012_06/28/1563-4066_0.shtm1.

[7]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11-15/3459754.shtm1.

[8]李松:《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中国商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305页。

[9]李松:《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中国商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10]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