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机构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第三节　政权机构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通过不断努力，中国共产党不断建立和完善其领导下的科层组织机构，在科层组织机构职能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成功地实现将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层组织机构一方面实现了民主宪政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也获取了中国共产党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实现的社会心理资源，实现了民主宪政的政治认同。

一、科层组织机构与民主宪政

国家政权机构推进民主宪政主要是通过科层制组织机构进行。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政府的民主宪政主要是充分利用其自上而下、严密的科层组织进行的。从官僚制的层面来看，长期以来，在行政权力长盛不衰、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中国科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这种科层组织的建立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从中央到地方，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成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机构；二是中央隶属的各部委也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其对应的各级工作机构。从纵向关系来看，自土地革命时期开始，政府的官僚制机构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机关。土地革命时期，中央主要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职能机构，地方主要是省、县、区的执行委员会以及乡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决定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性质，因此，各边区的高级行政机关是边区行政委员会，它是由边区全体军、政、民代表会（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代表参加）选举出来。在边区政府下，依次是行政区、县以及区、乡各级行政组织。⁽⁵⁸⁾新中国成立以后，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健全的科层组织机构。这更是为政府通过科层组织机构推进民主宪政创造了极好的政治机会。

（一）科层组织机构通过政治荣誉动员党员干部实践“人民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国家的意志上升为普遍意志的人民意志，国家的规则由人民制定，并服务于人民。换句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组成国家的活生生的人才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目的。毛泽东也多次提出政权的主体是人民。因此，人民主权的原则是许多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实现民主宪政时候必须始终坚持的。林伯渠指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统治权力应集中于人民，人民以整体的形式享有并行使统治权。他称赞“苏联政权掌握在全体劳动者手中，它是一个民主国家”⁽⁵⁹⁾。

那么，科层组织机构是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的呢？

在政治过程中，科层组织成员包括党员干部都受到一套信仰和价值的支持，即韦伯所谓政治荣誉。作为政治荣誉来讲，本质上是一种学生荣誉，它表面上似乎是取决于业绩、能力等等，其实际上还是要取决于上司的评价。上司的评价是个人获得更多利益、愿望的有效保障方式，在封闭的政治体系中更是如此。因此，政治荣誉可以说也是政治主体动员科层成员实现其民主宪政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来自上司的评价所包括的鼓励、奖赏或者是批评、惩罚，它们会产生促使下级或组织成员进行行动的巨大能量。抗日战争时期，典型者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大生产运动中大规模的表彰劳动模范的活动，使得民主、自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民主宪政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1939年4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1943年11月召开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劳模185名，包括机关的黄立德、军队的王震、清涧县县长黄静波、边区保安司令王世泰、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关中分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等。正是通过边区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公开表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社会政治行为及道德风尚等等，都起到了强大的动员、引导作用。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念等宪政原则，通常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社会普及并深入人心的。

（二）科层组织通过传播领袖人物的政治话语，确立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政治认同

政治话语是科层组织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官员们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沟通与互动的过程，它涉及科层组织政治生活的表达方式及其观念形态。政治话语大多是一种抽象的民主话语，它们大都是原则性、元政策性较强而不具有太多操作性的语言表述。但是，从实现民主宪政角度看，它却能够起到动员广大社会成员的作用。一方面，由于话语的持有者是拥有政治权力以及广泛资源的政治主体，话语是他们象征性符号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话语本身所具有的规范功能，它能够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宪政目标、理想和原则的认同。

从民主宪政的实现来看，政治话语大多体现在领导人的讲话、题词和中央下达的文件，等等。领导人讲话作为政治话语的传统方式，无论是对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年代的民主宪政，总是十分有效的。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领导人面向民众的讲话会产生显著的社会政治成效。延安时期，在毛泽东“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下，首先在延安，接着在各解放区逐步掀起了军民大生产的热潮。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政治生活中，中央文件更是具有最高法规的权威和效力。中央文件也是贯彻政策、言传主张，进行权威性控制的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是通过群众对这些文件的有组织的学习，使得党中央和国家的政治要求、政策原则为群众所认同，从而达到坚定信念、统一行动的目的。

二、反官僚主义与民主政治

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府比俄国人更关心政治动员和群众参与的质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过渡时期，政府通过科层组织机构推进民主宪政，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几年中，政府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推行了改革土地制度等大规模的民主宪政。应该说，这一过程中，自上而下的严密的科层组织机构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科层组织也不是没有缺陷，主要表现就是权力高度集中，权力成为民主政治运行的中轴，民主政治建设只有通过权力的维系才能进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权力的高度集中有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这里其实包含了新建成国家政权如何争取在短时间内巩固以及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全面建设和发展的问题。非此方式，就没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成就。但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带来许多问题和弊端，例如上面提到的“党政不分”等现象。

在民主宪政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如何防范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问题多次进行论述。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主要障碍，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民当家做主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反复强调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引用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勉励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新中国成立后，他反复要求党员干部要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对那种倚仗权势、高高在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深恶痛绝，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挺身而出加以反对。

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权力回到了人民手中。但必须看到，在政治实际运行过程中，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事实上的相分离，使得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权力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他们不但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而且影响和制约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的方式和状况。这样，当一些领导干部感到在利益的追求中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和条件不足以达到目的时，便要借助于一种最普遍而有效的手段，即人民赋予的权力。此时，权力的行使者自然就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一些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谋取和运用权力不是为公，而是不断地追逐本集团、本部门和个人私利。这样，就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出现了异化现象，也为官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如上所述，科层组织中的党员干部与人民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着民主宪政的性质。毛泽东曾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⁶⁰⁾。显然，官僚主义者实际上是以社会的主人自居，而把人民群众置于供其任意驱使的奴仆地位。如果对于这种反人民的作风不坚决加以反对，势必损害和破坏人民民主，严重的甚至会使人民政权名存实亡。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之所以始终警惕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是基于防止人民政权蜕变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反腐蚀的三反运动，毛泽东就认定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对那些腐败分子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说：“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⁶¹⁾可以说，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做法，与他一贯的人民主权的民主宪政思想是相一致的，是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