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党现代化的变革趋势及现代化的转变

二、世界政党现代化的变革趋势

综观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政党的现代化是伴随着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的兴起而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的，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9]。从国外政党现代化变革的背景因素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的转变、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世界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转变，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大量的社团组织应运而生，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日益强烈，传统的精英政治受到很大冲击，政党的阶级基础、民意认同受到很大挑战，传统型政党逐渐衰退，政党改革日益成为普遍趋势蔓延全球。政党阶级与群众基础的中间化、全民化趋势不断加强，政党意识形态淡化、左右政党政策趋同化发展，加强政策适用性建设和进一步推进政党民主化改革以提升政党合法性，成为了当代国外政党现代化变革和转型的特点及趋势。

1．党的代表性与社会基础不断扩大

政党的生存发展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随着世界各国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重新分化组合，各国政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功能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各国政党不得不调整自身发展方向，开拓有利于政党发展的广阔空间。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展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传统工业逐步衰弱，高新科学技术和第三产业快速崛起，使得许多西方国家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分化调整，社会阶级结构和人口就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无产阶级工人大幅度减少，新兴信息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猛增，科技、金融、管理、教育、文职人员等白领阶层人士队伍日益壮大，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逐渐成为一些国家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主体，社会结构也由以前的“哑铃状”变成了“枣核状”。西方各国政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吸引更多选民的选票，纷纷调整党的政策和纲领，使政党的政策和纲领都更具有包容性，在尽可能照顾原来社会阶级、阶层的基础上，广泛吸纳社会中间阶层党员，或把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作为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扩大党的代表性和照顾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利益，从而达到扩大政党社会基础的目的。西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强调要成为“群众性的纲领党”。英国工党提出要努力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工党”，用“摒弃阶级统治”，寻求跨阶级合作。法国社会党也强调要建立“跨阶级机构的新联盟”，并制定了以中产阶级为基本依靠力量，“调和”被社会排斥者、平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多元化左翼联盟”。^[10]德国社会民主党强调，要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组建“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的公民联盟”。瑞典社会民主党表示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跨越阶级与集团利益的多元化的“现代政党”。一些政党甚至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方位党”（Catch－all－Party）、“全民党”。

2．组织制度与运作方式日趋大众化

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条件下，一些政党大力提高组织结构、组织形式的开放性，以进一步扩大其生存的社会基础。对于政党的活动方式与组织生活，许多政党已经不再坚持传统，而是坚持高度的灵活性与多样性，鼓励、允许民众参与党组织生活，加强与群众、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及各种新社会运动联系。为使党更贴近人民，德国社民党认为，党的组织结构和党内生活向社会开放，并允许非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在讨论党的纲领时，不仅有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参加，还邀请了一些非党人士和欧洲其他的社会党参加。鉴于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和因特网的普及，网络对政党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国政党纷纷加强党与媒体的联系和互动。西方政党处理与媒体关系的主要做法有：直接占有或间接控制新闻媒体；重视对媒体的公关，化解媒体对执政党的消极报道，积极引导舆论导向；重视更新宣传观念和宣传方法，改进宣传机制，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

为培养“适应媒体社会发展的沟通能力”，国外左翼政党和媒体的关系经历了四个转变：一是由直接占有到间接影响；二是由被动到主动；三是由业余到专业化；四是由封闭到开放。在加强与媒体的联系与互动的过程中，甚至形成了“媒体政党”“网络政党”等新型政党组织模式。利用各种媒体力量宣传政党理念，并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开始成为信息化背景下西方右翼政党扩大政治资源的战略之一。比如，在组织网络的规模上，国外右翼政党不如左翼政党大，但右翼政党主导与操控社会舆论，显示出许多政党借助因特网技术，加强中央与地方、中央领导与普通党员、党员与公民的对话与沟通，改进党的宣传方式，利用大众传媒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法国社会党创建了社会党人共享的网站，并组织领导人与党员等相关人士在网上相互讨论，甚至解答他们关心的各种问题。这种方式不仅拉近了党的上层和下层以及普通党员、党外人士的距离，减少了党的领导高高在上的形象，使党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吸引力。一些政党注意切实解决好大多数群众的实际问题。新加坡人民党认为，影响人民生活的事务再小也是大事，是真正的“政治”。该党基层支部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建设上。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日常积累在大选间获得很大的政治回报。

3．意识形态日渐趋同化、中间化

政党本是意识形态特征最为鲜明的政治组织，以往政党区别首先总是体现在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上，人民对政党的支持实际上是对政党的意识形态的肯定。根据政党意识形态的不同，一般把政党分为左派（翼）、右派（翼）和中派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党的意识形态一般都比较极端。一个政党的性质很容易就被分辨出来。但“冷战”结束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政党的发展，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政党越来越难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相反，那种具有中间化意识形态的政党更容易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据1997年的民意测验显示，60%的法国人认为，在今日法国，左与右的概念“已经过时了”。欧洲一些国家的人民党宣称“欧洲的未来在中间”的口号。而选民也不再以政党的政治分野和政策主张作为取舍的唯一标准，而是越来越多地以经济、社会问题及政绩作为投票的依据，这就迫使各类政党为赢得更多选票，都不同程度地淡化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革新与修正自己一些较激进或极端的传统政策或纲领，不断向中间靠拢，出现了“左派不左，右派不右”的现象。英国工党在1995年修改党章，拉开了与工会的距离，强调自己不仅是工人和劳动者的政党，也是企业主的政党，放弃了坚持20多年的国有化目标。曾经长期主张发展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法国社会党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获得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对市场经济也表示肯定。在美国，自由主义向来与民主党联系紧密，而保守主义则和共和党联系密切。在20世纪末，这两个政党在界限上已经变得十分的模糊，在许多政策上都趋向一致，如平衡预算、控制犯罪、强调人权等。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趋同的主导趋势是从右向左，但同时也有从左向右趋同的倾向”。

4．党内民主改革不断强化

在政党现代化的浪潮中，政党民主化改革成为西方政党增强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政党本来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凝聚社会成员利益并有效表达的重要团体。政党无疑在表达、动员、实现人民的意愿方面，与其他社会团体相比，应当获得更多的信任和依赖。但是，从西方政党近年来获得的公众形象来看，他们越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与信任。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相当多的公民认为政党远离并且漠视普通人，他们是一些封闭的精英小团体、特权阶级、独裁的寡头组织，甚至是一群腐败和虚伪的谋利集团。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个新词“Parteinverdrossenheit”表达了对于政党的不信任。公民对于参加政党失去了较高的热情，现有的党员队伍不断减小，党员数量急剧下降，成为西方政党面临的困境。据统计，在欧洲13个民主政体中，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党员的流失率很高，党员数量相对选民总数量的比率下降得十分显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在过去的20年里减少了近25万，平均每年减少1．2万多，减少幅度为原来党员总数的1／4。英国新工党的党员人数在1997年布菜尔当选首相时有40余万人，此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00—2006年间，新工党共丧失了16万名党员。面对政党支持率降低、党员数量日益减少的困境，西方政党纷纷采取多种民主化改革措施，以挽回日益下降的政党形象和保持一定的党员数量。一些政党将自身改革称为“党的民主化”，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实行政党民主化改革，一方面能够提高政党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政策执行力；另一方面能够增强政党组织的凝聚力，增加党员对于政党的认同感，尽可能地吸收有志于参与政党事务的社会精英分子。

西方政党民主化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党的组织建设、决策机制、领导方式、机构设置等系列措施，对于提高政党的形象和吸引力有明显的功效。一是更加分权，即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的权利，提高上级组织的服务意识。二是更加民主，特别是更加强调直接民主。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由全体党员而不是党代会选举总理候选人；葡萄牙社会党主张，党员在信仰和思想上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提出“不怕分歧的立场，只怕迁就的沉默”。三是更加多元化，设立专题支部，引进“项目党员制”，吸引更多的党员参与党内讨论和决策。四是更加开放，设置更多的论坛和对话平台，为社会精英参与党内工作铺设更多、更快捷的渠道。近年来，为了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也顺应民主这一世界潮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表达大多数人的主张，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把民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

5．党的运作越来越规范化、法治化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分层的多样化，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人民都希望政党活动能够规范化，做到用法律等各种手段来确定政党的活动空间，其实也就是要求政党活动能够法治化。实现政党活动的法治化能够避免政党运行的不规范行为，是政党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本质体现，也是政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通过各种形式如制定相关的法律或规定等对政党的活动做出规定。可以这么说，政党运行的法治化是政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早在1901年，法国就以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团体的合法地位，在第五共和国时，把政党写入宪法，客观上促进了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法治化。泰国在1955年就制定了一部政党条例，随后在1968、1971、1981年分别制定了第二、第三和第四部政党条例。第四部政党条例一直运用到现在。德国在1967年把基本法中对政党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形成了专门的政党法。印度尼西亚在1975年实行了政党法。土耳其在原有的政党法律的基础上形成了1983年的新的政党法。俄罗斯在2001年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政党法。据统计，截至1976年，全世界有157部宪法对政党问题加以规定。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除了政党立法外，逐步形成了许多关于政党活动的宪法惯例，这些惯例对政党的活动也有约束力。这些与政党相关的法律或者惯例，不仅对政党的活动原则、党的作用、机构设置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甚至对党员资格、党的组织人数、成员范围、领袖选举等都做了规定。总之，给政党的各项活动都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这些法律的制定与惯例的形成，使政党的活动必须在规范的要求之内做到有法可依，有例可据，对避免政党活动的不规范，防止可能发生的政治腐败都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上述世界政党的现代化变革趋势，对中国政党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只有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和分析国外政党现代化变革趋势，把握世界政党政治变化的新规律，才能不断推进和完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