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党现代化的研究思路
政党现代化，是一个兼具当代化与超前化的前沿课题。一方面要将它置于现实的主客观基础之上，从当今世界大背景与本国发展情况出发，对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可行的改革方案，适应社会现代化整体水平；另一方面又要有一种前瞻性思考与设计，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趋向做出科学预测，对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设性观点。这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忽视超前性，党的现代化就容易陷于短视、盲目的泥沼；离开当代性，则会偏向抽象的空谈，找不到具体的着眼点与落脚点。
探索党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以下三个基点。第一，现代执政党的建设，已不是作为单纯的阶级组织的政党的建设，而必然与执政地位、作用与环境发生关联。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建立就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都绝对适用的模式。相反，随着社会转型不断带来的社会结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往党借以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领导的理论基础、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以及党自身的运作方式，都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出相应的变革。这将成为给当代执政党建设带来巨大变革要求的革命性因素。第二，探索党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取向应着眼于21世纪中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文明，而不仅仅是转型期的经济、政治体制，只有这种超越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关系，而以21世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文明为对应的党的现代化建设才能真正适应现代政党发展的大势所趋，才能与时俱进，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第三，对党的现代化的研究必须超越自我体系。在政党活动领域，既存在与政党的性质密切相连的因素，也存在本来并无姓资姓社之分的共性东西，政党活动的相互借鉴，正如社会运作机制的相互借鉴一样，是政党本身发展的一种趋势。据此，在研究中必须坚持既开放又务实的观念与态度，摒弃只重阶级实质的差别或简单化的比较，而忽视全面的多视角的具体分析研究，应大胆吸取、借鉴、移植世界各国政党经验中蕴含和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合理内核，才能使党的现代化置于更科学和文明的基础之上。
1．理论创新：用科学发展理念，推进党建理论体系的演进与转型
党建理论体系的发展，是与党的整个事业、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中国共产党在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历经两大历史性的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以及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历史性转变概括为一点，就是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并不是指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执政地位，而是指党虽然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没有随之转变。尽管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起就成为了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在很长时间里贯穿于其中的基本上还是一个革命党的理念，总体上未能突破“苏共模式”的局限，甚至一度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国家建设，导致党的路线和建设的重大失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浴火重生，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更加自觉地意识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性，并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决策，从过去的斗争哲学转向和谐社会的建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转型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但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等，仍带有“苏共模式”的烙印，尚未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因此，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根据现代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真正实现从革命党理论向执政党理论的历史性转型，这是政党现代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所谓革命党理论，主要是指处于在野地位和掌权初期需要巩固政权的情况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是阶级斗争。所谓执政党理论，是指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运用公共权力领导国家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由于所对应的实践基础不同，各自适用的时空范围也迥然不同。虽然前者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非常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但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也很明显。因此，党在执政以后应适时、自觉地推动意识形态向执政党理论转型。然而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党一直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革命党意识形态的羁绊，阶级斗争仍然被当作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正因为如此，推动由革命党理论向执政党理论的历史性转型，在党的先进性、党的阶级和群众基础、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等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上实行与新形势、新任务相适应的一系列的调整和转变，就成为政党现代化所面临的首要而紧迫的任务。这种转型具有以下三个重要标志。
（1）理论体系转型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从“破坏”到“建设”
革命党是代表公民社会向国家提出自己的要求，处在国家之外；而执政党是处于国家之内，本身应该代表国家向公民社会服务，政党所处位置的变化改变了政党的功能和作用对象。革命党理论是围绕夺取政权展开的，其中心任务是破坏旧世界。因此，其理论聚焦点是寻求造反的依据和动力，否定性和批评性是其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而执政党理论是围绕掌握政权展开的，其中心任务是通过建设新世界来保证执政目标的实现，并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思想资源。因此其理论的聚焦点是寻求建设的动力，建设性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这种建设性具体来说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与破坏相对，执政党理论对现实的改造不是主张推倒重来，而是主张在保持现有社会框架的基础上使之不断完善，是肯定的否定；二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执政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与发展，主张通过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的方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共赢，而不是通过政治斗争消灭某一方。
（2）理论体系转型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从“零和”到“整合”
一般而言，革命党理论主要是为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它必然强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强调两者利益的不可调和。其理论的阶级性尤为突出，并且具有明显的“零和博弈”的思维特征，强调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而执政党理论则与此不同。由于执政党的中心任务不再是破坏旧世界，而是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是一个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执政党掌握的公共权力，是属于包括不同利益群体在内的全体公民授予的，因此，其意识形态必然具有突出的整合性，这种整合性体现在：其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在充分体现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以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其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在充分体现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将其整合为社会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社会都认可的核心价值。逐步摆脱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维的束缚，向着共存共生整合思维转换。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明确地将其作为执政的基本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事实表明，这一价值理念的提出，不但在当下中国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空前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使执政党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得到增强。
（3）理论体系转型的第三个重要标志是从“管理”到“治理”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型，必然要求以党的更正确、更高水平领导为最终政治产品的党的自身建设，这就要对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党建设的旧模式进行解构和重构，摸索出一条适合和平建设年代的全新的党建模式。全球化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涌动与治理理念的变迁给传统政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变化的社会中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转型，建立和发展体现治理理念和原则的治理结构，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方向。这一新模式将从根本上确认：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已是和平与发展的新秩序，不再是战争和腐朽的旧社会；党的活动领域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不再限于军事斗争；党的中心任务是整合和建设，不再是分裂和破坏；党内关系的基本内容将是权利和义务，不再是命令和服从；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将是民主、科学和法治，不再是人治色彩极浓的权力的高度集中，等等。在渗透现代治理理念的新的党建模式下，全新的党的领导方式能够真正做到党政分开、党社分开（党务与社会自治事务分开），且分而不裂、分而不乱，这种领导方式更能保证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自健康发展，避免因党的高度集权而形成不成熟的政党、不成熟的政府和不成熟的社会，从而促进执政党领导的民主化、科学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2．机制完善：以制度化的途径，促进党建运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与制度化
在现代社会，一个政治组织的制度化水平，是制约该组织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本要素。执政党的制度建设，是执政党整体建设的科学归结和理论定型，担负着向党的其他各项建设提供实现机制和实现方式的功能，与其他各项建设相比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和长期性。与传统的加强党的建设环境相比较，市场经济无疑更有利于党的建设，但从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备的世界各国所具备的政治要求来看，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政治运作方式是法治、民主与制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要求有完备的经济法规，实现公平竞争，规范活动，要求建立完备的外部保证体系。这就要求执政党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有一套严密科学的法规制度体系来规范党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的活动，这样才能实行依法执政，不然就难以确立法治的权威，就不可能把全部经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
然而，在党的建设中，与其他各项建设相比较，制度建设对我们的党来说还很不熟悉，这方面的经验、自觉性和理性程度还十分不足。所以，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既出现了对其看得过于简单，随意性大的现象，又存在着不配套、不连贯、不协调的现象。受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党的建设离形成符合现代要求的比较完善的体制和运转机制尚有相当的差距。这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1）权力运行机制尚不够完善
邓小平曾经提出党和国家权力运行中存在的一些因素。第一，我们的党政机关长期“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致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10]。第二，党的建设中所形成的许多好传统，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以致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之类现象不断发生。第三，“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11]，以致特权现象时有发生。经过几十年的改革，这些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2）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完善
由于理论深度不足，长期以来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实践是比较零碎、比较不系统的，有时各项操作性措施之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监督主体与客体的地位、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以及监督活动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等均缺少具体缜密的关系网络，未形成层层相依、互相衔接的权力与责任关系的网络，监督方式也缺乏刚性与约束。
（3）民主集中机制尚不够完善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应当坚持。但是，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的集中，都需要具体的操作机制来落实。过去出于搞计划经济的需要，我们党建立了比较严格的集中制。与此相比，党内民主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远远谈不上形成了机制。这客观上造成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失衡，使集中由于长期缺乏民主的约束而变成高度集权。这种状况，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党内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4）党群关系沟通机制尚不够完善
现代民主要求对民意作出经常的、灵活的、高效的反应。为此，必须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现代政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起到这样一种桥梁与中介作用，使民意得以传达和集中。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群众向上反映情况、问题与建议，领导干部了解基层和群众的实际，群众和普通党员对任用干部、制定决策施加影响等，都往往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实现。这表明，党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制度不够规范，反馈不够灵敏、机制有待改善。沟通机制不完善通常不但会歪曲信息，导致决策失误，而且会使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淡化，群众对党和党的干部隔阂加深，冷淡和不信任情绪增长。
所有这些方面表明，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仍是中国共产党今后必须为之长期奋斗的目标，而且是一项涵盖广泛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应以开放务实的姿态积极借鉴国际上政党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尽快构建一套富有时代特色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的党的工作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现有制度采取自我扬弃的态度，坚持党的制度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完善不足，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只有将各项法规制度都建立健全起来，党的运作才能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从而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真正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3．视野拓展：善于借鉴和吸纳国外政党建设的合理内核，探索现代政党发展规律
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既包括人类在发展经济、文化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包括人类在政治活动中创造的能够推进社会前进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和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政党作为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政治工具，其活动既有各自的特殊性，又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实际上，政党活动的相互借鉴，正如社会运作机制的相互借鉴一样，是政党本身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西方国家，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基督教民主党与其他世俗政党之间，都有着既互相竞争，又相互取长补短的关系。一些本来属于一政党发明的理论、观念、主张，常常逐渐被其他政党吸纳和利用。例如，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福利国家的政策、国家和平变革的道路、党内民主制约机制等，都曾经为一政党所独有，如今却成为许多政党的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党的运作也可以吸取其他政党的教训、借鉴其他政党的经验。
研究世界各国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体制，通过比较和借鉴从中获得对我们党有益的经验，其实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已经明确表达过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向苏联共产党学习是全党上下的长期共识之外，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态度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周恩来在一次论及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批评与监督时谈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2]。刘少奇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举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了八年总统之后回家当平民，艾森豪威尔当总司令、总统，退职之后又去当大学校长等作为例子，认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参考”[13]。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共产党时认为，像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情，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实质上是承认，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合理的东西。这些思想都充分肯定了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的可能性。
研究和借鉴国外政党建设的有益经验，目的在于探索和把握现代政党建设的共同规律。党的现代化建设的要义在于按规律办事。要提高党的现代化建设水平，必须立足于执政逻辑、执政环境、执政使命，从执政实践角度全面把握执政党建设所面临的内外关系与内外矛盾，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外政党执政规律的共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世界上的政党既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执政党建设规律，既具有世界共性，也具有特殊性。认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共性与特殊性。就执政党而言，一般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共同问题。
第一，政党如何取得执政地位。在不同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方式有所不同。从世界有关情况看，主要有革命取得与选举赢得两种途径。在现代西方选举国家，政党一般是通过赢得选民、取得大选胜利来赢得执政地位；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发展中国家，领导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党自然而然地成为执政党。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取得执政权，政党执政都要以政治合法性、合公意性为依据。
第二，政党执政的主要内容。无论是从执政的本意还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来看，政党执政主要处理的是党政关系，而不是对国家与社会事务事无巨细的全面干预。概括说，党政关系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政党与整个政府的关系；二是政党如何协调立法、行政乃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三是政党如何处理与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关系。
第三，政党以何种方式执政。概括说来，主要有五种模式：一是党政不分、党政高度合一，以党代政、实行“党治国”；二是以党领政、党主政辅，党政有所区分，但执政党领导政权；三是以党辅政、政主党辅，政党辅助执政团队执政；四是党政相辅相成；五是党政高度分离。一般说来，当代政党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能以党代政。既掌握执政权力，也接受人民监督；既肩负政治统治职能，也肩负公共治理职能；既要运作政府，也要沟通国家与社会；既代表特定利益，也代表国家利益、兼顾公共利益；既讲究执政效率、注重发展，也讲究政治合法性、追求公平正义；等等。
然而，由于国家历史传统、内外政治环境以及政党类型不同，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执政逻辑不同，政党执政规律也有所不同，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只有深刻把握特殊性，才有利于真正解决问题。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建立新政权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领导党与执政党，这是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历史基础。就现实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简单地通过西方式的选举、而是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选举和民主协商有机结合的方式实现的”[14]，“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点，我国不存在西式的政党竞争、轮替执政。可以说，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党的领导都是执政的政治与逻辑前提，党的先进性是党的领导的逻辑前提；因先进而一党领导，因一党领导而一党长期执政，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逻辑，与西方选举竞争、政党更替的执政逻辑有着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与政治地位决定了党一身肩二任，既是唯一的领导党，也是唯一的执政党；既要履行领导责任，也要履行执政职能；既要运转国家机器，又要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履行政党使命，又要为民族复兴负责；既要注重发展，更要兼顾公平、满足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比西方任何执政党承担的政治责任要大得多、艰巨得多。
总之，中外执政逻辑、执政环境、执政职能不同，执政党建设规律必然有所不同。政党现代化是适合自身国情、党情、民情特点，在其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上形成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是一个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政党现代化具有不同的模式。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模式植根于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土壤。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党情，在党的现代化方面无疑应当走自己的道路。党的现代化需要借鉴西方政党政治中有益的因素，但不是照搬照抄别国政党或政党体制的模式，更不能用西方的政党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有人认为党的现代化就是要向西方政党看齐，甚至有人认为党的现代化就是社会党化，这其实是对政党现代化的误解。只有既遵循世界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又注意中国的特殊性，采取“批判地吸收”，即通过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心中有数；既不封闭自己，也不随波逐流，避免重复别人及以往所犯的错误。只要我们具备了这样一种既开放又务实的观念与态度，党的现代化建设才能在一个更为宽阔的平台和领域得到促进与发展。
【注释】
[1]赵成斐：《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4]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5、101页。
[5]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0—381页。
[6]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1页。
[7]刘德骥：《邓小平建党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
[8]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9]沈宝祥：《论党的现代化》，《北京日报》2002年1月21日。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1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13]姚桓：《党内和谐的辩证法》，《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12期。
[14]李景治：《中西执政党执政方式比较及其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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