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与政党发展
从人类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政党的产生源自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诉求。但是，只有在现代民主由以产生的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现代政党政治才能有效地确立起来。因此，现代政党政治不仅由国家制度和社会利益本身决定，更凸显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任何国家的政党制度中，既不完全是政党或政党关系决定的，也不完全是国家制度体系决定的，而是由决定政党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和国家所共同决定的，是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3]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多层次的、多阶段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社会的转型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这一转型即是传统社会逐渐瓦解和现代社会不断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持续和发展都有相应的组织和制度规范来加以保障，使其能够在有效整合各种主体及其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应有的稳定性，社会的转型必将使原有的组织和制度失范，从而影响社会中的既有关系、组织体系的逐渐解体与崩溃，带来了对于新的社会控制和重新组织化的迫切需要。
规则与秩序是人类生活有效展开的前提，但“人类对秩序的追求，为偶然情形所阻碍，有时还被普遍的混乱状况所挫败。这种规律上的混乱与失调的情形似乎在人类生活中要比无生物的自然界中发生得更为频繁”[4]。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由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政治形态而言，如何在改造传统社会的基础上，有效规避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冲击，有效建立有序和组织化的现代社会就成了一个重要课题。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论述的那样：“解体和脱节构成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部分，每一个现代和现代化社会都必须对此加以应付。这一过程含有两个相关层面：一为各群体现存生活方式的解体；一为处于此种过程中的不同群体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即它们日益被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5]虽然传统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规范及其已有的稳定性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其社会转型的进程，但任何社会都无法规避内生的抑或外赋的现代化道路。当传统社会无法实现迅速转型并实现有效的结构重组和秩序重建时，社会的发展将会停滞不前，并且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代化对于传统社会带来的种种冲击导致了原有组织体系和规范秩序的解体，利益的分化是这一解体过程的重要表现和内在根源。人类在社会共同体生活所需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利益的有效分配。一种社会形态有效成熟的标志在于有效地整合、规范其组成成员的利益诉求和利益配置的方式多种多样，而且人们生活其中的共同体也是多种多样的。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将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从原有的各种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赋予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所能够形成的利益诉求和配置的诸种新的方式。因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是利益的解放和利益的重新配置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任何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现代社会的有效成长也是与这一利益的解放和重组的过程紧密关联。在现代化进程中，固守传统社会中落后的利益配置的共同体以及旧的配置方式将使一种社会形态因无法迎合现代化进程而无法有效发展，而没有在既有利益配置方式逐渐瓦解、新的利益诉求不断出现的基础上发掘更加有效的社会共同体形式和利益配置方式，也无法有效规避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也就是说，现代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分化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不仅给现代社会的成长过程带来了有效整合的需要，在有效整合的基础上如何利用这种社会分化和利益多样化进程所带来的有益动力和创造力，也为现代社会的有效成长提出了更为重大的问题。“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某些社会因素径直被改变，另外一些因素则可能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因为新的，甚至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因素的引入，会改变历史因素在其中运作的环境。”[6]
因此，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是传统社会关系和现代社会关系的重构。就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逻辑而言，传统社会的组织化和社会关系的规范化与现代社会中的组织化和秩序整合的基本思路是不太相同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关系的重构不仅是现代社会的自组织问题，更是同与现代社会相分离的现代国家的成长，以及基于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关系的逻辑而形成的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密切关联的。就现代社会的成长逻辑而言，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以及其实现这一关系所借助的诸种政治组织如政党等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现代政治有什么特别‘现代’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政治上活跃的或政治上流动的社会，这是一个新的资源，同时也是复杂性的一个新的源泉。如果是这样的话，现代政治需要政党的引导，在不存在多个政党的时间和地点，也需要一个单一的政党。”因而，任何现代社会的成长虽然根源在于其内在变迁与重构，但解决路径却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及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承载者的现代政党的成长和有效性密切相关。
2．现代化培育了公民社会
现代化带来了大众现代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参与的扩张，导致了社会冲突。政党正是为了组织和规范政治参与、协调社会矛盾而产生的。政党一经产生，就和社会、政府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政党政治系统，社会和政府反过来构成政党发展的变量，政党必须遵循社会的要求运作。
公民社会是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分割独立的自然状态和现代化早期激烈的社会冲突和无序状态而言的，现代化使国家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使民众获得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培育了公民社会，改变了政党运作的规则，减少了政党政治中冲突的成分，增加了政党政治的协调与整合的成分，使政党在民主和法治的制度环境下运作，也使政党变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从政党自然产生的过程看，必先有逐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产生出强烈的公民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要求，进而形成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才出现了政党。其实这只是西方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已经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的情况下，人们认识到，恰恰是政党这种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不但可以被狭义地用来作为民主参与的工具，而且可以被广义地用来作为建国和民族独立的工具。这就出现了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形式：政党产生了，并且率领民众取得了政权，但市场经济却要等这之后才能逐步建立。我们知道，严格说来，没有市场经济，是不存在公民社会的。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往往是一个不健全的政治体制：一方面，作为要素的公民、政党和公共权力都是存在的，因而形式上是齐全的；另一方面，政党已经建立，国家也已形成，公民社会却是弱小的，甚至是缺位的。公民社会的弱小使得公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处于弱势，助长了政党越俎代庖的行为，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政党国家化行政化、权力失去监督、执政党政府不负责任的现象普遍发生。这是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政党政治实践表明，只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才会有成熟的民主；只有成熟的民主，才会有成熟的政党。美国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在分析为什么苏联向俄转型时期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的失败时论述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一种体制的转型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持不同主张的各个群体之间能不能通过斗争达成一致意见。斗争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越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主要政治势力之间对权力平衡的共识越大，有关各方就越可能接受一套新的规则。俄罗斯社会转型之所以很长时间都不成功，关键就在于冲突各方之间的分歧太多，很难达成共识。而分歧之所以严重，这是因为，苏联向俄社会转型初期的矛盾和冲突不是建立在利益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各方利益的博弈，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论争。这种论争承接了苏联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模式，甚至也不能摆脱极其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那种正确与错误、先进与反动的二元思维方式。只是到后来，在有了许多磨砺，最重要的还是出现了利益分化，人们终于懂得退让妥协和寻求平衡的重要性之后，才最终逐步形成了“新的制度架构下的自我约束机制”。
当然，强调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对政党现代化的影响，并非要否认其他因素在政党现代化中的作用。相反，在公民社会这个大背景下，许多其他因素都加入到政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党的发展和演变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突发性的政治事件、领袖个人或领导集团的思想和行为、社会思潮的影响，等等。只有看到了政党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因，同时看到其他因素，才能对政党现代化的复杂性做出充分的估计，才能对政党发展规律有较全面的认识。
3．现代化与政党困境
一旦把政党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就会发现，政党一经出现，也就意味着政党现代化进程的开始。因为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的、系统的、没有终点的过程，无时不在地直接或者间接地改变着构成政党政治的各个要素，破坏政党政治的均衡，影响政党发展。科技革命和社会现代化使现代社会结构、公民的政治参与、信息传播方式和政党的意识形态互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现有的政党政治带来了很大冲击，使政党加深了危机感，强化了忧患意识，客观上推动着政党现代化的进程。
（1）政治参与途径的多样化与政党地位的下降
现代化带来的高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使得一些社会集团直接建立政治组织，并通过该组织向政府表达利益需求。随着这些利益集团政治功能的增强，也就逐步挤占了政党传统的利益表达空间，有利于民主沟通渠道的大大拓宽，同时也使政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民主政治的很长一段时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主要是由政党来完成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人们的民主参与要求日益高涨的条件下，越来越多的新沟通渠道被开发出来，各种利益团体、专业社会团体、压力集团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都成为民众传递政治信息、进行参与的有效渠道；代表各种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政党的活动空间，削弱了政党的功能。政党由过去沟通和参与的主渠道变成了只是若干可选择的渠道之一，某种情况下甚至沦落到只能扮演配角的地步。
随着公民组织程度的提高，各种利益团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取代了政党。公民可以根据某一时期某种情况下产生的特定需求和要求，组成针对性强、目的明确的压力集团，直接与议会或政府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作用会大大降低。利益集团政治会不会取代政党政治，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功能毕竟不同，政党保留其独有的活动领域是可能的。但是，利益集团的发展，无疑是在逐步地蚕食政党政治的世袭领地，这将使政党在政治领域中无所不在的状况大为改变。
伴随利益集团兴盛和社会自治扩大的权力分散化将对政党产生深远影响。政党作为以取得权力为基本目标的政治组织，不可能对权力转移的现象无动于衷。相反，对权力的关注需要政党作出迅速的反应。那些以取得中央权力为中心目标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对地方和部门的权力予以更多的关心；那些以取得行政权力为主的政党，不能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除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之外的组织（如工会、社会团体等）上；那些向来不重视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政党，现在必须转变自己的观念，改变以往的政党运作模式；那些过去得益于党内集中的政党，现在也显然应当把发展党内民主提上议事日程；等等。权力分散化的趋势，不但会引起政党注意力的转移，也必然引起对政党结构、功能、运作方式以及整个政党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如果政党对这种趋势把握不准确，其作用就会大大削弱。
具有直接民主性质的利益集团和社会自治必然缩小政党的作用，使代议民主制地位下降，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渠道，并和日益发达的“媒介民主”一起，使人们在通过政党还是不通过政党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方面，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由选民选出国家统治管理机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来行使权力的代议民主制，在西方发达国家向来被看作是民主制最完备的方式。在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看来，这种代议民主制既表达了“民意”，又防止了“暴民统治”。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把代议民主制看作“三权分立”机制的代名词时是否定代议民主制的。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政权也是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选出的自己的代表进行管理，而不是由他们自己来直接管理的。这类民主制，通常被概括在“间接民主制”的标题下。在间接民主制中，政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显得无所不在，占去了人们政治生活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和空间。利益集团和社会自治的发展，将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作为民主政治工具的政党怎样才能在新的环境下起作用。
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不依赖政府的独立的经济体已广泛存在，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它们要求拥有表达自己利益的合法渠道，当合法的意见表达渠道不存在的时候，它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分享执政党的政治资源；二是采用腐蚀政府官员等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形式实现自己的利益，客观上销蚀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在考虑政党现代化的时候，不得不寻求一种吸纳和同化新兴社会集团的制度化的方式方法。
（2）社会结构的中间化与政治动员困境
现代化对社会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使发达国家中人口的大多数成为具有固定收入和相当社会地位的中间阶层成员。与传统的工业无产者相比，中间阶层减少了对工作单位的依赖，具有越来越大的流动性和自主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中间阶层的产生和扩大加剧了现代化早期就已经开始的社会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使得公民的生活越来越不依赖于政府和政党的作为。这种自主性首先表现为对政党及其意识形态的冷淡，使政党面临政治动员的困境。
中间阶层的扩大，社会分层多元化的状况，在政治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职业和政治观点之间、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过去那种工人拥护社民党、资本家拥护右翼党的大分野已经变模糊；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在政治上的独立和淡漠倾向使他们更少地依赖政党组织作为意见表达的形式，而更多地转向越来越发达的传媒，这从整体上给传统政党组织和政党体制造成了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公民的政治冷淡情绪使政党的政治动员陷入困境。西方选民的政治冷淡主义情绪由来已久，“冷战”的结束和政党政治中的腐败现象加剧了这种情绪的增长。选民间对立情绪的缓解，政党之间的相互靠拢，意识形态因素的淡化，以及政党政策的灵活性增强，都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政党政治对公民的吸引力也大大下降，在一些国家，这种现象非常突出，这对政党作用的发挥是不利的。有资料表明，在西欧，大约有3／4的人表示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
与政治冷淡主义直接联系着的是公民党派意识的淡薄。在美国，人们对党派的信念和忠诚逐渐淡化，对政党的依赖性大大减少。例如，选民对党派的认同感逐年下降：1964年，有75%的人只支持一个政党；到1976年，这个数字下降到67%；到1980年，60%的选民投与自己所属党派不同的候选人的票，大约1／3的投票者自称是无党派选民，跨党投票的选民人数不断增加。例如，据密执安大学政治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1958年，自认是独立人士的选民为选民总数的19%，2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已占到38%。1996年的一项民意测验甚至显示，有79%的人认为应该有新的形式来代替两党政治。在西欧，各国的政党都承认，党员人数在下降。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数量在过去20年里减少了近25万，平均每年减少1．2万多人。政党的固定选民人数也日益减少，那种按照政党的直接关系人们福利的具体主张和政绩，而不是纲领来选择投票取向的“流动选民”不断增加。失去了民众的参与，政党政治就难以为继。在奈斯比特看来，“这是从代议民主制转向共同参与民主制的必然结果”，它使“政客们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从而人们对全国性的政治选举的兴趣也日趋下降”。[7]对政治的冷淡导致入党的人逐渐减少，党员队伍的年龄也随之明显老化。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鼓励了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人们的自我意识强化，社会生活越来越个性化。特别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与己无关的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党派活动对他们缺乏吸引力。2001年的一个统计显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35岁以下的党员只有8万人，占党员总数的10．6%，而50岁以上党员的比例则高达58．1%。为了与这种社会结构中间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公民的政治冷淡主义的发展趋势相适应，一些传统的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对自身进行新一轮的革新，努力扩大政党的社会支持面，并利用网络等现代媒体发展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对私营企业主入党政策的调整也可以看作党对中国社会结构新变化的一种主动的适应性变革。
政治冷淡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有明显的表现，都在严重侵蚀着政党作为一种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所不同的是，在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党的冷淡和离异能明显地从投票率和入党率等量化的指标得到及时的反映，而在实行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的国家，这些指标很难得到量化的反映，而且由于执政党垄断着所有的政治资源，入党率和投票率还会无视政治冷淡主义的实际存在，从而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党的建设的实际绩效。人们对全国性的政治选举的兴趣也日趋下降。
（3）意识形态的淡化与政党竞争困境
现代化使社会结构日益中间化，并使信息传播的渠道多样化，信息交流的成本大大降低。社会结构的中间化使整个社会共同利益增大，信息交流的便利使人们接近各种对立意识形态的机会大为增加，对之进行判别的能力也大为增强。这两点共同造成一个结果：政党之间通过意识形态的论争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性逐渐下降，政党不得不把注意的重点放在具体的政策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论证上，不得不从强化社会对立走向承认和主动引导社会整合。信息交流手段的多样化、广泛化，使得任何一种有点市场的思想都有可能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因此，人们已经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既然过去也没有能够用某种有效的手段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消灭掉，那么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这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避免因尖锐的意识形态论争而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陷入冲突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保留各自意识形态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共处的实际结果是促进了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越来越小，出现了明显的淡化意识形态的趋势。
在现实中，不能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思想体系正在趋同，但可以说，它们之间正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之间对对方某种价值都有一定程度的承认。例如，社会主义把原来推给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市场经济看作是谁都可以使用的资源配置手段，而资本主义社会也把原来属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适当的计划调控、消除两极分化的主张拿了过去。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相互接近必然给政党带来困惑。政党当初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时，具有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并且因此而受益。政党往往靠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动员选民，获取支持。
现在，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接近、相互渗透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和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往往难以吸引民众，赢得支持。此外，由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经济实力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决定因素，各国政党都把着力点放在发展经济上。这一情况，也大大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使政党之间的共识增加，政策和主张中可供相互借鉴的因素增加。选民的党派意识也随之日趋淡薄。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形态淡化（或叫中间化）的趋势，反映了“冷战”结束后选民心理的一个重大变化：政党无论是左是右，只要有能力治理国家，都可以执政。这在客观上要求各政党更加务实，政策更加灵活，组织更具适应能力。但是，根据传统的理解，一个政党之所以和其他政党相区别，就在于它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纲领、主张。不突出意识形态，政党又何以立足？这是一个令政党十分尴尬的两难困境。
意识形态的淡化在中国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反映在执政党内部，改革开放前的“左”倾和右倾的纷争明显淡漠下来，执政党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越来越把党的活动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社会建设上来。这说明，党的指导思想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民众心理的变化与时俱进，党有必要在政策制定和组织制度建设上花费更多的工夫，同时也要对意识形态淡化可能导致的政治冷漠和党的基本群众的流失有清醒的认识，需要有相应的补救措施。
（4）现代传媒的发展与组织困境
传媒与党的建设，互联网与党的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党的关注和重视。高度发达的传媒从不同的角度给所有政党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信息传媒极其发达，越来越把包含巨大人口规模和社会地域的现代社会联系成一个能够及时反映的整体。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媒体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发达的媒体在降低信息传播成本的同时使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大大提高，参与政治的途径更加方便直接，迫使政党要么更好地利用媒体，要么将自己置身于同媒体竞争的尴尬地位。
媒介发展对执政党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媒介使政党扩大了与民众沟通的渠道。政党是民众表达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最重要的工具，但政党与民众的联系要通过适当的渠道来实现。信息产业的发展，大大提升了新闻媒介在促进民主参与中的作用，使公民表达意见的途径多样化了。发达的传媒技术为政党联系民众提供了比过去更为便捷的途径，对进一步民主化无疑是一个推动。例如，1985年以后，英国工党内建立了由职业人员组成的选举运动联络委员会和影子联络机构。这些机构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士，如广告评估家、媒体策划者、设计家等。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民意测验和各种类型的调查，对选情进行研究，弄清选民的需求，为工党的政策提供依据。
其二，媒介民主也使民众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使政党的影响力下降。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特定社会阶层对政治信息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界对信息扩散的限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取代了过去由政党来体现的某些功能。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借助媒体和领导人与电视观众即时联系的方式实现的政治问题的个人化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政治的直接投票化倾向，并且减少了政党组织的重要性。随着公共劝说蜕变成市场研究，从外部主导的社会关系逐渐超过了党内成员的内部沟通。”[8]民众过去需要通过政党来做的许多事情，现在可以选择通过媒介的途径来做。这就是说，公民往往可以利用新闻媒介直接从事政治活动，而无须借助政党。这显然使政党的作用较之过去大为削弱。人们不再把参加政党作为获得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而往往直接借助于媒体，政党的教育、宣传功能也因而受到限制甚至部分丧失。以社会民主党为例，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有结构严密、层次较多的特点，过去在动员党员和选民方面存在巨大优势，但是现在这个优势却因决策程序长、信息传递速度慢而变成了劣势。这些都使传统的通过政党来参与政治的模式显得不适应。
其三，传媒发展降低了政党领袖对组织的依赖。传媒的产业化，使得沟通渠道越来越专业化，是当今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过去政党要了解民众的需求，往往要靠自己的党组织和党员。现在，越来越多的民意调查机构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过去，宣传党的候选人完全是党组织自己的事情。现在，不但可以随时找到大量应召待聘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还出现了越来越多从事媒介服务、网络服务的专门公司。由此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党的领袖或其他候选人即使摆脱党的系统、另起炉灶，也有可能在竞选中获胜。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基本上就是依靠他所掌握的媒介，而不是依靠他的党当选的，这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据报道，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以及其他许多政治人物，在竞选中成功当选，很大程度上都和他们善于利用传媒来树立自己的形象有关。虽然不能说，党的领袖因此而不再依靠政党，但是毫无疑问，这大大降低了领袖对政党组织的依赖。很显然，传媒作用的增长，给政党运作增添了新的变数，从各方面改变着政党执政系统的组成要素，包括作为执政基础的公民社会，作为执政客体的政府和政党组织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如何利用媒体，提高其吸引力，是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
综上所述，政党在社会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的困境，不过是传统政党在许多方面与当今社会政治发展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政党因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需求而产生，也必然随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实现自我变革。政党变革作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驱动力量，将与政党政治发展共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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