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群众组织与公众政治的治理
从政治的角度看，“一直以来，人们大都习惯于从社会上层建筑的角度去理解与探讨政治，将政治理解为统治之学、国家之学、权力之学以及自上而下地控制与管理之学”(29)。基于这样的逻辑，前述国家民主、政党民主等领域内的民主大多倾向于自上而下的统治与管理，它们很少将政治的重心放在自下而上的公众活动上。而群众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却恰恰弥补了政党、政府等系统在这点上的不足，它们大多把政治重心放在自下而上的对公众的管理、引导、教育以及服务等等活动上。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有许多群众组织，一般说来，群众组织在机构、规模上也都是全国性的，它们设置了从中央到群众成员所在单位的等级体制，并由某个共同的社会或经济特征加以限定，主要是以工会、妇联、共青团为代表。在社会民主的实现过程中，这些组织实践着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它们为群众意见表达提供了完全的表达空间，沟通党和政府中的代表，并且动员起人口的各个部分来辅助与支持党和政府的工作。同时，它们也执行着对自己所代表的组织进行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公众政治的民主即是社会民主，而群众组织是实现公众政治的重要参与渠道和方式。那么，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中，群众组织是如何实现公众政治的治理呢？
一、党的领导与群众自组织的发展
自组织理论认为，只要存在集体行动，就必然存在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形式。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不同构造的组织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现实存在的依存、冲突和秩序问题。以工人阶级为例，根据地域、产业、性别等因素，不同群体类别采取不同构造的组织。斐宜理认为，“工人阶级的地理源流与其早期反抗方式联系起来。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人往往从事不同的职业，他们原有的地方文化，势必对工人阶级的行为造成影响”(30)。因此，革命时期，工人为了反抗剥削和压迫，进行了许多自发斗争，并成立了工人群众的原始组织，如帮口、行会、水手馆、同乡会、互助社、俱乐部、劳工会等。(31)自组织方式表明，群众组织既有依靠外力推动发展和建立的，也有因社会成员利益共同一致的需要而自发组织的。无论如何，在推动社会民主发展中，这些群众自组织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前提。
（一）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中，党的领导始终是工会组织发展的强有力保障
中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是工人阶级的两个政治组织，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从同一性角度看，它们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从区别角度看，两者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活动方式各有不同。党的二大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认为“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32)，“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不管政治见解怎样），工人们在工会里，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与共产党向同一目的进行，但是较缓的全阶级的组合”(33)。与党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相比，工会并不要求每个成员都信仰马列主义，它的成员构成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在中国民主宪政发展过程中，它几乎涵括了各个行业的工人阶级，它的成员不仅表现出先进、中间、落后等等不同的觉悟态度，而且还表达着不同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对工会进行领导之前，工会始终是处于一种朴素的、经济的运动状态，“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34)，只有当党掌握了工会的领导权之后，经济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变为政治因素相关的斗争，工会运动才有可能由散乱的、朴素的集体行动变为统一的、坚强的，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阶级行动。
在中国民主宪政发展中，无论是早期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是后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组织在其成立之时就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从自己的革命活动最初时期起就认真地组织工会运动，尽力确立如列宁所说的“工会要紧紧靠近党”的相互关系，把工会争取到自己一方面来，并带领它们前进。正如成立于1925年5月1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所指出的，“组织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自己政党——共产党的周围，以保证和实现党的正确的政治任务，而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党的基本任务之一，也就是工会唯一任务”(35)。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中也指出，“组织产业工会为我党主要目标。凡拥有一种以上工业的地方均应组织产业工会；无大工业而仅有一二家工厂的地方，可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工厂工会……应向每一个新成立的工会至少派出两名党员，协助组织工作”(36)。
应该说，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争取民主宪政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譬如在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1920年11月21日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不久，上海又成立了印刷工会；北京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1921年5月），并由北而南，成立了好几处铁路工人俱乐部。湖南、武汉等地也成立了工会俱乐部等等。(37)而典型者当属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上海工人先后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党和工会的紧密联系，使得党在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的错误也会影响到工会的民主宪政运动。譬如，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没有重视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从工会民主宪政的角度看，主要是工会未曾作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工会在工人群众的心理中，有些地方认为是阶级以外的，是超阶级的。正如党的六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指出的，“在国民革命及罢工运动的高潮时期中，表现着最积极的仅是一部分比较少数的而与群众联系薄弱的先锋队；群众仍然没有充分的动员，在日常工作中还没有表现得充分积极”(38)。
此外，如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改变了八大路线，工作出现了严重失误。受其影响，工会也遇到严重挫折。直接恶果就是1958年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开展了对全国总工会主要负责人赖若愚等人的错误批判，以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工会消亡风”，给工会干部的思想造成了混乱，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被严重削弱。从1960年下半年起，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又有所恢复，特别是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在组织职工克服经济困难，开展劳动竞赛和群众性技术协作，开展工业学大庆等方面，工会都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1962年9月以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理论的影响下，工会工作又出现滑坡。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会组织完全瘫痪，工会历史和工会理论被严重歪曲。(39)
（二）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中，党的领导是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发展的强有力保障
党的二大的决议案中，分别单独通过了《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说明了党对青年和妇女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的重视。又如，党在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15—18日）通过的《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群众的青年的妇女的组织，使他们在动员新的战斗力量上起更大的作用”(40)。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41)。同时，四大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也清楚地进行了说明，“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42)。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青团和中国青年运动得以发展的根本保障。任弼时同志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青年运动历史经验时曾指出：“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次伟大的青年运动，所以获得光辉的成绩，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当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发生某些偏差时，那么那里的青年运动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某些程度的损失。”(43)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青团和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就说明，党对共青团和青年运动的正确领导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为团的组织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社会理想的根本纲领。在团的一大制定的文件中，即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用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引导他们沿着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道路前进。二是党正确地确立了共青团作为青年运动核心组织的政治地位，并特别注重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是通过共青团等青年进步组织的作用来实现的，因而这种领导总是首先表现为党对共青团等青年进步组织的领导。为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在建团初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明确指出，绝对固守着团“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而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的原则，对于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会有妨碍的”；如果脱离党的领导，“非但使青年运动不能发展，并且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虞”(44)。坚持党的领导，是青年运动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坚持党对团的领导，确立并发挥团组织在青年运动中的核心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则是实现党对青年运动领导的必要条件和策略。在中国民主宪政发展中，无论是青年还是妇女组织的民主运动要求，它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进行。对于这点，妇女组织与党的关系的逻辑也是如此。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群众运动的“双结合”与民主政治
由于群众组织是各行各业群众的利益代表，在其抗争意义上，群众运动都有其自身的利益要求、思想动机和行动逻辑。比如以工会而言，正如婓宜理所说：“工人政治发端于工人自身：其地缘、祖籍、性别、大众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对集体行动传统之延续造成影响的工人背景的特征。”(45)因此，群众运动有追求和实现其自身行业的利益表达、利益诉求的一面。同时，由于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群众运动又有追求和实现民族、民主利益的一面。在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发展中，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的群众运动的“双结合”主要表现为：
（一）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中，工会组织的“双结合”是“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工会组织首先具有群众性，是一个群众或社会组织。从这点看，工会的群众性也要求工会的民主宪政首先要围绕着“工会运动”而展开。所谓“工会运动”，指的是工会的政治动员紧紧围绕着改良和提高工人劳动状况。工会在这里是保护工人的切身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所创东西。但是，由于工人内部竞争，以及相互间的隔绝、彼此孤立无援的状态，使得工人群众无法抵制联合资本的进攻。如果离开工人群众最大限度的广泛联合，工人阶级就无法形成与资本抗衡的足够力量，他们的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也就成为空话。正是工人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实际需要，决定了工会组织的民主宪政意义。
应该说，当时的“工会运动”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就其本身性质来说，它是在同雇用资本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为了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向厂主提出宣战，而不是向政府宣战，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当时当地内外部环境所可能和必要的斗争，因此，被当时更为激进的共产党人称为“生活改良的运动”，斗争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民主宪政的目标主要是围绕着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等经济利益以及改善工作环境等展开。典型者例如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上半年，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后，宣称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并大谈“保护劳工”，希图对工人阶级进行欺骗，以巩固其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决定利用这一时机，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揭露直系军阀的欺骗宣传。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即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号召全国各团体就劳动立法问题从速开会讨论。接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了劳动立法四项原则：（一）保障劳动者政治上自由；（二）改良经济生活；（三）参加劳动管理；（四）有受补习教育之机会。根据上述原则，还拟定了《劳动法案大纲》19条。劳动立法运动的开展，最大成绩就是形成了劳动价值论取代资本价值论的民间表述，这也正是工会的民主宪政运动所带来的工人精神世界的转变。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即如下的事实和责问：工人劳动创造产品却无法消受；可是没有工人辛苦的劳动，哪有资本家的利润，哪有资本家的享受？在这个意义上，工会是作为成熟的工会运动载体，是宏观层次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微观层次的民主宪政之间的中介。工会将集体谈判、打击工贼等斗争以及缩短工时、增加工资和劳动立法等运动，看成是重建集体忠诚感的动力机制和集体行动框架，最终工人集体行动的社会场景被建构起来，工会在民主宪政运动中凸现了巨大的威力。
在历经多次斗争的失败之后，工人群众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才能真正代表和表达他们的利益，从而自觉地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进行斗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收获是成功的——工会积极分子在斗争过程中，对工人日常生活中那种较为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从而使其超越日常生活的领域与本阶级的框架，进而与国家的框架、民族的框架建立起联系，实现了民主宪政的最大能量。这也是下述的对工会组织以“政治运动”进行的理解。
工会组织其次具有阶级性，是一个阶级组织。列宁曾经说过，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工会是“当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行使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或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的阶级性，要求工会的民主宪政始终围绕着“政治运动”而展开，站在发展、巩固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站在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和社会生活正常高效运转的全局的高度。就中国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而言，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会作为阶级的行动出现的时候成长起来的，“工会必须做民族独立政治的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普通选举权和废除罢工刑律运动）的奋斗，并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此时，工会进行民主宪政的目标主要是“真正无产阶级争斗的革命宣传，不是投机主义者政治运用的用意”(46)。具体而言，工会的“政治活动”主要体现为国民运动、民族运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上。
从工会运动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两种民主宪政运动是紧密联系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工会的“工会运动”虽然能够反对一个工头或一个雇主，但是，各个工会务必将雇主看成一个阶级来抗衡，或对抗任意剥削压迫工人的制度。只有这样，工会的“工会运动”才具有普遍意义，才能使工会扩大，变成真正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工会的“政治运动”如果脱离了“工会运动”，那么，民主政治活动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党的五大所指出的，“过去有些地方偏重于政治斗争，不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结果反减了工人对政治斗争的认识和勇气，并影响到组织的发展，这是我们很可宝贵的经验”。这和政党等其他政治组织所进行的活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此，工会要成为一个政治主体，在民主宪政的政治实践中必须将“工会运动”与“政治运动”紧密联系起来。党的四大指出，“只认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而忽视一般党的政治活动（其实党的这种政治活动是为发展工人运动，是使工人阶级有政治觉悟，工人经济组织可以发展）是有一种工会主义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是说本党不应注意职工运动而只应注意政治活动，而是说这两种活动都应注意并应相并而行，因为他们是互相影响而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发展的”(47)。那么，工会组织的这两项任务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是如何进行的呢？党的二大指出，“中国工人要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一方面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一方面做增进自己阶级地位的奋斗”(48)。这就旗帜鲜明地指明：在中国，工会的“工会运动”与“政治运动”两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推动工会组织的中国民主宪政实践的展开。
（二）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中，青年组织的“双结合”是“青年运动”和“人民运动”相结合，妇女组织的“双结合”是“劳动妇女运动”和“一般的妇女运动”相结合
青年运动和人民运动的紧密结合，是青年组织的民主宪政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一般都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而兴起的，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广大人民，包括青年的根本利益。青年运动只有和人民运动相结合，才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譬如抗战时期，各级青年组织就把青年工作当做民主宪政的主要任务之一。特别是在“一二·一”青年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阶层的青年踊跃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也由局部走向全国。无论是抗日根据地，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都有青年的抗日救亡组织和广大青年参加的武装斗争。中国青年和全中国人民一样，空前觉醒和奋起。这时的青年运动，是和人民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展的。
但是，在青年运动中，又必须维护青年的切身利益，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在独立活动中促进和解决青年的身心健康、学习上进等问题，如此才能更有利于团结教育青年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譬如1937年，晋西北成立了青年工作团和青年工作委员会，它们在方针上强调：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没有广大民众的动员，特别是没有起先锋作用的广大青年的运动，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并非是空洞的口号宣传，他们又结合青年实际需要，设立了许多提高青年文化水平的组织，例如青年俱乐部、识字班，在农救会中建立青农小组等等。应该说，只有保障青年权益的增长，才可能有阶级觉悟的提高。
妇女组织的民主宪政运动，主要是围绕“劳动妇女运动”和“一般的妇女运动”两个方面进行。所谓劳动妇女运动，是相对于女工在生产中所受雇用资本的压迫及性别歧视而言，斗争的目的是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工资平等，等等。所谓一般的妇女运动，指的是诸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等。此外，还需加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内容，诸如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等等。(49)无论是劳动妇女运动，还是一般的妇女运动，起因都是根源于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最根本的原因。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里，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人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地位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资本都掌握在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等雇用资本的手中，广大劳动人民没有生产资料，只有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存。相反，雇用资本则利用其手中所掌握的资本，剥削雇用工人的剩余价值。因此，女工和所有的女劳动者受剥削压迫的根源，同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源是一致的。此外，女工和女劳动者所受的压迫和奴役比男性更为深重，她们还受到与私有制相联系的“男权”的压迫。正如列宁说：“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强大的宗法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留在男工之中。因此，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妇女更显得无足轻重。党的文件中也反复指出私有财产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并因而强调，在“蓬勃罢工运动之中，已表现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重要与意义”(50)，“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51)。
三、群众组织的政治参与与民主宪政的实现
政治参与，是指民众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过程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强调政治参与是普通民众的参与，它既包括动员参与，也包括自发参与。无论是何种政治参与，从公众政治的角度看，政治参与不仅是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所需要的，有时，它也是实现民主宪政所需要的。特别是在社会剧烈变动的革命时期，政治参与往往成为政府或反对派势力为争取和动员群众所采取的最为有力的手段。亨廷顿认为：“无论是反对派政治精英还是执政的政治精英，如果他们高度重视革命性的或民族主义的目标，他们也会发现扩大政治参与符合其自身的利益……革命的领导者都知晓这一真理，一个自称为革命者的精英，如果不去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那么，他不是在自取失败就是在隐瞒他的真实目的。”(52)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中，群众组织的政治参与与民主宪政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中，群众组织的政治参与水平是民主宪政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导致了民众高度的政治冷漠。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被极大地压制和挫伤，大都不愿参与政治，未能形成参与的传统，“不谈政治”成为人们普遍认可与遵循的政治取向。中国又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又是农民。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进革命，就需要使群众广泛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使他们能在这种参与中经常受到党的启发和教育，从而提高革命觉悟，献身于革命事业。在革命时期，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将构建公众政治视为政治参与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譬如工会、抗日农民协会、革命妇女协会以及革命学生联合会等等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组织，纷纷扩大各自联系的部分群众来辅助与支持党和政府的工作。对此，我们可以从1936年9月11日西北局组织部的《关于群众组织工作的指示》中得到认识。其一，工会。“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他依靠着自己的阶级的经济上的纲领，文化教育上的设施，拥护工人群众切身利益的不间断工作，来动员整个工人群众起来站在抗日反蒋的革命的地位。”其二，抗日农民协会。“农民群众参加抗日反蒋的革命战争。因此抗日农民协会的组织应最为广泛，除地主富农以外，雇农、贫农、中农都可以加入不须介绍。”其三，革命妇女联合会。“革命妇女联合会是乡村中广大农妇女工群众的联盟的组织，其任务应是领导乡村中广大妇女的斗争。”其四，革命学生联合会。“革命学生联合会，是团结广大抗日学生群众的群众组织。”除了这些群众组织之外，党还规定“在城市中我们还必须利用一切可能形式和辅助组织，去团结广大的群众（如贫民协会），小商人，独立生产者，贫民均可加入，以街道为单位组织分会，每城市为一单位之贫民协会……每一个工作人员和党员，应当懂得如何利用具体的环境，去开展自己的抗日战争的群众工作”(53)。
从上述分析可知，无论是相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还是相对于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都相对薄弱。这支弱小的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所依靠的只能是发动群众，并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运动，中国共产党更是通过许多群众组织实现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进而实现广泛的政治动员。
（二）在动员手段上和动员的实践中，社会精英以自身拥有的资源优势构建出符合产业特色的政治动员手段
譬如教育界精英之于教育、音乐界之于音乐、文学界之于文学、演艺界之于戏剧等等，这些都是生动、活泼、有力的动员形式。在众多知识精英中，典型者当如文学界鲁迅先生，“他对‘屠杀无辜’和侵犯人权的暴行深恶痛绝，以致不久就把他的笔专门用作政治批判的武器，使它成了一柄真正的匕首”(54)。在不能公开批判反动势力的条件下，鲁迅先生的文章常“引用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件和观念而成了隐喻和典故的镶嵌工艺品。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懂得，他是在把现今的暴政比作古代的暴政。他的政论性杂文，兼有中国和西方的丰富文化渊源——糅合在精致有如蚀刻版画的风格之中……这类介绍文章质朴而凝练，像一幅幅壮丽的旗帜迎风飘扬”(55)。就音乐界的音乐而言，抗战时期的音乐充分发挥了“唤醒大众，激动大众，教育大众，组织大众”的作用。譬如革命音乐家聂耳、田汉、冼星海等的反映抗日救亡为题材内容的歌曲，诸如《义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等。(56)这些歌曲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有进行曲风格，气势豪迈；有抒情性风格，委婉激情；有朗诵性风格，如泣如诉；但是，从政治动员看，这些歌曲都包含了特定时期动员客体的理想信念、希望憧憬以及参与热情。当音乐内含有这些因素时，动员客体就会把这些音乐当做自己的精神象征或行动口号。音乐的动员作用也即在此。
事实证明，社会精英的这些动员手段促进了民众的团结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动员形式和手段，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它们所产生的动员效果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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