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群众观的基本思想和三大核心

党的群众观的基本思想和三大核心

安蓉泉

［摘　要］党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思想。其中核心思想，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深刻认识群众观点的“新三观”，需要从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程度、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向、各级领导工作的服务指向和工作效能等方面深入思考。

［关键词］群众观　执政基础　国家制度　工作效能

［作者简介］安蓉泉，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杭州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兼任杭州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杭州市绩效评估专家，杭州国际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省政治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党的建设和政府政策咨询研究。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史，是党依靠“群众路线”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大起来的奋斗史。综合我党几代领袖的历史论述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群众观点的新发展，笔者理解，党的群众观点主要是以下十个基本观点:（1）历史活动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2）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4）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5）“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观点。（6）群众拥护、赞成和高兴与否，是衡量党的决策正确与否根本标准的观点。（7）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的观点。（8）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各方面利益的观点。（9）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10）如何对待群众，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的观点。⁽¹⁾

重温十大群众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党的群众观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的，在和平时期和改革开放的年代，党的群众观最大的发展，是对党员干部“为民务实清廉”“兼顾各方利益”“解决现实利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第二，十大观点大部分都属于世界观、立场和党性的要求，这说明掌握政权之后，解决好世界观、价值观问题，对于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更为重要和紧迫。第三，十大观点最核心的内容是以下“三观”: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在这个意义上，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把群众路线提到这样的高度，笔者理解有三层深意。

一、从唯物史观看:群众路线关系党执政基础的稳固

（一）群众观念保证党取得了政权并克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困难

毛泽东当年把我们党跟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种子和土地”的关系，要求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做群众工作上，甚至他打过这么一个比方，假如把打仗和群众工作这两件事比较起来，要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群众工作中，甚至用1∶9这样的比例说明这样的关系，用一分力量去跟国民党打仗，用九分力量去做群众工作，因为群众工作做好了，我们才有敌人的情报，有百姓的掩护，有民众的接济，有人民子弟兵的来源……所以毛泽东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拥护我们的群众。”所以，“没有人民支持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两句话不应该分离。

我们党执政之后，党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以支配的资源也多了很多，科技手段等各种手段都多了，但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依存依旧没有任何的改变。比如，我们为了发展工业化，当时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工农业“剪刀差”，以此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没有几亿农民群众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再如，我们搞“三线”建设，当时很多生活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就是因为中央一声令下，就到西部地区相对条件很艰苦的地区，在那里把一生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又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粮食很紧张，有的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存粮最短只有几天。在这么一个很危急的时候，中央做出了决策，要精简人口，动员城里工作的人回到农村。也是中央一声令下，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群众的利益，很快这个任务就完成了，2000万人下乡不是一个小事，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大移民！还如，抗美援朝开始后，杭州市委初步确定全市在半年时间内，捐献战斗机12架（工商界9架、工人2架、其他1架）。广大职工踊跃开展捐献“杭州工人”号飞机的活动。到1951年8月底，完成交款数16亿元以上。仅杭州电气公司一家全体职工，就捐献了1架战斗机的款额。在市家庭妇女代表会议上，77位妇女代表捐献10459000元，15只金戒指，4副金耳环，7两碎银。如68岁的军属汤书芬，不但拿出了多年的私蓄，还捐献2只2钱重的金戒指。50多岁的工属陈云玉，儿子是志愿赴朝的铁路工人，她把结婚时的聘金、保存了30多年的银元宝献了出来。工商界捐献额可购置飞机12架，其中民建会员金润庠经营的华丰造纸厂捐献飞机、大炮价值151.7亿元。文教界、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广大居民也都依据自身特点，自发踊跃捐献。至1951年底，全市各企事业单位捐献额可购置战斗机18架，社会各界自发捐款额可购置战斗机24.5架。各界人民还向中朝人民子弟兵捐赠慰问款44亿元、慰劳品58326件。同时，杭州人民还向朝鲜难民捐赠了救济款33.8亿元及部分金饰品和银圆。有近万人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军事干校，6022人被批准入伍。⁽²⁾

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时候说:“我把4亿人口吃饭的包袱摔给了共产党。”结果怎么样？到现在我们粮食自给率达到95%以上，靠什么？依靠改革开放调动积极性，靠每年一号文件出台保护农民积极性，再靠袁隆平的水稻科技。所以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有这种井喷式的发展，十几亿人这样一个人多又落后的国家，迅速地摆脱贫穷落后，现在我们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超过了日本。这个中国力量迸发之谜谜底何在？就是我们党的正确的主张，反映了群众的利益，我们党的政策和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力量迸发之谜底，这也是我们最宝贵的经验。

（二）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第一，客观上，共产党的重大决策一般是通过党代会、政治局会议的形式定下来的。党代会、政治局会议是党的会议，老百姓会不会、有没有跟着你干？第二，主观上，由于执政党处在执掌政权的地位，总在发号施令，有时容易忽视第一个问题，以为老百姓一定会跟着我们走，一定会听我们的安排，其实不一定，年轻人更不一定。看看网络上的一些激愤之言，看看一些地方重大项目因为群众反对被迫下马的事实，我们不能不考虑，怎么才能在执政条件下、在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过去之后，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长期支持——天下的执政党，有没有共同的执政规律、执政基础呢？应该是有的。各国政党有共同执政规律:第一，政党在民众中获得认同的比例，与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成正比。第二，政党表达民意的程度与政党自身在民众中权威性成正比。就是说你的决定、政策是不是真正反映民众呼声了。第三，政党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大小和政党获得民众的支持率成正比。执政党不仅要说，要动员群众，关键还要把国家、地区、单位治理好，让群众感觉跟着你有奔头有实惠。第四，政党执政后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的完善程度和政党的执政效率与民心向背成正比。——这四条其实讲的是一个问题:执政党对民意的把握、业绩的大小和自身形象，关系到民心向背和地位的稳定，因此，民心是天下执政党最重要的执政基础。

中东地区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在美国唆使下，先后掀起“颜色革命”、民主革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高举反对执政党和现政府的旗帜，高喊口号，要求更替政府，实行改革，执政党和掌握国家军队等机器的强势政府，也无可奈何地在一年甚至几个月时间内纷纷垮台，同时当年的执政党和政府高官受到法律和民众的审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也是如此。为什么长期执政的党和合法政府几乎一夜之间就变天了呢？就被本国人民所抛弃了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执政党和政府失去了民心，失去了人民群众这个基础。

中国共产党当年取得政权除了自身努力外，国民党政府失了民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拥有民心曾经一直是共产党的优势，但执政后刘少奇有过一个深刻的分析，认为执政以后党紧密依靠群众的那种严酷战争年代的“自然限制”没有了……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几十年了，我们会不会重蹈旧政权垮台的覆辙，会不会复制中东和东欧国家所谓民主革命？这是每个关心党的命运的人都应该从现实出发认真思考的。

（三）改革开放条件下贯彻群众观遇到了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领导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已今非昔比。但今非昔比是说和“过去”比，是“总体上”“平均上”比。当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时，当每一个公民和周围人、和先进国家“横向”比时，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国家的行业差别、单位差别、工作差别、贫富差别等，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了；本来我们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再让“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但“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没有加大启动力度，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社会动向和民心问题。我们可以说历史遗留问题要逐步解决、“共同富裕”要有个过程、社会矛盾正在逐步缓解……这些“引导”群众本可以接受，但面对国家工作人员身上的“四风”及腐败现象他们很难接受；加上一些地方工作作风简单，处理难题失当，影响到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创新体制机制，只有在众多被服务者的批评、帮助和压力下，党员干部重视民意基础、关注民众情绪、破解民生难题的意识和动力才能真正提高。

二、从价值观看，群众路线关系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指向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街上拦住市民问“你幸福吗？”，曾经引来了很多人的疑惑。这种问法不适合老百姓心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

（一）现代民主制度的来源和马恩当年的担心

西方文明的传统是两个，一个是希腊精神，一个是基督教精神。希腊精神的核心就是民主精神。雅典民主制是一种独特而开启人类社会新纪元的直接民主制，人民并非选举代表，而是直接参与对立法和行政议案的投票。古希腊民主开世界民主政治之先河，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参照的“主权在民”、“权力制约”（城邦公民集体对官吏的监督和制约）、“法律至上”、“公民意识”等政治体制。但这种民主为什么最后消亡了呢？因为直接民主制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操作性。古希腊时期整个版图由100多个小国家组成，是典型的“小国寡民”。最大的国家雅典只有8000平方公里，三四万人口，仅仅是杭州面积的一半，人口的1/200。第二大国斯巴达就只有2500平方公里。生活在这样的小国里，住在城外农区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加上政务简单，人口不多，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近代以来，由于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商品繁盛，政务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明显增加，管理国家社会事务越来越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古代城邦的简单直接民主制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了，代议制民主应运而生。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对这种“代议制”的国家制度是十分厌恶和排斥的，有过很多批评。马克思曾经细致描述了国家废除军队、国家消亡的情景，“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³⁾。恩格斯甚至说:“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⁴⁾马恩为什么对国家政权那么反感呢？因为代议制的国家政权，自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意味着权力的所有者和执掌者之间的某种分离，意味着出现权力向少数人利益倾斜的危险性。

当然，巴黎公社的政权创建实践使马恩对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的政权形态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晚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认为，即使当工人阶级通过普选权的斗争取得政权，也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会继续沿用资产阶级的代议民主，巴黎公社才是“工人阶级政府”的实现形式，是工人阶级找到的在革命胜利时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办法，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议制（普选制，低薪制——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工人掌权，随时撤换）。⁽⁵⁾巴黎公社的重要启示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要创建符合本阶级领导需要的国家政权形式，“代议制”是存在很大的脱离被代表人利益的风险的。

（二）“代议制”伴生权力异化问题的解决还在摸索之中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⁶⁾习近平在2013年1月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其理论根源，都来自于马恩当年对国家制度的深刻分析。

执政党怎样解决好“代议制”固有的从“代表人民”异化为“脱离人民”国家制度的痼疾？我们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办法。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执政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怎样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尊崇“群众路线”出发去探询。

在保证现行党和国家制度优势的前提下，需要研究三个潜在的重大问题。

2013年7月下旬，笔者应邀接待了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政党教研室主任带队的五位教授和博士，和他们谈了两个半小时。他们研究的题目是政党制度和民主党派作用。笔者给专家们谈了两个建议:第一，中国的政党制度一定要和国家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不能就事论事、就政党谈政党，中国今天的民主党派，由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和有限规模，应该将其放在作为国家制度的框架里，作为人民监督这个大力量中的一股力量来研究。第二，中国的政党制度的优势明显，潜在问题很多，可以从三个研究方向去思考和调研。笔者的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应该毫不谦虚地正视这个为人类政治文明探索出的一条新路径。但是，在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效率很高、没有西方国家“政党分赃”问题的同时，现行党和国家制度至少存在三个潜在的问题:

1.在保证党和国家权威的同时，怎样防止党和政府领导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由于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人是由地方党委提名的，必然受到地方的制约。打招呼、打“擦边球”的情况就难免。为什么党内很多问题只有领导人要求了才开始动手？法律的权威哪里去了？是不是领导不发话，过去没有要求，这些问题就可以拖着？如果领导人忙于其他工作暂时没有再发话，是不是这种“高压态势”就会又停下来了？

2.在保证党和国家权威的同时，怎样防止党和政府领导人用自己的意志代替人民的意志？比如一些地方上项目，虽然经过了“专家论证”的程序，但存在专家发言经常被打断、选择“喜欢的”专家、给熟悉的专家“打招呼”等问题，结果是程序走了，“主意”还是老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虽然领导干部也是好意，也很辛苦，但容易伤了民众感情，容易导致老百姓不买账。

3.在保证党和国家权威的同时，怎样防止党和政府领导人“官官相护”，粉饰太平，使党内问题久拖不决、愈演愈烈？“关进笼子”，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权力是一种腐蚀剂，要用权力制约权力”讲了很多年了。上海的陈良宇、重庆的薄熙来等，一方面，其本身行为都没有“关在笼子里”，薄熙来居然可以让一个直辖市的副市长、公安局长每天到自己家里“站一脚”，气愤了可以扇耳光，不通知公安部就直接免掉王立军的局长职务，没有人约束他。另一方面，查办这些高官，还不是“制度的笼子”直接约束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制约权力的笼子还留有“大洞”，这就是现在很多人要和领导人建立一种利益关系的深层原因，这些人就是要造成“一条绳上的蚂蚱”的态势，这样就有了“保护伞”。

笔者给中央党校的教授们提的三个研究方向建议的最后一个，就是建立人民监督制度。这是解决中国既要保证党和国家权威，又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唯一办法。指望用“多党制”的办法、用民主党派的办法解决，不现实。这里涉及做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专职化、年轻化；把监督、监察职能转移到人大，实行平行监督；建立人民监督委员会，委员由各界代表组成，对党委、政府实行经常性监督——这样就把群众路线落实到国家制度层面了。

三、从执政观看，群众路线关系各级领导工作的服务指向和工作效能

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仅是个立场、态度和感情问题，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还是个执政能力问题。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觉得工作很辛苦，甚至觉得很“委屈”:做了那么多事情，群众不理解，还“到处告状”，“当干部越来越难了”。这些都是站在干部自身立场上的感觉。——换到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群众在问，你们了解我们的想法吗？你们能把我们这么多人的不同想法兼顾好吗？是不是能力不够呀？——再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会不会调查研究掌握实情，善不善于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能不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这已成为新形势下衡量党员干部能力的试金石。由于不少地区缺乏程序化的意见表达机制，不能准确把握和有效解决群众的需求，闭着眼睛、硬着头皮，做了一些“上马时群众不理解、施工中群众不接受、完工了群众还在提意见”的事情，甚至一些城市出现了“硬上”的项目被市民游行“逼下马”的事情，使党委和政府形象大受损伤，教训值得深思和警醒！

比如，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掌握实情是一种基本的工作能力。应该说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工作总体上是好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意调查研究，不善于调查研究，满足于听汇报，不愿意走出办公室深入群众搞调研；有的领导干部自认为比群众水平高，看不起群众，在调研过程中，不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有的领导干部习惯“走马观花”，不愿“下马观花”；有的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存在嫌贫爱富的思想，只愿意到发达地区去调研，不愿意到贫穷落后的地区搞调研；有的领导干部习惯早打招呼，让地方和基层早做准备，对于地界迎送等形式主义乐此不疲；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调查研究的成效，不利于掌握实情，不利于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往往会贻误党的事业，必须加以改进。改进新形势下的调查研究工作，一要掌握调查研究的一般规律:要掌握好确定调查主题、研究制订调研方案、事先搜集分析资料、实地认真调研、撰写调查报告五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认真对待，才能保证调研质量。五个环节每一个都很重要。比如制订调研方案，涉及邀请哪些人参加、哪些人陪同、在哪里开座谈会、怎样创造宽松的座谈氛围等，这些都直接决定着我们调查研究是不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调研的质量怎么样。二要在调研中要讲真话，道实情，把决策意图、工作中的困难实事求是地讲给群众听。问计于民，鼓励群众把真实意见和实际困难说出来。三要创造了解实情的环境。轻装简从，敢于直面敏感问题，善于深化问题。

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当市委书记时，一次开全市电视转播的现场会，回答和解决老百姓有关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有一个老大娘提了个问题，做饭时煤气经常点不着火，好不容易点着了火苗也很小，根本做不熟饭。李瑞环当场就让有关的局长来回答这个问题。局长在承认确有其事后，列出全市每天的供气量和全市实际的需求量及用气高峰时又如何如何的具体数字，以说明由于“供不应求”才造成点不着火的局面。这时李瑞环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和大娘说这些具体数字，老大娘是说煤气点不着、做不熟饭，老百姓就知道现在点不着火，那些数字对老百姓没有用，你就告诉她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番话赢得了热烈掌声，还被媒体誉为“老太太哲学”。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群众路线，经典的概括就四句话:“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四句话，是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工作效能的一大法宝。前两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告诉各级领导干部:共产党人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八千万共产党人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群众动员的程度怎么样，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热情高不高，是决定我们工作效能高不高的根本标尺。只有运用手中的政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才对得起帮助我们“打下江山”的人民，也才能在人民的继续支持下，又好又快地实现我们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愿望。后两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意思是:第一，党员干部作为执政者为民服务，不同于一般的宾馆、饭店服务员的“具体服务”，由于分工不同，党员干部客观上是相对“超脱”于普通群众的，很多时间是在办公室里、会议桌前研究工作的，这种“领导式的服务”，需要重视掌握一个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是要注意“从群众中来”，注意细致了解各方群众的喜怒哀乐悲恐惊，这样我们决策时才能“心中有数”，决策实施的后果才能“心中有底”。第二，做到“从群众中来”，还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因为群众是分阶层的，来自群众的意见是多样化的，需要集中提炼；因为把从群众中集中、提炼后形成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才有了向群众说明说服的机会，从而有机会使群众明白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因为再回到群众中去，也才有机会发现我们集中了的意见可能还不符合部分群众需要，才有可能发现问题和及时修正我们的决策，使我们的动员工作更加有说服力，从而又好又快地实现我们的执政意图。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0年3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2)《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二卷）上卷，第114—12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4)恩格斯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