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现代化研究中共产党功能演变的轨迹审视

共产党功能演变的轨迹审视

不同类型的政党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产党由于产生的前提不同于西方政党，其功能与西方政党必然有所区别。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发展历程经由了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经由了一个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型政党，到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之转换过程；第二阶段经由了一个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再到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之转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政党功能随着政党地位的跃迁和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目标的变化，相应地发生了转化，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转换所必须把握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大体上讲，其功能转换轨迹有三个节点：第一次，在阶级性功能方面出现差异；第二次，执政后社会整合特别是利益整合功能凸显；第三次，长期执政后，需要更加重视合法理型功能的确立。

1．途径差异：阶级性功能的异同

第一次转轨，主要是由于共产党的产生途径不同于西方政党，其功能在阶级性方面与之相差异。从政党产生看，政党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式，起源于西方，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意义政党的出现与宪法和代议制政府的出现密切相关，“当某些特定的社会中的民族内聚力开始足以容忍政治分裂，并容忍为权力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竞争制度化之时，西方政治发展的关键分野点便到来了”^[10]。政党便得以产生。乔·萨托利认为，19世纪自由主义实践赖以建立的社会和理性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是政党产生的坚实基础，一是代议制政府以及普选权的随之扩大，为立法机构中联盟的组成，继而为潜在的政党集团化创造了强有力的动机；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选举机构的动机；三是随着政治竞争的逐步国家化，每个组织在选民头脑中确立了清晰的政治特征的重要性。乔·萨托利的这种论述主要是基于政治民主不断发展，普选权日益扩大、政治竞争日趋民主化的条件下说的。

共产党产生于机器大工业中的阶级团结，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崇高目标。而资产阶级政党则是在为谋取本阶级利益并与封建贵族的斗争中产生的，目的是从既有的以君主、贵族为主体的权力结构中分一杯羹，夺权后无非是建立“资产阶级总委员会罢了”，它虽然革命中依赖过无产阶级，但终究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另外，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国家情况也有所区别。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早发型政党，是在体制内产生的，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后发型政党，多是为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落后统治，为争取民族和阶级解放，仿效外界的斗争形式组织起来的政党，依靠政党领导本国民族、民主革命，即先有政党后有国家。

由于起源途径的不同，决定了西方政党与共产党依赖的阶级基础不同。西方政党多是产生于议会内斗争的体制内政党，在普选权扩大的基础上发展为全国性的竞争性政党，议会内政党既可以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也可以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利益，是阶级利益妥协的产物，其势力较量多局限于现有统治体制内，不可能强调阶级基础的差别。明显的例子是欧洲的保守党、自由党和美国的两大党。共产党公然强调，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成立的目的就是冲破既有统治秩序，获得劳动者的解放。特别是在后发型国家，由于国家没有独立与解放，政党、劳动者、国家的命运天然一体，“斗争哲学”更加突出，比如，中国共产党就肩负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争取人民民主和国家发展的双层重任，是先有党后有独立的人民国家，所以党的意识形态色彩重。

上述状况导致了西方政党与共产党的功能侧重点发生了分野，主要表现为对政党阶级性功能的不同强调上。

作为体制内政党，西方政党往往从维护既有统治的角度出发，强调政党的非阶级性，持“中间媒介说”，认为政党的本质内涵在于它是联结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间组织。比如，W．Philips Shively提出，“政党的本质在于它作为一个把大量的官员和公民联结在一起的机构，为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或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沟通提供了一种手段”。《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政党作为政治机构的确定性特征在于，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11]。公民社会成分包括个体公民和由他们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宗教组织及其他组织。进而，政党运行于政治体制的正式（合法，立宪的）部分和非正式（社会的）部分之间的交界上，一方面政党对社会作出反应，另一方面由政党对社会施以控制。日本学者冈泽宪芙形象地提出，政党具有联结社会和国家的架桥功能。他引用了E．巴克的名言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改变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

共产党大都从工人阶级推翻旧的统治，实现本阶级掌权的视角出发，持“阶级组织说”，强调政党的阶级性，认为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阶级组织，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2]列宁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13]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大陆政治学者沿用了政党的阶级内涵，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政党”词条中，政党是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14]。

由于“阶级性”的分野，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执政后强调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代表功能，实行本阶级（通过共产党）的专政。西方政党除受到自己代表的群众基础影响外，在多党制下对社会问题和特定价值取向（堕胎、持枪、宗教、环境等）的态度和处理情况，也会影响其能否竞选执政。政党和阶级的联系不是越来越显而易见，而是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一方面，政党要适应执政的要求，对自己的阶级性进行适当的装饰。另一方面，尽管许多政党是按照阶级来划分的，带有明显的阶级党的痕迹，但是，也有一些新出现的政党并不按阶级来确定自己的支持者，而是把在某个重大问题的“共识”作为凝聚力量的基础。最典型的是绿党。绿党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谁也无法确定它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阶级都有反对绿党的人，但哪个阶级又都有绿党的积极支持者。比如，2000年美国大选，支持“富人党”——共和党的下层群众人数比例超过了它的传统选民，过去那种工人拥护社会民主党、资本家拥护右翼党的大分野已经模糊，社会职业与政治观点之间、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

究其原因，中外政党虽然都强调政党的利益表达、聚合功能，但共产党由于存在“阶级性”产生途径依赖，更突出利益聚合，认为自己能够表达群众的利益诉求，对利益表达相对不够重视。西方政党则认为利益表达是利益聚合的基础，是与他党竞争的必要手段，更加重视这种技巧的使用。随着社会分化，在这个方面共产党需要借鉴西方政党的经验，加强政治民主建设，扩大群众表达利益的政治参与渠道，以笼络民心，增加社会包容性，提高执政的技巧。

总体而论，以上两种对政党本质和功能的理解都把握住了政党某一方面的内涵，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阶级组织说”揭示了政党的阶级属性，但是它对政党的边界设定显得有些模糊，把政党的“部分性”归结为阶级性，甚至否认本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这就缩小了政党所应指代的范围，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分析带来了困难。“中间媒介说”侧重于从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的角度来界定政党的概念，这种界定只是限于对政党外部的特征的描述，没有揭示出政党的组织本质，应当说较之上者明显不够深刻。

2．执政取向：功能走向趋同之处

第二次转轨，执政的共产党以公共权力的执掌者面貌出现，社会整合特别是利益整合功能凸显。所谓社会整合，就是政党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使社会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而社会整合的基础是利益整合。利益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当然，政党本质上都是有阶级性的，阶级对政党的归属感，甚至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尽管美国主要两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都十分接近，但支持民主党的选民，来自中下层的总体上比来自上层的要多。“典型的共和党人”的形象是：经济较富裕的阶级、富有的大工商业者、有钱的选民、经济上处境良好的、富有财产的、地位较高的阶级。但是，执政后，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政党要适应执政的要求，对自己的阶级性进行适当的装饰。“原因很简单：执政党所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属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和个人所共有。”^[15]如果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不能体现“公共性”，很快就会被视为谋一己之私的政党而倒台。所以，一个政党上台后，总是千方百计想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这绝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策略，而是执政规律使然。如果简单斥之为“掩盖阶级性”，是肤浅的。

竞争性政党虽然是“冲突的力量”，但更是“整合的工具”，“一方面，每个政党都建立了跨地区的沟通网络，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正是它的竞争性帮助建立了超越融合小团体和帮派之上的全国性政府体系”。^[16]对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而言，利益整合（通过包括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是最基本的功能，是其“整合的工具”的最基本体现。因为，利益既是社会不同分层的原因，也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没有利益为基础，整合就很难体现出真实性。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失去利益基础的民主会导致变形。所以，社会整合最根本的是利益整合，其中，利益表达是向政党提要求并将要求传达给政府，利益聚合说明不同利益集团提出的要求如何合并成为各种可行的政策。在现实政治中，利益表达功能是民众通过政党将利益诉求予以表达和传输，它侧重的是政党作为载体为民众利益的表达提供渠道；利益聚合功能是政党将所代表的利益汇集和反映到政党体系中来，进而获得民众支持，它侧重的是把不同的甚至可能是互相冲突的利益要求，转化成能够兼顾、调和各种利益的政策。

第一，利益整合功能内在决定了政党的“桥梁”角色。在政治系统中，民众、阶级、阶层可以作为利益的输入主体，政府可以作为利益的输出主体。在输入和输出过程中就需要一个桥梁、中介或平台，将利益加以表达、聚集或整合，再通过政治运行方式将利益得以转化政策，从而实现利益的输出。政党作为近代出现的政治性组织，有完备的组织特性、具体的政治纲领、灵活的政治能动力，具有一般组织所不具备的代表、整合、传输等特点。因此，它作为沟通民众利益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已经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内在要求。

第二，利益整合功能是政党政治参与功能集中反映内容。政治参与功能主要是政党为公民参政提供了渠道和平台，让民众在民主制度框架内实现参政需求。通过政治参与，政党把民众的偏好变为公共政策，将民众的利益需求予以表达和聚合，对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加以调节，从而将民众与政府联结到政治系统之中。借用一个系统词语，政党是一个重要的“输入设施”，“通过它，公众可以让自己的需要或希望为政府所知”。简言之，利益诉求是政治参与的内容。

第三，政治社会化功能反过来强化了政党利益整合角色。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必将促使参与型的公民对政党和政府进一步提出利益诉求，必然要求政党作为输入和输出利益的渠道更加合理化、民主化、制度化，因此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角色在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之下将得到强化。

从共产党立党宗旨讲，它更强调政党的利益代表功能，只不过它代表的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工人、农民等劳动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就如何重视利益问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揭示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人道性，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马克思写道：“按照国民经济学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而社会却总是而且必然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18]针对不平等的劳动占有，马克思反对阶级剥削，主张用暴力剥夺剥夺者，主张“革命为民”。

从当前国外政党经验看，许多执政党为了适应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政治选择多样化的需要，更好地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那些能跟上潮流并具有较大感召力的口号，往往被各类政党共同使用。不同政治取向的政党的政策分野日趋模糊，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往往出现“左翼不左，右翼不右”的现象。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政策上的借鉴甚至照抄现象就比较明显，其目的就是争取选民最大化。实践上看，这种做法对于密切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巩固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共产党执政后情况同样发生了变化。虽然“革命为民”与“执政为民”在“为民”这个根本点上是相通的，但是，革命与执政毕竟有着巨大区别，执政党思维的确立，对其利益整合的取向影响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党在执政前后为民谋利更加注重利益整合。比如，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就面临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要求。过去，过于突出政治、极左的意识形态，错误地认为，人民利益在于阶级斗争，只要解决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就是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曾错误地认为，人民利益在于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定模式。这种错误认识，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迟缓，人民过着“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生活，执政党不能够包容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利益的功能实现程度受到极大限制。

因此，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必须强化，首先是要求它代表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任务。在广大人民前加上定语“最”，充分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意识和政策趋于包容的取向，这个最广大人民就包括了整个社会的各阶级、阶层和集团，而非仅仅是过去的工农阶级。相应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党章》的修改，把党的性质定位由一个先锋队（工人阶级先锋队）扩展为两个先锋队（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从实践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闹革命，其功能简单明了，就是分清敌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敌对势力进行彻底斗争。但执政以后，党必须实现从领导人民群众反对共同敌人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转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协调好人民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兼顾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而不能沿用过去的历史概念，把党建成“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因此，要打破维护特定利益必然要与其他阶层进行斗争，以损害其他阶层利益为代价的思维方式；而是要立足于不同群体的利益是相容的、可以协调的原则，兼顾不同主体利益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9]。实现党代表群众利益的形式，由革命时期“剥夺剥夺者”向执政时期人民群众内部“利益整合”的转变，执政的共产党应该是“社会整合的工具”。

当前，我国执政党在利益整合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第一，社会整合功能不健全，采集民意的能力较弱。这既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人们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有关，也与党自身观念的惯性，不容许所谓“阶级调和”有关。第二，社会整合渠道不畅通，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在我国社会多元化的态势下，权力、资源、知识对法律和制度的影响日趋明显，很多法律和制度也在平等的外表下向强势群体倾斜，普通民众在法治话语中陷入无助和尴尬。在强调法制权威的时候，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往往在法制的刚性中被体面地剥夺。普通群众利益诉求方式在合法性、公开性和透明性上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困难弱势的群体由于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畅，或者合法诉求表达成本昂贵，不得不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静坐、上访、冲击党政机关等）来宣泄利益诉求。所以，党和政府应为各阶层提供利益诉求的平等制度性平台，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从而得出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第三，社会整合的效果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严重，社会贫富差距大，整个社会分布结构是绝对“金字塔形”，而不是中间阶层占大头的“橄榄型”。

3．合法理性：构建新型政党功能

第三次转轨，由于长期执政存在“政绩失效”的可能性，因此要求共产党更加重视政治文明建设，确立合法理型功能。政党首先是为了追逐权力而出现的，我国台湾学者认为，“政党，是寻求政治权力，合法控制政府人事及政策的结合或组织”^[20]。在英美政治学教科书中，“权力目的说”在政党理论中也比较流行。如《政治学导论》把政党定义为“一个持续性的、为官方正式确认的组织，它的首要目的是竞争选举和在政府中赢得权力。政党行使许多其他功能，包括在政治中动员公众参与、精英录用和代表（部分的）公共机构。但是，赢得选举和控制国家权力机器是首要的”。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的政党概念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政党以其在选举中出现的标志为识别，并可能使其候选人，经由自由或不自由的选举而担任公职的任何政治团体”^[21]。

但是，政党获取权力后，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特别是由于长期执政，原有资源可能流失。从经验主义角度看，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获得社会自觉服从、支持、拥护的程度，如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22]从规范主义角度讲，合法性是指某种政治统治是否合理、正当。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23]综上所述，所谓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就是指执政党不但从社会中获得广泛的认同和忠诚，而且其执政本身具有某种值得民众支持和拥护的客观价值。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三类合法性：一是传统合法性，即基于传统的合法性；二是魅力型合法性，即基于领袖人物超凡感召力之上的合法性；三是法理合法性，即基于合理合法准则之上的合法性。与此对应，政治权威可以分为传统的权威、个人魅力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等。

现代政党执政合法性主要体现为三种类型：意识形态主导型、经济绩效主导型、民主法治主导型（与马克斯·韦伯的法理的权威基本相同）。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分析，1978年以前为意识形态主导型；1978年后转为经济绩效主导型。但是，随着执政时日的增加，经济绩效主导型合法性模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显现。亨廷顿认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做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24]。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当经济快速发展时，由于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提高，社会不公平的矛盾被掩盖，而一旦经济停滞下来，社会矛盾马上就会爆发，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甚至是暴动和政治动乱。在中国，这种挑战也是存在的。

第一，面临经济增长压力日益增大带来的挑战。首先，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我国经济已保持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近30年，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其次，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基数有关。1978年，中国GDP只有3624亿元人民币，而2005年达到18．23万亿元（约合2．26万亿美元），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在这个巨大基数的基础上，再保持经济较快增长难度是相当大的。再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各国经济处于相互依赖之中，一国发生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很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波及他国，加上我国又是一个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受外部因素影响较深，发展风险在增大。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格尔的J曲线理论认为，在发展中的或处于改革中的社会，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均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导致了社会动乱的发生。^[25]针对中国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在高增长之后出现经济滑坡，那么就要警惕动乱的发生。总之，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得党执政的合法性过分依赖于经济增长是极不合适的。

第二，面临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带来的挑战。亨廷顿“现代化导致革命”理论认为，由于政治组织的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导致要求变革的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存在，使政治参与欲望受挫，相应地导致暴乱、起义和革命。^[26]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权力腐败、职工下岗、农民负担过重、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是权力腐败问题，二是社会公平问题。现在我国存在的权力腐败问题极大影响了党群关系的和谐，侵蚀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改革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但各阶层获益不均，呈现两极分化。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改革以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1997年为0．4577，估计我国的基尼系数2004—2005年达到了0．5的水平，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27]而且，我国城乡贫困人口、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弱势群体人口规模庞大，有人估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他们大多是我国原有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阶级或阶层，是与社会不公有关的弱势群体，是有相对剥夺感或强烈相对剥夺感的弱势群体。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改革开放后群众中存在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现象，可以说是相对剥夺感情绪的表达。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生活的艰难，已使部分群众把不满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执政党的领导，提出了改革开放“代表谁、依靠谁、为谁谋利”的问题，从而可能使现存制度造成危机。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低的弱势群体“短板”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所以，贫富两极分化和大量弱势群体的存在，降低了对我国的执政党政治认同和道义基础，构成威胁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重大隐患。

第三，面临现代政治民主发展大趋势带来的挑战。在政治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推动着不同政党走上民主发展之路。中国社会正由传统臣属型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在改革、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新社会阶层大量产生，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和法治意识也有了很大提高。公民现代思想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思想意识影响的结果，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另一方面，对党和政府发展民主，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公民的民主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特别是参与渠道不畅通，公民的参与意愿得不到实现，就会导致公民的失落感、挫折感，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影响。当前的现实情况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尽快解决民主法治建设的“瓶颈”问题，以党内民主的发展推动社会民主的进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文明需要，从中获取法理性合法性基础，是当前执政党进行合法性建设的重要任务。

鉴于此，今后中国政治中需要补充民主法治的因素，以弥补绩效的不足，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更合法理性。

根据以上述分析，重新调整和扩大执政合法性，实现向党的法理性功能定位的转变，已十分必要，成为今后我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基于此，合法理性功能定位的基本内容是：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主导，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基础，辅之以与时俱进的主流意识形态，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而向合法理性功能定位转换的总体思路应当是，首先，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今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主导，以弥补经济绩效的功利性与不确定性，将经济绩效获得的合法性资源制度化、稳固化和长期化。其次，民主法治要发挥维护合法性的作用，离不开经济绩效与意识形态的配合，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位一体的制度和文明形态。只有作到这一点，才能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牢固、持久的合法性基础。

由于政党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之中，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总会带来政党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变，政党只有适应这种变化，及时对自身的功能作出相应调整和转换，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有了较大的变化，历史与现实的逻辑，要求肩负执政兴国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变化，合理地调整和转换自身的功能，而功能调整和转换重点的清晰，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执政模式的科学化，都要把握政党的活动规律和功能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