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启蒙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第二节　五四思想的启蒙与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的对日屈辱政策。随之引起一系列罢课、罢工及其他连带事件，导致了一场社会变动和思想革命。这股浪潮不久便被人们称为“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运动。⁽³²⁾从民主宪政角度讲，五四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专制思想，使广大民众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广大青年开始从封建专制的思想牢笼里解脱出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名词越来越具有比最初的内涵更为深刻的意义。但是，就1919年前后的中国社会而言，五四运动对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影响，主要有文化启蒙与政治启蒙两个方面。

一、五四文化启蒙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在“五四运动”中，对于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来讲，“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解除旧习惯、旧风俗的束缚，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摧毁旧的传统，使人们对于改革持更开放的思想”⁽³³⁾。人们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式的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来讲，五四“文化启蒙”的意义尤为突出，因为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大理念，尤其是其中的“民主”理念，无论是对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还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都是影响民主宪政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

（一）“民主”“科学”和“人权”等宪政核心观念在中国社会的盛行，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上、心理上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辛亥革命失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实行独裁，恢复帝制，反对共和。与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相配合，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笼罩着封建文化专制。在袁世凯等人看来，中国之所以成为贫弱之国，就是因为“平等”“自由”“共和”等思潮冲击了封建纲常伦理，导致“人欲横流”“内政紊乱”。因此，思想文化领域的黑暗状况成为近代以来各种民主宪政思想的最大障碍。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党的早期领导人深深感到，要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还必须大张旗鼓地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大力宣传“民主”“科学”和“人权”等思想。其对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来讲，民主宪政主要有两层含义。

1．民主宪政是要建立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治制度。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为宗旨，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第1卷第2号）、《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号）、《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1卷第6号）、《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等文，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提倡“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主张树立平等人权，实现个性自由，“恢复独立自主人格”。⁽³⁴⁾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指出：“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抉择政体良否问题。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³⁵⁾陈独秀在这里所提出的“自由政治”“自治政治”“国民政治”都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基于建立自由平等的国家政治制度建构而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建立民主政治是“世界之潮流”“进化之公例”，因此，需要通过文化启蒙，“拥护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达到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制度的目的。

李大钊的民主宪政思想亦是如此。他对封建专制尤其深恶痛绝，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对那些“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的“复辟之辈”，应一律视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并“再造中国之新体制”。⁽³⁶⁾

五四运动时期，正是由于人们对专制政治的反抗，以及对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未能实现真正民主宪政的失望，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领导人开启了文化启蒙，大力宣扬了“独立”“平等”“自由”等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理念。也正是因为这些理念的宣扬，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民主宪政思想提供了思想准备。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民主宪政的广泛开展必须以一系列“民主制度”为前提，包括诸如国家形态必须是“民主共和国”，统一战线必须是“民族民主”，政府必须是民主集中的，必须“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³⁷⁾，等等。

2．民主宪政要具备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这是民主宪政的主体要素。

广大的人民大众才是民主宪政的主体，他们干预政治的素质、能力决定了民主宪政实现的深度和广度。陈独秀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作为“人权”而言，它更多指的是国民独立自主的人格、自由平等的权利以及个性解放。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作为对青年六条要求的头一条。他主张人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³⁸⁾。在他看来，“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³⁹⁾。共和立宪必须以国民自觉地、主动居于主人地位为条件，必须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和原则，即便是政治上推翻专制政治，建立了共和立宪政治，也不过是“伪共和国”“伪立宪”“政治之装饰品”。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即是如此。

李大钊认为，民主宪政应该“植基于唯民主义”，封建社会将国家权力委于一人称为“英雄主义”，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他认为，“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而立宪之所以畔夫专制者，一则置重众庶，一则侧重一人；一则使知自重其秉彝，一则多方束制其畀性；一则与以自见其我于政治之机，一则绝其自见其我于政治之路。凡为立宪国民，道在道能导民自治而脱他治。民以是相求，政以是相应，斯其民之智能，必能其跻于一水平线而同蓲并育”⁽⁴⁰⁾。

由此可见，李大钊主张的“唯民主义”即是强调国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更为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意念自由”，也就是思想和言论自由。他指出，封建专制统治使“自由屈束”，“人人尽丧其为我”，思想受到锢蔽，国人“无敢昌说”，而“立宪政治重言论，而言论之所以重自由”。为此，他指出，“言论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昧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⁴¹⁾。因此，他主张发“自信之言论”和“自由之言论”，提倡“坚持一己意志之自由，冲其网罗而卓自树立，破其勒而突自解放”。

总之，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看来，民主宪政所包含的国家制度和人格要求，二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国家制度要以国民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为基础，而国民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又必须以国家制度为保障。陈独秀认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⁴²⁾。因此，五四文化启蒙中提出的“民主”“科学”和“人权”等宪政核心观念，其含义已经超过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更加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追求的民主宪政意义，在国家制度、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方面，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提供了理论储备。

（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标志着近代中国宪政历史开始由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宪政向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伟大的历史转变

表面上看，“五四运动”源于反日运动；从本质上看，它表明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腐朽在情感和行动上的总爆发。这形成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来讲，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可以整合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所蕴涵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资源，并以此为新民主主义民主宪政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开始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在思想认识上还停留在排外主义的感性认识阶段，只有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才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反帝反封建斗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人民对反帝反封建的认知，“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⁴³⁾。历史事实表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破灭了，党的早期领导人、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中国人民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学习社会主义宪政思想。可以说，五四时期“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也是近代中国宪政历史开始由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宪政向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转变的伟大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⁴⁴⁾。可见，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在这点上是相当成功的。

二、五四政治启蒙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在五四思想启蒙与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人民群众和群众运动的作用，懂得了发动人民群众和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斗争的重要性。通过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群众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法，使五四启蒙运动不仅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五四启蒙运动从宣扬“民主”“科学”“人权”等宪政核心观念、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斗争开始，经过反军阀的运动和反帝宣传，实现了从文化启蒙与运动发展成为群众斗争、群众运动的政治启蒙与运动。

（一）就五四政治启蒙意义而言，五四运动中所形成的“革命力量”实现了从文化运动向群众运动的转变，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的实现作了人力资源的准备

近代宪政运动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向认为宪政运动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无关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事业。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立宪，他们都不懂或者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思想是把帝制的存在和皇帝权力的维护当成立宪的前提，是完全和群众运动相对立的政治立场。革命派的共和立宪思想实现依靠的力量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虽然他们也曾经试图发动人民群众以反对帝制、反对外来入侵，但并没有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觉悟者和参与者。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未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重要性，他们更多的是在文化、思想启蒙上做出更多努力，譬如对“民主”“人权”“科学”精神的宣扬等，这种文化思想上的启蒙虽然能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但在民主宪政思想的逻辑推理上仍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思想同出一辙。他们都是相信知识精英的力量，不仅没有把人民群众当成政治主体，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传统，反而错误地把民主宪政实现的困境说成是“国民性”或“民族性”造成的。因此，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甚至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都是处在和广大人民群众相互脱离的状态。

这种情况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开始发生变化。十月革命的胜利空前地展示了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力量，表明了广大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对于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精英而言，他们看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找到了民主宪政思想的实现可以依靠的真正伟大的革命力量。因而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也开始改变了对人民群众的看法，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就必须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实现民主宪政。正如李大钊所说：“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⁴⁵⁾在他看来，劳工阶级战胜资本家和贵族的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未来的世界一定是“劳工的世界”。他说，“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过节，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于是，“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⁴⁶⁾。

可以说，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定位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一切民主宪政思想都是空想，都将失去真正的推动力和依靠力量，都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实现。毛泽东早期也曾经认为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对“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仍存在一丝幻想。但事实证明“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主张“另辟道路，另找环境”。⁽⁴⁷⁾因此，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表达了运用共产主义群众斗争方法实现民主宪政的想法，他不但赞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而且认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⁴⁸⁾。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开始真正认识到革命力量对于实现民主宪政思想的重要。也正是通过五四运动，承接和聚合了学生、工人、商人、知识分子以及政党等群体和组织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在评价五四运动时指出的，“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⁴⁹⁾。“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⁵⁰⁾因此，这些在五四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社会力量，他们都将是党的民主宪政思想胜利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哪一种思想与运动，其“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⁵¹⁾。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中所形成的“革命力量”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实现作了充分的人力资源的准备。

（二）五四运动凸显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使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劳工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以人民主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阶级为核心的政治原则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中得到初步确立

所谓劳工，是指被剥削阶级剥削的以自身体力和脑力谋生的人。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文中指出，“除开那些重利剥削的人，坐拥遗产的人和挟资经营产业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⁵²⁾。从政治属性看，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有着强烈的阶级属性、革命要求与传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地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斗争热情和勇气。正如党的早期工人领袖邓中夏所说：“中国职工运动就是在这个世界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因为革命怒潮导源于他国，泛盟于欧洲，很快就浩浩荡荡的冲到远东，中国的万里长城堵不住了，中国工人群众被这个潮流惊醒了。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的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舞。”⁽⁵³⁾受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他们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积极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对国内反动派的镇压迫害同样表现出毫不动摇的态度，在上海以工人为主的人民群众还在南京路、福州路、山东路和虹口等地展开英勇的斗争。五四运动中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幻想，他们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完全是骗人的东西，“现在号称平民政治的国家，没有不采用代议政治的，代议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两三个党魁的政治。各国的政客，一方面是独占政权的贵族，一方面又是拿人血汗作乐的资本家”⁽⁵⁴⁾。他们认为，在这种所谓民主政治之下，人民群众是没有什么政治法律可谈的。“若是国民诉之政治，政治是秘密而不公开的。若是国民诉之法律，法律是只论形式没有灵气的。政治法律都穷了，国民的武器便是示威运动。”⁽⁵⁵⁾

正是在五四磅礴的工人运动中，毛泽东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之处。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表示，广大的有组织的人民群众是能够打倒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伟大力量，号召工人、农民、学生和各阶层人民广泛而又严密地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可以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的论述，代表了当时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工人阶级的深刻的新认识。在五四运动之后，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引导下，坚决地实践工农群众运动，真正地树立起了劳工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的思想。

如果仅仅是看到工人阶级成为中国民主宪政主要推动和依靠的力量，这只是五四政治启蒙给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带来的表层影响。五四政治启蒙对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而言，其真正意义在于，使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劳工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以人民主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政治原则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中得到初步确立。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过程中，就十分注重运用各种手段去争取劳工群众在国家中的权利和地位。1921年4月，为了揭露湖南军阀赵恒惕假立宪真独裁的骗局，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强调真正代表民意的省宪法，必须注意保护劳工利益。他指出，省宪法最大的缺点有二：一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他认为，人民不分男女，都应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而省宪法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二是“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他说，如果这样，将来事实上仍然是“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因此，他主张对省宪法做根本性改变，应充分规定人民的权利。⁽⁵⁶⁾这表明了毛泽东所追求的民主宪政应是一种“平民政治”，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工农阶级为核心的新型民主国家。正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⁵⁷⁾应该说，重视工农群众在国家政治中的主体地位，这个思想在毛泽东的民主宪政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忽视了这点，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后期的“大民主”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