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第二节　党的领导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在中国，政党民主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生态。因此，党的领导是构成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作为革命党以暴力革命方式获取政权，革命党的政治逻辑与历史逻辑，使得中国的政党民主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包括：一是在政党民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具有排他性；二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党的党内民主问题上坚持民主集中的原则；三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在政党与政党的关系上，二者之间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执政问题上是合作共赢的。应该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中也贯穿了政党民主的这三个层面意思。当然，由于历史情境的不同，使得政党民主问题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思想中是变动的，有些思想在革命时期存在而在建设时期却消解了，有些却是革命时期未曾存在而在建设时期出现了。

一、列宁式政党与民主宪政

十月革命不仅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为中国带来了苏联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组织模式。在以俄国为师的思想指导下，国共两党都以列宁主义为指导建立各自的党组织系统，都想通过建立与完善自身的政党组织系统达到主导、影响中国民主宪政的目的。譬如，1924年，正值改组后的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传来了列宁去世的消息，孙中山决定休会三日以表哀悼，并号召全党以俄为师，把国民党改造得如同列宁的党那样稳固坚强。⁽¹¹⁾但是，历史事实证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它比国民党更具凝聚力、号召力，更能动员人们改造中国社会结构，成为中国民主宪政的领导者。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民主宪政的思想是丰富而完备的。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重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纲领的作用，认为其在民主宪政中的意义就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¹²⁾

政党的政治政纲，是规定一个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路线、施政方针的文献。⁽¹³⁾根据政纲的制定程序不同，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纲。正式的政纲，是经过起草、讨论、修订等几个阶段，在政党的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的“纲领”，或称“宣言”“宪章”“声明”等；非正式的政纲，是指议会或总统竞选中提出的竞选纲领、施政纲领等。⁽¹⁴⁾政党政治纲领的民主宪政意义因政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来讲，民主宪政主要是一种选举政治的政治逻辑，获取选票的最大化是他们最主要的目标。这就使得选举中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和宣传鼓动，选举区的特性，以及候选人的个性和即兴演讲等因素，可能比政党政治纲领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这种政党的政治纲领约束力也很小，其党员也不太关心政党纲领的制定。同时，为了获取选票的最大化，政党的政治纲领中往往会有许多迎合选民需要和选民心理的不切实际之处。此外，党内也缺少监督政党政治纲领实施的权力机构，对政党领导人、党员干部的约束力不大，经常导致政党政治纲领有未能实现之处。

与资产阶级政党不一样，浓厚的意识形态取向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党的关键。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纲领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了经典的阐释，他们认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¹⁵⁾。当然，由于客观实际的变化和主观认识的局限，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政党政治纲领并彻底付诸民主宪政实践是十分艰巨、难以做到的，政党纲领中的错误规定也会使党在民主宪政中犯错误。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组建政党推进民主宪政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视政党政治纲领的制定。历史经验证明，党的政治纲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领导的民主宪政成功与否。

1．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中，政党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民主宪政的责任政党的政治宣言。

责任政党，必须广泛综合民众利益、意见，向广大民众承诺其在执政后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表明其在执政条件下实现民众利益的决心。从民主宪政看，就是要表明政党在民主宪政中要实现的动员目标，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中政治主客体双方的利益、愿望因素。从党的一大到八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政治纲领中提出了适合不同时期的民主宪政目标。党的一大《纲领》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分别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四点要求。⁽¹⁶⁾党的二大期间，在全面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情形之后，逐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¹⁷⁾，因此，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中国的政治动员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¹⁸⁾；随后，“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困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¹⁹⁾。为此，党的二大的纲领在规定“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²⁰⁾从民主宪政的实效看，二大之后，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很快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迅速响彻全国，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对正在高涨的工人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三大纲领，确定民主宪政的目标是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从1945年党的七大至党的八大，中国共产党只在历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的“总纲”部分简要地写明党的纲领和其他纲领性的重要问题。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同志在《论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²¹⁾。毛泽东思想在政纲中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宪政从此有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导思想。

历史实践证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政治纲领中所规定的每一民主目标，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紧紧地抓住不同革命时期的中心任务，以及对各历史阶段中广大社会民众的利益意见的深邃洞察。我们党通过政治纲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示了这些规定，并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为实现自身的奋斗目标，政党的政治纲领必定内含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规定，非此规定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2．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中，政党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政党民主的政治保证。

如前所述，政党民主是民主宪政的核心，包括政党制度、政党功能、政党文化、政党思想等各方面的民主；而这些方面的民主状况、民主程度决定着民主宪政的发展水平与质量。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中详细而完整地规定了关于政党制度、政党功能等方面的政党民主要求。

首先，是关于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关系的论述。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党与各民主党派互为倚重、互为支持，共同推动了民主宪政向前发展。期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胜利，也经历了挫折，使党派间的亲密合作关系遭遇了严重的考验。但是，在党派关系的政党民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能够以巨大的勇气承认错误，并勇敢地承担责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始终在政党政治纲领中给予相当的重视。正如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指出的，“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²²⁾。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党内那种忽视、不善于或者不重视党派工作的“宗派主义”现象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²³⁾。

其次，是关于党与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关系的规定。党的政治纲领规定，工会不仅只是“产业组织的构造”，而且还是“一战斗的团体”。在工会内部要设立“工厂委员会”以及青工委、妇女委员会，等等。关于妇女组织的规定，三大的《纲领》规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²⁴⁾。同时，党的政治纲领还指出要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其目的主要是“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精神的中心”⁽²⁵⁾。

同时，在政治纲领的规定中，党与工青妇等组织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是要坚持以及加强党的指导，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和发挥群众组织自身的优势。譬如，在党与工会的关系上，党的二大《纲领》规定，“我们要随时证明和解释给工人知道：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²⁶⁾。但是，“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这个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²⁷⁾。因此，工会必须坚持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相结合。青妇组织的规定也是如此，党的四大《纲领》对青年组织的规定是：“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然而青年运动的发展应由青年自己担负，因为他们自身是青年，有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所以容易了解自身的需要，对于青年工作容易发生兴趣。因此在各国做青年运动的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²⁸⁾

（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重视党的组织在民主宪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好的政策，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²⁹⁾，“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³⁰⁾

组织是政党赖以行动的载体。近代民主宪政的经验表明，没有成熟的组织行动，是不可能顺利实现民主宪政的。同时，民主宪政实现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以及经费、媒介等物质资源，都要以组织机构为载体进行集体行动。因此，政党的组织机构始终成为决定民主宪政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此外，一个政党组织机构和组织体系能否有效地推进民主宪政，还需要严明的政党纪律加以保障。这也是政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方面。政党纪律内含于政党组织机构之中，为政党组织的有效运行、团结统一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政党纪律简称为党纪，是政党为实现其党纲和各种决策而制定的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政党维护行动统一、提高党员质量、实现政党纲领、政策并保持社会信誉的重要条件之一。⁽³¹⁾

从最早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在组织上建党。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在1920年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³²⁾。那么，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中，对党组织的认识是怎样的呢？

1．党的组织在民主宪政中的工作是政治性的。

党的组织工作是政治性的，正如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1926年7月）指出的那样，“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只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从这个意义看，没有坚强的组织机构作为载体，中国共产党实现民主宪政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在中国民主宪政中，“必使党的组织都健全以后，才能推进群众的革命运动”⁽³³⁾。因此，对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来讲，“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³⁴⁾，“组织工作的懈怠与不精密，便会使党没有行动”⁽³⁵⁾。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自身的组织机构的建设，同时也非常重视在各种政治性质的非党组织或团体中发展和建立党组织。这些非党组织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或自成一个系统，而是要接受党组织的指挥和管理，成为党进行民主宪政运动时的得力助手。在这些组织中，党组织要“竭全力去做公开的政治运动”，让广大群众了解党的口号与主义，扩大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

2．党的组织在民主宪政中的纪律是强迫性的。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也非常重视政党纪律的建设。党的一大由于成立之初，党员人数极其有限，因此，对于党的纪律并未进行详细的规定。党的二大之后的党纲、党章就专门就纪律问题作了规定。1927年修改党章时增加了对组织的纪律处分，分为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对个人的纪律处分，分为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党政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后来修改的党章，对纪律处分又做了一些修改。为避免滥用权力、任意处分党员、制造冤假错案的错误，新党章还规定：党员对党组织的决定，如果本人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国法的手段对付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就党的组织纪律而言，它在政治动员中是带有强迫性的，所有纪律的规定都是用来正确规定党员与党的关系以及党员与党员的关系的，用来保证与维持党的统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把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战斗整体，使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代替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同时也成为新民主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政治指导者和领导者。

（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重视党组织的纵向与横向的“结构—功能”范式在民主宪政中的展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为民主宪政提供了权力基础和组织模式

“结构—功能”范式表明，不同的组织机构具有不同的功能。只有合理定位不同组织机构的功能，才能为组织目标实现提供整体合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结构—功能”范式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在纵向的“结构—功能”范式上，它是由“中央→地方→基层”三层组织机构及其功能构成；二是在横向的“结构—功能”范式上，它是由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及其功能组成。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取新民主主义民主宪政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它们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联系。通过自身的组织机构、党员干部作用的发挥，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自身的民主诉求、价值理念、政策主张都灌输到广大农民头脑中，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逻辑也即如此。

1．中国共产党的纵向“结构—功能”范式与民主宪政。

从纵向的关系来看，即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组织包括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面⁽³⁶⁾。在组织上，党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完整的系统，正如1926年7月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指出的那样，“从中央至区委或地委，从区委或地委至部委，从部委至支部干事会，以至组长会议，是党的本身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关系要非常密切”⁽³⁷⁾。我们将1921—1960年间党的历次党章中关于党组织的规定绘制成图，以期能够得到更直观的认识。

历届党章中关于党组织的规定

③一大没有通过党的章程，只是通过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党的章程是二大之后才制定和通过的。

④四大之前党的领导机构为执行委员会，中央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对应称呼。五大改为委员会，中央是中央委员会，地方对应称呼。

续表

首先，中央作为“神经中枢”与民主宪政。

一般而言，中央指的是党的决策结构及其所在地。从地理学意义和党的领导人的构成上看，革命时期的中央是处于不同的变化之中。但是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来讲，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央都是固定不变的，都是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神经中枢”，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中国民主宪政的神经中枢。从它的角度上看，中央是最高的领导机构，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都是地方的。任何有关民主宪政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等重大问题的制定和选择，中央是至高无上的。党的一大所通过的《纲领》就此做出了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³⁸⁾。自从党的二大制定和通过党的章程之后，“地方服从中央”“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就一直在党纲中得到各种形式的规定。党的二大、三大通过的章程指出，中央必须“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³⁹⁾。

其次，地方党组织作为“神经继承”与民主宪政。

从表可以看出，地方的党组织同样是处于变化之中⁽⁴⁰⁾，但总体而言，自党的五大之后，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地方党组织都存在着省、县两级的党组织，它们的组织结构主要是以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相对于中央而言，省是地方性的，而相对于基层而言，省又是高层。地方的党组织，其权力结构类似于中央组织，只是规模较小。五大的党章规定“各省由两个市或县委员会以上”⁽⁴¹⁾。区⁽⁴²⁾、省等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范围主要是由中央划分决定的。“区之范围由中央执行委员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⁴³⁾，“省之范围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⁴⁴⁾。那么，它们依什么原则而划分决定呢？主要是按地域原则或经济政治条件。党的六大党章以地域进行划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范围，“党以地域原则划分为单位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⁴⁵⁾，同时党章也规定，“中央委员会以经济政治之条件为标准，而规定各地党组织活动之范围”⁽⁴⁶⁾。

在民主宪政中，较之中央是“神经中枢”，省一级的地方党组织可以称为“神经继承”，也即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具体言之，省主要是执行同时也向基层传达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们无权对全局性重大问题进行选择和决策。“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得令其改组之。”⁽⁴⁷⁾同时，地方党组织并需定时向中央作汇报，“省委员会每月须向中央委员会作省委员会及县或市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⁴⁸⁾。省委员会作为民主宪政主体也有自己的权衡和工作重点，“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指导党外各种非党组织中党组织的工作”⁽⁴⁹⁾。党的五大就地方党组织的这种自主性做出了规定，“地方党部对于地方部分的问题有自行解决的权利”⁽⁵⁰⁾。“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⁵¹⁾。正如美国社会学教授吉尔波特·罗兹曼在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结构时所指出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著者注：指大革命之后），由于分散到各个游击根据地，不同地区的领导常常互相不通音讯，与城市里的同志们也失去了联系。在当时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在30年代后期缴获日本人的电台之前，分散在孤立环境中的许多领导人必须独立地作出决定”⁽⁵²⁾。

县级（在城市中主要是市）的党组织是城乡工作的接合部，主要是管理党广大的基层组织。这是党的组织机构完全发挥职能的最低级别。也就是说，县级党组织完全是其他层次的地方党组织和中央的“微型缩影”。县级规模的划分主要由省委员会来决定。“市或县的划分，由省执行委员会决定之。”⁽⁵³⁾在推进中国民主宪政运动中，“市或县委员会均隶属于省委员会”，⁽⁵⁴⁾县级主要是靠其直接上级党组织（主要是省委）的指令来开展各项民主宪政工作。同时，县级委员会要“对上级党部经常地报告自己的工作”⁽⁵⁵⁾。但是，与省级的地方党组织一样，县级的党组织也有独立自主处理其直接管辖范围内事务的权利，“县委员会执行该县范围内的党务”⁽⁵⁶⁾，具有一定的人事和经费上的管理权和决定权。县委在中国政治动员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县委的工作，他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⁵⁷⁾。

总之，从纵向关系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中国民主宪政中，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将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等迅速传达，有利于迅速提供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类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

2．中国共产党的横向“机构—功能”范式与民主宪政。

在党的横向“结构—功能”范式中，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委员会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党的中央组织机构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机关。现行的党章规定，它的任期通常是每届五年⁽⁵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举行，它的任期相应改变。自一大以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机关。对于这点规定，二大之后的党章始终没有改变过。在中国政治动员中，由于党的代表大会是各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它对党的事务享有最高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这就使得任何有关政治动员的政治目标的设定和重大方针、策略的选择，在法理上都必须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的充分讨论、通过。它“决定党纲上的问题”，“决定一切政治策略，及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⁵⁹⁾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会对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主宪政的目标、方针、策略等作出整体性规划。这点在前述党纲中已经有所论述。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机关，它在规定中国民主宪政的目标和路径选择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虽是党的最高机关，在它的闭会期间，其政治权力是由中央委员会⁽⁶⁰⁾来行使。作为党代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代行党代会的职权。在中国民主宪政中，中央委员会执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设立党的各种机关，指导党的一切政治的组织的工作，指定在他的指导和监督之下的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⁶¹⁾。同时根据政治动员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立不同的进行民主宪政的组织和机构。“中央委员会按照各种工作部门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例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等等。”⁽⁶²⁾其中的宣传鼓动部在民主宪政中，使得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进而内化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职工、妇女和农民的运动委员会在中国民主宪政中，动员了他们各自联系的那一部分群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中央委员会虽是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机关，但它如同党的代表大会一样，也是在一定时间内才得以召开。⁽⁶³⁾在其闭会期间，其政治权力则由中央政治局⁽⁶⁴⁾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来行使。历次党章对于这点的规定都没有疑义。在法理意义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机关。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职权都“浓缩”到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中则又有一个主持人⁽⁶⁵⁾。此外，在党的七大所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了中央书记处⁽⁶⁶⁾，它“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⁶⁷⁾。通过这一政治机构，政治局控制从中央到建立于中国社会每个单位的基层党小组的党的日常工作的开展。

总之，无论是从党组织的纵向关系来看，还是从党组织的同一层级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使得党具有统一、集中的领导，只有这样，党才能牢牢地掌握民主宪政的领导权，在民主宪政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和指示能在每个组织的各项工作中得到贯彻。

（四）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重视党的支部建设，把党的基层组织当做“战斗堡垒”，组织网络覆盖到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宪政体制性的根本变革

基层党组织⁽⁶⁸⁾像其他地方党组织一样，其政治权力也是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但是基层党组织的机构存在却是恒久的，它的组织结构主要是以支部的形式存在。那么，什么是支部呢？我们可以看出，基层党组织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密切相关，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党、国家与人民群众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组合在一起，并在这种非正式、熟悉的环境中形成政治结构——支部。因此，正如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1926年7月）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的，“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就是集合这许多的社会的核心，而成为一个党”⁽⁶⁹⁾。作为支部的划分而言，“支部的组织是按照社会的生活而精密分划的”⁽⁷⁰⁾，“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上级党组织批准”⁽⁷¹⁾。

在中国民主宪政中，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将基层党组织称为“战斗堡垒”⁽⁷²⁾。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一切工作归支部”来实现民主宪政。1926年7月，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指出，“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样工作（如职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协作社、济难会、妇女运动、青年运动、推销书报、介绍同志、报告消息、交通传达等等）”⁽⁷³⁾。基层党组织的设立使得民主诉求在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展开了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结构中的根本性变革。在广大农村地区，“党支部必须把做群众工作作为自己的基本活动，每个支部必须成为每个村镇群众的核心，也要成为宣传者、组织者，一切群众运动和斗争的领导者”⁽⁷⁴⁾，它的扩展使得每一个中国人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关系，并可大规模地动员起群众的能量。而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⁷⁵⁾；“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⁷⁶⁾

其次，通过支部自身的政治功能来实现民主宪政。在不同时期，基层党组织所担负的民主政治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但党支部首先要负责动员农村的一切人力物力。动员群众的先决条件，是党必须深入群众。否则，党的政策、宣言就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历次党纲中所规定的基层党组织主要是维持八项职责，但内容上有补充，形成新的具体规范。一般而言，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政治功能：一是利益表达。中国共产党始终鼓励表达群众的要求，但是群众利益表达的途径总是有限的，他们大多缺乏利益表达的组织机构，基层党组织就是承担了群众利益表达的组织机构。党的基层组织要“经常注意并且向上级组织反映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和尽力改善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⁷⁷⁾。二是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民主宪政主体结构中最底层的组织形式，在民主政治过程中，它主要就是“实现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⁷⁸⁾，负责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付诸实践。“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⁷⁹⁾三是政治录用。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录用并不负责规定录用标准或者是录用较高层的权力精英，这主要是党中央或者地方党组织的事情，但是，基层党组织却具有直接负责吸纳新党员和推荐优秀人才的录用功能。此外，还担负着“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⁸⁰⁾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这些学习主要是“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经验和政策”⁽⁸¹⁾。除了这些常规的任务之外，基层党组织还要“领导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和“积极参加地方政治经济的斗争”⁽⁸²⁾。

中国广大基层党组织的设立和运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民主宪政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党支部在民主宪政中的重要作用不能任意夸大，只是在那些有效地贯彻了党的政策、决定和指示，使社会变革和权力关系方面的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的乡村，才能进行成功的民主政治，树立起广大群众的最高权威。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基层民主政治做好了，什么时候就是中国民主宪政最成功的时候。因此，基层党组织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密切结合起来，它的工作好与坏直接关切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做好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得到尊重和实现，那么，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也就高；相应的，民主宪政也就得以成功实现。

二、政治教育与民主宪政的认同

政治教育，就是通过政治文化的传播，使人们获得政治知识，形成或改变某种政治心理倾向、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意识并规范和增强人们的政治行为能力的过程。⁽⁸³⁾在民主宪政中，政治教育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教育具有政治的意蕴，是一种政治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它是出于政治目的使用的，亦即为了政权巩固、统治的稳定而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二是政治教育具有德治的意蕴。德治是治国的一种方略，它一方面要求加强对广大群众的道德教育，动员、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和统治秩序，以实现长治久安；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起到道德楷模作用，即统治者要以自己的行为为百姓做表率。政治教育一方面强调对社会的教育风化，一方面强调统治者自己的道德行为对百姓的感化，这使它内在地具有了德治的蕴涵。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教育是德治的同义语。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政治教育在民主宪政中的功能。在他们看来，我们党能否实现民主宪政关键在于党、党的领导集体、党员干部、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因此，加强政治教育，保证党的革命性、纯洁性和先进性，保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成为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重视的问题。毛泽东为此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⁸⁴⁾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重视通过政治教育实现民主宪政的功能。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宣传鼓动，激起群众的热情，调动他们的情感，做到以情感人；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政治社会化手段，开展各种思想政治工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真理服人，培养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就总体而言，政治教育具有明确的民主宪政目标——教育为政治服务。“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⁸⁵⁾教育也是一样，革命斗争时期，最大的政治是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去夺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以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鼓舞广大群众，提高其阶级觉悟，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投入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中心任务。这必然要求将政治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成为我们党实施政治教育的明确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要求“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和口号，应在可能的范围内，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主义和政策，使群众对本党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⁸⁶⁾。但是，这并不是说党的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僵化不变的，在民主政治中，党进行的教育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总战略。这些都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的经验。那么，在民主宪政发展过程中，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如何通过政治教育实现民主宪政的功能呢？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重视通过社会教育实现民主宪政功能

社会教育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教育主体的多样性，它是社会系统进行的教育。政治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情，仅仅靠家庭、学校来进行是不行的。政治教育突出的是国家与政府对道德教育的关注，尤其是政党与政府组织对政治教育的重视。从教育主体的角度来看，它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政府与政党教育和大众媒体的教育；二是指教育对象的全面性，它是面向全社会的。这一点也使它与狭义的德育区别开来。狭义的德育对象仅仅是指学生，而社会教育则不然。前述中，我们指出，社会教育主体具有多样性，这也决定了它的对象是社会所有的成员，包括学生而不只是学生，既有官员也有普通百姓，既包括未成年人也包括成年人。从民主宪政的角度来看，它既包括广大党员干部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单纯对教育的客体进行政治教育，而无视社会环境的治理和教育的主体的教育状况，社会教育是不会有理想的效果的。

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由于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政治任务的紧迫，我们党虽然不可能像和平时期那样完全通过正规的教育来达到民主宪政的目的，但是也从来没有忽视系统的社会教育体系的建设。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最大的努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社会教育是中共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样性、多维性的社会教育体系，党成功地进行了政治认同的重构，从根本上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增强了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为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

1．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重视建立较为完整的社会教育网络以实现民主宪政功能。

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大多建立在地瘠民贫、经济困难、文化落后的边远山区，尤其是始终处在战争环境中，这就决定了苏区教育工作的目的、内容、形式和特点，即一切服务于战争，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地办教育。尽管如此，我党的社会教育体系建设还是比较系统的，由干部教育、业余教育、普通教育等构成，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教育网。譬如，在干部教育方面，中央苏区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中央教育干部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等，培养革命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在社会教育方面，中央苏区创办了多种学习组织，如夜校、半日学校、露天学校、星期学校、识字班、俱乐部等，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对于普通教育，中央苏区的各乡村几乎都设立了列宁小学，普遍进行义务教育，培养有文化的“新后代”。中央苏区社会教育的规模是十分巨大的，受教育的范围是空前的。据统计，1934年1月，江西、福建、粤赣三地共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俱乐部32388个，组员155371人。

当然，作为民主宪政的手段，社会教育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一定教育内容给予支撑。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社会教育主要是为着“满足战争的需要和帮助战争的动员”⁽⁸⁷⁾，为着使“男女老少、广大工农群众思想革命化、行动战斗化”⁽⁸⁸⁾。因此，无论是干部教育、业余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着重在“政治教育”上，都强调向广大群众灌输“阶级斗争的思想”和进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譬如，抗日根据地小学的教育内容十分注意适应战争的需要，各根据地大都编了战时小学教材。这些课本的共同特点：一是注意通过讲述抗战道理、歌颂抗战英烈、揭露敌伪凶残，对儿童进行抗战爱国教育，如晋察冀边区1940年编的《抗战时期小学国语课本》涉及抗战的课文占82%；二是注意通过讲述生产劳动内容，对儿童进行联系边区实际的生产生活知识和劳动观念的教育，如1945年晋冀鲁豫的初小国语常识合编课本，涉及生产知识、劳动观念的课文占38%。此外，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特别注重战时政治教育，除了学习政治常识、时事形势外，还让学生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如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联络、慰问前线、拥军优属、宣传演出，以及防空防毒、反奸防特等。

2．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重视灵活多样的社会教育手段以实现民主宪政功能。

为实现每一阶段的民主宪政的目标，许多地方还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社会教育手段。为使群众学习思想政治、文化科学知识能有显著的效果，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简易读物、宣传口号等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手段。苏区中央和政府就组织编印了一系列通俗易懂的读物。如介绍红军任务和共产党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红色战士读本》，等等。同时，用中国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韵文形式和浅白的文字，将识字和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既使工农民众识了字，也使他们懂得了革命道理。譬如，从1930年起就在根据地广为流传的《工农兵三字经》⁽⁸⁹⁾就颇为著名。此外，社会教育手段还非常重视各种组织形式。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重心在成人教育，其组织形式主要有：冬学、民众学校（民校）、夜校、半日校、识字班（组）、读报组，以及剧团、俱乐部、救亡室等，其中冬学⁽⁹⁰⁾和民校适应分散的农村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是最受欢迎、最普通、最广泛的社会教育形式。

总之，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下，最大的宪政目标是以武装斗争的手段去夺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投入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并最大程度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中心任务。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作为实现民主宪政目的手段的教育，其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重视通过整党整风实现民主宪政的功能

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纠错、自我整合的党内教育的行为与活动。从民主宪政角度看，整党整风的主要目的是建设一个在思想上、行动上都一致的统一政党。或者如斯图亚特·斯拉姆指出的那样，整党整风旨在“协调个人的‘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⁹¹⁾。从民主宪政的角度来看，整党整风就是要使全党动员起来，改造和重新接纳党的一些干部进行社会革命与建设。毛泽东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救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核心首先是领导权上的排他性。这种逻辑也决定了党在修正其错误之时，必然首先通过其内部的纠错与整合机制，其外在表现就是党的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整风运动。同时，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使得党认识到教育者必先自育，党员既然是教育者，本身首先就要受教育，倘若不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相应的思想认识，就不可能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更不用谈及动员、组织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中共早在三大决议中就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强党内教育工作”。⁽⁹²⁾三大决议，对全体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四大决议进一步提出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教育工作的理论依据，以使党员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还一再强调党员自身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是党胜利的唯一保证，要求全党各支部在每月一次的理论讨论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讨论，“以试验同志在主义上了解的结果”⁽⁹³⁾。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1921—1966年，由党中央有关会议明确决定，并在全党范围内贯彻执行的整党整风运动共有4次。从民主宪政实现的角度看，延安整风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创立了一种有效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整顿和自我发展的民主宪政模式，最终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如毛泽东在1957年概括的政治生活：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在延安整风之后，中国共产党每一次重大整风实践，基本上都以延安整风的精神和方式展开。

从民主宪政的形式、过程和目标来看，延安整风既整顿了党的思想和作风，又保证了党的稳定和发展。延安整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开始就贯彻了党内民主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贯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积极的、正面的整风方针。这个方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问题，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绝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⁹⁴⁾“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来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⁹⁵⁾这个方针的精神总体上是正确的，积极的。当然，在以运动方式开展的整党整风中，运动容易产生的激进倾向，往往会对这个方针的具体落实形成“左”的冲击和影响，从而使民主无法适度、准确地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整党整风就会在党内形成一些不正常的思想斗争，甚至是不正常的组织斗争。延安整风时期出现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典型。

延安整风的学习方法，大体上是先学习文件（当时是22个文件），进行讨论，领会精神和实质，然后自己做对照，写笔记，结合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如对敌斗争、反扫荡、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统一战线、锄奸、精兵简政、发展党、巩固党等）。个人写出材料，开展谈心活动，在小组交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个人都听取、吸收别人的意见，对学习差，骄傲自大，搞不团结，损人利己，隐瞒缺点、错误，严重地脱离群众的人也进行重点帮助。有时为解决一个人的问题，要反复谈心。⁽⁹⁶⁾毛泽东1944年4月20日在《学习与时局》中讲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就是总结提高阶段的指导思想。延安整风学习中那种严肃认真、彻底尖锐的批评，诚恳坦白、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同志式的谈心交心活动，确实使被批评者和批评者都获益匪浅。在教学语言上，毛泽东主张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生动活泼地表达出问题的实质，收到很好的效果。譬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给知识分子送上一副对子，这对子说：“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⁹⁷⁾对于这样的刻画，许多动员客体不仅完全没有反感，反而认为完全符合自己的情况。例如刘毅生同志在《回忆延安整风运动》一文中就这样写道：“我对这样的刻画，完全没有反感，认为完全符合自己的情况，不要拘泥于对子中那些尖刻的话，要抓住对子的实质，承认自己的确‘根底浅’‘腹中空’。因为自己才25岁，仅有6年党龄，马列主义的根底的确很浅，实际工作经验的确很少，文化知识的确不多。这就是自己的实际，必须从此出发，改变这个局面。只有认真学习，认真工作，才能提高理论水平，积累工作经验，取得像毛泽东所要求的那种‘比较完全的知识’。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虽然没有把这副对子贴在墙上，但却把这句警语常记心中。对学习和工作都不敢懈怠，不敢骄傲自满。”⁽⁹⁸⁾实际经验证明，这样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当然，整风中也出现了康生在“抢救失足者运动”口号下审查干部中的扩大化、逼供信、搞诬陷迫害的错误，但是，从民主宪政目的实现的效果来看，延安整风运动还是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毛泽东自己就曾对整风给予积极的评价，他说：“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⁹⁹⁾对此，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作过如下的评价：“他（指毛泽东同志）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¹⁰⁰⁾因此，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伟大的思想解放的民主宪政目标实现的过程。它极大地加强了全党的思想统一和团结，为党的七大召开和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党员干部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与民主宪政

政治主体具有政治能动性、主体利益性以及主体自为性。这些特性使得党员干部队伍在民主宪政的实现中始终占据主体优势，体现出党员干部队伍在民主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制度执行与建设等一系列民主宪政实现环节和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民主宪政实现过程中，我们党涌现了许许多多优秀党员干部，他们以自身高尚的政治品格、崇高的道德理想、优秀的能力素质感染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忠诚地实践着党在每一个阶段的民主政治目标。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¹⁰¹⁾，“实现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¹⁰²⁾

在民主宪政中，党员干部是民主宪政的直接执行者，他们的责任是让引导广大群众对民主政治产生注意力的那些方面恰当地发挥功能。“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¹⁰³⁾“没有干部，我们党的纲领与政策，就不可能通过群众去执行，就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¹⁰⁴⁾那么，作为善于领导群众的党员干部的标准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¹⁰⁵⁾抑或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党的干部是“群众的领袖，又是群众路线的执行者”⁽¹⁰⁶⁾，“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领导骨干，是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又去指导人民群众斗争的”⁽¹⁰⁷⁾。为了突出党员干部在民主宪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特地强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¹⁰⁸⁾这主要是由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认识逻辑所决定的。美国记者韩丁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说明，在《翻身》中他描写道：“对于共产党本身，大多数农民逐渐懂得了党不是在延安的毛主席一个人，而是在解放区所有城乡的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和工人……大家都说共产党是领导，如果是领导，党员就必然是领导人，领导人就必须是党员，这是农民的逻辑。”⁽¹⁰⁹⁾

在中国民主宪政过程中，我们的党不断涌现出许多好党员干部，使得党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从而产生了强大的示范和带头作用。事实证明，党员干部的素质如何、模范作用好坏，直接影响党的威信，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宪政的理解和认同。

（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视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道德建设，他们认为，“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¹¹⁰⁾。

从人类社会形成时起，思想政治道德便与人类如影相随。作为政治道德，它是人类道德生活与政治生活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结果，是人们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其他道德品质的总和。政治道德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外在而言，它对党员干部具有导向性和评价性的部分，我们可称之为政治道德规范，它存在于政治制度、政党的纲领或章程以及法律条文等形式中；二是内在而言，它是指党员干部内心自我完善取向的部分，是具有阶级性、普适性的一些价值品质，比如勇气、智慧与刚毅等高尚的品格导向。从民主宪政看，我们党的干部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充分发挥作用，进而获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正是因为绝大多数党的干部具有较高的政治道德水准。从前者看，政治道德规范具有较强的外在约束性，它规范和约束着党员干部的理念、行为——使得党员干部的职责是以一种模式来行事；从后者看，政治道德品质侧重于内在自觉与自我提升的觉悟，它使得党员干部在道德水平上高于一般群众，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此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强化着党员干部的这样一种政治道德要求——政治人物都应该完善自己，在履行他们自己被分配的角色中弘扬美德，并为共同的利益做出贡献。当然，这两个层面对于不同政治精英的作用是不同的，依据外部条件的不同，作用的方式与强度也有差别。

可以说，党员干部的形象是党的形象的直接体现，是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和人格化的载体。正如毛泽东所说，“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¹¹¹⁾。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道德直接影响着民主宪政的效果。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¹¹²⁾对于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这些不仅不利于党的任务实现，反而会败坏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党的民主宪政的实现。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¹¹³⁾

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政党领袖对于民主宪政的实现更具重要作用和意义。政党领袖是与阶级、政党、集团、群众等相联系的，是一定阶级和集团利益的代表者。⁽¹¹⁴⁾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政党领袖人物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政党领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采取行动的果断性、及时性，常常改变重大历史事件的后果。在近现代，随着政治组织的不断分化，各种各样的政治集团和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都需要推举出自己的代表，带领本阶级和集团实现其历史使命。特别是当一个阶级还未取得政治统治地位，阶级意志未完全凝聚和彻底形成的时候，政治家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从政党领袖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中，毛泽东的号召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原因主要就是上述两个方面原因，正如薄一波所说，“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了我们的党和人民，也锻炼出一批党的杰出的领袖。在这些杰出的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¹¹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