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们什么样？文化形象
知道了汉族从哪里来，那么汉族又是什么样的呢？要知道一个民族什么样，主要看文化。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形象、最生动、最直观地反映和呈现了一个民族的形象。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形象，既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简言之，文化是人和人的一切行为方式的表达。具体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民族文化，是指文化的民族性质。汉族文化，即汉族全部的生活方式，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汉族全体成员所共有的一种生活方式，二是这种生活方式代代相传所形成的传统。通过对汉族文化的描述，以表达汉族风貌、风姿和风韵的形象。
春天十字绣作品 《琴棋书画图》
一、琴棋书画：汉族文化的代表
陈毅曾精辟地指出：琴、棋、书、画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体现。[1]纵观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由于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所以，琴、棋、书、画作为汉族的文化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一）琴
1961年8月中旬某夜，陈毅参加琴会，听古曲《广陵散》，深以为幸，因有所思，写下了《琴会》[2]：
广陵散不绝响，
蝶恋花唱新腔。
古琴瑟琶合奏，
音韵幽雅铿锵。
也说恩怨尔汝，
也唱黄河长江。
小则怡情悦性，
大则定国兴邦。
谁说华夏古国，
音乐白纸一张？
毫无调查研究，
应该禁止开腔。
不要食古不化，
不要万应药方。
掌握音乐武器，
走上现代战场。
陈毅为什么会对琴发出如此深沉的思索？这必须从琴的历史谈起。
琴，俗称古琴，是汉族最古老的拨弦乐器之一。其初见于周代，定型于汉代，魏晋以后，形制与现在的大致相同。因有7根弦，故又称七弦琴。近几年湖南马王堆和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了五弦琴和十弦琴[3]，使我们得以了解古琴早期的形制。古琴的琴身为狭长形木质音箱，面板呈瓦圆形，由桐木或杉木制成，底板开有两个大小不同的出音孔，称为“凤沼”“龙池”，由梓木制成。琴面上有7根弦，外侧有用螺钿金银等物制成的13个小圆点，称为“徽”。7根弦的每一个徽上都能弹拨出圆润纯静的泛音，泛音共有90多个，在中外乐器中是屈指可数的。其演奏手法，右手以“勾、剔、抹、挑、托、劈、打、滴”八法为基本指法，左手则吟、揉、绰、注，按弦取音。辽宁古琴研究会会长顾梅羹先生珍藏有一张560年以前由明代宁献王朱权制作，名为“飞瀑连珠”的古琴[4]。此琴音质纯净，音色松透、明亮、清脆，演奏起来，琴声一似空谷回声、蓬蓬松松；又像金石交响、铮铮铿铿；时肖莺燕絮语，珠落玉盘；又若风回曲水，碧影摇金；忽如飞瀑堆雪，松涛惊雷……真是余音缥缈，绕梁不绝，使人赞不绝口。
广陵散
琴的历史悠久，在周代已是主要的拨弦乐器[5]。根据《诗经》的记载，琴常与瑟[6]合奏，用于伴奏歌唱，《史记·孔子世家》云：《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可见《诗经》中的诗都是可以弹琴歌唱的。因此，《周礼》中规定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乐”，就是以琴的教学为主要内容的，故《礼记·曲礼下》云：“士无故不撤琴瑟。”琴流传的广泛，《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中还提供了一条宝贵的史料，其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由于琴多用于伴奏歌唱，与民歌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乐府诗发达的汉魏六朝之时，琴就是伴奏和歌唱的主要乐器之一。隋唐时，九部乐、十部乐中，琴亦用作伴奏乐器。这样，琴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发展，即在用于伴奏歌唱的同时，人们也为它创造独立的曲谱，相传晋人嵇康就创作了长达47段的大曲《广陵散》，距今已有1700多年了。至今还存有古琴乐谱200种左右。
为什么琴会成为汉族主要的弹拨乐器？首先，当然是琴声优雅好听，有一股摇荡性情的力量。正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说：“《诗》曰：‘德音不瑕。’……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因此之故，孔子在听到了《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7]。可见琴声之美使孔子陶醉了。又如春秋时期生而目盲、善辨声乐的琴家师旷弹琴引来玄鹤合鸣、舞蹈的传说，则反映当时人们对古琴的表现力尊崇到了神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琴早在周代已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琴则无乐，无乐则不成礼。关于这一点，《左传·昭公元年》说得好：“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确实，琴瑟为仪节也，正是一语道破天机。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琴已不是一张单纯的弹拨乐器，而成为礼乐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琴之所以成为汉族文化的代表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
其一，古琴音乐保存和发展了汉族固有文化的宝贵传统。熟悉古琴发展史的人都知道，西汉之时，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东汉的蔡邕到晋朝的嵇康，是古琴乐器臻至完善的飞跃时期，代表了汉族文化固有的传统。但是，隋唐之时，汉族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发生了汉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全面融汇，创造了博大而又清新的唐文化。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在外来文化全面冲击、汉族文化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汉族固有的音乐艺术却在古琴中顽强地保存并延续了下来。《旧唐书·乐志》即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瑟调、蔡邕杂弄。”《广陵散》就是保存“楚汉旧声”的一个实例。
高山流水
其二，古琴音乐具有陶冶和表现汉族性格的功能。唐代的薛易简在《琴诀》中说古琴音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这种情况，在现存的上千首古琴曲中有多方面的表现，如《渔歌》表现渔夫在大自然中勤劳乐观情感的同时，又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向往遁迹山水生活的心情。又如《胡笳十八拍》表现了蔡文姬幸存、别子、还乡，悲欢交织的矛盾心情。再如《墨子悲丝》含蓄而深刻地表现了墨子看到洁白的丝被染成不同颜色，从而感叹人类也是在社会上由纯洁而变成形形色色，产生悲思的内心活动。还如《平沙落雁》通过对秋爽天高、水远沙明，雁阵的飞翔、鸣叫、盘旋、降落、起飞的种种描写，造成了一幅雅致清秀的图画，使人产生宁静闲适之感。此外，伯牙弹琴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古琴音乐的这种功能。据说伯牙跟成连学琴，三年不成，后随成连到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鸥悲号之声，心有所感，琴艺大进，陶冶了灵性而作琴曲《水仙操》[8]。后来，伯牙又因长期没有遇到知音而苦恼。有一次，他弹琴给一位叫钟子期的隐士欣赏，子期听了一会说：“这琴曲的形象如同巍巍高耸的泰山。”又听了一会说：“这又像是浩荡无际的江海。”伯牙弹的正是《高山流水》一曲。遇到了这样的知音，伯牙万分高兴，两人遂成知己，此即“《高山流水》识知音”。一年之后，伯牙去看望钟子期，哪知子期已经去世了，他悲痛欲绝，于是“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此即“伯牙破琴谢知音”[9]。
其三，古琴音乐表现了汉族气贯长虹的民族气节。《神奇秘谱》中激昂慷慨的《广陵散》，是东汉时期的古曲，表现了战国时期韩国铸剑工匠为韩王铸剑，到期未成，被韩王杀害。工匠的儿子聂政长大立志报仇，经过不屈的努力，终于机智地刺死韩王并自杀身死。后来晋代琴家嵇康虽然在文学和音乐上有相当成就，但由于他在政治上鄙视腐败的司马氏政权而被害。在他临刑时，要来了古琴弹奏《广陵散》诀别，成为千古传颂不绝的逸闻奇事。究其根源，就是因《广陵散》表现了汉族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其四，古琴音乐具有民俗意义。例如，汉族民间以琴声传达爱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琴心”即琴声。而琴瑟并用，又如比喻夫妇间感情和谐，汉族民间贺婚即有“琴瑟之谐”的贺句。
一言以蔽之，琴作为表达汉族心理素质的一种工具，“小则怡情悦性，大则定国安邦”，从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当然成为汉族文化的代表之一。
（二）棋
棋，主要指围棋，陈毅称之为“中国绝艺，源远根深”[10]。
相传，围棋是帝尧创造出来的。尧的儿子丹朱，为人傲慢，性格暴躁，又游手好闲[11]。尧为了教育儿子，就创造了围棋。想通过下围棋这种活动，陶冶儿子的性格，故《世本·作篇》云：“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直到南朝梁代，萧绎作《金楼子》乃云：“尧教丹朱棋。”[12]这种传说，虽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但却透出了一个信息，即围棋是一项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增长聪明才智的有益活动，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下围棋看作是一种文化教育活动。鉴于围棋具有适宜对思想进行启发和教育的特点，其自古以来就受到教育家们的重视。孔子就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13]告诉人们，若成天只知道吃喝，什么知识也不学习，那还不如下围棋，多少还可以增长一点才干。孟子也说过：“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14]并举例说，即使跟全国最有名的围棋圣手学下棋，若不专心致志，“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那是学不好的。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围 棋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之时，围棋的活动有了相当的发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疏：“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看来，围棋的出现与古代战争有密切的关系。试看，在对弈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斗争，棋势变化无穷，攻守兼备，妙趣横生，惊险迭起。对局者必须高瞻远瞩，全局在胸，机智勇敢，善于思维，辩证地处理全局与局部、进攻和防守、先手和后接的搏斗，运用高超的技艺才能夺取全局的胜利。由此可见，围棋着子的战略战术，最后计算胜负的方法，都符合古代的作战方略。因此围棋很可能是古代军事家所创造，这与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历史背景是相吻合的。
由于围棋既有教育的作用，又有军事的谋略，在汉族中便广泛流传开来，到唐代臻于完善，盛极一时。在汉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围棋也随之兴盛，自汉至今，总是高手如云，棋星灿烂，诸如汉代称之为“天下第一”的杜夫子，三国的四大名手冯翊、山子道、毛九真、郭凯，东晋号称中兴第一的王恬，南北朝的徐羡之、羊元保，唐代最擅盛名的王积薪，宋代的棋圣刘仲甫，明末棋坛之宗过百龄、周懒子，清初推为棋圣的黄龙士、徐星友，继之而起的又有范西屏、施襄夏、梁魏今、程兰如四大家，当今老一辈的国手过惕生，棋王陈祖德，以及被日本棋界称“新的彗星”和“聂旋风”的聂卫平，后起之秀刘小光、芮乃伟、张璇、马晓春、钱宇平、江铸久等等，他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汉族的“绝艺”——围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仅如此，围棋在汉族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唐代围棋第一国手王积薪创造“一子解双征”的奇妙着法就是一例。天宝十五载，安史之乱时，王积薪随唐玄宗逃往四川。一天晚上，他借宿在一位老妇人和她的媳妇家里，听见隔壁的对话。
“夜很长，一时也睡不着，我们来下盘围棋吧！”老妇人说。
“好的。”媳妇回答。
王积薪好不奇怪，心想：“屋里没有灯，躺在床上怎样下围棋呢？”便侧耳谛听。
“起东五南九放一子。”媳妇说。
“东五南十二放一子。”老妇人回答。
“起西八南十放一子。”
“西九南十放一子。”
……
两人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总共才走了36着棋，忽听老妇人说：“你输了，我胜了9路。”
王积薪惊异不止，在这穷乡僻壤之地竟有这样棋高着妙的女棋手，自叹不如。天亮后，他进屋向老妇人求教。老妇人便叫王积薪摆出棋盘棋子来，由媳妇给他一一讲解昨夜下的那局棋。王积薪觉得这盘棋下得十分奇妙，便把它叫做“邓艾开蜀势”，带回后又认真研究，创造了“一子解双征”的棋法[15]。这种上有如云国手、下有雄厚基础的情况，正表明围棋是汉族文化的代表之一。
那么，围棋与汉族文化还有更深的关系吗？有。这就是围棋本身蕴涵着汉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宋人张学士所撰《棋经十三篇》对此有具体的表述和反映，主要有：
第一，棋是农历的象征。棋盘上的总路数是三百六十加一，一就是数字的主体，其余一切数字都由此数而派生，根据这个中心向四方发展。三百六十，是象征一年360多天的约数。由此按四角地区分排，借以象征一年四季；四个角各有90路，借以象征每一季的天数；棋盘最外一围的72路，象征气候时节。而棋子数360个，黑白各半，象征阴和阳[16]。
徐乐乐 《童子对弈图》
第二，围棋表现了汉族的聪明和智慧。下围棋，要用正常的着法布成局势，以棋力和策略制约敌方。这一切都要先在脑子里经过周密的计算，在局面上体现出有利于自己的形势，并预见胜负[17]，这种对胜负的预见性充分表现了汉族的智慧。下棋方法，千变万化，而要取胜，则必须随机应变，不能拘泥于一，如古书所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18]下棋还须善于审察局势，对于得不到援助的孤棋，就不要勉强去走[19]，《周易·系辞下》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对战中，还要有洞微的能力，如粘接残子，不要太急；放弃残子，要想到它的后果。又如有开始在近处着子，而到后来在远处生效的；有开始吃子少，最后吃子多的；想突出东面，先要攻击西面；等等。这样方能吃小亏而得大利[20]，正如《周易·系辞上》所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这种善于审局、随机应变、洞微奥妙的能力，则充分表现了汉族的聪明。
第三，围棋表现了汉族精细的内向性格。围棋之功，贵在严谨，善于作战的不至于失败；善于布阵的可以不战而胜；善于收拾败局的，不至于慌乱。因此下棋时必须四面观察自己的阵地，布置周密，牢不可破，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21]，正如《诗经》所云：“惴惴小心，如临于谷。”[22]表现了汉族精细的内向性格。下棋时，一个人的性情脾气也要表现出来的。棋高艺绝者，心思集中，思考周到，缄默不语，神态正常，可使对方难以捉摸[23]，这也表现了汉族精细的内向性格。
谈了围棋，我们不能忘记汉族中还广泛流传的另一种棋艺，那就是象棋。
象棋的历史也十分悠久，《楚辞·招魂》中“菎蔽象棋”和刘向《说苑》中“燕则斗象棋”的记载，都表明象棋与围棋是同时兴起的，所以春秋战国之时的棋艺，常常统称“博弈”[24]。弈即围棋，博又写作簙，就是象棋的前身，又称为“大博”。秦汉之时，象棋也非常盛行，并进行了革新，称之为“小博”。班固在《弈旨》中就说：“孔子称有博弈，今博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利，弈义不述。”[25]南北朝时，北朝周武帝制《象经》[26]，象棋又作了一次改革，称之为“象戏”。唐代象棋得到了大发展，大诗人白居易和元稹都爱好象棋[27]，出现了名棋手李端围棋、象棋都会，自称“围棋智不如”[28]但象棋却“鬼神莫测”，并出现了《玄怪录》，以小说的形式叙述了唐代的象棋制度。北宋时象棋棋制开始了重大的改革，在兵种上增加了“偏、裨”二将，相当于现代象棋的“士、象”。到南宋这个改革基本定型，“偏、裨”定名为“士、象”，兵卒的行棋方法也改为现代走法，同时增加了“炮”。
象 棋
由于象棋具有简易好学的特点，所以越来越受到汉族民间的欢迎和爱好。特别是定型后的象棋，艺术性和娱乐性都大大加强了，而成为汉族民间文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我们从西湖老人的《繁胜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等书中，可以知道，当时在杭州的小商店、小摊贩那里到处可以买到象棋。正如南宋绍兴辛未洪遵在《谱双》中所说：“象戏，家喻户晓。”[29]象棋以其迷人的艺术魔力，吸引着汉族广大群众，成为汉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前所述，琴、棋、书、画四大艺术，其中“棋”，一般以围棋为代表，但在北宋初的古锦上所织的“四大艺术图案”中，棋的图案就不是围棋，而是当时的八八象棋的棋盘[30]。时至今日，象棋在汉族间有着比围棋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把象棋当做汉族文化的又一代表，也是有意义的。
（三）书
书，就是书法，是汉字的艺术化。世界上最早把书法当做艺术的是汉族。
书法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31]，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汉族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即用笔、结体、章法。从结体上看，甲骨文错综变化，大小不一，但均衡、对称、稳定之格局已定；从章法上看，或错落疏朗，或严整端庄，显露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继之而起的周代的钟鼎文成洋洋大观，从《裘卫鼎》《墙盘》《
秦·小篆《峄山刻石》局部
》[32]三件西周典型的器物铭文看，其主要特点是笔画圆匀；结体紧密、平正、稳定，更有规律性；章法严整规矩，纵成行，行距小，横有列，字距大。后来的篆书、隶书、楷书、草书均可从中找到自己的源头。到了“书同文字”的秦代，从书法史上看，不仅秦代的小篆光耀史册，仅从结体方面来说，小篆平稳、端严、凝重、疏密匀停，一丝不苟，稳定之中又见飘逸舒展，正如唐张怀瓘《书断》所评价的那样：“画如铁石，字若飞动。”而且秦代的隶书能熔篆隶于一炉，拙中见巧，古中有新，在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1100余枚竹简上的秦隶墨书，使今人可以大饱眼福。
及至汉代，汉族的书法开始了定型化的过程，小篆虽还沿用，但占统治地位的是隶书。汉隶的定型化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它把汉字残存在小篆中的一点象形遗意也都铲除了，使定型后的隶书具有了最能体现隶书标准体的波、磔笔画，即在左为平弯，逆而不顺，故多短促，在右为后人称为燕尾的磔。此外，隶书长横画有蚕头、波势、俯仰、磔尾，点如木楔，竖如柱，折如折剑。从体势上看，其成横势扁方，由中心向左右开展，既庄重严整，又劲挺若动。于是汉隶上承篆书、古隶，下启楷书，用笔又通于行、草，成为书法“入门第一正步”[33]。在隶书定型化的同时，行书、草书应运而生，晋卫恒《四体书势》即云：“汉兴而有草书。”《流沙坠简》《武威医简》《居延汉简》中类似今日行书的字比比皆是，并出了以行书闻名的东汉大书法家刘德昇[34]。除此之外，楷书也已萌芽，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中说：“又神爵四年简（屯戍丛残烽燧类第二十二）与二爨碑相近，为今楷之滥觞。”而汉“千秋万岁”瓦当文中之“千”“秋”二字，已纯系楷书。由此可见，随着汉族的形成，整个汉代不仅是汉隶大盛的时代，也是草书、行书、楷书勃发的时代。
魏晋书法承西汉之遗势，顺利地完成了汉字字体的演变，从而成为篆、隶、草、行、楷（当时称为真书）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时代。特别要指出的是草、行、楷三种书体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又一个伟大变革。而翻开汉字书法史上这新的一页的则是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大书法家——钟繇、王羲之。钟繇为三国魏明帝的太傅，他博取众长，兼善各体，尤精隶、楷，以其惊人的艺术创造力，冲破了隶书的规矩，以楷书的横、捺取代了藏锋、翻笔的隶书的蚕头磔尾，参以篆书、草书的圆转笔画，集中了民间方正平直，简省易写的成分，形成了由隶入楷的新貌，完成了楷书的定型化。从此至今已1700多年了，楷书仍为汉族所广泛使用。王羲之出身于西晋的名门望族，他在书法上的成就主要在行书和草书上，其代表作是被称为“天下第一书”的《兰亭序》。他的笔法含篆隶而不露痕迹，自然安详而又多具含蓄的回锋以敛其气。因此，王羲之行书和草书笔画的粗细变化与用笔的藏露互见、侧笔取势、顿提波磔使转的运用，结体的疏密斜正变化，字形大小参差，形成了他书法上鲜明的节奏与韵律，和谐而又富于变化，把汉字的线性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展示了他的风度、情操、襟怀。确实，欣赏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就像观赏一幅肃穆恬静的山水画卷，就像聆听一阕抑扬缠绵的乐曲，就像吟诵一首隽永典丽的诗篇，令人陶醉，令人心旷神怡。由于钟、王树立了楷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从此以后，历朝历代，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人们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
在汉字书体演变完成的魏晋书法基础上，汉族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民间书法家大显身手的南北朝时期，在繁花似锦的书法园地中又开出了魏碑这枝书法新花。在书法鼎盛的唐代，有创造性成就的书法家更是灿若星辰，有笔墨遒劲、运笔如神助的李邕，有挥毫落纸如云烟、以狂继颠的狂草大师张旭[35]，有多艺多产的“一代大家”颜真卿，有以“书贵瘦硬云通神”、独树一帜创造了“柳体”的柳公权，有活泼飞动、笔下生风、字字恐成龙的又一个狂草大师释怀素，等等，形成了汉字书法史上的一座座高峰。在帖字大行的宋代，也推出了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法家，造就了匠心独运创“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在以继承传统书法为主流的明代，也涌现出了把章草、今草、狂草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宋克，有字古拙奇崛、别开生面的陈宪章，有“怪伟跌宕，震撼一世”[36]的奇杰张弼等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在书道中兴的清代，则书家众多，更是难以尽数；遗墨之篇，足以汗牛充栋。纵观汉字书法发展史，书法在汉族文化中的地位就显而易见了。
意味深长的是书法所表现出来的汉族文化的一个特点，即线的艺术。对此，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
王羲之 《兰亭序》
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以其挣脱和超越形体模拟的笔画（后代成为所谓永字八法）的自由开展，构造出一个个一篇篇错综交织、丰富多样的线上的音乐和舞蹈，用以抒情和表意。可见，甲骨、金文所以能开创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其秘密正在于它们把象形的图画模拟逐渐变而为纯粹化了（即净化）的抽象的线条和结构。这种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就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一般形式美经常是静止的、程式化、规格化和失去现实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如美术字），“有意味的形式”则恰恰相反，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中国书法——线的艺术非前者而正是后者。所以，它不是线条的整齐一律均衡对称的形式美，而是远为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行云流水，骨力吹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每一幅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而不作机械的重复和僵强的规范。它既状物又抒情，兼备造型（概括性的模拟）和表现（抒发情感）两种因素和成分，并在其长久的发展行程中，终以后者占了主导和优势。书法由接近于绘画雕刻而为可等同于音乐和舞蹈。并且，不是书法从绘画而是绘画要从书法中吸取经验、技巧和力量。运笔的轻重、疾涩、虚实、强弱、转折顿挫、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它们变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魂灵。[37]
确实，书法艺术作为汉族文化的一个魂灵，是深深地扎根于汉族民间广大群众之中的，不仅每一个学童习字之初就要描红、写帖，而且“尺牍素书”，还有“千里面目”的效果。书法活动不仅可以锻炼艺术情操，民间即有“字如其人”的说法，而且还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奇效，书法家高寿者大有人在。所以，至今书法仍然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一门艺术。这就可以进一步证明书法是汉族文化的又一个代表。
（四）画
画，就是绘画。汉族的绘画叫“中国画”，简称“国画”。汉族的绘画艺术，也是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名家辈出，在世界美术史上形成了最为繁盛而特具风格的绘画体系，也是汉族文化的代表之一。
国画中的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逐渐成熟；山水花卉、鸟兽画等自隋唐之际，开始形成独立的画科，到五代、两宋，流派繁多，为高度发展阶段；在元代水墨画盛行。明清至近代，在保守与创新的斗争中，人物画和山水、花鸟画均有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则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国画的这个发展过程，本书论述从略，在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作为汉族文化代表之一的国画所具有的特点。
众所周知，一幅国画，以画为主体，既有画，又有诗，还有书法和篆刻。这样，汉族的国画，就以画、诗、书、印“四绝”融为一体的民族风格和风貌，展现于世界。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国画与古典西洋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西洋画讲究透视法，强调光色的变化，注重外表的肖似，着重于人物画，其特点是外向的、开放的、写实的。一般地说，西洋画在一个近正方形的框里，勾出一个锥形的透视空间，由近至远，层层推出，最后一切视线都以直线集中到无限远方的焦点上，从有限到无限，使人心往而不返。而汉族的国画与此恰恰相反。其一不讲焦点透视，一切视线是流动的、转折的，有强烈的节奏性；其二不强调光色的变化，甚至只用单一的墨色加水，就可以表现万千世界的生机；其三是不拘泥于外表的肖似，画山不一定要像这座山，画树不一定要像这棵树，多强调画家主观情趣的抒发：用笔墨的浓淡，点线的交错，明暗虚实的互映，形体气势的开合，寓丰富的生活于简单的点线之间，寓意深刻，情景交融，着重于山水画，其特点是内向的、含蓄的、写意的。一般地说，国画就是在一竖长方形的直幅中，“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38]，视线流动、转折，由高转深，由深转近，即从远至近，在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远山近景，一视同仁，令人处处流连，回旋往复。这些与西洋画都是大相径庭的。
中西绘画之不同特点根源于二者之间美学心理之不同。古典西洋画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人发明了几何学与科学，又崇尚人体美，认为最矫健、最匀称的人体是最美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以后，西洋画继承了这个传统，既讲科学，又崇尚人体美，人体艺术成为主要的艺术形式，人们讲求艺术和科学的一致，艺术家们也就是特别研究透视法和解剖学，画裸体模特儿，着重于人物画的创作，被称之为世界名画的西洋画几乎全是人物肖像画，表现出外向的、写实的形式美的特点。而国画则渊源于汉族几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宗法制度的礼法及其道德观念，限制了人们对人体美的欣赏和追求。在唐朝以前，由于政治和宗教的需要，再加上集中表现和反映宗法制度的礼法及道德观念的儒学还没有发展到理学的阶段，所以能对人发生兴趣，人们也喜欢看到有人的画。唐以后，特别是中唐以后，与从中唐到北宋汉族进入后期封建制度的社会变异相适应，特别是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的心理状况和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审美兴味和美的理想由具体人事、仕女转到自然对象——山水花鸟，特别是南宋时，人们对南宋政权的软弱无能，由失望而消极，日益陶醉于自然风景的山水花鸟的世界，特别崇尚山水风景美，于是山水画往往成了人们心理的寄托物，这就导致了中唐时山水画的独立，进而大大发展于宋元，从而形成了国画的内向的、写意的含蓄美的特点，致使汉族“山水画的成就超过了其他许多艺术部类，它与相隔数千年的青铜礼器交相辉映，而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罕见的美的珍宝”[39]。
诗与画的结合在世界美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与唐朝的诗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诗中，诗人们热情歌颂和赞美祖国壮丽的河山、优美的风景，除李白和杜甫外，还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例如作为画家的王维，当时又是一名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山水田园诗艺术成就很高，既能概括地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拿他的名作《山居秋瞑》来说，诗曰：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劳歇，王孙自可留。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在这里，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清光，石上清泉的声音，浣纱归来的女孩子在竹林里的笑声，小渔船缓缓地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它既是一首恬静优美的抒情诗，又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北宋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就精当地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40]两宋后，人们更加努力使诗与画相结合，苏东坡本人就是一个诗、画、书、文无所不能的文艺全才，所以他说：“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诗与画，一个是文学，一个是艺术；一个用文字和声音，一个用线条和色彩，表现手段完全不同，为什么能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山水诗与山水画内在本质的一致，诗要求画把大自然山水风景的美和诗的境界，用线条和色彩表现出来；而画则要求诗把大自然山水风景的美和画的意境，用文字和声音表现出来。于是二者融合为一，汉族的国画就离不开诗了，故国画又有“无声诗”或“有形诗”的别称。
“书画同源”，这是汉族历来对书法和国画的传统说法。书法作为汉族独有的传统的艺术之一，是一种用毛笔书写汉字的线的造型艺术；而国画也是用毛笔以变化多端的线条为主要手段，来表现“形神”和意境的造型艺术。这样，书法与绘画，不仅所用的物质材料——毛笔、墨、纸、绢是相同的，而且构成美的基础，也都是线条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再加上书法对笔锋和笔势的掌握，又是国画之不可或缺的基本功，使得书法与国画在空间美、结构美、形式美等美学内容上有共同的本质，故“书画通舞”，例如唐朝的大书法家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因悟草书；大画家吴道子观斐旻舞剑而画技大有进步。此其一。其二，由于书、画有共同的本质，故书画又通音。元朝盛熙明的《法书考》中载雷简夫说：“余偶画卧，闻江涨爆声，想其波涛翻翻，迅
掀搕，高下蹙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在笔下矣。”[41]正因为书法在汉族艺术中有这样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正如西洋画与建筑相通，西洋艺术史可以依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时期一样，汉族艺术史，也可以依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分期。所以大凡一个国画家，又必定是一个书法家。画与诗结合，诗要书写在画幅上，又形成画、诗、书的结合，这在世界美术史上又是绝无仅有的。
印，就是印章，镌刻而成。古代汉族印章的字体，一般采用篆书，先写后刻，故又称为“篆刻”。篆刻自古以来就是汉族传统的艺术之一。篆刻本身历史也十分悠久，商朝在青铜礼器上铭文，以及甲骨文的镌刻都是篆刻艺术的先河。秦及汉魏时期，印章多由印工镌刻，艺术成就颇高。隋唐以后，特别是相传元朝王冕始用青田石一类的花石刻印，因镌刻方便，流行更广。国画传统的习惯，是一幅画完成后，除书写诗文外，还要用印章以朱色钤盖，用于题识、落款。这样印与画、诗、书紧密结合，成为国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遂成为国画“四绝”之一。
画、诗、书、印四位一体，开始于宋代，益炽于元朝，完善于明清。清代始有“四绝”之称谓，并出现了不少“四绝”集于一身的大画家，郑板桥就是其中之佼佼者。及至近代，流风余韵至今不息的国画宗师吴昌硕，是继往开来，熔冶画、诗、书、印于一炉的杰出典范。他诗从王维、杜甫入手，泛揽诸家，旁及词曲，旷逸纵横，直抒心臆，不囿于古人，题画诗尤为清新高雅；他书法精熟，楷书苍劲奇肆，行书刚健秀拔，篆书貌拙奇古，草书更是“强抱篆隶作狂草”，兴之所至，气势夺人。他的篆刻刀法自辟蹊径，秀丽之处显苍劲，流畅之处见厚朴，边款更是妙趣横生，于不经意处见功力。他的绘画既重气韵，又讲究布局章法。在他的画中长题、钤印与画材融为一体，非常得势；又以篆隶笔法入画，写松针、梅枝、兰叶如作篆隶，凝重刚健；画葡萄、葫芦、紫藤如作狂草，奔腾飞舞；画牡丹、寿桃、水仙等或赋色鲜丽，艳而不俗，或水墨流动，狂而有法，从而达到气韵生动，雄健烂漫，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将画、诗、书、印恰到好处地熔于一炉，令人叹为观止。
范曾 《杜牧雅趣》
由此看来，绘画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作为人们对客观世界艺术地再现，它确实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和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和气质。因此，以诗入画、以书入画、以印入画的汉族的国画，就要求画家不仅精于作画，还要有诗才，也要善书法，又要工治印。这四位一体的艺术作为世界艺术百花园中特有的一朵奇葩，确实不愧为汉族文化的又一个代表。
二、吃穿住用：汉族文化的反映
吃、穿、住、用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汉族的吃、穿、住、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树一帜。
（一）汉族的吃
吃，是人类求生的本能。由于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不同，汉族的吃，在世界上形成为独具一格、誉满全球的中餐，故人们说：住在德国，穿在法国，玩在美国，吃在中国。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就说过：“自从罐头问世以来，要想享受饮食文明，只有到中国去。”[42]因此，汉族的吃，不仅是汉族风俗习惯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汉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基本吃素，是汉族食俗的主要特征。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著名的医书《黄帝内经·素问》就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谷、果、菜均为植物性食物，从而形成与畜牧民族和西方民族完全不同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辅的食物结构，即平常日子粗茶淡饭，青菜萝卜；节假日吃点鱼肉，或曰“改善生活”，或称“打牙祭”。北方以面食为主食，南方以大米为主食，主食占每天食量的五分之三以上。汉族习惯称每日三餐为“吃饭”，这既说明了主食在汉族食谱中的地位，也反映了汉族基本吃素的特征。
于是，蔬菜成为汉族食物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种类繁多，品种齐全，总数有160多种，常见的有100种左右[43]。自古以来，汉族人民就知道蔬菜的重要性，所谓“饥馑”的“馑”，就是指蔬菜歉收而言的。汉族蔬菜的代表当推萝卜、青菜。自古盛行栽培萝卜，汉族地区是原产地之一，古称为“莪”“莱菔”[44]。唐朝苏恭在《新修本草》中说：“江北、河北、秦、晋最多。登莱亦好。”宋时已“南北通有”[45]。目前拥有世界上类型最多的品种[46]。青菜，俗名白菜，原名“菘”。最初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南北朝时品质大大改善，梁陶弘景就说这时“菜中有菘，最为常食”[47]。宋时，白菜已具有结实、肥大、高产、耐寒、滋味鲜美的特点。明朝人更把黄芽白菜誉为蔬菜中之“神品”。至今，萝卜、青菜仍然是汉族人民的当家菜。
豆 腐
大豆是汉族的“奶牛”。基本吃素的汉族，摄取的多是低脂肪、低蛋白食物，与吃肉、喝牛奶，摄取高脂肪、高蛋白的西方民族完全不同。那么是什么物质力量维持了汉族，并使之繁荣、发展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民族呢？是大豆。大豆，是中国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之一，《诗经》中称为“菽”[48]。由于大豆兼有粮食、油料二者之长，含有40%左右的蛋白质，出油率达20%左右。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植物就补充了汉族对肉类、奶类食用量之不足。几千年来成为汉族的主要食品之一，为汉族的繁衍和繁荣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基础，不愧为汉族的微型“奶牛”，至今仍然是汉族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
汉族经过长期的实践，把大豆加工制成各式各样的豆制品——豆腐、豆浆、素鸡、香干、豆腐皮、豆腐渣、腐乳、千张、油豆腐、豆芽菜等等。这些物品营养丰富，价廉物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豆腐。据《物理小识》《渊鉴类涵》等书引朱熹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可知豆腐制作术乃为汉淮南王刘安所创制。但更多的人却认为豆腐最初的发明和制造大约在五代的时候，即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之间。五代人陶谷的《清异念》中记载：“时戢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宋人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也记载：“生大豆……又可碨为腐，食之。”此外，宋代诗人苏轼有“煮豆为乳脂为酥”的诗句，注中即说“谓豆腐也”。南宋诗人陆游也写有“试盘推进食，洗鬴煮黎祁”的对联，他自己就注明说：“蜀人名豆腐为黎祁。”宋以后提到豆腐的书就很多了，元朝的虞集曾专门写过一篇《豆腐赞》的文章。明朝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豆腐的制法就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这样，豆腐与粽子、月饼一样，也成了汉族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食品之一。
由于汉族长期以来基本吃素，加上佛教的影响，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烹制奇巧、素净而清香的素菜菜系。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素食》就列举了“瓠羹”“膏煎紫菜”等11个品种，此为汉族素菜最早的完整记载。唐朝昝殷的《食医心鉴》又论述了素菜在饮食疗法中的作用。宋朝陈达叟的《本心斋蔬食谱》则记下了江南山林风味素菜20种。清朝是素菜的鼎盛时期，形成了选料严谨，不沾荤腥；刀工精细，以素托荤；注重火工、调味、烹制和装盘，品种繁多，一菜一格；营养丰富，清淡爽口，易于消化，具有医疗效用等特点。并分出了“寺院素菜”“宫廷素菜”“民间素菜”三大流派。特别是由于仿制技巧极高，凡是鸡、鸭、鱼、肉，都能模拟得惟妙惟肖，真假难分，使其以清丽的风貌和独特的情韵，标新立异，驰誉中外，成为汉族最富民族特色的菜系之一。
汉族的吃，由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逐渐发展形成为另一个主要特点，即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烹饪技术。郭沫若曾说过：汉族的烹饪“属于文化范畴”，是“一门艺术”。在色、香、味、形俱佳的特色中，形成了京、鲁、川、粤、苏、闽、湘、皖八大菜系，各菜系都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风味。如驰名于世的“川菜”，主要风味是麻辣，仅名菜就有300多种，诸如“熊猫戏竹”“樟茶鸭子”“麻婆豆腐”“开水白菜”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又如“苏菜”，则以讲究刀工、火工著称，选料严格见长，其风味是新鲜、清爽、咸甜适中。除八大菜系外，各地方又依其自然资源不同，也发展形成不同风味的地方菜系，如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省，依其北部水道成网，素称鱼米之乡；西南丘陵起伏，盛产山珍野味；沿海渔场密布，水产资源丰富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杭州、宁波、绍兴三个不同风味的地方菜系。杭州菜，制作精细，清鲜爽脆，因时而异，变化较多；宁波菜以烹制海鲜见长，讲究鲜嫩软滑，保持原味；绍兴菜则擅长烹饪河鲜家禽，入口香酥绵糯，汤浓味重。
中餐佳肴，不仅风味各异，营养丰富，脍炙人口，而且造型生动，富有寓意，各种名菜常常因历史悠久而有典故流传民间。如广东名菜龙虎斗，相传创制这一名菜的广东韶关人江孔殷开始时完全用蛇肉和猫肉烹制。一次在宴席上有一位客人笑曰：“龙虎相斗，龙远胜虎，何不请凤来相助？”江孔殷立即明白客人的话意是猫肉不及蛇鲜美，不妨再加进鸡肉来调味。又如已有300多年历史的镇江名菜肴肉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说镇江有一夫妻酒店。一天，女的买了一包硝，准备回娘家时给父亲做鞭炮用。男的买了四只猪蹄髈，打算腌腌作酒菜。可是他误把硝当成盐用了。几天后才发现弄错了，再看蹄髈仅肉色发红，别无他味，丢掉可惜，吃又不敢，故用清水泡后，用小火焖了一个晚上。天亮时，店里弥漫着一股特别的香味，吸引了众多顾客。有一老头定要买煮好的蹄髈，女的说：“那是硝肉，不当菜的。”老头说：“不当菜，正好搭菜，我是闻到香味赶来的。”无奈，男的切了一碟姜丝，女的倒了一盘香醋，给老头蘸肉吃。老头边吃边赞，一口气吃了三只半才离去。后来人们传说这老头就是八仙中的张果老，本是去赶王母娘娘的蟠桃会的，因闻到硝肉香，连仙桃也不去吃了。老头走后，夫妻俩尝了剩下的半只，果然香、酥、鲜、嫩，美味可口，遂改“硝肉”为“肴肉”。这样，汉族菜谱色、香、味、形俱佳的特色，各具风味的八大菜系和地方菜系，与民间的传说故事汇合在一起，使汉族的吃升华成为文学和艺术而名闻遐迩，成为汉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而贡献于世界。现在尝中国菜作为“中国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风靡世界。
川菜·回锅肉
于是，汉族的吃，也就超越求生本能，而成为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饮茶也是汉族独特的风俗之一。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和饮茶最早的国家。西汉王褒的《僮约》中就已有“武都买茶，扬氏担荷”“烹茶尽具，酺已盖藏”的记载。最初茶被当做一种药材，但西汉时茶已从药过渡成为一种饮料；三国时，饮茶的习惯在江南一带开始流行；唐朝时，饮茶之风更为普遍；明清之时，饮茶已成为汉族司空见惯的事了。民间俗话说：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在汉族日常生活中已占据重要地位。饮茶的方法也逐步改进，最后形成用茶叶泡茶的简便方法，茶也就成了汉族的传统饮料。喝茶的地方，有的叫“茶楼”，有的叫“茶馆”。广东人有吃早茶的习惯，天刚放亮，茶楼已灯火辉煌，茶客满座了；四川的茶馆除作人们的休憩之所外，还兼具“摆龙门阵”“经济市场”“信息中心”的多种功能；还有潮州的“功夫茶”以及品茗和烹茗敬客的习俗，足见饮茶也成了汉族文化的一种反映。
（二）汉族的穿
穿衣，是人类解决御寒、蔽体问题的手段，也是民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风格的穿着：西方各族穿西装，日本民族穿和服，阿拉伯民族穿长袍，朝鲜民族穿朝鲜服，非洲有的民族用布围身，而汉族则穿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中装。因此，穿也就成了反映汉族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汉族穿的中装，虽经漫长的历史发展，变化很大，但上衣右衽的特点则始终没有变。河南安阳出土的玉雕和陶塑的商代人像上，就可以看到右衽交领衣的样子[49]，可见古代商民族已形成上衣右衽的特点。后虽胡服传入，出现短衣长裤，但不管是西汉的“深衣”，东汉的“襜褕”，还是唐宋的“交领袍”，或是清朝的“长袍”，上衣总是以右衽为特点。孔子早在《论语·宪问》中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其意就是说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像少数民族那样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因此，近代长袍男装和旗袍女装就承继了上衣右衽的特点。
现代汉族的中装，男以中山装为代表，女以旗袍为代表。
中山装是汉族男子最基本的现代服装之一。因中山装名为“中山”，一些人以为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其实不完全如此。这有一段历史值得一述：清末，随着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以及国际交往的扩大，当时汉族许多有识之士，对长袍、马褂等服装很不满意，但穿西装又不习惯，也太“洋”。当时，孙中山经常到南洋、日本等地宣传和从事革命活动。一次，有一个日本朋友送给他一套日本铁路工人的制服——“铁路装”。孙中山觉得其式样比长袍、马褂大方、方便，又没有西装的“洋气”，而且显得庄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就请当时中国最早的几家西装店之一的“亨利西服店”，按照自己的身材重新做一套。而“亨利西服店”的店主王亨利为了象征辛亥革命成功，发挥了创造性，将日本“铁路装”后背有缝、中间剪断的样子改为独块式，口袋的样子也作了一些修改。制成后，孙中山很满意，特地送匾、题字留念。此后，这种服装大受欢迎，在青年学生中特别流行起来。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才把这种服装取名为中山装或中山服[50]。
中山装这种服装是下着长裤，上衣有上小下大、左右对称的四只口袋的制服，既克服了清朝时汉族男装穿长袍、马褂之不便，又避免了西装敞领口与汉族传统习惯之不合。因此式样优美、整齐、庄重、大方、轻便，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山装，很快淘汰了长袍、马褂，而成为汉族男装的代表，在国际交往中，已成为中国男式服装的象征，被世界各国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服”。
旗袍，是富有民族特色的汉族女装。其原来是满族旗人妇女的土著服装。满族入关后，在其200多年的统治中，一方面是其一部分被汉族同化，另一方面是汉族吸收了满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女装旗袍的形成就是一个实例。汉族女装旗袍的形成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辛亥革命前后，汉族妇女大都穿短袄，下着长裙。辛亥革命后，随着政治的改革，服装也不断革新变化，于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被称为“旗袍”的仿满族旗女服装的汉族女装。据说最初是上海的女学生穿的宽敞的蓝布旗袍，引起汉族各界妇女的羡慕而纷纷仿效，经过不断创新，20世纪30年代时，旗袍已很盛行，其式样的变化主要在领、袖和衣长等方面。到20世纪40年代，即趋向于取消袖子、缩短衣长和减低领高，从20世纪20年代的曲线变为流线型，使旗袍显得更加轻便、适体。这样，既能作礼服，又可当便服，庄重、大方的旗袍，逐渐淘汰了汉族女装传统的短袄、长裙，而成为汉族女装的代表。现在，由于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原因，汉族妇女平常多穿长裤或西式裙，但旗袍仍然是汉族妇女喜爱的民族服装。日本的时装专家就说过：旗袍是最迷人和最富有魅力的衣着。可见旗袍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此外，还有不少地方的汉族妇女至今仍保留了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地方风格的服饰打扮。闻名的有广东海丰县汕尾沿海一带的渔民妇女，穿无领大襟肩连袖上衣，用两种颜色拼接而成的上装。普遍的是浅蓝色衣服，从左肩到左胸、左袖，用海蓝色拼接（也有白衣拼粉红，或白衣拼浅蓝），领口镶织绣七彩花边，沿襟边钉银纽扣，下穿浅蓝或灰色宽脚长裤，加上圆大的后发髻，长长的银钗和耳环、项链、手镯的点缀，构成了一种矫健、洒脱的海上生活风貌。而江苏苏州的农村妇女，虽然也是穿大襟衫，但却是另有一番风姿：她们从上年纪的婆婆到年青的姑娘，都头戴头巾，系腰兜，穿绣花鞋。黑布包头巾绲白布或花布边，用白色或浅蓝色布贴角，角上绣花，或缀挑花绒线流苏。士林蓝或浅蓝大襟衣，
白边，白纽绊，衣袖接拼一段花布罩袖（夏天用浅蓝衫拼白），称之为“接衫”。深蓝腰兜的背腰，往往是服饰中的精华，是显示个人绣花、挑花才能的地方。年轻人穿圆口鞋，鞋头绣彩色花；老年人穿翘头“朱公鞋”，绣单色花。还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吴县前戴村的妇女，她们梳盘盘头[51]，扎包头巾，穿拼接衫、裤，束襦裙，裹卷绑，穿绣花鞋。尤其是夏季，前戴村的妇女都在胸部至小腹贴身处挂一个肚兜，中青年妇女多用花布做成，用红绒线或粗织线编成细带挂在胸前，有些尚未成年的女孩和老年妇女，上身就只挂这种肚兜而不穿上衣。苏州农村妇女的这些服饰表现了水乡农妇一种文静的俏美。这些渔村或农村妇女的服装其实多为古代汉族劳动妇女服饰的遗风遗俗。
在穿俗方面，汉族还有这样一些习惯：逢年过节，特别是过春节，要给小孩做一套新衣服。新婚夫妇，特别是新娘要穿红色衣服。办丧事时，子女均穿白色孝衣。另外，千层底布鞋，轻便、透气、舒适，也是汉族富有民族特色的穿着之一。还有民间的虎头帽、虎头鞋、麒麟帽、莲花帽，以及各式绣花童帽、童鞋，大多取意吉祥，寓意吉利，如西安的布贴绣“五毒”[52]小帽，在帽圈前方，用细铜丝顶着“五毒”形象，其实是将“五毒”题材的香包缀于帽上，既风趣，又活泼。用表现毒虫的形象，反衬出辟除毒虫危害的心愿，寄托了长辈对孩子的祝福。所有这些无一不反映了汉族文化的传统。
北京奥运会青花瓷礼服
（三）汉族的住
汉族的住俗有两大民族风格：一是住房建筑采用斗拱挑檐的木结构，俗称“大屋顶”的民族形式；二是有长幼同居、“五世同堂”的民族传统。
在汉族居住的城市和乡村，最先入眼的是建筑美，华堂厦屋，粉墙花影，雄伟的皇宫大殿，小巧的四合院……使人依依难忘。汉族住房建筑的民族形式，最早萌芽于原始社会住房建筑的柱网结构和榫卯技术之中，西安半坡氏族公社遗址草泥木柱网结构的房屋[53]，和余姚河姆渡氏族公社遗址干栏式榫卯结构的房屋[54]，就是最初的建筑形式。到了商朝，大柱梁框架结构的系统已经基本形成了[55]。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南北建筑技术的交流和融汇，到了汉朝汉族正式形成后，已形成了以“秦砖汉瓦”和木结构为主的完整的建筑结构体系。所谓“土木之功”作为汉族自古以来一切建造工程的概括名称，可以看出，土和木是汉族住房建筑的主要材料[56]，这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石头建筑显然风格迥异。这时，在世界修筑史中很特殊的斗拱已广泛使用，这种斗拱除在结构上起到支撑作用，将屋檐重量通过斗拱过渡到立柱以外，还由于其在檐下重叠挑出，并加彩绘，远望如重峦叠嶂，具有装饰作用，大有舒展如翼、四宇飞张的艺术效果，而表现出汉族住房建筑浓厚的民族风格。宋朝出现的琉璃材料，明清时大量使用，形成耐久、美观、富有民族色彩的琉璃瓦大屋顶、斗拱挑檐的木结构的民族建筑形式。
建筑布局的特点一般都是平面向纵深发展，分上房下房，正房侧房，内院外院，楼最高不过二层，往往形成左右严格对称、封闭独立的住宅建筑群。这与高耸入云的埃及金字塔、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以及哥特式教堂显然又是风格迥异。李泽厚对中西建筑布局的不同特色曾作过恰当的评述，他说：“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建筑来，它确乎相对低矮，比较平淡，应该承认逊色一筹。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地下始皇陵的规模格局也相当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从现在发掘的极为片断的陵的前沿兵马俑坑的情况看，那整个场面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雄伟壮观，从这些泥俑的身材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秦砖）的厚大坚实，也无不显示出那难以想象的宏大气魄。这完全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不同的是，它是平面展开的整体复杂结构，而不是一座座独立自足的向上堆起的比较单纯的尖顶。”[57]正因为此，所以漫游过世界许多著名的名胜古迹的法国前总理希拉克就不禁赞叹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现在秦俑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个奇迹。”[58]
颐和园
在汉族的民族建筑中，还值得一提的是独树一帜、有重大成就的清古典园林建筑。以北京的颐和园为例，其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借景”造园，以水取胜，湖山结合，景随步转，园中有园，“集景模写”，集全国各地名建筑和胜景于一园，“虽由人造宛自天成”[59]的园林建筑技术，集中表现和反映了汉族文化传统的精华和气质。苏州的园林，更是汉族文化的瑰宝；它取材于大自然，又与汉族的诗画相结合，把建筑、山水、花木构成幅幅佳画、喜雨、快雪之景，使山水花鸟画的情趣和唐诗宋词的意境融为一体，包含了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民俗的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特征，余味蕴藉，好似汉族的一部名著、一出名剧，可以一看再看，百看不厌，具有永久的魅力。它占地不多，极讲究随宜安排，巧于因借，在有限的面积内，创造了无限的空间，取得小中见大、以少胜多的效果。在苏州园林中，廊、桥、门景、窗景等起着隔景、分景、引景、泄景、对景、衬景、借景等作用，尤其是广泛采用对比手法：大小、高低、远近、曲直、散聚、虚实、动静……使景物变幻无穷，形成世界园林中独具匠心的精巧纤秀、曲折幽深的特点。这样，大大小小的苏州园林集自然美、建筑美、绘画美、民俗美为一体，像颗颗珍珠镶嵌在大街小巷之中，装点着苏州古城，不仅使人“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而且向人们展示了汉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遗存和灿烂的文明结晶。
现代城市虽已出现大量的高层建筑，但重要的工程建筑，仍往往吸收和采用汉族传统的民族建筑形式，举世闻名的北京十大建筑，就都保留了浓厚的民族风格。在农村，北方却还是流行四合院，南方仍流行五间堂。新的建筑材料虽已出现和使用，但大量的、基本的还是“秦砖汉瓦”的砖木结构或泥木结构的房屋。
四合院
汉族长幼同居的民族传统，源于西周的宗法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发展成为封建大家庭。这种大家庭常常三代、四代甚至五代同居，俗称“五世同堂”。那时，一般说来，是长辈住上房，晚辈住侧房，妇女不轻易到外院，宾客外人不可入内院。这种“五世同堂”的大家庭与西方各族的“家庭”的含义是有很大不同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此作过具体的解释，他说：
“家庭”是指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单位。更确切些，应当说，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单位是“家”，它并不完全同等于西方社会学中所说的family。在中国，我们常用“家庭”作为family译文。但是严格地说，family作为社会学概念，只指夫妻及其未婚子女所形成的集团。在欧美现代社会里它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这种单位也被称为“核心家庭”。我们中国的基本生活单位不少也是父母子女的核心家庭，但也有不少比核心家庭要大些；有些包括两代重叠的核心家庭，有些可以包括几个同胞的核心家庭，有些还可以包括其他社会关系的成员。……中国的“家”是在核心家庭基础上扩大的团体，它是中国人经营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社会团体。这些过去统称作“大家庭”。
费孝通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指的就是汉族。对于“五世同堂”，他又说：
从旧中国的意识形态来看，封建伦理的确宣扬“孝、悌”，要顺从父母和兄弟友爱，不主张分离、独立，“五世同堂”成了社会理想。[60]
其实，在古代中国，“五世同堂”并不完全是一种社会理想，与宗法制度的长期影响并存，它是认真实行的，《红楼梦》反映的荣、宁两府就是最具体的典型。只是由于人寿命的关系，往往做不到“五世同堂”而已。
这种长幼同居、“五世同堂”的民族传统，剔除其封建宗法制度及思想的成分，却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汉族尊老爱幼、赡老抚幼的优良道德传统。这与西方各族长幼分居，人情淡如水，老人问题严重，子女不须赡养父母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受到西方国家人民的羡慕。现在，汉族“五世同堂”的虽已很少，但也不是绝无仅有，1982年9月30日，《金华日报》曾报道过浙江省东阳县三联公社后周大队，以93岁的马三莲老太太为最高长者的一个“五世同堂”的家庭，全家几十口人重礼、明理，和睦相处，深受乡邻称颂。2008年走过了三个世纪的江西新余市女寿星李赞英迎来她114周岁生日。李赞英出生在宜春市袁州区彬江镇霞塘村，共有兄弟姐妹11个，目前已80余岁高龄的三弟和弟媳还健在。她育有五儿二女，老大老二都已过世，现在五世同堂共156人，最大的玄外孙已满两周岁。[61]
但比较普遍的还是“三代同堂”，据上海市10个区、5个工业局抽样调查的1600个调查样本分析，三代同堂的为543户，占被调查总数的33.9%[62]。这种下对上赡养、孝敬，上对下抚养、慈教，老、中、少三代并存，隔代抚育与反哺的关系，正好说明了汉族与西方民族不同的文化渊源和背景。
（四）汉族的用
汉族的用有许多独具一格、风格奇异的东西，它既表现了汉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又为世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是汉族独特的传统书写绘画工具。
（1）纸，是汉族的一个伟大发明。古有蔡伦造纸之说，《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可见其对造纸技术有改进和提高则是可以肯定的。1957年5月8日，在西安市与长安县之间的灞桥发掘的古墓中，引人注目地出土了用大麻纤维制成的88片古纸。这种被称为“灞桥纸”的发现，一下子把汉族发明纸的时间，与“蔡侯纸”相比提前了200年。现在虽然因纸书写方便、价格便宜早已流行于全世界，但安徽用檀树皮和稻草做的“宣纸”，由于具有质地柔韧、洁白平滑、色泽耐久、吸水力强的特点，仍然是一种供毛笔书画用的独特的手工纸。汉族这种特有的手工纸的精品，在国际上有“纸寿千年”的声誉。
文房四宝
（2）笔，汉族用毛笔写与西方民族用羽毛书写，风采迥异，别具一格。现代，虽然钢笔、铅笔、圆珠笔流行，但毛笔依然是汉族独有的书写、绘画工具。毛笔的起源很难考定。据考古材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些彩陶上的花纹，有可能就是用毛笔描绘的。商朝时的甲骨上的文字也发现有用毛笔书写的痕迹。1954年，在长沙南门外左公山发掘的战国楚墓中有毛笔1支，笔通长21厘米[63]，为目前已发现的最早一支笔。史书记载“蒙恬作秦笔”[64]，起码表明蒙恬对毛笔的制法有改进。所以，至今誉为毛笔之乡的河北衡水县侯店村每逢农历三月初三，如同过年一样，家家包饺子，饮酒庆贺，纪念蒙恬创毛笔。从元朝起，到现代，浙江湖州生产的“尖、齐、圆、健”的“湖笔”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毛笔品种。提到毛笔，还需要讲一讲铜笔套的来历。据说明朝初年，宋濂奉命主修《元史》，成天与笔墨打交道，深感原本用来保护笔头的竹笔套既易开裂，又很难保持毛笔笔锋的润泽。经反复琢磨，请铜工制造出一种不漏气的铜笔套，效果良好，于是逐渐推广，沿用至今已有600多年了，这也是汉族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一个小用品。[65]
（3）墨，是汉族独有的书写绘画的色料。早在商代的甲骨上就发现过用墨书写的文字。从长沙发掘出来的战国楚墓中所出土的竹简已经用墨书写。东汉时就出现了较大的制墨作坊。蔡质在《汉官仪》中说：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66]，隃麋县在西汉属于右扶风，是西汉墨的重要产地。唐代制墨名匠奚超、奚廷珪父子制出的好墨，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全家赐给“国姓”李氏，奚廷珪还当了墨官。从此“李墨”名满天下。宋时，“李墨”产地安徽歙州改徽州，“李墨”改名为“徽墨”。至今，“徽墨”依然是汉族墨的上品。
（4）砚，俗称砚台，是汉族独有的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西安半坡原始社会遗址出土的石研磨器，是汉族所用砚的祖型。汉朝砚的使用已流行，宋朝则普遍使用石砚，明清两朝，砚的造型更加丰富多彩，并出现了为人所珍重的端石砚、歙石砚。现存举世罕见的歙石古砚是嘉庆丙寅年（1806年）制成的，其边长76厘米，厚6.6厘米，重达200多斤，大如桌面。古代汉族对砚十分重视，“璃璃砚匣”不仅“终日随身”[67]，而且死后，还往往用砚殉葬，即所谓“殉以曲水小砚，交
方壶”[68]。
青花瓷
“文房四宝”在发展、传播汉族古代文化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汉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象征。直到今天仍是书写绘画使用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中继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毛笔、墨、砚还发展成汉族独特的工艺品，受到国际上的欢迎。
2.瓷器，是汉族的又一伟大发明。中国新石器晚期经高温烧成的硬陶是瓷器的先声。商代釉的发明，开了瓷器的先河。到了汉代青瓷的出现，使瓷器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所以，汉族发明瓷器的时间应不迟于东汉[69]。从此，汉族的瓷器经历了从青瓷到白瓷，又从白瓷到彩瓷的几个阶段，不仅烧瓷技术不断提高，出现了很多珍贵的艺术品，而且由于瓷器用品普遍流行，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又是很好的日用品。汉唐以来，特别是唐以后，汉族的瓷器大量远销国外，其制作方法也传到世界各地，但至今，中国仍素有“瓷器之母”的称誉。
3.扇子，是汉族拂暑取凉的日用品，又是汉族传统戏剧不可缺少的道具，还是驰誉世界的日用品。扇子在中国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这就是晋朝崔豹对古代各项名物制度进行考证和解释的《古今注》中提到的“舜作五明扇”“殷高宗有雉尾扇”。开始用鸟类羽毛做的扇子只是仪卫的一种饰品，在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使用这种扇子的生动画面。后来历代皇帝宝座两旁，或是高官出行的仪仗中，都有长柄大面的“障扇”，以显示威风。汉朝以后，扇子就普遍用作取凉工具了。扇子的品种多种多样，至今仍广泛流传的有葵扇、蒲扇、麦秆扇、竹扇、纸扇、羽毛扇、绢扇等。这些经济实惠的扇子，有的可以一物多用。如葵扇、蒲扇，既可取凉，又可遮阳，还可垫座，甚至可以遮避小雨，故有“一把扇子半把伞”之说。所以夏天时，几乎人手一扇，客来时常常是先递扇取凉，故民间有“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之俗语，说明夏天扇子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杭州的黑纸扇，苏州的檀香扇，广东新会的葵扇，湖州的羽毛扇，四川自贡的竹丝扇等，则因用料考究，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而成为驰名中外的工艺品。舞台艺术中，用扇子作道具，形成表达演员思想感情的“扇子功”，也是汉族风情中的一道异彩。在扇子上题诗作画大约始于东汉，风行于唐宋，发展至今也成为了汉族传统的艺术品。
4.算盘，是汉族独创的进行珠算的运算工具。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代徐岳新著的《数术记遗》。北宋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药铺柜台上就画有一架算盘。明代《魁本对相四言杂字》一书中，即有算盘图，与今世所用算盘一式一样。由于珠算运算方便、快速，所以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仍然是汉族特有的普遍使用的运算工具，即使是最先进的电子计算器也不能完全取代算盘的作用，日本的一位珠算家就风趣地说：现在不是向珠算再见的时候，而是向它问好的时候。[70]
5.筷子，是汉族独特的吃饭工具。筷子古代叫“箸”。《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纣为象箸”的记载。《礼记·曲礼上》中也说：“羹之有菜者用箸。”孔疏：“以其菜交横越，非箸不可。”大约到了汉代才普遍使用筷子。《汉书·张良传》说：“请借前箸以筹之。”筷子，这种东西看来十分简单，但吃饭夹菜却十分方便，与西方民族用刀、叉吃饭，与阿拉伯民族用手抓饭形成完全不同的民族风习。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曾高度地评价过筷子，他说：
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高妙绝伦地应用了物理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长，手指能做的事，它都能做，而且不怕高热，不畏寒冷，真是高明极了。比较起来，西方人大概到十六七世纪才发明刀叉，但刀叉这玩意儿哪能跟中国人的筷子相比呢？[71]
在世界各民族的餐具中，汉族的筷子确实是别具风采，一枝独秀。
筷子不仅是汉族的主要食具，而且还具有民俗意义。《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不久，丧母守孝，汤知县请他赴宴，摆的是镶银筷子，范进不肯入席；换成象牙筷子，他还是不肯就座。最后，汤知县恍然大悟，换上白竹筷子，范进才上座就餐，原来当时风俗，白筷子是“孝”的象征。在汉族民间还流行这样一种风俗，女儿出嫁时，要在嫁妆中放置一把筷子，寓意“快生贵子”。可见，筷子也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反映，难怪台湾一些学者撰文立论，建议推荐“筷子文化”[72]。
筷 子
三、红白喜事：汉族的礼仪
对于一个人的从生到死，世界上各民族都有种种不同的礼仪，汉族对一个人的生礼、寿礼、婚礼、丧礼统称为“红白喜事”。
为什么称为“红白喜事”？这里需要对汉族的尚色问题作一简略探讨。
《礼记·檀弓上》记载：“周人尚赤。”其原因是：“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73]这就是说周民族“尚赤”是取法于火。所以“赤”本指火的颜色，后泛指红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人们对火在人类进化史上伟大作用认识的一种反映。虽然《礼记·檀弓上》中还说“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但终因周民族是统治民族，是华夏民族的核心主干，所以“尚赤”的心理素质在华夏民族中以及后来形成的汉族中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尚赤”的心理素质引起了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国古称“九州”，又别称“赤县神州”[74]；“赤乌”被认为是瑞鸟[75]，又能被作为太阳的别称[76]；纯洁善良之“孝子”被称为“赤子”[77]；忠心耿耿、真心诚意的高尚品德谓之“赤心”[78]；商、周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的主要原料铜，被誉之为“赤金”[79]。久而久之，本指火的颜色的“赤”，后来发展成泛指一般红色[80]。由于汉族把赤色或红色作为吉祥、喜庆、美丽、热烈的象征，所以后来常把妇女的盛装称之为“红妆”[81]，并以“红妆”代指美女；或把妇女艳丽的容貌称之为“红颜”，也代指美女[82]；或把少女的住房称之为“红闺”[83]；甚至出游盛装的男女也被称之为“红男绿女”[84]輯訛。从色彩学的角度来看，阳光、鲜血表现出来的原始的红色给人的直感是：东方升起的太阳给人以希望和向上的感觉；鲜红的血液既是生命的象征，又是赤诚忠心的表现，当然也是危险的信号。但总起来说红色在人们的生活中所象征的是吉祥、热烈、喜庆、艳丽等情感，在汉族的共同心理上就形成了尚红的习俗。
讲到汉族的尚色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提汉族对黄色的看法。在色彩学上，黄色是暖色之一，色相温柔而和爽，可使人生愉快之情。而由于金子在价值观念上的贵重地位，使之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上对黄色产生了一种高贵之感。所以在古代把黄金作为重要价值尺度的汉族在尚红色的同时亦贵黄色。汉族贵黄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汉族居地的广大地域内，绝大部分是黄土，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土地是万物之母，有了土地，人们发展了农业，种植各种粮食和经济作物，而成熟了的粮食又大多呈黄色，所以汉族，特别是汉族农民“惜土如金”，对大地有特殊的养育之情而贵黄。因此，古代就传说：“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85]其意就是说黄帝时的服色崇尚黄色，就是取法于土。这样，对大地的养育之情再加上传说中的老祖宗“尚黄”，使得黄色愈加高贵。《白虎通义·号篇》说：“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因此，汉族古代历代皇帝均尊黄色为正色，皇帝所穿的龙袍又称“黄袍”。祭祀的时候也要穿黄色的衣服，《礼记·郊特牲》即说，“黄衣黄冠而祭”；故而不但道教敬黄老、服黄衣，而且佛教也认为黄色素雅绝俗，有超然物外的情味，故其服装、建筑以及一些装饰多用黄色。
尚红贵黄在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心理素质中也有表现。尚红：西汉末年樊崇起义，用赤色染眉，称赤眉军；南宋初年北方抗金义军，以红巾为标志而称红巾军；金末山东、河北农民起义军，因穿红袄而称为红袄军；元末农民利用白莲教起义，又以红巾包头，以红旗为号，故称红军或红巾军；近代1854年7月广东天地会起义，也以红巾为标志而称红巾军；义和团运动中的女青年着红衣，提红灯，称为红灯照；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也戴红五星，挂红领章，也称为红军。贵黄：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就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其首领张角始服黄衣戴黄巾，起义后起义军以黄巾裹头，因而被称为黄巾军。
所谓“红白喜事”，是因为汉族尚红，所以在其生、寿、婚三礼中，均要用红色来点缀气氛，如生小孩要在门上挂红布，贺寿的寿面要用红纸捆扎，新娘要穿红衣。而白色大多代表悲哀、痛苦和死亡，所以丧礼均用白色来表示哀悼，子女穿白孝衣，亲朋友好戴白纸花。至于丧礼也称为喜事，是为了避讳和避不祥，因此，对生、寿、婚、丧四礼俗称为“红白喜事”。
（一）汉族的生礼
孩子从出生到成年，有一定的礼俗。
妇女怀孕，汉族俗称为“有喜”。因过去医药卫生条件差，小孩出生后，大都紧闭双眼，总要到三朝（即三天）或三朝以后才睁开。按旧俗，孩子睁开眼后要先看父亲，后看母亲，然后再看其他亲友，以示永远孝顺父母。这时来探望的亲戚朋友往往馈赠鸡蛋、红糖、小孩衣物等礼物祝贺，其中鸡蛋要染成红色，称为“红蛋”，因是贺喜，故也称为“喜蛋”。而主人家往往煮红蛋招待亲朋。
满月时，称为“弥月”。旧俗要给孩子理胎发，办酒席庆贺，俗称“剃头”。有的地方则规定农历四月初八为新生儿的“剃头日”。《东京梦华录·育子》对此有记载：“至满月则生色及绷绣线，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并果子，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煎香汤于盆中，下果子彩钱葱蒜等。用数丈彩绕之，名曰围盆。以钗子搅水，谓之搅盆。观者各撒钱于水中，谓之添盆。盆中枣子直立者，妇人争取食之，以为生男之征。浴儿毕落胎发，遍谢坐客。”现代汉族对小孩的满月已视为常事，但有些地方的农村还比较重视，往往要请满月酒。
周岁时，古称为“周晬”，是小孩从出生以来最隆重的日子。古俗，孩子周岁这天要试测前途。其方法是男置弓矢纸笔，妇女则刀尺针缕，以及各种食物、衣服于桌，让孩子自取，取中者为其前途之征兆。所以《东京梦华录·育子》中又说：“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罗列盘
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称、经卷、针线等应用之物。观其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现代汉族对小孩周岁普遍较重视，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般都要给小孩拍照留念，做新衣服，吃鸡蛋面条以示祝贺。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有的还办生日酒，款待亲戚朋友。江南农村还有包周岁粽子的习俗，这种粽子包得比一般的粽子长，意寓孩子快长大。
抓 周
古代汉族男子到20岁时要选择吉日，敬请宾客，由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礼记·冠义》记载：“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女子15岁时行笄礼[86]，《仪礼·士昏礼》说：“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其《注》又说：“笄，女之礼，犹冠男也。”冠礼和笄礼的举行表示人已成年，可以结婚了。近现代早已不行这些礼仪，只是在年满20岁时往往比较隆重地庆贺生日，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举办生日酒宴，宴请亲戚朋友，一般人家也要略备酒菜，吃鸡蛋面条，举家相贺。《婚姻法》只是规定男子22岁，女子20岁，始得结婚。
汉族的生礼充满着汉族文化的浓郁气息。
（二）汉族的寿礼
汉族习俗，对生日的祝贺分两类：一类是对60岁以下的人称之为过生日，另一类是对60岁以上的人称之为做寿。传统的风俗不管是过生日，还是做寿，均要吃面，因为面条长，意示长寿，故生日面谓之“长寿面”，这与西方各民族生日吃蛋糕的习俗大相径庭。有的地方是吃鸡蛋面，有的地方则是吃红糖面。
另外，一般岁数的生日往往从简，而逢十的生日，如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则比较隆重，称之为“大生日”或“大寿”。有的地方则“贺三不贺四”，或提前一年做寿，主要是忌“四”“十”与“死”在方言中相同。过生日或做寿有三种不同的情况：20岁以前主要是大人给孩子庆贺，常常给孩子送些礼物以资纪念；60岁以前往往是自贺，若孩子已长大成人，也买些礼物庆贺；60岁以后则是后辈给长辈贺寿，以表孝心。
沙漠驼韩城寿礼 来源：蜂鸟网
汉族习俗为何对60岁以上的人过生日称之做寿？这与汉族历来尊老敬老的道德观念有关。因为“寿”字即寿命，有长久之意，《诗·小雅·天保》即说：“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所以一般汉族人的心理，都希望自己的长辈长寿，故对老年人的生日就称之为“寿辰”或“寿诞”，对逢十的生日称为“大寿”，过生日就称之为“做寿”，贺生日就称之为“祝寿”或“贺寿”。寿命越长越受人尊敬，对老年人的年岁谓之“高寿”。《庄子·盗跖》说：“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甚至以天上的“老人星”来象征长寿，并塑造为神，称“老寿星”。至今“老寿星”的年画还特别受欢迎，还敬称做寿人为“寿星”。在礼仪形式上“做寿”比“过生日”也要隆重得多。富裕的人家一般都设寿堂，高挂红底金字的大“寿”字，备寿酒，宴请亲戚朋友。各种贺寿的礼物中往往有用米面做成的“寿桃”[87]，有文才的人还写“寿诗”相贺。
现代汉族的寿礼与古代相比，只是剔除了封建迷信的成分和繁琐的形式，比较简单，随意些，而对年幼的人过生日的祝贺和对老年人做寿的庆贺的观念基本如故。
汉族的寿礼也充满着汉族文化的浓郁气息。
（三）汉族的婚礼
结婚是男女人生的一件大喜事，汉族的婚姻礼仪历史悠久，民族文化的气息更加浓郁。
古代汉族婚礼，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时，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88]。
“纳彩”，就是发动婚议，即男家发现某女家可为议婚对象，则请媒人向女家提亲，女家答应议婚后，男家备礼去女家求婚。《仪礼·士昏礼》即说：“昏礼，下达，纳彩用雁。”后人称之为“说媒”。
“问名”，就是男家请媒人请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仪礼·士昏礼》即说：“宾执雁，请问名。”主要内容是双方交换正式年庚，称为“庚帖（又叫八字帖）”，除注明男女生辰八字外，还要详注三代及主婚人姓名、官职、里属[89]，其目的是要了解双方家族的来历，即俗话所说是否“门当户对”。近代称之为“换龙凤帖”。旧俗不少迷信者还要请算命卜卦的术士来卜凶吉，《仪礼·士昏礼》郑玄《注》说：“问名者，将归于其凶吉。”即后世所谓“合婚”，合则当然亲事可初定了，但往往有什么“鸡猴不到头”，属鸡的不能配属猴的，“羊鼠一旦休”，属羊的又不能配属鼠的，以及八字不合、男女相克等等无稽之谈。此种风俗虽全是毫无根据的迷信，但自古以来相信者还是大有人在，古代当不必说，就是现代，特别是农村中仍有人信之。
“纳吉”，就是男家卜得吉兆之后，备礼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仪礼·士昏礼》即说：“纳吉用雁，如纳彩礼。”郑玄的《注》讲得更明白，“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于是定。”[90]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订婚”，“纳吉用雁”也就演变成“小聘”，即男家放送女家订婚礼物。“小聘”的礼物一般是女子所用的衣服和衣饰，以及少量财礼。女家受礼后，须回送男子所用的冠履及文房用品之类的礼物，于是婚约即告完成。近代“订婚”，除送订婚礼物外，往往还要宴请双方亲朋好友吃“订婚酒”，有的男女双方还要交换订婚戒指。现代一些地方的农村还盛行吃“订婚酒”，一般的却已免除订婚的一些礼俗了。
婚 房
“纳征”，又称为“纳币”。《仪礼·士昏礼》即说：“纳征：玄
、束帛、俪皮。”[91]郑玄《注》也说：“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后世取通俗之义，将“纳征”改为“聘礼”“彩礼”或“过大礼”。就是男家依照订婚时双方所议定的衣服、财帛、布帛、首饰、礼饼等物的数量，盛饰仪仗送到女家。礼饼和其他食物，由女家收受后，分赠亲友及邻居，以示女儿出嫁有期。现代汉族特别是在一部分农村，仍然流行“聘礼”或“彩礼”之风，男家要给女家十几套以至几十套衣服，此外，有的还要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物品。而有的城市女青年甚至向男方要“全鸡”（电视机、录音机等家用电器）、“全鸭”（鸭绒的被、枕、衣）。其实，稍加了解其历史渊源便知其是古代“纳征”的变种，是封建社会买卖婚姻的反映和表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青年实在不应该仿效，而使美好的婚姻渗进封建主义的“买卖”因素。另外，目前台湾所行的订婚礼饼，就是汉族古礼之遗风。
“请期”，就是男家择定吉日婚期，备礼照会女家，求期同意。《仪礼·士昏礼》即说：“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古代吉日婚期的择定，也要请算命卜卦的术士，根据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来决定，亦即《仪礼·士昏礼》郑玄《注》所说：“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辞，即告之。”现在，占卜择吉日之俗仍在一部分农村中流行。婚期吉日的择定，一是春夏之间，一是秋冬之时。春秋战国时多在春夏之间，以为春天是天地交泰之际，万物华育之初，此时择定婚期吉日，合乎应天顺时。《大戴礼·夏小正》就说：“二月，……冠于取妇之时也。”但民间嫁娶吉日多选定秋冬，其原因多在于二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期，而秋冬则是“秋收冬藏”的季节，又是农闲的日子。尤其是腊月二十三以后到除夕这几天时间，多被择为婚期吉日。民间旧俗认为这时灶君爷已升天向玉皇大帝述职去了，各家各户无神主宰“百无禁忌”。山西《临晋县志》就说：“自腊月二十四日至除夕，民间纷纷嫁娶，云诸神朝天，百无禁忌。各地亦然，故俗称：不管有钱没钱，娶个媳妇过年。”现代汉族青年结婚，虽多择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元旦或春节为婚期，但农村中仍流行腊月二十四至除夕为婚期吉日。笔者生活过20多年的浙江农村，每年的这几天，几乎天天可见从女家往男家送嫁妆的“嫁妆队”，或者是接新娘的自行车队。少则三四起，多则七八起上十起，甚是热闹。
“亲迎”，是“六礼”中最后一礼，也是最隆重的一礼，就是新郎率鼓乐仪仗彩舆亲至女家迎娶新娘。《诗·大雅·大明》：“亲迎于渭。”《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彩舆有车舆、肩舆（即轿子）两种，因迎娶新娘要披红戴绿，故谓之“彩舆”。民间多用轿子迎娶新娘，故俗称其为“花轿”。现代汉族亲迎，农村一般用自行车、拖拉机，城市除用自行车外，有的人家还租用小汽车。但思想开通的新郎新娘也有步行亲迎的。
古代亲迎的时间多在黄昏以前进行，《说文解字》解“婚”字说：“礼取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92]《白虎通义》也说：“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所以婚时行礼何？示阳下阴也，婚亦阴阳交时也。”[93]可见昏时行“亲迎”礼的原因与阴阳学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黄昏黑夜抢婚习俗的遗风。近现代汉族农村部分地区仍流行此俗，大部分地区已改在日间进行了。
古代汉族“亲迎”新娘有种种习俗。
铺 床
一曰铺房。就是女家备办新房应用的器物。在“亲迎”前一日派人送到男家，称之为“送嫁妆”。为取吉利必须请有福气的人，或夫妇双全、子孙昌盛的“好命婆”，或家境富裕的“富婆婆”来布置妥善。由于床在新婚中的重要作用，“铺房”主要是铺床，谓之“安床”。“安床”时，“好命婆”或“富贵婆”要作祷告，为新婚夫妇说些“琴瑟和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等吉利话。《东京梦华录·娶妇》说：亲迎“前一日，女家先来挂帐，铺设房卧，谓之铺房。”新房所需物品，司马光说：“床榻、荐席、椅桌之类，婿家当具之；毡褥、帐幔、衾
之类，女家当具之。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帷幕之类应用之物，其衣服袜履等不用者，皆锁之箧笥。”[94]另外在“送嫁妆”的同时，还要送许多糖果。男家收受后，即分赠亲友邻里。现在汉族中“铺房”“送嫁妆”之俗仍流行城乡，“送嫁妆”时，农村或肩挑，或用拖拉机，城市或用三轮车，用汽车。所送之物一般是衣、被、鞋、袜、梳妆用品、大小脚盆、马桶等日用品和床上用品，经济条件好的农村有的还有缝纫机、自行车等，城市还有电视机、录音机、电扇等。往往形成浩浩荡荡的送嫁队伍，招摇过市。当然其中大部分是男家出钱置办的。有些讲排场、摆阔气的人在“铺房”时往往在床上摆出十床各色软缎棉被，两床全毛毯子，四对尼龙枕头，不仅把床堆得满满的，还要在新房摆上三四十只脚的新式家具和种种家用电器。其实这种风气早已为古人所不耻，司马光就说过：“欲矜夸富多，此乃婢妾小人之态，不足为之。”[95]
二曰“撒谷豆”和“撒帐”。在女子将出阁的时候，通常必请一位福寿双全的妇女，手拿装有米谷和豆子的簸箕到处撒播，有的地方还撒草，尤其是新娘在上花轿之前，花轿的里外都要撒播。当花轿到达男方门前，新娘下轿以前，也要撒播。《东京梦华录·娶妇》中也记载说：“新妇下车子，有阴阳人执斗，内盛谷、豆、钱、果、草节等，咒祝望门而撒，小儿辈争拾之，谓之撒谷豆。”而新郎、新娘入洞房，女左、男右双双坐在新床上时，男家的人也要拿谷、豆、果子以及钱币再撒一次，此谓“撒帐”[96]。《快嘴李翠莲》中对此有详细的描写。此俗之起因，一是迷信，认为“撒谷豆”可以避一种叫“三煞”的妖怪，免得他们伤害新人。《事物纪原》记载说：“汉世京房之女，适翼奉子，奉择日迎子。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门故也。三煞者，谓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也。凡是三者在门，新人不得入。犯之损尊长及无子。奉以谓不然，妇将至门，但以谷豆与草禳之，则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来，凡嫁娶者，皆置草于门阃内，下车则撒谷豆，既至，蹙草于侧而入，今以为故事。”[97]二是借喻植物种子，预祝新娘多生贵子，表示一种祝颂之意。据说西汉时已有此风，汉武帝聘李夫人时由宫女撒米谷[98]。此俗现在已极少见。
三曰“哭嫁”。古代汉族女子婚前有“哭嫁”之俗。古俗以女子出嫁为悲痛之事，《礼记·曾子问》说：“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可见离别父母双亲引起伤感而哭是“哭嫁”的一个原因。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说：“岭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饰庙坐，女伴亦盛饰夹铺之，迭相歌如，含情凄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可见离别自己的处女时代引起伤感而哭也是“哭嫁”的一个原因。此外，迷信观念认为“号哭”可以避邪驱魔，是“哭嫁”的又一个原因。近代两广“哭嫁”之俗最典型：女子在婚前三天，邀集感情相合的女伴，即所谓的“金兰姐妹”，谈笑之间，忽然转喜为悲，初时仅相向哭泣，后变为失声恸哭，并一面哭，一面唱，唱词随口即兴编造，内容有骂男家，也有把作闺女的乐与作媳妇的苦相比。这就是两广俗语所说的“开叹情”，而女伴所唱的又叫“送嫁歌”。甚至花轿临门，仍惺惺作态，哭之不肯理妆，赶到媒婆来赔小心，姐妹入堂好话相劝，才含泪梳妆，饮泣而上花轿。现在汉族女子出嫁也有“哭嫁”者，但多为离别父母、告别姑娘时代而哭，有的仅仅只是作个样子而已。
四曰“障面”。旧俗新娘“障面”，就是在上花轿前，一定要用红巾蒙盖，在花轿内也不能揭去，故又称之为“盖盖头”。到婆家举行婚礼时或入洞房后，才能由新郎或男家福寿双全的女亲揭去，让贺喜亲戚朋友瞻看新娘的风采，此称之为“挑盖头”（也叫“揭头纱”）。《梦粱录》即说：两新人“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99]此俗之起因：一是避邪，此谓迷信之由；一是遮羞，此乃处女的娇羞，是汉族封建时代女性与男性接触的一种心理反应。现在这种风俗只能在电影和戏剧中看到了。
新娘“障面”
五曰新娘足不履地。古俗讲迷信，认为地与天都是神圣的境界，天有天神，地有地君。即将成婚的新娘不能随便接触，如接触，难免冲犯鬼神。因此女子在出嫁之时，双脚不能踏地。在娘家，可由父兄或近亲背抱其上花轿。到了婆家则不仅没有人能背、抱，还有很多礼仪要进行，必须到处走动。为了避免踏地，只有在新娘所要经过的地方铺上席子，下轿后由伴娘搀扶着走在席上，脚不直接踏地直到礼毕入洞房时止。《东京梦华录·娶妇》即云：“新人下车檐，踏青布条或毡席，不得踏地。”顾张思《土风录》亦云：“今新妇到门，则傅席以入，弗令履地。”[100]近代，有些地方用几条麻袋接连轮换铺地，称之为“传代”，意取传宗接代。北方多以红毯铺地。此俗唐朝时已有[101]，现代除偶闻个别复古者行此俗外，也已不行了。
六曰“跨马鞍”。《东京梦华录·娶妇》和《梦粱录·嫁娶》叙述两宋婚礼都言及新人“跨马鞍”之俗。其方式有新娘跨坐或侧坐马鞍，有的跨过马鞍；有新郎坐马鞍，女家人三请而下[102]。到近代遂统一为新娘入夫家大门时先“跨马鞍”，后登堂。此俗本是北朝少数民族的遗风，唐朝苏鄂《苏氏演义》卷上记载：“唐历云，国初以婚姻之礼，皆胡虏之法也，谓坐女于马鞍之侧，此胡人尚乘鞍马之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今士大夫家婚礼，新妇乘马鞍，悉北朝之余风也。今娶妇家，新人入门跨马鞍，此盖其始也。”其实，“鞍”者安也，汉族承北朝少数民族之遗风，一方面说明了南北朝时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文化习俗被汉族吸收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取“鞍”之谐音，求新婚夫妇安安稳稳白头偕老也。此俗现在也绝迹了。
七曰“举火”和“泼水”。汉族古俗还兴新娘乘花轿到男家，在跨马鞍，过大门时，要在门前“举火”或在门口“泼水”。清潘味言《花烛闲谈》说：“士婚礼记：妇入寝门，赞者酌玄酒，三属于尊，弃余水于堂下阶间。敖君善集说曰：‘弃余水者，不欲人亵用之也。’是古人入门弃水，今人妇入门举火，于古正相反也，而女出女家门时，则弃水于地，傥以男家之礼，误行于女家者与？”其实，在古代迷信观念中，水、火都是法术中驱邪治鬼的重要用物，用水可以涤除污秽，用火可以烧毁废物，二者均有涤荡邪魔的迷信作用，所以至今仍有一些民族盛行泼水节，或用火驱魔。这样，汉族的新娘入门时，“举火”以消除邪魔，“泼水”以涤除灾祸，都有驱魔消灾之意。至近代，广东潮州一带仍行新娘进门踏火烟之俗，福建一般人嫁女，有泼水之习。现在这些风俗也极少有人实行了。
八曰“拜堂”。“拜堂”又叫“拜天地”，是汉族古俗婚礼过程中最重要、最精彩的一个仪式，也是整个婚礼的高潮。唐朝时已有此俗，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五《花烛》记载：“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至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王建的《失钗怨》诗也说：“双杯六酒六亲喜，我家新妇宜拜堂。”唐时“拜堂”的情况，赵翼的《陔余丛考》卷三十一有详细记载。宋朝时“拜堂”在婚礼的次日。《东京梦华录·娶妇》说：“次日五更用一卓（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上展拜，谓这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而一般“拜堂”的仪式是在新娘迎来登堂后，即行“拜堂”：一拜天地，因男女相交从结婚开始，故要拜天神地祇；二拜高堂（即父母），因新娘从结婚开始，才成为男家家庭的成员，故要拜父母；三交拜，因结婚开始男女结合成为夫妻，故交拜以郑重其事。三拜结束后，新郎新娘用红绸牵巾相连，“男挂于笏，女搭于手，男倒行出，面皆相向”[103]而入洞房。古时农村新郎新娘在新婚次日的早晨要去拜宗祠，对祖宗牌位行礼，称“庙见”。近代“拜堂”之俗仍流行于城乡，现代汉族结婚一般已不行“拜堂”了。
夫妻对拜
九曰“交杯”，古称“合卺”。《礼记·昏义》说：“合卺而酳。”孔颖达疏：“以一瓠分为二瓢谓之卺，婿之与妇各执一片以酳，故云合卺而酳。”酳，就是用酒漱口的一种礼节[104]。瓠瓜味苦，盛酒会使酒变苦，提示新娘夫妻要同甘共苦。“合”，不仅有合成一体之义，也提示新婚夫妻要琴瑟之和谐。后来“合卺”演变为“交杯”。宋王得臣的《尘史》下《风俗》说：“古者婚礼合卺，今也以双杯彩丝连足，夫妇传饮，谓之交杯。”所饮的酒叫“交杯酒”，这也就是《东京梦华录·娶妇》所说：“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一般的习俗，“合卺”“交杯”之礼在洞房内举行，没有“闹房”之俗的地方，此后新郎新娘即可就寝。此俗经久不衰，至今仍行，所不同的是，“交杯酒”往往是在众目睽睽的“闹房”时共饮。
交 杯
十曰“闹房”。“闹房”之俗，古今流行。新婚之夜，亲朋好友在新房里向新郎新娘说笑取乐，所以又叫“闹新房”。清朝吴荣光的《吾学录·昏礼门》：“世俗有所谓闹新房者……乃群饮喧呼，恣为谐谑。”
但是，“闹房”之俗“历千余年而不能变”[105]，流行日广，花样也越来越多。现代汉族“闹房”，一般的是要新郎新娘介绍恋爱史，饮交杯酒，或用红绳吊一块糖（有的吊一块苹果），让新郎新娘同时吃，持红绳者往往故意晃动，使之不易咬住，有的新郎新娘怕难为情而不肯，则常常被连拉带劝，使两人同时吃糖，实际上是让新郎在众人面前亲嘴接吻。有的则要新郎新娘唱歌、跳舞。而此时如果新娘给宾客点烟，则总有人故意把火柴吹熄，使之久点不燃。在北方地区有闹洞房“三日无大小”之说，男女宾客都参加；南方则以男宾为主，女宾仅在旁边看热闹。有些地方“闹房”的风俗很奇特，如浙江永康县一带，盛行偷新房里的东西，特别是新婚用的新被子，要新郎家里出钱买糖才能拿回。
上列古代汉族婚礼“六礼”和“十俗”，发展至今，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前进，思想的进步，虽然有的被淘汰了，有的演变了，有的充实了新内容，但是请媒人说合、订婚、送嫁妆、亲迎、举行婚礼，以及铺房、哭嫁、交杯、闹房等形式和习俗，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华侨之中，都大体保存了下来而流行于民间。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移风易俗，婚事新办，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要文明，不要低级趣味；要热闹，不要讲排场。其实，汉族一向具有克勤克俭的美德，古代嫁娶无非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为主旨，剔除封建宗法思想，还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故聘礼只求实用，讲吉利，不尚豪华，不讲排场。前引《仪礼·士昏礼》中所提“六礼”，除“纳征”外，其余均以雁为礼，其原因是取大雁这个动物本身所具有的两个吉利特点：作为一种候鸟秋南春北，来去有时，不失信，此其一。其二是大雁行止以老而壮者在前引导，幼而弱者尾随其后，从不逾越，送雁为礼，又意寓长幼有序，辈分相当。后来只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长期影响，才逐步恶性膨胀，流毒至今。尽管如此，古代仍有勤俭办婚事的事迹，明朝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卷九《竹笥木履》就记有“东汉逸民戴良有五女，皆以练裳布被，竹笥木履而遣人。”此事被传为佳话。现在，不少青年男女，响应党的号召移风易俗，出现了集体婚礼、茶话婚礼、旅行结婚、种树结婚等节俭、文明、热闹的结婚方式。如1982年元旦，安徽省举办的集体婚礼，有304对新郎新娘参加，邀请省委第一书记作证婚人，新婚夫妇种“合欢树”纪念，十分俭朴、热闹而有意义，社会主义汉族婚礼新办的一代新风正在开创。
（四）汉族的丧礼
汉族自古极重丧礼。
古人初死，家人要持死者衣服，登上屋顶，面向北方，长呼三声“亲人复生”，为之招魂，称之为“复”。《礼记·檀弓下》说：“复，尽爱之道也。”复而不醒，即给死者沐浴：古时洗发曰沐，澡身曰浴。《后汉书·礼仪下·大丧》也说：“复如礼，登遐。……沐浴如礼。”沐浴后发丧并办理丧事。
丧礼又分为殓、殡、葬三个阶段。
鄂西北地区汉族葬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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殓，就是给尸体穿衣下棺，分小殓和大殓二步[106]。小殓是给尸体裹上衣衾。一般是用布帛裹，《汉书·杨王孙传》说：“死则为布囊盛尸。”有的用纩绵，即新的丝棉来裹尸，《后汉书·张奂传》就说：奂“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复缠以纩绵”。而皇帝及皇族死，则用浅黄色的丝绸缠身十二层，并穿金丝织连的玉衣，如《西京杂记》卷一所记：“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107]1968年，举世闻名的西汉靖王刘胜夫妇的“金缕玉衣”的出土就是一个例证。大殓是把尸体装进棺材。棺材称为“寿材”，供男人用的刻“寿”字，供女人用的刻“福”字。古时迷信，若给死者穿“寿衣”时结绞不纽，以避死结难解。小殓时，一般的要把米放在死者口中，称之为“饭含”。《汉书·原涉传》又说：“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后汉书·皇后纪》也说：孝崇匽皇后“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饭含”之物并不一定都是含米，而要根据封建等级以及身份的不同，分别含璧、含珠、含瑁、含米、含贝，只有皇帝及皇族入殓时才能含玉[108]，但一般都称之为“饭含”。大殓时往往随殓一些物品，一般人都有衣、被，就是婴儿也一样，《后汉书·方术·蓟子训传》所记蓟子训客住济阴宛句时，玩弄方术，故意将邻家婴儿摔死葬之，后又复活抱回，婴儿父母“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而有钱的人家则往往用锦衣、珠宝玉柙随殓。《太平御览》八一三引《桓谭新论》说：“阳城子姓张名衡，蜀郡人，王翕时，与吾俱为讲学祭酒。及寝疾，买棺椁，多下锦绣，立被发冢。”考古发掘这方面的材料举不胜举，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就是很具体的例子[109]。有的甚至以“玉衣珠璧”随殓[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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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就是入殓后停柩[111]于殡宫。《礼记·檀弓上》就说：“殡于五父之衢。”《仪礼·既夕礼》又说：“遂适殡宫，皆如启位。”殡柩时间，历来无一定规，有的殡七日[112]，有的殡十日[113]，有的殡十几至二十日[114]。殡期长短不一，一个重要原因是等待奔丧者。春秋战国时对奔丧就极为重视，《礼记》就有《奔丧》篇专论奔丧之礼。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说：“案郑《目录》云，名曰《奔丧》者，以其居他国，闻丧奔归之礼。”汉朝后，演变为“在外闻其亲属之丧而归”[115]，专指奔父母亲的丧事，就是已出嫁的女儿也要奔父母丧事。《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易王刘非传》说：非“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女弟徵臣，为盖侯子妇，以易王丧来归。”即为女奔父丧。汉族因受孔子忠、孝伦理观念的影响极深，故父母亲死不奔丧者为不孝而有罚，《汉书·陈汤传》记载：陈汤“西至长安求官……数岁，富平侯张勃与汤交……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户二百……汤下狱论。”奔丧之俗至今仍盛行，国家对在外地工作之儿女奔父、母丧者也给予种种方便和照顾。此外，亲戚朋友、生前友好来哀悼祭奠死者、慰问丧家者，称之为“吊丧”或“吊唁”。《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汉书·史丹传》也有“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的记载。
奔丧者均要穿丧服。据《仪礼·丧服》记载，丧服分为五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称为“五服”。“五服”均用粗细不同的麻布制成，根据亲疏关系之不同而穿不同的丧服[116]，故俗称“披麻戴孝”。另外，也有不少人用缟素做丧服。缟素是未经染色的白绢。《礼记·曲礼下》说：“大夫士去国，逾竟，为壇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春秋战国时这还是比较普遍的，《楚辞·九章·惜往日》就有“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的诗句。《战国策·魏策四》也说：“信陵君闻缩高死，素服缟素避舍，使使者谢安陵君。”两汉时仍然如此，《史记·高祖本纪》乃有：“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隆重的除穿丧服外，甚至用白车白马，《后汉书·范式传》即说“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奔丧。后来，由于棉布的逐步普及，取代了麻布和白绢的地位，特别是明清以后丧服也逐渐被白布取代，头包白布、身穿白衣、脚穿白鞋就是“孝子”的典型形象。近现代以来，“披麻戴孝”的形式大大简化，一般是胸佩白花，臂戴黑纱，有的还在鞋面上包一块白布。在农村有时还可看到穿“重孝”的情景。
葬，就是掩盖死者遗体。汉族古俗盛行入棺土葬。入葬前迷信者认为坟地的好坏会招致一家的祸福，往往要看风水（又称“堪舆”，即古代天地的代称），察看坟地风向水流的形势，谓之择“吉地”。《后汉书·袁安传》说：“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送葬，又叫出殡，就是死者亲属及亲朋友好随柩行立丧所，即坟地。《汉书·苏武传》就有“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的记载。送葬时，一般是“孝子”（死者的儿子）在前执绋，挽柩者唱哀悼死者的挽歌。《晋书·礼志中》说：“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有的人还在晚年自作挽歌，如晋朝的陆机、陶潜，南朝刘宋时的鲍照等[117]。挽歌到近现代变成哀乐，至今仍流行。同时，亲朋友好也写些挽词或挽联一起送葬，到近现代又演变成送花圈，在花圈上写挽联送葬。送葬往往以多为尚，《后汉书·郑玄传》说：玄“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古俗迷信者除送葬路上撒纸钱外，入葬后，还要点香火祭拜，所用之香火需由长子提拿到坟地。近现代大多数人不迷信了，但死者生前的遗像则要由长子捧拿在送葬队伍前面引导。
晋南汉族葬礼 摄影：李维均
土葬是汉族葬礼的传统习俗，但火葬也时兴过。《墨子·节葬下》早就说：“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渭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仪渠即义渠，是春秋时西戎之一，后被秦所灭，而融合于华夏民族，可见土葬并不是华夏民族葬礼的唯一习俗。东汉初年，佛教传入，火葬因其有方便、卫生等优点，而从和尚逐渐扩大到民间。宋元以后，火葬的更多，地域范围也扩大了，不仅北方地区因“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118]，而且江南“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119]。13世纪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里也记录了当时部分汉族实行火葬的情况，其范围北至宁夏、西到四川、东达山东、南到浙江。考古发掘也证明火葬墓以宋、辽、金、元时期最多，洛阳西区有北宋骨灰瓦罐出土，福州有北宋元丰年间的火葬砖墓出土，山西有宋火墓出土等[120]。但是后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反对火葬，特别是明清两朝统治者的禁止，而逐渐衰落，使土葬之风更盛。但火葬并未绝迹，明朝仍有“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121]的记载，就是严禁火葬的清朝，苏州、高邮、松江、太仓一带也还流行火葬[122]。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殡葬改革，提倡火葬，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到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及县推行了火葬。与此同时，文明、简朴的社会主义的新葬礼正在逐渐取代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
此外，还需提及的是，由于佛教传入后，受佛经中说人生有六道轮回的影响，认为在人死生彼此之间，有“中阴身”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至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故有的办丧事还兴“做七”，即人死后每隔七天祭祀一次，请和尚念经超度，至七七四十九天止，所以又叫“七七”。《北史·胡国珍传》就说：“又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解放初期此俗仍流行，近20多年来才基本绝迹。
汉族的葬礼也充满着民族文化的浓郁气息。
汉族的生、寿、婚、葬四礼仪，如此充满着汉族文化的气息，真可以说是汉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四、岁时佳节：汉族的节日
汉族的岁时佳节历史悠久，朝朝相袭，代代相承，逐渐形成了民族传统节日的一个完整体系。一年之中，其主要节日，据农历按月排列：
正月初一为元旦，即春节。
正月初七为人日。
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又叫元宵节或灯节。
二月十二为花朝节，又叫百花生日。
三月三日为上巳节，又叫修禊节。
三月还有清明节。清明前一日或前二日又为寒食节。
四月初八为浴佛节。
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
七月初七为七夕，又叫女儿节。
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又叫鬼节。
八月十五为中秋节。
九月初九为重阳节。
十一月有冬至节。
十二月最后一天的晚上为除夕。
另外，有社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在春分前后）为春社；秋后第五个戊日（在秋分前后）为秋社，是农家祭社祈年的日子。还有伏日，一般指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即初伏，伏日祭祀以隐伏避盛暑。还有腊日，汉代为冬至后第三个戊日，后定为十二月初八，腊日祭百神，以逐疫。
汉族节日虽多，但发展至今，最兴盛、最热闹、最隆重、最有群众基础的却是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四大传统节日。
（一）春节
春节，就是农历新年，即“正月初一”，古称元旦。《梦粱录》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元旦的具体月日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夏朝在正月初一，商朝在十二月初一，周朝在十一月初一，秦统一六国后则在十月初一。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后，汉武帝在恢复夏历时，定正月初一为元旦，自此历代相沿袭。到了近代，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了行夏历顺农时，从公历便统计，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公历1月l日为新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元纪年法”，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但民间一般俗称春节为“过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春节在汉代时原是指24节气中的“立春”日，南北朝时人们则将整个春季称为春节。
春 节
进入腊月（即农历十二月）后，人们就准备过春节了。办年货是既繁忙又愉快的节日准备工作之一。家家户户都要采购各种食品衣物：鱼肉禽蛋、蔬菜瓜果、烟酒糕点、鞋袜衣帽，真是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以便除夕团聚、过年待客。有的还把食品加工成各种风味制品，如腊肉、酱鸡、彩蛋、泡菜、果酱等。在农村，人们往往自己酿酒供春节饮用。在江南，尤其是江浙一带，人们还有“切糖”的习俗，把丰收的粮食做成冬米糖、炒米糖、年糕糖、粉丝糖、玉米粉糖、芝麻糖、糕干等，以示丰收喜庆的甜蜜日子。节日穿盛装是春节的传统习俗，因此，在腊月里人们还要忙制新衣，而给孩子准备一套新衣裤，是家庭主妇特别精心的一件事，以便过年时把小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打扫卫生是过年前的又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民间俗称为掸尘。除洒扫门庭，进行搬家式的大扫除外，还要理发沐浴，搞好个人卫生，干干净净迎春节。
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叫除夕，也叫“年三十夜”。从前旧俗，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时，人们往往用纸马饴馅糖送灶神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主人家一年的情况，除夕时就要迎灶神回来过年，同时还要摆上酒菜，点起香烛，祭祀先世先祖，求灶神保佑平安，请祖先赐福后代。现在这些带迷信色彩的习俗基本上被破除了，而吃年夜饭成了除夕时最隆重的习俗。
除夕之夜
除夕之夜，以最年长的老人为首，全家大小，包括已成家独立生活的儿女，都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又称团圆饭。若有家人外出不能赶回，也要放上碗筷，留出空位，既表团圆，又示思念。这时往往出现三世同桌、四世同桌甚至五世同桌的团聚场面，充满着和睦、友爱、尊老爱幼、欢乐愉快的天伦之乐，极富人情味。年夜饭的菜大多有吉祥喜庆之意：鱼圆、肉圆、藕圆等丸子象征团圆，鱼象征年年有余，甜羹象征甜甜蜜蜜，花生意取长生，粉丝意取长寿等等。吃年夜饭时，桌上每一样菜，人人都要品尝一点，平常不沾酒的妇女和孩子，也要象征性地喝一口酒或喝代用品（如汽水、果子汁、酒酿等），以承喜庆。北方年夜饭的主食多是饺子，意取“更岁交子”。旧俗在包过年饺子的时候，要在一个饺子里包上一点金、银或珠宝，谁吃中了谁就是有福气的人。现在人们虽不信这种迷信了，但仍在饺子里包上一点特殊的食品，如红枣、花生、橘子等，增添节日的欢乐气氛。南方年夜饭的主食多吃年糕和大米饭。年夜饭的菜都不能吃完，每样要留一点，以示年年有余，日子越过越富裕。
除夕之夜，人们还有守岁的习惯。《东京梦华录》中就说：“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123]现在人们守岁时开展各种文娱活动：看戏看电影，听广播看电视，下棋打扑克，讲故事做游戏，等待子夜12点的到来。子夜时分，黎明初起，家家户户放爆竹，以示辞旧迎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很早以前有个叫“年”的妖怪，每年冬末春初来伤害人和家畜。可是它怕光和响声，爆竹一响，就吓跑了。于是每到春节，家家户户放爆竹以驱逐妖怪，迎来吉祥。《荆楚岁时记》就说：“正月一日，是之元日也，春新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放爆竹，以避山臊恶鬼。”如今放爆竹成了孩子们最喜爱的春节活动之一。有的地方除夕之夜还玩灯笼。这种灯笼以竹篾扎成骨架，糊上彩纸，做成各式各样的彩灯，中间点上蜡烛，黑夜之中，五光十色，与接连不断的爆竹声交相辉映，把除夕的欢乐气氛搞得浓浓的。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124]。
拜年是春节期间人们的主要活动之一。旧俗，正月初一早上，人们常常先在庭院的天空下祭拜神灵和祖先，以求保佑新年吉祥、平安。孩子们早起后，穿上新衣新鞋，给父母磕头拜年，父母除讲些吉利话和鼓励上进外，还要给红纸包的“压岁钱”。这一天的拜年活动主要就是后辈给长辈拜年，表现了尊老爱幼的民族道德传统。现在移风易俗，破除了迷信活动。拜年时，彼此讲吉利的欢庆话恭贺新禧，客人往往送些节日礼品，主人则拿出各种糖果糕点，沏上甜茶，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热情招待，表示主客之间的亲密友谊。这种活动一般持续一个星期，最长的持续到正月十五。
挂年画、贴春联是汉族春节的传统习俗。最早的年画可能就是为避邪恶称为神荼、郁垒的“门神”画。《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125]“门神”画后来发展成“年画”，其多取材于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戏剧故事、历史人物、小说、神话以及山水、花鸟、走兽，而其中的娃娃画最富情趣。至今人们仍喜欢在办年货时买自己喜爱的年画，挂在家中，烘托节日欢庆气氛；而春联的前身即是战国时期悬挂的用桃木削制，刻有灭祸降福的神像或咒语的“桃符”，到了五代发展成“题桃符”的春联[126]，桃木板也被红纸所替代。明朝时盛行于民间。现在已成为汉族特有的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民族文学形式。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春节的最后一幕。农历正月十五称“上元”。在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第一个月圆之夜，还处在喜庆之中的家家户户，再一次相聚在一起，共同欢庆，故这天叫“上元节”。又因“上元”这天食俗吃元宵，寓意和象征团圆，故又称为元宵节。与此同时，习俗除吃元宵外，还喜欢闹花灯，所以又称“灯节”。闹花灯的习俗大约源于东汉初年的永平年间（58～75年），那时提倡佛法，据《太平御览》记载，汉明帝下诏，农历正月十五“奏乐绕城，步步燃灯三十里”。此后各朝闹花灯的规模越来越大，宋朝时，据《梦粱录·元宵》《武林旧事·元宵》《东京梦华录》等的记载，当时的元宵节灯市更是盛况空前。唐宋时，灯市还出现了灯谜，在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创作出了许多饶有趣味、脍炙人口的好谜，民国时甚至还出版了一本收集有两万多条灯谜的《谜海》。
元宵节
在元宵节活动中还有踩高跷、扭秧歌、玩花船、唱大戏、舞狮子、舞龙等。其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活动是舞龙。龙，本来就是汉族古代传说中特有的消灾降福的神异动物，《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就有有翅膀的龙的记载，是黄帝手下的一名大将，叫“应龙”[127]。后来龙的形象变化成蛇身、鹿角、鹰爪、马脸、浑身金灿灿、两须宛若飘带的奇特样子。舞龙的起源有悠久的历史。西汉时舞龙已出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求雨》中有详细的记载。到宋朝民间已很普及，《东京梦华录·元宵》中就说：“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新中国成立后，舞龙这种民间艺术得到推陈出新的发展，有布龙，还有纱龙、纸龙、百叶龙和板龙等。特别是板龙，俗叫凳板龙，除龙头、龙尾用篾扎纸糊外，中间由上百块一米多长的凳板连结组成，板上燃灯，一人一板，夜色中，在鼓点、爆竹和呐喊的一片欢腾声中，游盘、翻滚、旋转，板上灯光变化万千，犹如火龙飞舞，翻江倒海，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笔者曾亲眼看过舞板龙的盛况，实在是激动人心。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在元宵闹花灯的高潮中圆满结束，人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汉族为什么特别看重春节？叶圣陶曾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他说：“春节家人要团聚，亲友要往来，因为过完节，为了各谋生计，许多人又要四出奔波。”[128]所以春节是四大佳节中最盛大、最热闹、最富情趣的节日，它包含着汉族文化丰富的内涵。
（二）清明节
“清明”是汉族24个节气之一。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西汉淮南王刘安等著的《淮南子·天文训篇》：“春分后十五日，到指乙，为清明。”
踏青是清明的传统习俗。清明时节，大地回春，汉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气候转暖，正是春暖花开、柳绿花红、万象更新的季节，人们纷纷结伙成群到郊外踏青。杜甫的名诗《丽人行》开头二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描写唐时长安城外踏青的盛况。宋朝的欧阳修还专门写过关于踏青的词——《阮郎归·踏青》：“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民谚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因此，清明郊游踏青时，小孩们常常折几条柳枝扎成柳圈戴在头上，妇女们常采鲜花，插在头上，以示春天的到来。
清明节
与此同时，民间体育活动也极为活跃，如放风筝、荡秋千、踢毽子、蹴球（即踢足球、打马球）等，特别是放风筝，历史悠久、至今不衰。风筝又名纸鸢，据明王圻《稗史汇编》所说，为西汉初年的韩信所造。南北朝时，纸鸢已开始盛行，《唐书·田悦传》中记载，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时，京城被围，曾利用纸鸢向外求援[129]。到宋明时，汉族民间放风筝的活动已很普通，如宋苏汉臣画的《百子图》和明方氏墨谱《九子图》中都绘有小儿放风筝的情景。清朝时风筝更是盛行，大家熟悉的《红楼梦》第七十回中就有描写贾宝玉、林黛玉等放风筝的有趣故事。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还是个风筝专家。在北方，古代还常在清明时举行“射柳”的竞赛活动。“射柳”本是中国北方古代鲜卑、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一种风俗[130]，后这些少数民族都先后被汉族同化，于是“射柳”在宋时已作为一种游戏：折柳环插球场，军士驰马射柳，其矢镞阔于常镞一寸多，中柳即断，称之为“射柳”[131]。明朝时常于清明举行射柳竞赛：以鹁鸽贮于葫芦中，挂在柳上，射中葫芦，鸽即飞出，凭鸽飞的高低决胜负，为之“剪柳”[132]。由此可见清明节的气氛是很活跃，很热闹的。
而清明节扫墓习俗的形成则与寒食节有关。旧俗清明前一天（一说前两天）为寒食节，相传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文公的贤臣介子推，而禁火寒食。据说晋文公重耳在当太子时，为避后母骊姬的迫害，在国外流亡19年。一次路过卫国，其与随从被人追击，逃得又累又饿，瘫软在地上走不动了。这时介子推暗暗地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煮成肉汤给重耳解饥。其知情后，含泪说：即位之后，一定要加重封赏。后来重耳即位为晋文公，一一封赏了当初随从他流亡的功臣，却偏偏少了介子推。虽然很多人为此抱不平，但介子推却不去争功讨赏，而与母亲一起隐居到了绵山（今山西省介休县东南）。后来有人写信提醒了晋文公，遂派人去召介子推，请他出山，介子推坚决不出，并避而不见宫使。有人对晋文公说：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定会背着老母出来的。于是晋文公同意放火烧山。可是三天三夜的大火把绵山烧成了光山，也不见一个人影。没想到子推宁死不愿下山受封，和老母抱着一棵参天枯柳一同烧死了。晋文公大哭一场，为尊敬子推的高贵品德，葬他们母子于绵山，立庙纪念，并改绵山为介山，下令以后每年介子推烧死的这一天，即清明前一天，全国禁火、寒食，以示纪念[133]。于是每年清明前后，晋国百姓家家门上插柳枝，人们还带上食品到介子推墓前野祭、扫墓，以示怀念。
清明扫墓以后沿袭成俗。唐朝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一诗，对古代汉族在清明时到郊外扫墓祭祖作了逼真的描写：“丘墟郭门外，寒台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青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得，萧萧风雨人归去。”宋朝诗人高菊卿的《清明》诗也写到：“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化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宋朝时，还规定从“寒食”到“清明”祭扫坟墓三日，当时的太学放假三天，武学（即军校）放假一天，以便让师生扫墓和郊游。历代以来，古人在祭自己的祖先的同时，往往对历史上的功臣或清官，以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都要祭拜。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清明节祭扫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传统习惯的先河。
清明节也包含着汉族文化丰富的内涵。
（三）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本名“端五”。《太平御览》引《风土记》说：“仲夏端午，端，初也。”[134]而农历的正月是“建寅”月，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古人也常把初五日写成“午日”，这样“初五”也就可以写成“端午”了。又因为“午月”和“午日”的两个“午”字重复，所以又叫“重午”。还因为古时把“午时”当作“阳辰”，于是“端午”也可以说成“端阳”。这样，端午节，又叫重午节或端阳节。
粽 子
汉族传统习惯认为，端午节是纪念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梁朝吴均的《续齐谐记》说：“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发展到后来用箬叶等把糯米包成粽子，古称角黍[135]，来祭屈原。这也就是汉族五月端午吃粽子食俗的起由。
其实，端午始源还有多说：一为龙的节日说，闻一多先生专作《端午考》，认为端午本是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二为夏至说，刘德谦的《“端午”始源又一说》[136]，认为端午源于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等等。
端午节汉族有挂菖蒲、熏白艾，洒、饮雄黄酒，用雄黄酒在小孩额面上书上个“王”字，以及在衣襟前挂香荷包的风俗。《东京梦华录·端午》记载说：“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买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米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旧俗认为这可以避恶除邪，驱除“五毒”[137]。其实，端午节时，正值初夏，病菌和各种虫类都开始活跃，而菖蒲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有提神通窍、杀菌的作用；白艾也是一种散寒湿祛瘴邪的良药，点燃可以驱蚊蝇，艾叶可作针灸材料；焚艾叶，亦可驱虫灭菌；洒雄黄酒以及点、涂在身上，也可以避虫咬。由山柰、细辛、白芷、丁香、甘松等中药制成的衣香粉荷包，有清洁、辟秽之功。所以剔除迷信成分，这些风俗还是除害灭病的好办法。
龙舟竞渡
端午节的主要活动是龙舟竞渡。关于端午竞渡，文字记载始见于《续齐谐记》：“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138]古代龙舟竞渡的场面是十分热闹的，《荆楚岁时记》说：“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唐朝张建树的《竞渡歌》中说：“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刽，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龙舟竞渡的盛行，致使明朝时出现了龙舟竞渡的专著——《武陵竞渡》，详细记载了当地竞渡的缘由、船式、船上的人数、站立的位置以及划船竞渡的技术等等。龙舟竞渡，在南方主要有斗龙船和划龙船两种，斗龙船是比赛，划龙船是表演。比赛时，彩龙荟萃，锣鼓喧天，江岸万千观众呐喊助威，江中龙舟健儿齐力划桨，追涛逐浪，蔚为壮观。白天竞渡以外，还有夜间张灯结彩进行的。据《江南志书·武进县》记载：“近日又有夜龙舟之戏，四面各垂小灯，竞渡如白日。”一条条光灿灿的火龙争游水中，那情景更为壮观。新中国成立后，龙舟竞渡这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传统活动，得到大力提倡，借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同时也给节日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此外，浙江武义县有推龙船的风俗，比较独特。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浙江永康县出了名状元，名王崇。一日王崇得了重病，请医吃药无效，后请得一名深山老道，认定王崇身缠五鬼。老道人将五鬼捉住分装在五个酒坛中，抛入江中漂流而下。至武义县境，被人捞进县城。坛开五鬼逃出，作怪于境内，一时苗枯树死，害了百姓。此事被城隍老爷得知，派判官将五鬼捉拿禁于城隍庙里。城隍老爷喻示人间以毛竹扎一条龙船于端午日将五鬼送走。端午日，由七个青壮后生推龙船，前打锣开路，后推城隍神像押送，直出县城东门，推置溪水中。从此，“推龙船”形成风俗，后来，县城外的农民也有在端午日把一只木船推到溪水里的习俗。至今俗谚中还有“端午船不推，瘟病要发生”之说。
端午节也包含着汉族文化丰富的内涵。
（四）中秋节
“中秋”两字，按汉族农历的解释是：一年分四季，每季依次为孟、仲、季。七、八、九是秋季，故八月为仲秋，八月十五为仲秋正中叫中秋。《礼记》中就有“八月十五为月夕，与花朝对称”的记载。定八月十五为节，称为“中秋节”或“仲秋节”。中秋之夜，月亮最亮、最圆，月色也最美丽。汉族民间把月圆看作是团圆的象征，故“中秋节”又叫“团圆节”。
“中秋”是汉族赏月的传统佳节。关于月亮，汉族民间有着种种美丽的神话传说，其中最优美的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最早见于《归藏》所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139]稍后在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览冥训》中又记载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蛾窃以奔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嫦娥窃药奔月的主要情节。六朝以后，“嫦娥奔月”的故事逐渐被美化，刘宋谢庄写的《月赋》中有“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嫦娥飞上了天帝的宫廷。唐朝以后，人们心目中的嫦娥，与八月十五最圆、最亮、最美的月亮相应，也是一个美丽、聪明、善良、能歌善舞的女性。在唐朝诗人的笔下，对嫦娥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如李白的《把酒问月》说：“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杜甫的《月》也说：“斟酌姮娥寡，天寒耐九秋。”到了近代“嫦娥奔月”的故事进一步美化、丰富和发展。对于嫦娥窃药之说，人们传说：后羿在射落了九个太阳，立下了盖世之功后，做了皇帝。但从此却成了一个沉迷酒色、随意杀人的暴君，又为人民所痛恨。其预感到自己好景不长，便与王母娘娘讨取了不死药。他的妻子嫦娥怕他长生不死，贻害百姓，于是窃药吞服，服后顿觉身轻如浮云，飞奔月亮而去。又有传说：后羿的徒弟逢蒙，十分妒忌后羿的箭术，巴不得其早死。有一天，逢蒙趁后羿外出打猎时，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坚贞的嫦娥当机立断，吞服了不死药，结果飞升上天，一心恋着丈夫的嫦娥，只好定居到离地面最近的月亮上。此外，还有吴刚伐桂[140]，玉兔捣药[141]，唐玄宗梦游广寒宫[142]以及广寒宫“以水晶为阶，行人如在镜中”[143]等的传说故事。所有这些传说故事都给月亮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神话外衣，使得月亮在汉族人民心中的形象更加生动、美丽。在历代诗人写下的大量描写月亮的诗句中，其常常被美称为太阴、嫦娥、玉兔、玉盘、玉环、玉弓、金盆、冰镜等，诗意浓郁，形象生动，反映了汉族人民对月的赞美和神秘寄托。
月饼
中秋赏月，吃月饼是汉族传统的习俗。每年中秋之夜，月光皎洁，星斗满天，人们边赏月，边吃月饼，兴致勃然。《东京梦华录·中秋》说：“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旧俗赏月之前还要祭月。祭月一般是月亮升起后，在露天设案进行。所供祭物大多是月饼、瓜果、毛豆枝、鸡冠花、萝卜、藕等，有的还摆上执捣药的杵站着的玉兔模型。祭拜时，因月属阴，不少地方有男人不拜月的规矩，也有的是妇女先拜，男人后拜。祭拜后，再全家分食月饼和吃“团圆酒”。这次的团圆与春节不同：春节是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团圆，而这次是回娘家的妇人应回夫家团圆。有的地方，如江浙一带，还有女婿应在中秋节前送月饼到岳家的风俗。而远离故乡和亲人的人们，这时更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144]，“每逢佳节倍思亲”[145]。
中秋赏月
月饼在唐朝时已出现，宋代更盛，北宋的大诗人苏轼的“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诗句，就把“月”与“饼”联系起来了。元朝周密的《武林旧事》中已有“月饼”的确切记载[146]。清朝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月饼》更详细记述说：“至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近现代的月饼因地而异，品种花色千秋不一，著名的有北京的京式，广州的广式，宁波的宁式，潮汕的潮式，云南的滇式，苏州的苏式，等等。同粽子成为汉族端午节的传统食品一样，月饼也成为汉族中秋节的传统食品。
中秋节也包含了汉族文化丰富的内涵。
（五）汉族节日的文化特点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但是世界上不少民族的节日却带有极大的宗教性。如西方国家各民族最重要、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就是纪念基督教创始人耶稣诞生的节日，其他如受难节、复活节、狂欢节、感恩节也都与基督教有关。又如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等是伊斯兰教的节日。而汉族的节日，与宗教的关系极少，除四月初八浴佛节是纪念释迦牟尼的生日外，其他节日基本上与宗教完全无关。就是这个与宗教有关的节日，现在也被人们忘却了。
汉族的节日与西方民族完全不同，其文化特点就是它的世俗性。根本原因就是汉族的节日主要源于农事和历史，而不是源于宗教。
我们先来看看汉族传统节日为什么多源于农事。
恩格斯就农业的重要性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47]汉族自古以来就过着灌溉农业的共同经济生活。在汉族的发展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以治水开国的夏朝，大禹就“尽力乎沟洫”[148]，“身执耒臿，以为民先”[149]。商朝的甲骨文中就记载了黍、稷、麦、稻等农作物的品种。周朝更是以擅长农业见称，其始祖弃就善于农作，被视为农神，号称“后稷”。《诗经》中的《七月》《天田》《丰年》等涉及西周农事的诗篇，都写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据《尚书·周书》记载，农事被列为五帝之教的首项，诸侯的贡献须有农产品；百姓最关心的是农业收成；统治者训诫本阶级成员、警告被征服民族，也无不以农事为主，或以农事为譬喻[150]。就连“周”字的甲骨文，都是田的象征。在这种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汉族传统节日源于农事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共同经济生活，哺育出了重农的经济思想。战国时李悝就提出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是积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他说“农事害”是“饥之本”，如果农业搞不好，“饥寒并至”，人们就不可能“不为奸邪”[151]，同时“农伤则国贫”[152]。韩非子则明确提出了“以农为本”的口号，他说：“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153]后来商鞅和管子都发挥了“农本论”，商鞅指出：“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道”[154]；管子则云：不重视农业的国君，是随时可能垮台的“寄生之君”[155]。在这种重农经济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汉族传统节日又怎能不源于农事呢？
更重要的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二千多年，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包围之中，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则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男耕而食，妇织而衣”的经济[156]。因此，在这样深厚的自然经济的土壤中形成、发展和演化的汉族传统节日更不能不源于农事！
归根到底，在“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的古代中国，汉族传统节日的起源是离不开也不可能离开农事的，历史的记载和节日的习俗及民间传说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汉族的传统节日为什么又多源于历史？
一方面这固然是汉族历史悠久，在上下五千年深厚的历史土壤中滋生、形成、发展和演化的传统节日离不开历史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深远性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汉族自古以来宗教观念淡薄所致。试看汉族的历史，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各族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各国不同，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持久性的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未曾出现过有权压迫其他教派而占统治地位的特定的宗教，更未见足以同国家政权分庭抗礼的宗教势力或单纯的宗教政权。汉族中流行过各种宗教，不管是外来的佛教，还是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一般情况下不仅能相安共处，甚至还能互为吸收。所以宗教在汉族中基本上没有形成过严重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汉族人口众多，但真正信教的人一向很少，这与西方各族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信奉基督教，阿拉伯各国都奉伊斯兰教为国教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宗教不能在汉族中扎根”[157]，于是汉族的传统节日与宗教就很难有缘了。汉族宗教观念淡薄的这种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特点的形成，与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以及文化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汉族发育于黄河和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受到水患的威胁，特别是黄河的水害。这样的地理环境虽然为迷信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源泉，但是治水归根到底要靠人力，而不是靠鬼神。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关于鲧和大禹治水的种种传说就反映了这一现实问题。所以，汉族传统节日虽也带有种种迷信色彩，但却不能源于宗教，而往往不是源于农事，就是源于历史，此其一。
其二，汉族关于人类的起源，就其有文字记载的传说时代来说，与世界各民族相比，是神性最少，自然性和人性最多的。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各民族普遍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汉族却没有这种神创造人的故事。据称最初的人类出自女娲和伏羲兄妹相交的传说，这两人都不是神，而是汉族传说时代“三皇五帝”的成员。另外，人类文化起源和演化的历史更是如此。拿火来说，汉族的传说是燧人氏靠“钻木”取火，忠实地反映了原始人劳动的进化，而希腊神话传说，是普罗米修斯飞到天庭从太阳那里偷来的属于神的火。其他诸如农业、畜牧、宫室、衣着、农具、文字以至典章制度等等，都传说是黄帝及其家族和臣属们发明和制作的，取之于大自然，来源于人间，神的作用微乎其微。从汉族民间传说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神”的人化，就是“人”的神化，都离不开人。这种自然性和人性远远超过神性的历史条件，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汉族传统节日源于宗教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最隆重的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的节日，阿拉伯民族的开斋节、圣纪节和古尔邦节三大节日都是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犹太人的逾越节又与上帝有关[158]，而汉族的传统节日却不是与农事有始源关系，就是与历史有始源关系的原因。
其三，汉族的古代典籍从来不以宗教观点为根本的立足点。《诗》《书》《易》《礼》《乐》《春秋》都是世俗的、人性的。而世界上其他一些民族，不仅犹太人的《圣经》、巴比伦人的《吉加美士史诗》和阿拉伯人的《古兰经》都以宗教为本，连埃及人的金字塔和《夏巴卡碑铭》、波斯人的《阿维斯陀》、印度人的《吠陀》也无不以宗教为本。这样，汉族古代典籍的非宗教性，就从古典文献方面切断了汉族传统节日可能源于宗教的路。
其四，汉族古代思想意识的着眼点是人的今生，主要研究人伦道德，而不是鬼神和着重来世的宗教。这一点，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学以“仁”为核心，以“孝”为根本，强调今生，不重来世，对此，孔子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他在回答子路对鬼神和人死后的情况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59]另一句是“敬鬼神而远之”[160]。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使儒学取得了统治地位。在统治阶级提倡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思想更是日益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乃至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之中，儒学成为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正因为古代汉族思想意识重今生轻来世，所以，不仅汉族本身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宗教，就是外来宗教，如佛教，也只是经过儒化后才站住脚的。古代汉族思想意识这种非宗教的倾向，又从思想意识方面切断了汉族传统节日可能源于宗教的路。
总之，自然性和人性既多于神性又大于神性的汉族，其传统节日的起源基本上不可能是宗教的，而只能是世俗的，即不是起源于农事，就是起源于历史，从而形成了汉族节日世俗性的文化特点。
五、综合艺术：汉族的戏剧
戏剧，兼具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六项艺术，故有“综合艺术”之称。它自从在世界上产生以来，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其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有以对话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话剧，有以唱歌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歌剧，有以跳跃和旋转的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芭蕾舞剧，有仅以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哑剧，唯有汉族的戏剧与众不同，它运用了几乎一切表现手段，集“唱、做、念、打”于一身，载歌载舞，又说又唱，有文有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汉族文化的综合体。
（一）戏剧是汉族文化的综合体
汉族的戏剧集“唱、做、念、打”于一身的特征，是由其形成的历史所决定的。
京 剧
戏剧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优伶。优伶，就是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其有倡优和俳优两种。“倡”同“唱”，故一般称为以乐舞为主的为倡优；“俳”是杂戏之意，故一般称为表演戏谑为主的为俳优。据古典文献记载，春秋时晋国的优施，在参与晋献公的夫人骊姬为使其亲子继位，拟杀太子申生的阴谋活动，在筵前向大夫里克敬酒劝其依顺时，就且歌且舞[161]。又如春秋时齐国的又一个叫优施的优人也“舞于君幕下”[162]。可见汉族戏剧在其老祖宗时就且歌且舞，又说又做了。
汉朝时，百戏兴起。百戏，又叫散乐，是汉族民间演出的歌舞、杂技、幻术、武术、戏剧等的总称。在汉张衡的《西京赋》对汉朝百戏流行的盛况有详细的记述。例如“东海黄公”的节目，就是表演东海人黄公年少时会兴云吐雾的法术，能伏蛇降虎，后因年老法术失灵，反被虎所害的小故事。又如“吞刀”“吐火”“扛鼎”“寻”（即爬竿）“燕跃”“跳丸”（即踢球）“走索”都是一些杂技节目。还如《总会仙唱》则是一个大型歌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百戏”不一定都是“戏”，但“戏剧”却是“百戏”中之一“戏”。这样，汉族的戏剧，还在摇篮之中时，就已与歌唱、舞蹈、杂技、武术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宋朝时“百戏”仍很兴盛。《梦粱录·百戏伎艺》说：“百戏踢弄家，……立金鸡竿，承应上竿抱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砍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汉族戏剧之所以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精彩的武打场面与技巧，与历史上百戏杂陈，互相学习、交流、渗透的历史情况是分不开的。所以，东京汴梁逢年过节都是“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163]。
《贵妃醉酒》
唐朝时，参军戏又广为流行[164]。这种表演形式起源于惩治赃官，后来凡是演出以诙谐笑谑为主的戏剧，就叫参军戏，实际上是先秦俳优那种滑稽戏谑、巧言善辩传统的发展。这种戏主要由“参军”和“苍鹘”两个角色表演，前者性格痴愚，后者性格比较机灵。开始参军戏是一种“科白戏”[165]，以滑稽的动作和对话引人发笑，有点类似现代的相声。后来又有女演员参加表演歌唱[166]。这样，参军戏作为汉族古代一种重要的戏剧形式，就包括了唱、做、念三种表演手段。而且由于唐朝各种艺术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为戏剧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例如“燕乐”就集中了隋唐时期民间和外来乐曲的成就，完成了汉族音乐声律的大转变，这就为宋元戏剧乐调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又如唐城市经济的繁荣，游艺场所的出现，就为宋元戏剧的诞生提供了舞台；再如变文、市人小说以及传奇小说的产生和流行，又为戏剧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就是从唐到宋元汉族戏剧的形成时期，杂剧在百戏流行和参军戏时兴之中应运而生。其名称虽于唐宋时已可见[167]，但是作为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形成为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的杂剧，是元杂剧的崛起。元杂剧一般分为四折[168]，每折之内都有十个以上的成套小曲，一套小曲属同一宫调，押同一音韵，由称正末、正旦的男女主角演唱，其他角色只有对话（称“宾白”）和动作（称“科范”）。在山西洪洞县明应王庙南壁的一幅壁画上可见一个女艺人忠都秀领衔的戏班子（演出者共有10人）演出元杂剧的情况。元杂剧的形式齐全，有正剧、悲剧、喜剧、讽刺喜剧、闹剧等；在表现方法上，有唱工戏、做工戏、武打戏。而比英国莎士比亚早300多年的元朝大戏剧家关汉卿一生写了60多个杂剧本（今仅留传下18个），其著名的有悲剧《窦娥冤》、喜剧《望江亭》《救风尘》以及历史剧《单刀会》。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元杂剧是一种成熟的戏剧艺术，它已经剔除了幻术、杂技等非戏剧成分，熔歌唱、舞蹈、雕塑、武术、杂技等姐妹艺术于一炉，陶冶锻铸，从而把“唱、做、念、打”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汉族特有的民族戏剧的艺术风格。
从此以后，不管是明朝在南戏[169]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还是清朝绚丽多彩的地方戏剧，或者是集汉族古典戏剧艺术之大成的京剧，虽然其唱腔、服装、音乐、对白各有千秋，但集“唱、做、念、打”于一身的特征却是共同的，体现了戏剧是汉族文化综合体的特点。
（二）解剖麻雀：以京剧为例
集“唱、做、念、打”于一身的汉族戏剧，还有种种汉族戏剧所独具的特点，以集戏剧艺术大成者的京剧为例。
第一是男扮女、女演男。汉族的戏剧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演员和角色的性别有时并不完全一致。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都是男的。而梅兰芳从他的祖父梅巧玲、父亲梅竹芬到儿子梅葆玖，四代都是旦角演员，而其女梅葆钥，却是演须生的。而江南的越剧，过去基本上是“女子越剧”，全部角色都由女子担任。
此事古已有之。三国时男演员郭怀、袁信等就扮演《辽东妖妞》中的女角[170]。北朝后周宣帝即位时，就“广召召使……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171]隋唐时依然有“男为女服”[172]，“弄假妇人”[173]之事。而在宋、元、明、清汉族戏剧形成、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此事更是屡见不鲜，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曾记载宋代一个杂剧戏班中由男演员孙子贵“装旦”演出。元朝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女演员赵偏惜和燕山秀“旦末双全”，即男女角色都演得好。明朝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专门列了“刘晖吉女戏”“朱楚生女戏”的条目。清朝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吴门人顾阿夷的昆腔“双清班”中，除一名演正旦的男演员外，其余均由女演员扮演。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恐怕也是汉族传统的儒家礼教“男女有别”的道德观念所致。
京剧花旦
第二是行当的划分。行当是角色的总称，这是汉族戏剧表演人物的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特点。京剧一般分生、旦、净、丑四大行当[174]。各行当又有细密的分支，“生”就又分为老生、小生、武生、红生（勾红脸的人物）四种；“旦”就又分为青衣、花旦、花衫、刀马旦、武旦、闺门旦、玩笑旦、泼辣旦、贴旦[175]、老旦等；“净”俗称大花脸，分铜锤、架子、武花、摔打和二花脸等；“丑”俗称小花脸，分文丑、武丑两类。
第三是脸谱。脸谱是汉族戏剧夸张性的化装艺术。它色彩鲜明，勾绘精巧，富有图案美，是把绘画和表演统一在演员脸上的一项独特的专门艺术，又是戏剧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其大致是从唐朝乐舞大面所戴面具以及参军戏副净的涂面演化而来，到明朝时基本上形成。一般有黑脸、红脸、花脸、青脸、蓝脸等不同颜色的化装。各种不同的颜色又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赤红示忠勇，黄色见猛烈，白色多奸诈，黑色主粗直，青色是妖邪，以分辨忠奸善恶。此外，还有一定的寓意，如刘瑾是明朝专权的宦官，脸谱为“太监脸”。绘柳叶眉、乌眼窝、小嘴，以示近似妇女之貌。又如张飞，给其绘一类似蝴蝶的图案，以寓“张飞即飞云”。
《文姬归汉》
第四是行头。行头是戏剧服装和道具的通称。汉族戏剧的行头有基本固定的式样和规格，其服装色彩鲜明，纹饰华丽，着重装饰性；其道具多数是虚拟的、象征性的。经过历代戏剧艺人的不断创造，已成为戏剧表演艺术极富民族特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拿服装来说，其一般不分朝代、地域和季节，只按不同的剧目、角色行当和人物特点，大约分为蟒、靠、帔、官衣、褶子五类。各类服装对不同的角色又有具体的区别，如皇帝将相的官衣——蟒袍，就规定皇帝绣龙，后妃绣凤，文臣绣仙鹤、孔雀，武将绣麒麟、虎豹，均用黄色。玉皇大帝也着帝王的黄色蟒袍，而刘备、穆桂英却穿红蟒，包公穿黑蟒，赵云、吕布穿白蟒。而道具中的髯口、水袖、扇子、翎子等在戏剧艺术中都各有其特殊的作用和功夫。髯口，即胡须，就既是人物年龄、性格的一个标志，又是一项重要的表演手段，演员可以通过对髯口的捋、掀、吹等动作来表现角色的情绪的变化。一把扇子在川剧名丑手里，竟可以翻出九十种花样，这种扇子以及翎子功、水袖的运用往往成为演员手里的绝招，观众眼中的绝技。
第五是利用程式进行表演。程式就是汉族戏剧中规定的舞台动作的套子和格式，如上马下马、上楼下楼、开门关门，以及喝酒、写字、坐轿、睡觉、昏迷、苏醒等，都有一套规范化了的套子。甚至表演各种表情，如悲号、快乐、哭、笑等，也有一套格式。这些程式来源于生活，是经过提炼、加工、美化和规范化了的舞台动作，正是“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比如骑马，历代艺人就创造了用马鞭表示骑马的一系列程式化了的上马、下马和策马的舞蹈动作。而不同的行当，程式也不同，口法、手法、眼法、身法、步法也都发生变化。这样，利用程式进行表演，就成了汉族戏剧表演艺术的最根本的一个特点。
所有这些特点，集中起来，概括地说，汉族的戏剧具有流畅性，要可以连续不断地、有节奏地进行演出；具有伸缩性，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非常灵活地作任何表现；具有雕塑性，它不重景突出人，呈立体感；具有规范性，即程式化；具有写意性，从生活到语言，从动作到舞台美术无不源于生活，经过提炼、加工和美化，又高于生活[176]，从而使“唱、做、念、打”集于一身的汉族戏剧以醉人、迷人的风姿，出现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的戏剧艺术。
六、中国功夫：汉族的武术
武术，这项被世界上称之为“功夫”的民族体育运动，是汉族祖先血汗的结晶，是国家的瑰宝，是汉族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一枝奇葩。几千年来它为汉族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现在正受到世界的瞩目，“武术热”“功夫热”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起，武术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功夫
（一）武术是汉族文化的一枝奇葩
汉族古语，“武”字通称军事、技击、强力之事。《说文解字》解“武”字即说：“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177]又称武事为“武义”，《汉书·扬雄传·校猎赋》中就说：“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后因“义”与“艺”同音，故又专指骑、射、击、刺等军事技术为“武艺”。《三国志·蜀志·刘封传》说：“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宋史·兵志九》中也说：历庆六年诏“以春秋大教弓射一石四斗、弩三石八斗、枪刀手胜三人者，立为武术出众格。”所以，在古代的一些小说中，常常称有骑、射、击、刺等军事技术的人为“有武艺”，即现代所称的“有功夫”；形容武艺好的人为“武艺高手”。而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远古的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同时《述异记》也说：“轩辕之初立世也，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世本》又说：“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武术大体上分为徒手和持械两类，这是大家都了解的。轩辕“习用干戈”，蚩尤兴起“角抵”“五兵”，看起来是神话，其实“角抵”应是原始拳术，即徒手武术的前身。不少人解释“角抵”或说是“相扑”“争交”，即现代的摔跤[178]；或说是一种技艺表演的“角抵戏”[179]。但是溯本追源，这些都不过是最早踢、打、摔、拿、抵这类徒手搏斗动作的发展和变种。而“习用干戈”“作五兵”，很明显正是持械武术的前身，戈、矛、戟等器械，至今仍是武术中十八般武艺的部分内容。
据古典文献记载，拳术兴于战国时北方的齐国。《荀子·议兵》说：“齐人隆技击。”所谓“技击”，其《注》说：“技，材力也。齐人以勇力击斩敌者，号为技击。”荀子是赵国人，但曾长期生活在齐国，除讲学外，还三次做过祭酒[180]，亲眼看到齐国技击之类拳术活动的兴盛。齐国人管仲在《管子·小匡》中更明确地说：“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181]《诗·小雅·巧言》中也说“无拳无勇”。可见此后，拳术在山东民间一直盛行不衰，在近代还兴起过以设拳厂、练拳术组织群众的义和团运动。至今，山东德州仍然是威名远扬的武术之乡。由于拳术便于近战，练习又极简便，于是，拳术以此为发端，在汉族中广泛流传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南拳、形意拳、华拳、通臂拳、少林拳、炮拳、太极拳、红拳、猴拳、六合拳等流派。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在其所著兵书《纪效新书》中不仅对拳术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而且概括地总结了拳术练习的特点是：“身法活便，手法利便，脚法轻固，进退得宜，腿可飞腾。而其妙也颠番倒插，其猛也披劈横拳，其快也活提朝天，其柔也知当斜闪。故棒、棍、刀、枪、钗、耙、剑、戟、弓矢、钩镰、换牌之类，莫不先由拳法活动身手。”[182]这样拳术就发展成了武术的基本功。
李小龙
拳术兴于北方齐国，而剑术却起于南方的吴越。剑是汉族古代的一种随身佩带的兵器，据记载，春秋时期的铸剑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而当时最著名的铸剑工匠干将、莫邪、欧冶子三人都是越国人。1965年在湖北发掘的楚墓中出土的刻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字的一把剑，至今依然光彩夺目，异常锋利，毫不生锈，乃剑中之宝[183]。而当时著名的女击剑家越女也出在越国。《吴越春秋》中记载：“范蠡曰：‘……行阵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今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处女）见越王，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则如之何？’女曰：‘妾生于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甚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越王即加女号，号曰‘越女’。”[184]其所谓“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的剑术，就是说每当短兵相接，内要全神贯注，外要泰然自若，静时如温存的女人，动则如呼啸的猛虎，谁掌握了击剑的本领，就可以以一当百。所以，以后历代著名的击剑家，多以学剑于越来表示自己的剑术精深。与拳术一样，剑术活动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一直在华夏族和汉族民间广泛流传。孔子的学生子路就是一个喜欢剑术的人，《孔子家语》中说：“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乎？”他认为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仗剑自卫的。战国时的赵惠文王也十分喜欢剑术，各地剑士慕名而来，人数达3000多。他日夜观看剑士们击剑，仅一年当中，竟有100多人在击剑中死伤[185]。三国时曹操的儿子曹丕，自幼开始学剑，而教曹丕剑术的教师史阿“昔与越游，具得其法”[186]，是当时京城剑术最高的人。诗圣李白也精于剑道，其师就是后世称为唐朝“三绝”[187]之一的裴旻。为了学剑术，李白辞别家亲，专门移居山东，拜裴旻为师。在名师的指点下，其刻苦习练，剑术大有进步，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一套名为“太白剑”的剑术套路。晋朝名将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脍炙人口，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习剑为国报效的事迹，也为人们所熟知。由于人们对剑的特别爱好，古时汉族从军中将士，到文人学者，以至民间百姓，都有佩剑习武的习俗。《宋书·礼志五》说：“‘剑者，君子武备。’……然则自人君至士人又带剑也。”故剑这种使用方便、利于近战的短兵器，自古被人们誉为“百兵之王”。
由于武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艺术价值和积极意义，成为汉族文化的一枝奇葩而越来越受到汉族和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欢迎和重视，其影响也越来越大。日本的柔道、空手道、相扑，泰国的泰拳，朝鲜半岛的跆拳道等，都与汉族武术有着种种渊源关系。日本有“少林寺拳法联盟”。美国成立了“全美中国武术协会”，仅纽约市就有40多个武术社。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还开设了武术学校——少林功夫学校，传授中国武术。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开展了太极拳活动。许多外国人对汉族的武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武术真功在中华，要求向世界介绍武术，把武术推向奥运会、推向世界，让汉族武术这朵古老、瑰丽的奇葩在全世界盛开。
（二）武术与汉族的性格
武术的特点，一是“击”，二是“舞”，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一个表现了汉族刚健的民族性格，一个表现了汉族温顺的民族性格。
“击”就是技击。前已提到其兴于战国之齐国，由于齐国提倡技击，并通过技击考选人才，训练军队，奖励军功，故“齐愍（即齐湣王）以技击强”，而成为战国七雄中“五伯”之一。此种技击，本指徒手搏斗的拳术，后遂发展为指搏击敌人的武艺为技击。《汉书·刑法志》注引孟康说：“兵家之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习手足”就是拳法和腿法的练习，有此基础后，再学器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变化，武术的技击，就是两人徒手以踢、打、摔、拿，或两人各持器械以劈、刺、扎、砍等，以进攻与防守的方法所进行的对抗性的运动。历史文献记载的技击项目有角抵[188]、相扑[189]、手搏[190]、手战[191]、击剑[192]、击刺[193]、校棒、刺枪等，这些技击项目都是汉族世世代代血汗的结晶。戚继光说过：“吾国技击之学发端于战国，昌明于唐宋，盛极于明清。”[194]武术的技击运动深受汉族人民的喜爱，在民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汉朝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汉书·武帝纪》注引应劭说：“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195]《汉书·哀帝纪·赞》：“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其注引苏林说：“手搏为卞，角力为武戏也。”可见“角抵戏”就是一种“角力”比赛[196]，即比武。而自古流传的打擂台和技击比武，更是汉族人民所喜闻乐见。《水浒传》第四十九回《燕青智扑擎天柱》，就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打擂台的盛况，而燕青是使用“摔法”取胜的。与此同时，为了军事的需要，唐朝开始设武举，为武科之始；宋有武举、武选；明设武科乡试、会试，武举六年一次（后改为三年一次），明末又举行武科殿试，清时兵部主武会试、督抚主武乡试、学政主武科试。
由于武术的技击运动有着这样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历代还涌现出一些技击家，如汉时的雷被、王越、史阿，魏时的曹丕等剑技家，唐时拳手轻捷的蒙万赢、所向无敌的谢建，蜀之高手石彦能，等等。同时，还出现了技击专著，如《庄子·说剑篇》《汉书·艺文志》中的《手搏》六篇；而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陈记》《剑经》等则对拳法、棍法、枪法作了论述。
太极武功
武术的技击，充分表现了汉族勇敢英武的刚健性格。
“舞”，就是“武舞”，即现代流行的套路形式的武术。汉族武术的兴起，一方面与为军事需要而进行的对抗性的搏击训练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武舞”的形成和出现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礼记·乐记注》云：“一击一刺为一伐。”“九伐”就是在手拿武器的练习中，有九个击刺的动作变化，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武术器械套路。到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武术器械套路。到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这种套路的武术运动叫做“舞象”。《礼记·内则》云：“成童，舞《象》，学射御。”其疏曰：“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诗·邹清》也说：“象，用兵刺仗之舞。”此种“舞象”，不仅可以单人舞练，也可集体武舞。在古典文献中，关于“武舞”的记载还很多，如《孔子家语》有“子路悦，援戚而舞”的记载，可谓武术的套路演练；《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项庄舞剑”，可谓剑术的套路演练。武术套路运动的“剑舞”，到了隋唐以后，更为风行，除前已提及的裴旻和李白外，女杰中有公孙大娘和李十二娘等，都是舞剑高手，《藏书·吴道子传》中说裴旻“驰马舞剑，激昂顿挫，雄术奇伟，观者数千人”，大画家吴道子看后“挥笔若有神助”。而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更是对剑术套路表演的绝妙之作。正因为武术套路运动具有“舞”的特点，所以其自成为武术中一个独立的表现形式，以其与技击的搏击性不同，而具有表演艺术的浓郁特色，它以其形体抒情性和造型美感，同样深受历代汉族人民的喜爱，至今仍广泛流传于民间。
武术的“武舞”，则充分反映了汉族温、良、恭、俭、让的温顺性格。
少林功夫
武术的“击”“舞”两个特点是由其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练、看、用”三种职能所决定的。“用”，就是技击的运用，可以作为军事训练和防身自卫的手段，就是在现代，技击也仍然不失其实用的价值。“看”，就是“武舞”的表演性，它通过优美的动作和造型，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它经久不衰的艺术价值。“练”一方面为了技击和“武舞”而练习各种基本功，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只有练好了基本功，技击本领才能更高，“武舞”艺术才能更美。另一方面是锻炼身体，用以“调气息，壮筋骨，除疾病”。关于这一点，在武术的兴起和发展中也是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据古典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导引”出现，《庄子·刻意篇》解释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其意就是说经常活动内脏器官和肌肉、骨骼的人可以像彭祖那样健康长寿。长沙马王堆汉墓即有“导引”图出土[197]。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创造了一套强身健体的“五禽戏”[198]，这就是“导引”的一种。隋唐以后出现的“八段锦”“十二段锦”“易筋经”，以及近现代的太极拳、练功十八法等都是“导引”派生出来的。现代这些武术活动也有着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因为武术运动具有极其灵活的适应性，不管什么人，男女老少，身强力壮的，或是体弱多病的，都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和不同情况，选练不同套路的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可以陶冶性格，所以它才能够深深地扎根于汉族民间，成为汉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项最受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民族体育运动。
七、中医中药：汉族的医药
中医、中药是汉族人民几千年来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反复过程逐步创立发展起来的，它渊源于汉族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医中药体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汉族文化的一种结晶体。
（一）中医中药是汉族文化的结晶体
汉族的医药自成体系，别具一格。西医看病习惯用听诊器，而中医则习惯于脉诊，即用手按脉，所以又称切脉，这是汉族一项独特的诊法。它根据人体脉搏跳动的轻重快慢，即可知究竟患何病，病于何因。正如《黄帝素问》说：“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阴三阳，皆随春秋冬夏观其脉之变，则知病之逆顺也。”[199]汉族脉诊的历史极为悠久。据《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时的名医扁鹊“特以脉诊为名耳”[200]，他给赵国“五日不知人事”的赵简子切脉，知其是血脉不畅而假死，不出三天治好了赵简子的病的故事，以及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的传说，使之获“神医”之美称，被后世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所以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201]而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药文献《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用脉诊判断疾病的宝贵材料，进一步说明脉学在2000多年前就是汉族古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脉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提高，在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可以看出脉诊已广泛用于临床，晋朝名医王叔和则综合历代脉学之经验，写成脉学专著《脉经》。2000多年来，中医主要是通过运用切脉的方法给人诊病，它体现了汉族文化的独特性。这是一方面。
神农采药图
另一方面，西药主要是近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有优点，但副作用普遍较大。而中药则主要是各种动物、植物，特别是植物，汉族俗称“中草药”。它是汉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202]的传说，《诗经》中也记载了一些可以药用的植物，如“芣苢”（车前子）、“蝱”（贝母）、“蓷”（益母草）等。《山海经》中更明确地列举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三类的120多种药，以及它们的简单用法和治疗性能。而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现在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将365种药物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到南北朝时，陶弘景写成《本草经集注》，共记药物730种，将药物分成草、木、粮、虫兽、玉石、果菜和有名未用等七类，首创汉族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唐显庆四年（659年）出现了由宫廷主编的汉族古代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大大早于1494年出现的西欧最早的药典——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明朝的李时珍则将汉族的中药学推向了高峰，它集中药学之大成，于1578年编成了《本草纲目》，共记药物892种。汉族的中药不仅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它与西药相比，有独特的内容。首先，它有一整套独创的理论体系，一般中药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中药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属性。“四气”就是寒、热、温、凉；“五味”就是辛、苦、咸、酸、甘；“升降”“浮沉”就是指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趋向。这些药物属性的理论知识是根据对疾病的认识，对药物的自然属性和在人体内的治病作用等概括出来的，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药物中都是没有的。其次，它又有一套独特的对药物加工改造的方法，称之为“炮制”或“炮炙”。中药的炮制方法多种多样，极为丰富，加工后，可以去掉杂质，做成便于服用和贮存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它根据药物属性和治病的需要，一般分为水制、火制和水火共制三种。水制是人们所熟悉的用酒泡、醋泡、水漂等。火制就是用炒、焙、煅、炙、煨、炼等17法[203]。水火共制就是蒸、煮等。通过不同方法的炮制，药物的性能往往出现一些特殊的变化。例如半夏有较大的毒性，生吃就要中毒，而用姜、明矾浸泡加工后，就可以消除毒性，保存药效。又如生地黄本是凉药性，可以治热性病，如果把它反复多次蒸熟晒干，却可变成温性药以补血。凡此等等，形成为世界药物中独特的汉族的中药炮制学。再次，是其独具一格的复方配伍的处方。大凡看过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大多采用复方配伍的形式治病。一张处方，少则三五味药，多的达十几几十味药。这些药物之用，互相配合，互相钳制，有的药物互相协同可以增进疗效，有的药物可能互相对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也有的药物因为互相对抗、钳制而减轻或消除了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或反过来互相作用，发生毒害。这样，常常由于配伍的不同，甚至剂量的多少而起不同的治疗作用，达到不同的治疗效果。这就与西药“单打一”的治疗作用不同，中药复方配伍就可以对较复杂的疾病全面照顾，从而获得安全而更高的疗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桂枝和黄麻配伍，可以发汗治外感病；麻黄和杏仁、石膏等配伍，却又是治喘咳的；麻黄与白术、生姜配伍，又变成消肿的药。最后，是它多种多样的独特治疗“剂型”。西药多为片剂或针剂，此外也有水剂和粉剂。而中药的传统则是以汤剂为主，另外还有包括外用、内服的丸剂、散剂、膏剂、酒剂等。而其中汤剂是汉族民间最流行的传统剂型：用一陶制小药罐，装进配制好的一剂复方中药，加入适量的水后，放在炭火上煎煮，一般一剂煎两次。现在虽然中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传统的汤剂仍然是汉族民间常用的习惯用法。
从独树一帜的切脉和丰富多彩的中药，我们可以看到中医、中药是根植于汉族文化的沃土之中的，确实是汉族文化的一种结晶体。
（二）“神针”和“神功”
说起来，确实叫人惊奇，不吃药，不打针，仅用几枚细细的银针刺入身体中的某些穴位，就可以治病去痛。而针刺麻醉的诞生，以及用针刺治好一些聋哑人的事迹，更是轰动世界医学界，被人们誉为“神针”。
针 灸
针灸在汉族中源远流长，它的前身就是原始社会的“砭”。“砭”就是砭石，把石块磨制成尖石或石片，用以治病。后发展成用金属做成的针。“针灸”就是“砭灸”，《史记·仓公传》说：“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就是按病者的经穴，刺以砭石为砭（即针），灼以艾火曰灸。战国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就论述了各种脏腑疾病的针灸疗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医书中，就记载了各种疼痛、麻木、痉挛以及眼、耳、口、鼻等局部症状和烦心、嗜卧、恶寒等全身症状用灸法治疗的方法。扁鹊不仅“特以诊脉为名”，而且还精通针灸，虢国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就是一例[204]。河北满城还出土过西汉时的金针。从秦汉到隋唐，关于针灸的医书专著越来越多，还出现了孙思邈绘制的三幅大型彩色的针灸挂图，甚至在太医署里专门设立了针博士、针助教、针师、针工和针生等职衔。宋朝的针灸学家王惟一更是集针灸学之大成，创造了针灸铜人，并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开世界医用人体教学模型的先河。针灸疗法也多种多样，针刺方法就有火针、温针、梅花针等；灸疗方法有药饼疗法、灯火燋法、艾卷等。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挖掘、继承、发展，出现了耳针、鼻针、电针、头针、穴位结扎、磁穴疗法等。几千年来，针灸疗法始终是汉族一项重要的医疗手段。针灸之所以能卓有成效地治疗各种疾病，据医学家研究，一方面是因为针法的机械性刺激和针法的温热刺激，能调节人体机能，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另一方面还同针灸的刺激部位和针灸所引起的机体传导作用有关。另外它有广泛的适应性，可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各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治疗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它具有良好的兴奋身体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的作用，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再加上它操作方法简便易行，医疗费用经济，安全可靠，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又可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所以不仅是汉族人民传统的医疗手段，而且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和民族的欢迎，而正风靡世界。
说起来，也有点神乎其神，不吃药、不打针，甚至也不针灸，只要进行练气，即可治好疾病，甚至于可以攻克某些癌症。
其实，所谓练气，按照汉族中医的理论，就是指锻炼人体内部的元气。元气古称“原气”，是指人体维持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基本物质和活动能力，其在胚胎时期已形成，藏于肾中，与命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难经·三十六难》说：“命门者……原气之所系也。”《黄帝内经》说：“正气内存，邪莫能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意思就是说，人体只要有正气存在，元气充沛，病邪就不能侵入。因此，气功就是锻炼元气，增强体质的一种功夫。实践证明，气功通过调身（姿态）、调息（呼吸）、调心（神经）等三个方面，可以静养元气，积聚精力，按摩腹腔，从而以适当的安静来保养损耗了的元气，使扰乱了的机能逐渐恢复正常，同时逐渐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并通过“储能性”反应[205]和按摩腹腔，减少病者身体的消耗，增进消化和吸收功能，重新积聚精力，战胜疾病。这就是气功神奇作用的科学根据，与“神针”针灸一样，被誉为“神功”的气功，也正为世界医学界所神往。
练 气
八、巧夺天工：汉族的工艺
汉族传统的工艺美术，巧夺天工，精美绝伦，是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几千年来，勤劳、聪明、人口众多的汉族，在其辽阔的共同地域上，为满足和适应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衣、食、住、行、用等各个领域里，大展其武，就地取材，利用和改造大自然赐予的各种极为普通的原材料，如石头、泥土、骨牙、竹木、羽毛以及金属……巧夺天工，因材施艺，创造出了很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艺美术品，使人叹为观止。
汉族的工艺美术，其品种之盛，风格之异，手法之巧，情趣之美，犹如百花竞艳，异彩纷呈，美不胜收。它蕴涵着汉族的智慧，融汇了汉族特有的民族气质和文化素养，是汉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传统民族工艺是汉族文化的精品
汉族传统的工艺美术，主要有陶瓷、刺绣、织锦、地毯、玉器、象牙雕刻、木雕、竹刻、石雕、编织、漆器、金属工艺、扇、烟花爆竹等等，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形状瑰丽，精致玲珑，是民族文化的精品，它既是汉族智慧的结晶，又是汉族心理素质的表现。
以玉器为例。玉器，又称“玉雕”。由于玉石质地坚硬纯洁，晶莹透明，雕琢艰难，自古以来被视为珍贵的艺术杰作，是工艺美术精品中之精品，被称为是“鬼斧神工”的绝技。汉族的玉雕达到这样高的艺术水，与古代华夏民族以及汉族重玉、敬玉的共同心理有密切的关系。
战国·镂空螭虎纹玉合璧（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现代人看来，玉雕成的玉器，仅仅是一种工艺美术品，它可以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但是，在古代华夏民族以及汉族中，玉器不仅仅是一种好看的工艺美术品，更既是具有礼法意义的服饰品，又是宗教崇拜的附托品。这就是说在古代华夏民族以及汉族的心目中，玉器不仅是艺术的，更重要的是宗教的、礼法的和道德的。其宗教的意义，大概源于原始人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玉既复杂又不可描述的美色的神秘感。玉出自石，而石器在整个原始社会中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引起原始人对石器中最美的玉器的原始崇拜，是后世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纯朴的原始崇拜。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所发现的28件用玉和莹石制作的装饰品，距今六七千年，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玉器[206]。进入阶级社会后，玉器的宗教意义更明确了，《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就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苍璧”“黄琮”都是玉器[207]，此时已被定为祭天地的礼器了。其礼法的意义，源于古代周族的宗法制度，在宗法等级制度下，不同等级的人佩戴不同的玉器，以示其等级身份之不同。《周礼·春官·典瑞》中就具体地说：“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穀璧，男执蒲璧……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圭，是一种长条形，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后汉书·明帝纪》也说：“亲执圭璧，恭祀天地。”这样，玉器也就被礼法化了。其道德的意义，则是玉器本身纯洁、晶莹的色泽和光润，仿佛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化身，即所谓“君子于玉比德焉”[208]。于是古代汉族佩玉为不可缺的道德行为。所以《礼记·玉藻》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至今人们往往喜欢用玉来形容思想品德高尚的人或美丽的人。不少人，包括一些男人在内也喜欢以“玉”为名。古代汉族重玉、敬玉的心理在葬礼中也有表现，那就是用玉器殉葬。如古礼在死者的心、背及四方放六种不同的玉器，即礼天、礼地、礼四方。汉朝以后又有“含玉”的风俗等。
由于玉器在汉族社会生活中具有这种特别的意义，玉雕的发展，也就是必然的了。商朝玉器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水平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玉雕工艺上，已掌握了阴刻、浮雕、圆雕、透雕等方法，并首创了立体玉雕人像和各种动物，还能巧用玉色。如殷墟出土的两只艺术构思精巧的玉鳖，壳和肚的颜色黑白分明，其中一只，两只鼓鼓的眼珠是黑色的，另一只，四爪上都留有黑爪尖，形象和颜色的运用惟妙惟肖。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近600件玉器，其中装饰品和艺术品300多件，礼器、仪仗用器200多件，实用品约60件，实为商朝玉器的展览。两汉时期，王侯贵族盛行玉衣作葬服。前述《汉族的葬礼》中所提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保存完整，玉衣的外形与人体形状一样。每一件由2000多块形状不同的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每块玉片都要磨光、钻孔，表现了相当高的水平。东晋时还出现了高三尺的玉雕人像[209]。隋唐时期的玉器，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出现了新风格，玉镯就是这时出现的。从唐到明，还流行制作精致的玉带，成为官场礼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玉雕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了，并出现了大型玉雕作陈设工艺美术品。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清乾隆年间的大玉雕——《大禹治水图》，全重5000多公斤，用6年时间雕成，上面刻画了汉族古代劳动人民战胜洪水的生动、壮丽的情景，其精巧绝美，大有鬼斧神工之妙。新中国成立后，玉雕这门传统工艺美术有了更大的发展，现在人们根据各地制作的特点，通常把玉雕分为京做（北京）、苏做（苏州）和番做（新疆）三种类型。玉雕艺人在一块浑朴的玉料上，根据其天然色泽和自然形体的不同特点，巧妙构思，量料取材，因材施艺，显瑜掩瑕，从而使玉料成为巧夺天工、玲珑剔透、栩栩如生的高级工艺美术精品。
马克思说过：“动物只是按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210]马克思这个美的规模的论述，告诉我们民族工艺美术是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的统一。汉族的工艺美术正是这样，既满足了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实用；又满足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美观。所以，传统的工艺美术，确实是汉族文化的精品。
（二）民间工艺美术是汉族文化的珍品
民间工艺美术，在汉族中有深广的群众基础，它虽然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但却是人们依照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按自己的审美观点，使用自己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所能获得的材料与工具，创造出来的有审美价值的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由于汉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有着其特殊的爱好方式和心理因素，因此，民间工艺美术经过漫长的历史锻炼，使每件作品风格的形成，都与汉族整个文化的发展有着微妙、细腻的联系，与汉族的居家、生产、教育、信仰、社交等社会生活协调统一，融为一体，成为汉族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所以，民俗学家们称民间工艺美术为民俗艺术。
请看：
蓝印花布，这种把油纸刻成花板，蒙在白布上，然后用石灰、豆粉和水调成防染粉浆刮印，晾干后，用蓝靛染色，再晾干，刮云粉浆而成的花布，早在汉朝即已出现，到了明清两朝时更是普遍流行，有蓝底白花，白底蓝花，风格各异，至今民间特别是农村喜用做被面、帐子、门帘、围腰以及衣料的一种传统民族花布，现在在国际上也颇为流行，制成各式时装衣裙，成为现代服装中具有汉族风格的时髦货。
蓝印花布
家织布，原本遍及汉族民间，自己纺纱，自己染色，自己织布。如何染得漂亮，全在个人心里设想，在心里创造着花色，民俗风格很鲜明，如江苏南通的芦苇花土布和蓝小格、蓝白柳条土布十分著名，至今色织条格土布仍主要自用，而提花布，特别是喜庆文字的提花布，一直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嫁妆和节日馈赠品。
年画，是汉族民间过春节、庆丰收的一种民俗艺术品，也是汉族民间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心理愿望的一种最普及的文艺样式。年画的主题以丰收、富裕、多子、长寿、婚姻美满、吉祥如意为主，也有向神佛祈祷幸福的题材，多符合过年过节之时人们的喜乐心理，也反映了人们对安居乐业的美好向往。各种年画还按悬贴部位，如大门、居室、影壁、桌裙、米面缸、粮囤、橱、灶头的形制而定，格式不一。年画的色彩气象万千，杨柳青的年画多用粉紫、橙绿，谐和柔美；佛山的年画多用红丹做底，辅以黄、绿、金、银，绚丽辉煌；桃花坞的年画虽不离红、绿等色，但色度多浅淡而较为素雅。近几年来，杨柳青、桃花坞等地的年画先后到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展出。每到一国展览，整馆的年画，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犹如一座万紫千红、斗芳争菲的大花园，既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又向人们展示了汉族文化的瑰丽。
剪纸《圆圆满满吉庆有余》
剪纸，起源很早，两千多年来，伴随着汉族的风俗活动而广泛流传于民间，唐代李商隐《人日即事》诗中就有“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211]之句。剪纸的作者多为农家妇女，表现的题材多是她们最关心、最称心、最向往的事物，如家禽家畜、花鸟、农作物、胖娃娃、吉祥图案、戏剧故事等等。由于她们摆脱了商品价值观念的制约，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纯真的感情，因此她们的艺术语言淳朴感人、意味隽永，使她们所寄托的爱慕、祝福、幻想等跃然其中，而深受群众的喜爱。陕北有句民谚：“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冒铰，就是剪纸不需画样子，拿起剪刀就随意剪出各式花样来的能手。正因为剪纸在汉族民间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北方农村的汉族妇女大都会剪纸，一个女孩子从六七岁就开始剪，一把剪刀剪到六七十岁，剪纸的样式也多彩多姿，有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喜字以及鞋花、帽花、枕头花等绣花底样，是最朴素、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民间艺术。确实，剪纸凝聚着汉族深厚的感情和心理意识，是汉族文化之源和魂。
面塑，汉族民间用面捏塑节令用品，配以红枣、绿豆，缀以胭脂花点，做成“喜馍馍”“花点心”，如面佛手（福）、面鹿（禄）、面桃（寿）、塔型盘花素糕（登高）、双喜、花朵和小动物等，属于带有祝福含意的艺术食品和怀念先祖的祭品。而用糯米粉和面加彩后捏成的各种小型人物，栩栩如生，则成为可以独立欣赏的民间艺术品了。著名的有上海面塑艺人赵阔明，擅长做戏剧人物和佛像，也爱做胖娃娃，大至三尺余，用于宴会摆设，小则一厘米，可装入核桃壳。而赵阔明的师傅汤有益则练就了一手凭记忆默捏戏剧人物的才能，刻意追求意境、传神和变化，注重捏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眼睛的神态，人们评价说，与其说是“捏面人”，毋宁说是“捏活人”，手下自有缤纷世界，令人拍案叫绝。
花灯，又叫灯彩。平日它可烘托婚寿喜庆气氛，到元宵节时它就成了人们欢庆佳节的主角。西汉以来，各地的民间艺人利用本地所产的竹、木、藤、麦秸、兽角、金属等材料，制成各色花灯，使花灯成为多种材料、多种工艺、多种装饰技巧的民间综合艺术，什么珠子灯、羊皮灯、罗帛灯、无骨灯、走马灯、龙灯、宫灯等等，在节日里满街满巷地与狮舞、龙舞、跑竹马、踩高跷、采莲船、大头舞等配合在一起，气氛热烈至极，这种文化享受确实远不是“娱乐”二字所能包容的。
香包，主要是汉族端午节的避邪物。香包的作者，也多是农村妇女。香包的形制，一般也多是“五毒”、彩丝缠粽、如意形彩荷包；也有的做成小鸡、花朵、胖娃娃、昆虫；或做成寿桃、蝙蝠（福）、柑橘（吉）等寓意吉祥的东西。而在北方，特别是陕西、山西一带，汉族民间《绣荷包》的民歌非常流行，通过香包这件小小的工艺品，不仅表达了男女间对爱情的坚贞，也歌颂了历史和传说中的英雄和忠良。
此外，还有不胜枚举的服饰、首饰、梳篦、床榻用品、建筑装饰、铺面幌子、乡土玩具、风筝、盆景、皮影、木偶、龙舟、舞具、乐器等等，都是汉族民间工艺美术品百花园中盛开的鲜花。从民间工艺美术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度浓缩了的汉族文化。所以，每一件民间工艺美术作品，都可以说是蕴涵着汉族气质的民族文化的珍品，耐人寻味。
九、泰山、长城、大运河——汉族文化的象征
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精神形式的表现，有物质形式的表现，山川河流是物质形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举世闻名的泰山、长城、大运河，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着显著的地位，起着里程碑的作用，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泰山石刻
（一）泰山：汉族文化象征之一
东岳泰山，五岳[212]之首，别名岱。古代以其为诸山之宗，故又称“岱宗”。《风俗通义》说：“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者，始也；宗者，长也。”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泰”[213]之处。正因为泰山为五岳之首，所以“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功成封禅，以告天地”均要到泰山祭拜、封禅。根据古典文献的记载，在汉族历史的传说时代，黄帝就曾至岱宗[214]“封泰山”[215]，在汉族历史的原始社会处于瓦解、奴隶社会即将诞生的尧、舜、禹时代，舜也东巡到泰山祭祀[216]。而在华夏民族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据管子和孔子所说，传说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217]，秦始皇统一六国，华夏民族统一后，其第一个大举封禅，东巡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至泰山，议封禅，并辟山修道，从山阳登上绝顶，刻石颂功德，今碑佚而文存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之时，汉武帝于公元前110年东巡封泰山，并令人立石碑于封禅台前，这就是高一丈二尺，宽二尺，上有石盖，下略宽于上，碑体高大而无字，现仍立于玉帝观前的“无字碑”。为此，武帝将元鼎年号改为元封。此后每五年封祭泰山一次，先后祭泰山七次。汉族经魏晋南北朝的大发展后，在唐朝又进入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这时唐高宗封禅泰山的规模更加宏大，随同封禅的甚至还有百济、新罗、高丽、日本以及西域、中亚到伊朗高原的波斯等国的使臣。
泰山之被尊为“神山”“东岳大帝”，历代帝王均要朝拜泰山，封禅告祭，这当然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意识，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凡是大规模、极隆重地到泰山朝拜的帝王，不是开国之帝，就是盛世之主，都是汉族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他们对泰山尊崇，表面上是祭天，实际上是告民，向天下宣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繁荣和团结，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样，自秦、汉以来历朝的碑刻铭记、古建名胜、文物古迹，甚至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是形象生动的历史教材。凡游过泰山的人都知道，一踏上泰山，就处处皆文化，物物尽历史，仅从泰山脚下的岱庙开始到泰山极顶的玉皇阁止，蜿蜒十几里的登山路旁，悬崖峭壁之上，用真（正）、草、隶、篆写成的泰山刻石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真是不登泰山不知汉族历史的悠久、不知汉族精神的伟大、不知汉族文化的辉煌。泰山就是汉族的象征。
（二）长城：汉族文化象征之二
长城，号称“万里长城”，其倚山依势而筑，巍然屹立，宛若巨龙盘桓飞舞，气势雄伟、庄严、刚毅、坚贞。
长 城
长城这样一项艰巨浩大、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伟大工程，是秦始皇为防御匈奴贵族的袭扰而修筑的。秦统一六国后，在战国燕、赵、秦北长城的基础上，“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止辽东，延袤万余里”[218]，自此，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万里长城，不仅是汉族古代劳动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而且还由于长城是在华夏民族统一和发展，汉族初步开始形成的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建成，它在客观上保护了华夏民族顺利地完成了统一，并转向发展为汉族。所以，自古以来，长城就被视为汉族的民族屏障。两千多年来，它为保护和保卫汉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长城作为汉族形成的历史见证，至今仍被世界认为是汉族的象征。“不到长城非好汉”，作为黄帝的子孙，华夏族的后裔，同宗同祖的汉族人，不管是祖国大陆内地的，还是港澳台地区的汉族人民和海外同胞，都把到长城一游，作为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作为自己是黄帝子孙的标志。
不到长城非好汉。因此，作为汉族自我表现的物质形式，长城是汉族的象征和骄傲。与此同时，长城在联系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上，它又是筑在汉族心中的一道万里长城。
（三）大运河：汉族文化象征之三
大运河，这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隋炀帝为了便利漕运和军事运输，以洛阳为中心，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南北长达四五千里的一项伟大工程。同时，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和大同化，汉族在北方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在南方又同化了土著的蛮、俚、傒、僚等少数民族。汉族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发展的洪流，随着隋朝的统一而汇合了。大运河在汉族发展历史上的这个重要时期开凿成功，不仅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也是汉族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又是汉族民族统一和团结的象征。自古人们称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其实，它那恰似黄帝子孙历史脚印的波光，满载汉族人民血汗的流水，犹如民族母体中的大动脉，南北贯通，永流不息。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对山川自然以感情悟物，进而加以人格化，是汉族的传统风习。因此，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形式，反映和表现了汉族历史、文化、精神和风俗的泰山就是民族的山，长城就是民族的城，大运河就是民族的河。
泰山、长城、大运河就是汉族文化的象征。
【注释】
[1]参阅《人民政协报》1986年2月21日聂卫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知识界座谈会上的发言。
[2]《北京音乐报》1980年1月25日。
[3]参阅王迪、顾国宝：《漫谈五弦琴和十弦琴》，《音乐研究》1981年第一期。
[4]参阅方萌：《五百年古琴沧桑记》，《艺术世界》1980年第5期。
[5]《国语·周语下》：“王弗听，问之伶州鸠。对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闻之，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明言琴、瑟所奏之宫音，是音调中之主音，可见琴之重要。
[6]瑟：是古代一种拨弦乐器，形似琴，但无徽位，通常有25根弦，弦的粗细不同，每弦有一柱。
[7]《论语·述而》。
[8]参阅《乐府题解》。
[9]参阅《吕氏春秋·本味篇》。
[10]陈毅题词，见过惕生等：《古今围棋名局鉴赏》，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
[11]《尚书·益稷》云：“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12]《金楼子》卷一。
[13]《论语·阳货》。
[14]《孟子·告子上》。
[15]参阅宋人李逸民著：《忘忧清乐集》。
[16]参阅《棋经十三篇·棋局篇》。
[17]参阅《棋经十三篇·得算篇》。
[18]参阅《棋经十三篇·虚实篇》。
[19]参阅《棋经十三篇·审局篇》。
[20]参阅《棋经十三篇·洞微篇》。
[21]参阅《棋经十三篇·合战篇》。
[22]《诗经·小雅·小宛》。
[23]参阅《棋经十三篇·度情篇》。
[24]《论语·阳货》。
[25]《大平御览》卷七五三，工艺部十。
[26]《周书·武帝纪》。
[27]白居易“兵冲象戏车”是他吟象棋的名句（见白居易《白香山集》卷八，北京古籍文学刊行社，1954年，第102页）。元稹在给白居易的信中说：“夫格（象戏格）弈樗赛之戏，犹曰愈于饱食。”（见《佩文韵府》商务印书馆，第2996页）。
[28]《全唐诗》第五册，李端三，卷二八五，中华书局，1960年，第3276页。
[29]洪遵《谱双》第1页，光绪丙午长沙叶氏刊行。
[30]王端编《古锦图案集》第43页，琴棋书画锦；见白丽川《中国美术史略》图版43。
[31]据传夏禹的《岣嵝碑》有拓本流传，真伪难辨。
[33]王澍《论书剩语》。
[34]晋卫恒《四体书势》：“魏初有钟（繇）胡（昭）两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昇。”此后又有刘德昇创行书说，唐张怀瓘《书断》即云：“行书者，刘德昇所作。”
[35]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舞剑，时称“三绝”。
[36]《明史·文苑传》。
[37]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3～44页。
[38]宋郭熙：《林泉高致·山川训》。
[39]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65页。
[40]摩诘是王维的字。
[41]《法书考》卷三《挥运》。
[42]转引自《市场》报短评：《大力挖掘烹饪遗产》，1982年1月18日。
[43]参阅董恺忱：《历史悠久的中国园艺技术》，见《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44]参阅《尔雅·释草》。
[45]《图经本草》。
[46]参阅董恺忱：《历史悠久的中国园艺技术》，见《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47]转引自《中国古代常识·专题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68页。
[48]《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陈奂传疏：“菽，豆之大名。”
[49]参阅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4页插图一。
[50]参阅京斌：《中山装的来历》，见《新装》，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51]梳理一个标准的盘盘头，须经过头把、正把、勒心、转弯心和勾头线五道工序。要求梳得饱满、厚实。扎“盘盘头”的绒线，一般都用桃红或翠绿两色镶嵌在乌黑的发髻上，显得鲜艳夺目。如果再插上几枚玉器或银质的装饰品和几朵根据不同季节选摘的鲜花，则更加美丽别致了。
[52]“五毒”，一般指蝎、蛇、蜈蚣、壁虎、蟾蜍。
[53]参阅《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第4页。
[54]参阅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展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55]参阅梁思成：《中国古代建筑史六稿绪论》，《新华文摘》1982年第2期。
[56]参阅梁思成：《中国古代建筑史六稿绪论》，《新华文摘》1982年第2期。
[57]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64、62页。
[58]见《人民日报》1982年1月5日的报道：《外宾盛赞西安的古迹文物》。
[59]参阅罗哲文：《颐和园——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珍贵遗产》，见《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60]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见《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3～144、145页。
[61]据《信息日报》报道，http://www.81835.com/_news_best_dispbbs.asp?boardid=2＆id=337564＆move= pre
[62]参阅魏海波等：《上海市民家结构与文化素质》，载《社会科学》（沪）1985年第12期。
[63]《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图版167。
[64]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
[65]参阅苏光：《笔、毛笔、铜笔套》，载《中国财贸报》1982年4月3日。
[66]《北堂书钞》卷一百四。
[67]南朝陈徐陵《玉台新贾序》。
[68]《金石萃编》卷二十五王献之《保四砖志》。
[69]参阅《人民日报》1982年7月16日报道：《我国瓷器发明不迟于东汉》。
[70]参阅杨松河：《电脑时代珠算热》，载《文汇报》1984年11月11日。
[71]转引自郭欠兴：《筷子趣谈》，载《中国科技报》1986年7月18日。
[72]参阅恪纪：《台湾学者推荐“筷子文化”》，载《团结报》1986年8月2日。
[73]《吕氏春秋·应同》。
[74]参阅《史记·孟荀列传》引邹衍语。
[75]《墨子·非攻下》：“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又《尚书大传·大誓》：“武王伐纣，观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鸟，三足。”
[76]古代神话中太阳内的神鸟为三足乌，又名赤乌。参阅《淮南子·精神》及《春秋元命苞》。
[77]《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78]《后汉书·光武帝纪上》：“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79]章鸿钊：《石雅·三品》：“《山海经》有黄金、白金、赤金……释之者皆以金、银、铜当之。”
[8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大人赋》“红杳渺以眩湣兮，猋风涌而去浮。”《索隐》引晋灼：“红，赤色儿。”
[81]苏轼：《海棠诗》：“只恐夜花睡去，更烧高汤照红妆。”
[82]《汉书·孝武李夫人传》汉武帝悼李夫人赋：“既激感而心遂兮，包红颜而弗明。”
[83]《文苑英华》三四六唐王，《后庭怨》：“君不见红闺少女端正时，夭夭桃李仙客姿。”
[84]輥輯訛清舒侯《修箫谱》传奇《拥髻》：“红男绿女，到今朝野草荒田。”
[85]《吕氏春秋·应同》。
[86]《礼记·内则》：“女子……十五有年而笄。”
[87]《太平御览》九六七旧题汉东方朔《神异经》：“东北有树焉。高五十丈，其叶长八尺，广四五尺，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二寸，小狭核，食之令人知寿。”《古今杂剧》明朱有燉《蟠桃会》三：“九天阊阖开黄道，千岁金盘献寿桃。”故旧俗祝人寿多以米面作“寿桃”为贺礼。
[88]参阅《仪礼·士昏礼》。此书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于战国初期至中叶。
[89]参阅《东京梦华录·娶妇》注《草贴子》。中华书局，1982年，第146页。
[90]此所谓“庙”，即男方的家庙，俗称祠堂。
[91]玄
：本是两种染料，古代用以染制祭服。《周礼·天官·染人》郑玄《注》：“玄者，天地之色，以为祭服。”此可能为给女方送的一套结婚衣服，束帛：布五匹为束。俪皮：成对的鹿皮。俪即俩。《白虎通义》卷四《嫁娶》为“皮衣一套，布帛一束，兽皮二张”。
[92]《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59页。
[93]《白虎通义》卷四《嫁娶》。
[94]《温公书仪》卷三《司马光书仪三婚仪上》。
[95]《温公书仪》卷三《司马光书仪三婚仪上》。
[96]参阅《东京梦华录·娶妇》。
[97]参阅《事物纪原》九。
[98]参阅《事物纪原》九。
[99]《梦粱录》卷二十《嫁娶》。
[100]《土风录》卷二。
[101]《土风录》卷二。
[102]参阅《东京梦华录·跨鞍》，中华书局，1982年，第150页。
[103]《东京梦华录·娶妇》。
[104]《礼记·乐记》：“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古代宴会的一种礼节，食毕用酒漱口。
[105]杨慎：《丹铅续录·戏妇》。
[106]参阅《后汉书·礼仪志·大丧》。
[107]《后汉书·礼仪志·大丧》注引《旧汉仪》。
[108]《周礼·天官·玉府》：“大丧共（供）含玉。”大丧，即皇帝丧。《后汉书·礼仪志·大丧》：“饭含珠玉如礼。”
[109]参阅湖南省博物馆编：《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10]参阅《汉书·董贤传》。
[111]《释名·释丧制》：“尸已在棺曰柩。”故柩即已盛尸的棺材。
[112]参阅《汉书·文帝纪》。
[113]参阅《汉书·景帝纪》《后汉书·章帝纪》。
[114]参阅《后汉书·明帝纪》《后汉书·桓帝纪》。
[11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
[116]“斩衰”，用最粗的麻布做成，不缉边，使断处外露，以示无饰，服期3年，为“五服”中最重的一种。子及未嫁女为父，孙为祖父，妻为夫均服此丧服。“齐衰”，次于“斩衰”，用粗麻布做成，缉边。孙为祖父母，夫为妻服1年，为曾祖父母服5个月，为高祖父母服3个月。“大功”，用熟麻布做成，粗细介于“齐衰”和“小功”之间。已嫁女为伯叔父、兄弟，以及堂兄弟、未嫁的堂妹妹、已嫁的姑、姐妹服9个月。“小功”，用较细的熟麻布做成，为远亲服5个月。“缌麻”，用细麻布做成，“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为远亲服3个月。
[117]参阅晋崔豹《古今注·音乐》。
[118]《宋史·礼志》。
[119]《清波杂志》卷十二。
[120]参阅扬存田：《漫话火葬》，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1期。
[121]《明史·礼志》。
[122]参阅《再续高邮州志》卷八《禁火葬》条。
[123]《东京梦华录·除夕》。
[124]王安石：《元旦》。
[125]还有一传说见于《西游记》：唐太宗时宫中闹鬼，无法安寝。大将秦叔宝、尉迟恭自告奋勇，全副披挂，一人持锏，一人执鞭，在宫门守卫，宫中果然无事。后太宗叫画家将这两个将军的威武形象绘于宫门上。后老百姓争相仿效。
[126]据《宋史·世家·西蜀》说：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就是汉族最早的春联。
[127]《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应龙”即有翅膀的龙。
[128]转引吴秦昌：《叶圣陶的心没离开过教育》，载《新观察》1982年第4期。
[129]参阅唐李冗：《独异志》。
[130]参阅《辽史·礼志一·吉仪·瑟瑟仪》《金史·礼志八·拜天》。
[131]参阅宋程大昌：《演繁露》十三《
柳》。
[132]参阅明陈继儒：《偃曝谈余》下；清高奇：《天禄识余》下《剪柳》。
[133]参阅《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史记·晋世家》《后汉书·周举传》。
[134]《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土记》。
[135]黍即糯米。
[136]见《文史知识》1983年第5期。
[137]所谓“五毒”，据清代吕种玉在《言鲭·谷雨五毒》中说：“古者青齐风俗，于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蜂、蜮之状，各画一针刺，宣布家户巾之，以禳虫毒。”蛇虺，就是蚢蛇，是一种与蝮蛇相似的毒蛇；蜮，古代相传是一种能含沙射人的毒虫。
[138]龙舟竞渡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汉邯郸所作的《曹娥碑》记载：“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伍君就是春秋时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因遭谗言被吴王赐剑自杀，并把他的尸首装入皮革做的袋子里扔入钱塘江中。从此，钱塘江便常常掀起怒潮，人们说是伍君显灵。他的女儿曹娥便在这天驾舟迎潮，拜见父亲。人们出于对伍子胥的崇敬和对曹娥的同情，便驾舟相伴。另一说据闻一多考证“龙舟竞渡应该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寻常舟船刻为龙形，本是吴越一带的习俗。龙舟只是文身的范围从身体扩张到身体以外的用具，图腾文化消逝以后，文身变相为衣服的文饰，龙舟也就只剩下“图蛟”和龙子幡一类的痕迹。参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新知·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2年，第236～228页。
[139]《归藏》相传为《周易》前的古《易》，已佚。此所引见《文选·祭颜光禄文》注引。
[140]据唐段成式《酉阻杂俎》说：在月亮中还有一棵高五百丈的月桂树。汉朝时，有个名叫吴刚的人，因学仙有过失，被贬到月里砍月桂，但这棵月桂树随砍随合，永远也砍不倒。
[141]《太平御览》四晋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玉兔捣药。”
[142]参阅《龙城录·明皇梦游广寒宫》。又见郑綮《开天传言记》。
[143]参阅蒲松龄：《聊斋志异·白于玉》。
[144]李白：《静夜思》。
[145]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146]参阅《武林旧事》六《蒸作从食》。
[1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148]《论语·泰伯》。
[149]《韩非子·五蠹》。
[150]参阅《尚书·周书》中《武成》《旅獒》《金縢》《大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吕刑》《无逸》各篇。
[151]《说苑·反质》。
[152]《汉书·食货志》。
[153]《韩非子·诡使篇》。
[154]《商君书·错法》。
[155]《管子·八观》。
[156]《商君书·画策》。
[157]范文澜：《经学讲演录》，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58]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主要节日，源于《圣经·出埃及记》。
[159]《论语·先进》。
[160]《论语·雍也》。
[161]参阅《国语·晋语二》。
[162]《穀梁传·定公十年》，又汉陆贾《新语·辨感篇》为“齐人使优旃舞于鲁公之幕下傲戏”。一为优施，一为优旃。
[163]《东京梦华录·元宵》。
[164]参军戏的形成时期有三说，即东汉、后赵、唐。参阅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宋《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九转引《赵书》。
[165]“科”是戏剧动作的术语，“白”就是说白。
[166]参阅唐范摅：《云溪友议》。
[167]晚唐已有杂剧之名，见唐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卷十二：“杂剧丈夫两人。”
[168]折相当于现代的幕。
[169]南戏，又称“戏文”，是宋元时期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在元杂剧衰落后，其对明清两朝的戏曲影响颇大。有的人认为它是汉族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
[170]参阅《魏书·齐五妃》。
[171]《隋书·音乐志》。
[172]《隋书·柳彧传》。
[173]段安节：《乐府杂录·俳优》。
[174]京剧原分十大行当，即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夫、十杂。后为五大行当，即生、旦、净、末、丑。最后才归并为四大行当。但也有“七行”说，即“生旦净丑，武流斛斗”。“武”“斛斗”都是武配角，“流”就是跑龙套的。
[175]贴旦是从明清传奇中“贴”角演化而来的，有补贴、衬托之意，如《西厢记》中的红娘，其他旦角比较好理解，不一一注明。
[176]参阅佐临：《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布特戏剧观比较》，载《人民日报》1981年8月12日。
[177]《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66页。
[178]参阅《梦粱录》。
[179]参阅《汉书·武帝纪》、东汉张衡《西京赋》。
[180]参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祭酒，是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
[181]又见《国语·齐语》。
[182]《纪效新书·拳纪篇十四》。
[183]参阅朱寿康：《揭开古剑不锈之迷》，载《科学画报》1978年10期。
[184]《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185]参阅《庄子·说剑篇》。
[186]曹丕：《典论·自序》。
[187]“三绝”即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裴旻的剑舞。
[188]《汉书·刑法志》：“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189]参阅《梦粱录·角抵》。
[190]即徒手搏击。《汉书·哀帝纪·赞》：“时览卞射武戏。”注引苏林：“手搏为卞，角力为戏也。”
[191]即徒手搏斗。《淮南子·脩务》：“为此弃干将、镆铘而以手战，则悖矣。”
[192]《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少时好读书，学击剑。”
[193]《晋书·刘聪·载记》：“〔聪〕十五习击刺。”
[194]《纪效新书·拳经篇》十四。
[195]《汉书·武帝纪》又注引文颖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
[196]《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角力即是比武。
[197]参阅《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98]参阅《后汉书·华佗传》，又见《三国志》卷二十九《华佗》。
[199]《史记·扁鹊列传》注引《正义》。
[200]《史记·扁鹊列传》。
[201]《史记·扁鹊列传》。
[202]《越绝书·外传记地传》。
[203]参阅成都中医药学院主编：《中药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年，第6～7页。
[204]参阅《史记·扁鹊列传》。
[205]所谓“储能性”反应就是积聚能量性质的反应，表现为身体的耗氧量减少，能量代谢率下降。
[206]参阅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207]“苍璧”是平圆形、正中有孔的苍色的玉器。“黄琮”是方形、中有圆孔或长筒形的黄色玉器。
[208]《礼记·玉藻》。
[209]东晋王嘉《拾遗记·蜀》：“河南献玉人，高三尺。”
[210]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51页。
[211]《全唐诗》卷五四一，中华书局，1960年，第6230页。
[212]五岳，为五大名山的总称，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传说为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参阅《尔雅·释山》《周礼·春宫·天宗伯》，清郝懿行：《尔雅·义疏》。
[213]《风俗通义·山泽·五岳》。
[214]参阅《史记·五帝本纪》。
[215]《史记·封禅书》。
[216]《尚书·舜典》：“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古代柴上加牲，燔烧之以祭曰“柴”。
[217]参阅《史记·封禅书》。
[218]《史记·蒙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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