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派从临死到复苏
随着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逐渐平息，那些曾经定义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人已经有了各种各样新的兴趣，他们承认定义该运动的主题和方向已经消失了。杰伊·威尼克在1989年写道，“随着美苏关系的升温和中程核力量条约的签署，美国正在目睹的不只是里根时代的结束，而且也可能是新保守主义派的完结”。1五年后，约翰·朱迪斯在《外交》（Foreign Affairs）上称，新保守主义从1号包厢到苏联解体的旅程是一个“从托洛茨基主义到过时现象”的转变。2甚至连诺曼·波德霍雷茨都宣称，新保守主义“不再作为一个特有的现象而存在”。3
这些预言后来被证明是不成熟的。令人非常意外的是新保守主义派利用20世纪最后10年将他们自己彻底改造并重新定义为基于武力、聚焦于外交政策——这两个特性会使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感到非常吃惊——的“强硬”的威尔逊派。他们对当代事件的分析，特别是对索马里和南斯拉夫战争的分析，导致他们在政策调整上以下面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为基础：武力作为首选的政策选择，黑与白的道德标准作为首选的分析模式，单边主义作为首选的执行模式。他们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就是本章的主题。
在里根年代，新保守主义派曾在冷战中做出过有价值的贡献。作为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为促进军备控制协议的达成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同时又在阻止敏感技术流到东方集团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乔治·舒尔茨——里根的国务卿——记录道，在一些跟他早期的紧张关系解决之后，他发现珀尔是这个团队中“最有用的成员之一”。4相继担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负责人的尤金·罗斯托和肯尼思·阿多尔曼都是把军事建设看做是成功裁军和美苏关系稳定的先决条件的主要鼓吹者。而马克斯·坎贝尔曼成为和苏联在核武器与太空武器问题上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艾布拉姆斯在反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战争中为堪查斯（尼加拉瓜的游击组织——译者注）提供援助方面发挥了作用，而柯克帕特里克充分利用她在联合国的地位来说服其他成员国要为它们对美国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5
然而，正像约翰·厄尔曼在他的《新保守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一书中谈到的，新保守主义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进入混乱状态。在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并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国内改革，实行对西方国家更和解的政策。连那些反对共产主义最彻底的保守派人士，如玛格丽特·撒切尔，都宣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可以和他做交易的人”。受她的部分影响，里根开始改变他早期的邪恶帝国的说法，转向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持续的外交进程。这直接削弱了新保守主义派反对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的思想的可信性。1985年，柯克帕特里克离开联合国，这使得新保守主义派失去了他们最高级别的名人。不断高涨的国会对政府在中美洲的强硬政策的反对以及公众支持的缺少破坏了新保守主义派妄图继续支持尼加拉瓜堪查斯的愿望。随后，1986年伊朗反对派的丑闻更确定了这一点。随着苏联阵营的瓦解，波德霍雷茨作为外交政策评论员的威信也烟消云散。他和其他评论员在《评论》上关于苏联的措辞的严肃性在改变了的国际事件面前开始显得有点儿顽固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本杂志很快失去了可信度和撰稿人。到80年代末，《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可能建立一个政策提案的基础或者导致政府的一项任命的时代结束了。6
在1986年，彼得·伯杰已经可以很容易地对外交事务上的新保守主义派思想进行清楚有力的攻击：“我们相信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和道德挑战是为了自由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在国际背景中这场斗争的焦点是抵制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的传播。”7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新保守主义已经迷失了它的方向。这个运动现在面临着一个它半个世纪以来都没遇到过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对于冷战的新保守主义共识后来崩溃了，一时间众说纷纭。争论就在于那些主张更加狭隘的国家私利定义的人和那些相信在苏联之后的世界中美国的角色应该是民主斗士的人之间。已经存在了长约20年的新保守主义派声音，比如格莱泽、柯克帕特里克和欧文·克里斯托的和跟新保守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学者的，比如罗伯特·W.塔克，现在都赞成降低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同时，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如约书亚·穆拉夫契克、本·瓦滕伯格、查尔斯·克劳特哈麦尔和卡尔·格尔施曼，相信民主的进步应该是“新意识形态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试金石”。在为今天新保守主义态度定调的措辞中，克劳特哈麦尔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一个在“单极”世界中有“全球支配权”的政策。8
争论：已经完成的任务还是永久的斗争？
欧文·克里斯托主张，对增进民主的强调是“自由国际主义的精练和修订版本”。就如他提出的，它“不只对自由主义者而且对思想还漂泊在后冷战时代中的许多保守派人士”都有吸引力。克里斯托警告说，虽然支持民主的资本主义“对于那些愿意继续从事世界政治的人是一项诱人的运动”，但它也是威尔逊主义的一个危险表现。9像克劳特哈麦尔和穆拉夫契克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反对威尔逊将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团体作为调节国际关系的基础的观念，10穆拉夫契克后来将联合国描述为“几乎完全无用的”。克里斯托继续论述说，“富有灵感的、给这项外交政策披上外衣的花言巧语……是十足威尔逊式的，能达到所有更老的威尔逊式两难境地——由理想和现实、普遍原理和特殊事件之间的差别产生的两难境地。”作为替代，他推荐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概念。他认为“没有我们需要担心的实力平衡”，而且“监控并维持在欧洲、中东、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大国、小国中的实力平衡……会使美国成为世界的警察”。他得出结论，“我们只是不想成为那种帝国强权。”11同样地，塔克认为一个特大的诱惑已经出现在华盛顿。他相信，因为对“自由制度的命运和世界秩序的状况”的关心，军事实力已经“承担了一个对于国家目的的传统观念来说多余的角色”。为附和被欧文·克里斯托鼓励的那种现实主义，塔克宣称，“今天美国安全政策的原则目标应该是向盟国伙伴移交基本责任和保持现存的安全承诺”。12诺曼·波德霍雷茨写道，“只有很少几个人仍然主张自大的威尔逊式的干涉主义。”13
这种新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另外一个提倡者是柯克帕特里克。在一篇题为“一个正常时代的正常国家”的文章中，她提出，“美国没有实力让整个世界民主化”。她说，“美国人应该承受不寻常负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我们回归到‘正常的’时代，我们可以再一次成为正常的民族……我们承担的大部分国际义务曾经很重要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柯克帕特里克说，“美国和其他国家非常需要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促进民主制度。”但是在对由苏联解体产生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另外一种起源的直接反应中，柯克帕特里克宣称“美国的目的不是建立查尔斯·克劳特哈麦尔振奋人心的系统阐述中的‘全球主导’——甚至不是民主的全球主导”。14
在公认的新保守主义派里面反对美国在国外持续的激进主义或民主改革运动的还有格莱泽。当他提出，“如果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威胁，不管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政府承诺什么，它也永远无法成为美国军事实力的极力扩张的正当理由。”当他说“我们应该维持我们的民主和我们对自由政府的承诺”的时候，格莱泽也宣称，“在促进和推荐那些我们看重的全球原则中，现在是撤回到比较靠近国家创始人想要的谦逊角色的时候了。”格莱泽认为，美国“不会成为世界的警察”。用他的观点，“它不会卷入永远的联盟，无论是基于实力均衡、一些假定的地理政治冲突，还是基于永久的或不变的意识形态划分的假设”。15
然而，在来自比较年长的新保守主义派的新现实主义栅栏的另一边，一种关于美国和世界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正从新保守主义派的“少壮激进派”中出现。克劳特哈麦尔相信，“共产主义可能消失，但民主工作永远做不完。”就像他所提出的，“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民主的进步应该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试金石。”16在解释一个更激进的美国角色的基础时，他宣称，“卷入外国事务确实是一个负担。但它们也是一种需要。”克劳特哈麦尔在将争论集中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投送方式的扩散”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认为，这“将会成为我们余生中对世界安全最大的单一威胁”。用现在人们都熟悉的术语，他在1991年早些时候宣称，“将可能在本世纪内拥有洲际导弹的伊拉克（除非被‘沙漠风暴行动’解除武装），是这个可能被称为武器国家（Weapon State）的新战略威胁的原型。”他建议，“随着武器国家的崛起，只能面对，阻止，还有，如果有必要的话，解除炫耀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的武装。”跟比较年长的新保守主义派比较狭隘的观点相反，克劳特哈麦尔宣布，“如果美国想要稳定，那么它将必须创造稳定”，因为“不进行这样一个费力而艰难的干涉主义的结果……是混乱”。17
新保守主义运动已经破裂。正如我们早先评论的，这个新的类型到底是一个左派现象还是一个右派现象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今天它吸引着自由主义的追随者，如迈克尔·伊格纳铁夫，他非常明显地、尽可能地为任何可能已告知政府支持其伊拉克战争的谎言申辩。18那时，诺曼·波德霍雷茨担心新保守主义派的名字会跟被他视为顽固左派《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这样的人一起出现在跟巴尔干半岛相关的呼吁上，他试图解释新保守主义的干涉主义同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干涉主义的区别是，前者“不光强调利益也强调价值观”。19
但是，人们对这个断言有点儿缺乏热情，因为新的一代，在像穆拉夫契克这样的学者的引导下，给比较年长的新保守主义派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概念上的选择，这明显超出了传统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分析。跟塔克的《帝国的诱惑》（Imperial Temptation）完全相反，穆拉夫契克主张，“如果，相反的，共产主义很快终结，那么美国外交政策仍然应该将推进民主作为它的主要目的。”就像他解释的，“我们应该专注于继续在一个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传播民主，因为有三个很好的理由……第一是由于我们对我们的人类同伴的同情……第二，世界越民主，美国所处的环境就会越友好……第三，世界越民主，就越可能和平。”穆拉夫契克把欧文·克里斯托和塔克说成是更像“右派孤立主义者”的保守派新现实主义者，而且还豪言壮语地宣布，“美国能输出民主吗？它能。”他的论点是，民主“是创造出来的；它不是简单地出现的”。就像他所论述的，它是“作为政治的、文化的或智力的结构的结果”出现的，而且这些过程“很明显容易受到影响”。当穆拉夫契克说“没有人主张美国通过民主化其他的国家来征服它们”的时候，他进一步说，“这不是说我们应该接受完全禁止通过军事干涉来改变另外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的主张。如果外部力量在希特勒和波尔布特（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译者注）做他们最坏的事情之前就已经推翻了他们，那会是一件好事。”因此，有了克劳特哈麦尔和穆拉夫契克的观点，年轻的新保守主义运动确定了两个最终会构成12年后第二次和最后一次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的基础的观点：美国对武器国家的干涉主义和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民主输出。
其他知识分子要加入新保守主义少壮激进派阵营。卡尔·格尔施曼问道，“支持民主的目的能够作为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主要目的’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它的答案，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了。”20同时，本·瓦滕伯格提出了问题，“民主的传播不是提高我们的国家利益吗？”他很快进一步说：“作为最后一个超级大国，我们应该尽力影响民主进程……我们不应该是被动的参与者。”就像瓦滕伯格所认为的，“将来，第一大国将会是在塑造全球民主文化方面最成功的那一个。”21
正是因为较年轻的新保守主义派对积极投射美国实力的狭隘偏爱，才使他们与乔治·H.W.布什为敌并在1992年转向他的总统职位挑战者。穆拉夫契克在1992年11月写道，“非常令我惊讶的是，我在支持比尔·克林顿当总统。”他概述了他对老布什在处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扮演的角色上的软弱和无能的失望。
穆拉夫契克也强调了新保守主义派对第一届布什政府最大的不满：“布什让民主避开了‘沙漠风暴行动’的议程。”22总统没能以在巴格达除掉萨达姆·侯赛因作为结束海湾战争的方式成为新保守主义派的出版物——如《评论》——字里行间一个经常的抱怨。就像亚瑟·拉弗在一篇支持候选人克林顿的文章中所写的，“萨达姆·侯赛因今天作为伊拉克的领导人很活跃。而且没有敦促军队用武力将萨达姆赶下台是布什的决定。”23同时，穆拉夫契克也非常讨厌布什在中东的做法：“布什对伊拉克的讨好被平衡伊朗的需要部分地证明了；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也讨好过伊朗……布什称这一外交政策为现实主义。但是既然这两个政权都一直在残忍地压制民主，危害国际社会，顽固地敌视美国，那它究竟现实在什么地方呢？”24
巴尔干半岛：新学说的试验床
就这样，人们洞察了新保守主义派在乔治·W.布什发动反恐战争十多年之前对中东的排斥的发展过程。虽然今天的总统自己可能无法完全记住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争论，但那些最终会支配他对热点地区和危险地区民主的人道主义追求的论述的知识分子，在苏联解体之后就已经在准备将来的学说了。为了了解他们今天的政策，很有必要看看他们在1990年之后的几年中是怎样度过的。
除了在海湾冲突期间聚焦除掉伊拉克独裁者，新保守主义争论的新目标也聚焦在华盛顿在接下来的南斯拉夫战争上的无所作为。两极秩序的打破很快导致了一个遍布全球的地区冲突新时代的产生，因为各国政府失去了支持他们的超级大国，而且各民族都要求获得他们独立自主的权利。随着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消失，老布什政府渴望美国仍然是一个大国，但是要避开做一把如此宽广的安全伞的压力。没有了对俄罗斯干涉或苏联影响的扩展的恐惧，华盛顿的决策者现在感觉能够将许多维持地区稳定的责任交给以前没有扮演过这种角色的多边机构，也就是在巴尔干半岛的欧盟（E.U.），或者联合国，虽然联合国的记录不无瑕疵。25而且，对于老布什政府的资深成员，如老布什总统自己、国务卿詹姆士·贝克和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来说，前大俄罗斯部分分裂的前景比南斯拉夫重要。26就像老布什政府所认为的，美国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承认可能为仍然在莫斯科主权范围内但有脱离可能的地区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会使戈尔巴乔夫处理苏联帝国分裂方面的政治问题更为复杂。27因此布什政府避开了波斯尼亚。
许多新保守主义派谴责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诅咒。穆拉契克把老布什政府拥护南斯拉夫统一说成是“怂恿塞尔维亚的血腥侵略”。28弗兰克·盖弗尼写道，“西方在面对极端暴行和人权践踏时的无所作为……已经向那些将要在其他地方成为侵略者的国家传达了一个明显的绿灯信号。”丹尼尔·派普斯争辩说，“我们的赌注是道德上的，不是事实上的。它的真实性很抽象。因此，我们应该参与进来。”与此相似，理查德·派普斯写道，“美国应该很快宣称它作为和平的保证人的角色。”德夫·扎克海姆提出，“45年以来，美国已经证明……欧洲的稳定和自由一直是美国的切身利益。这些利益在今天共产主义失败后和它们在冷战期间同等重要。”29稍后，一些欧洲政治家，如担任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联合主席的戴维·欧文，赞扬新保守主义派，比如克劳特哈麦尔，将道德的明晰带到了桌面上，而其他人没有。30
新保守主义派对老布什政府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对以色列的政策。在1992年年初，老布什政府要求特拉维夫，美国担保借给以色列的100亿美元不被用于在被占领土上建设犹太人定居点。柯克帕特里克因此提出，这标志着一个违反传统的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转折点：“发疯了，乔治·布什现在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31
如果说老布什的外交政策让新保守主义派远离他，那么他的国内政策也是让主流保守派失望的一个地方。1988年，他以“相信我的话。不会再有新的税”的口号参加竞选活动。然后在1990年，他已经完全为之负责，这在核心共和党选民中造成了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就像一些反税、反大政府的保守派人士最后转而投票支持反对派罗斯·佩罗的竞选一样，许多新保守主义派变得乐意投票支持克林顿来挽救美国在国外的角色。正如穆拉夫契克所宣布的，“在外交政策上，克林顿的立场比老布什更可取。在我关心的东西——人权和促进民主上，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保持一些理想的感觉——克林顿比布什更易做出响应。”32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克林顿对老布什没有支持巴尔干半岛、中国、海地和非洲的部分地区的人权非常不满。33在越来越多的对平民施暴的证据中，南斯拉夫战争越来越大的规模和类似的在索马里由内战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克林顿对老布什政府进行道德攻击的焦点。34在新保守主义派中——比如理查德·斯希福特——也有消息说，克林顿小心地主张对萨达姆·侯赛因采取军事行动。《新共和》用像“支持克林顿的新保守主义派：他们回来了！”这样的题目发表文章，表明里根民主党人——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用来描述去为里根政府工作的新保守主义派的名称——正在回到民主党。
事实上，克林顿尽力争取新保守主义派的支持。希夫特在1992年4月从老布什政府辞职，并立刻成为克林顿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然后他担任了招募其他新保守主义派的工作，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功。戴维·伊弗辛和彼得·罗森布拉特——两者都是民主党多数联盟的老人——也加入了克林顿竞选班子。即使一些非常确定的新保守主义派，如柯克帕特里克、欧文·克里斯托、波德霍雷茨、贝内特和艾布拉姆斯克制住不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他们也承认克林顿应对各种事件的大胆方法是有潜力的。瓦滕伯格宣称，“我愿意投票支持民主党人……克林顿应该表明，他不仅会说其所说，也会行其所行。”贝内特说及那些加入克林顿竞选活动的新保守主义派，“他们很少有理由不回民主党的家。这是可以理解的。克林顿和戈尔几乎肯定不是危险分子。”35但是如果克林顿认为他已经得到华盛顿普通新保守主义派的支持，那么那一瞬间是很短暂的。到他当权后的第一年年底，他们全部明白地反对他。
1991年6月，当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一枪打响时，华盛顿开始欢迎欧洲对它自己的安全负责的积极性。然而，到1991年秋天，欧盟阻止冲突的冒险已经崩溃。由欧盟调解人劳德·卡灵顿指导的克罗地亚交战各派间的停火进程已被打破。36没有武装力量、共同目的和确定的调整外交政策的机构，这暴露了欧盟对于它乐于承担的责任是没有准备的。37当联合国后来承担了处理危机的主要角色时，它的第一个办法是禁止向所有的交战方运输武器，这对武装得较好的塞尔维亚人是有利的。联合国进入波斯尼亚不是像它在克罗地亚那样要监督停火，而是在战争继续的时候保持人们活命，并担当外交努力的共同发起人，而它在克罗地亚有效地冻结了现状。1992年10月到达的新联合国保护部队（UNPROFOR）的目标是保护援助机构但置身于战争之外。38英国和法国是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主要输出国，而且坚决认为干涉军队因其无力承受报复行动而无法承受更具攻击性的作战准则。39
到克林顿当权第一年的夏天，无论是索马里还是巴尔干半岛看起来都不像他在外交事务方面大胆方法的成功例子。美国政府“提升和打击”的建议——提升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并对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军队采取空袭以代替出动美国地面军队，遭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反对，英、法认为它们不会有效，会危及联合国保护部队，而且会将战争传播到迄今为止未受影响的地区。英国和法国都相信，解决冲突的最好方式是维持中立，而且特别是要避免被认为是反塞尔维亚人的。在巴黎和伦敦看来，维持在波斯尼亚的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地位并继续以谈判方式结束冲突是危险最小和成本最低的方式。40因此，给装备较差的穆斯林—克罗地亚阵地空投给养的早期美国计划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41华盛顿越来越深的关注与英国政策的基本观点相反，英国政策的基本观点是以穆斯林—克罗地亚用某种方式投降为基础的。同时，美国官员通过冲突变得从没有过的肯定，肯定法国对美国建议的异议反映了它对大西洋两岸国家关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礼让的故意漠视，和一种把法国放在一个设计向华盛顿挑战的替代性权力机构中心的野心。42
同时，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中美国的伤亡人数正在增加，原先认为这可以证明美国政府保障冷战后集体安全的新魔术弹——多边维和。当1991年西亚德·巴雷不稳定的政权最终被推翻后，在这个没有人能合法统治的国家内部发生的混乱向媒体展示了大规模饥荒和需要国际救助的景象。巴雷的残余力量在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将军的军队的追捕下逃向了南方，而且作为索马里联合国会（United Somali Congress）军事派别的领袖，艾迪德随后回来跟索马里联合国会的议长阿里·马赫迪·穆罕默德争夺国家的控制权。43在电视图像和来自民主党人对全球侵害人权的苛刻批评的压力刺激下，1992年12月（跛鸭的）老布什政府授权一个大约35 000人的武装国际远征部队作为联合特遣部队到索马里确保救济到达其目的地。为了避免不确定地陷入一场内战中，老布什政府已经在它12月的计划中迫使自己在第二年5月之前将责任迅速移交给联合国。老布什政府清楚地表明，美国不打算修理索马里那些被破坏的东西，只是想处理那些正在潜入西方意识的损坏的明显后果。进入新的民主党总统任期只有五个月，联合国索马里行动II （UNOSOM 2）的建立很快就变得混乱。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明显，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意味着不止要帮助食物到达它的分配中心。当联合国作战准则限制了维和部队的扳机时，援助变成了民兵利用饥饿的一个主要的政治筹码。随着大多数美国军队的撤离，艾迪德适时地增加了敌对的程度，而且剩余的美国支持力量与其他的联合国保护部队一起承担了人员伤亡。44
对克林顿不再抱幻想
如果新保守主义派喜欢美国力量在一个单极世界中不知羞耻地展示，那么克林顿政府让他们失望了。1993年3月，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谈论了关于在索马里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和一个新的更民主的模式的需要。45当月晚些时候，克林顿在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丹·拉则尔的谈话中告诉他，关于波斯尼亚，他“确信我们做任何事都必须通过联合国来做”。46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当年4月宣布，美国政府要“重新强调促进多国的和平维护以及和平制造”。47克林顿在当年5月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必须通过联合国一起工作。”48支持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维和的这些强硬表示，成为美国政府在1993年2月签署的第13号总统评论令（PRD-13）中对国际和平加强的第一评论的基础。虽然这份文件不是一个政策陈述，但它考虑了美国对扩大联合国军事作用的支持。计划的扩张包括了将美国军队置于联合国领导之下的打算，而且虽然美国指挥官会有权力拒绝他们认为太危险或太鲁莽的命令，但他们不能不同意联合国做出的战略决定。而且，当处在联合国的领导下时，华盛顿不能对它自己的军队制定政策。PRD-13是一个政府承诺的清楚表示，这个承诺就是跟其他国家相协调而不是单独地使用武力。49当奥尔布赖特在6月初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演讲上概述一些被提议的新特征时，她宣布，“提交联合国维和及我们的安全所需要的政治、智力和金融资本的时间已经到了。”50
PDR-13在华盛顿的很多部门中都不是一份受欢迎的文件。随着美国国会里两党联盟的发展，新保守主义派对克林顿处理世界事务的批评聚焦在他对多边主义麻痹的明显依顺和他不愿意使用军事实力上。他们的批评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联合国保护部队和对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已经成为英国和法国的独立外交政策的一块“遮羞布”。51波斯尼亚证明了，联合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有效行动仍然被大国的对抗妨碍了。许多国家可以藏在联合国后面，压制它使用武力的能力，并搅乱它的指令以适合它们的利益要求。1994年，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M.莱克设法让欧洲盟友相信北约空袭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的总的想法之后，法国、英国还有美国的官员不得不围绕欧洲对北约完全控制军事行动的提议进行谈判，以在决策过程中建立一项联合国否决权。使用空军的决定是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司令部和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的双重安排下作出的。在北约采取行动之前，空袭的命令必须要由联合国发出。52但是因为法国和英国作为对联合国保护部队贡献最大的国家控制着联合国司令部，因此它们已经事实上控制了北约空军的使用。
这个双重控制机制被证明是巴黎和伦敦毫不费力地操纵北约空军的一个途径。战场上的联合国指挥官们根据他们自己或者其政府的观点来淡化或者改变北约的最后通牒。1994年2月，对萨拉热窝市场的迫击炮攻击之后的最后通牒要求波斯尼亚塞族军队（BSA）完全撤回该城20千米以内的重武器。当10天的最后期限已满而要求却没有得到完全满足的时候，联合国特别代表明石康和迈克尔·罗斯将军决定，几百件武器的解除对放弃空袭的请求是足够的。虽然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炮弹平均每天杀死6个萨拉热窝人，但罗斯认为，服从最后通牒的精神比完全和严格的服从更重要。英国和法国的立场不仅使北约军事总部感到沮丧，而且也鼓励了波斯尼亚塞族军队侵犯独占区和安全区，因为他们不愿使用决定性的武力。超过30个停火协议被打破，北约的空军未能阻止3000次对禁飞区的侵犯，而且在波斯尼亚的一些地区，超过50%的食物援助落到了当地小集团的手里。波斯尼亚塞族军队设法以威胁那些被他们承诺的规则所限制的联合国职员的方式，有效地掌握了北约空军的人质。英国或法国的任何一个战地指挥官都可以否决联合国战地部队指挥官对于空军支持的要求或者北约参谋的空袭建议，这种事情意味着他们以控制用在战场上的武力数量的方式从根本上左右从华盛顿反馈回来的政见。53
这些细节不是不对新保守主义派起作用，他们跟白宫的任何人一样仔细观察美国实力在后冷战时代的每日演变。对于《新共和》的编辑们来说，克林顿外交政策的愚蠢很明显：“政府——实际上，如果不是在理论上的话——已经遵守了它在外交政策中有两个选择的观念：无为或者雄心勃勃的多边主义。它在波斯尼亚选择了无为，而在索马里选择了极度雄心勃勃的多边主义。”54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编辑们陈述道，“只要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需要采取的行动全体一致，联合国就不会合情合理地、始终一贯地惩罚侵略者。”55就像帕特里克·格林主张的，“尽管在波斯尼亚上的竞选言论很鲁莽，但克林顿政府本质上重复了无为和混乱的老布什模式——只是用一种更明显的、更难堪的和更具潜在毁灭性的方式。”56在《华盛顿邮报》上，柯克帕特里克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看起来优柔寡断的原因是，多边决策的特性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克林顿的政策看起来无效的原因是，联合国行动——在波斯尼亚或索马里或任何别的地方——的特性就是低效率的。”57爱德华·勒特韦克冷笑着叫嚷，“假如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宽吻海豚，那么世界会允许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成千上万地屠杀他们吗？”58同时，穆拉夫契克和格林都指责克林顿重复他前任的伎俩，把索马里用作“一个在波斯尼亚无为的掩饰”。穆拉夫契克认为，克林顿政府采用奥尔布赖特所称的“过分自信的多边主义”是“一种穷人的国际主义”。他也相信，那是一种“孤立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因为克林顿“欢迎国际行动而不欢迎美国实力的发挥”。59《新共和》的编辑们也很快谴责克林顿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软弱。他们批评总统“被联合国的要求困扰”和他那被他们打上“条文主义”烙印的“反对这个暴君的首选方式”。他们在外交政策中主张，“条文主义几乎总是另外一个单纯的例子。”60就像沃尔福威茨在《外交》中所写的，“一种定义国家利益的混乱感是比尔·克林顿当上总统的第一年里困扰最多的方面。”他认为克林顿政府“在索马里和海地这些根本不重要的事件上浪费了军事声望”。在波斯尼亚，沃尔福威茨注意到，克林顿“未能使军事干涉的危险与美国利益一致”。作为会给“9·11”后美国国家安全的话语注入什么东西的一个先驱者，沃尔福威茨也强调了，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真正问题没有被提出：“未来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是像朝鲜、伊拉克和伊朗……这样的‘强烈反美国家’。”61
因此，新保守主义和民主党之间的缓和期很短。在克林顿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年底之前，他们就坚决地反对他了。他在寻求了某些新保守主义派的支持之后将他们置于他的政府之外，这让他们很不舒服。相替代地，他选择了以前卡特政府的成员，如克里斯托弗、安东尼·莱克和赛勒斯·万斯担任最高职位。穆拉夫契克宣布，“随着对克里斯托弗及其团队的任命，我对强劲的克林顿外交政策的盲目期望……几乎都飞出了窗外。”他清楚地表达了他个人对克林顿队伍中缺少新保守主义派的失望：“因为我曾积极地支持克林顿，并撰写过关于外交政策中的人权和民主事务的书，所以我一度觉得我是负责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一职的合理候选人。”在穆拉夫契克乐观地宣布他对克林顿的支持后几个月，他发表了《一个克林顿支持者的悲叹》一文。在那里面，他将克林顿未能赢得欧洲对在波斯尼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描述为“不是一个挫折，而是故意降低美国领导地位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62
穆拉夫契克并不是唯一担忧的人。1993年9月2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封由100多位政治家、外交家、作家和学者签名写给克林顿的关于美国在波斯尼亚必须做的事情的公开信。除了新保守主义派同行的名字，像柯克帕特里克、坎贝尔曼、沃尔斯泰特、贝尔、盖弗尼、穆拉夫契克、珀尔、罗斯托和沃尔福威茨，签名者也包括著名的国际人物，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乔治·舒尔茨和布热津斯基。这封信攻击了克林顿彻头彻尾的无所作为，嘲笑了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努力。这些签名者坚信，“西方政府现在应该采取切实行动来减少塞尔维亚目前和将来的侵略力量。”他们断定，“如果西方不使用武力……收到的‘信息’只会使美国和西方的决心变成耻辱。”63这封信发表后不到一个月，就有18名美国士兵死于索马里的一起事件中。就像世界看到的，当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另一端为响应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的最终失败爆发了反对白宫的两党联立的国会攻势的时候，愤怒的索马里暴徒沿着摩加迪沙的街道拖着一名美国士兵的尸体。克林顿大胆的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途径已经失败。
单边主义：新保守主义派的信条
正如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他的巴尔干半岛学习曲线一样，新保守主义派也是如此。虽然他们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入口点是道德的暴行而非任何对事务的详细通晓，但他们从这一时期学到的主要教训是，多边主义注定是无效的。这样，他们使自己远离了道德动机相同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得出教训，那就是，对像国际刑事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给予更多的批判是正确的反应。64因此，小布什政府对“跟我们一起或反对我们，自己单干”的本能偏爱的基本意识形态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对外干涉中被提出来了。华盛顿最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特殊性质反映了新保守主义派和其他人观察克林顿的时候所学到的东西。美国人不愿接受为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而需要的辛苦外交，厌恶让联合国对战后秩序维持采取任何控制，感觉到在有效行动和对全体一致的需要之间有不一致，对欧洲盟友缺乏信任，还有对采取单边行动的特别偏爱，这些都在乔治·W.布什搬进白宫之前很久就已经深入了世界秩序的新保守主义模式中。他们保持相对平静的一点——或许是为了与那时正统的共和党人维持团结——是他们对国家建设的、至少是含蓄的热衷。
当波斯尼亚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沃尔福威茨、珀尔、穆拉夫契克、克劳特哈麦尔、盖弗尼等人感觉自己完全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全部是《华尔街日报》刊登的公开信的签名者，那封信上说，“对付现在和将来这样的（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攻击的发起者的空军力量可以有选择且区别地使用……可以将对塞尔维亚平民或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危险降到最低限度”。的确，他们是正确的。在美国持续不变的领导下（美国的领导与以前处理过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侵略的政治力量似乎没有领导的凝聚是对立的），在塞尔维亚人同意进入认真的谈判之前，北约的轰炸在1995年年中只持续了三个星期。它也证明了新保守主义派的观点，即美国的实力是处理危机所不可缺少的，而且联合国的首要地位是一种障碍。虽然北约和联合国保护部队与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军队一起击败了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但实质上是华盛顿推动的北约空战将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赶到了谈判桌前。波斯尼亚范围的停火是被一个美国谈判团队促成的，最终的协定是在美国土地上达成的，而且联合国对结束战争的贡献真正在于它批准北约执行和平协议的要求。65
然而，对于许多新保守主义派来说，这个成功不只是简单的道德证明。他们将华盛顿能够对波斯尼亚塞族军队采取的高技术、精确制导有限干涉形式（这种干涉跟美国稍后在科索沃发动的高精度战争的战略方法类似），视为美国新军事时代的代表。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许多第二代新保守主义派认为，这一时代的到来应归功于他们明智的先驱沃尔斯泰特的工作（就像第二章所讨论的）。就像珀尔稍后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所声称的，“之所以赢得这么迅速而坚定，只有这么少的伤亡和这么小的损害，事实上是对他（沃尔斯泰特）的策略和远见的执行。”66
就像这一章后面说的，虽然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干涉主要是由北约采取的，但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和技术提供了这个能力。这种军事优势部分来源于沃尔斯泰特。他的很多最初工作都集中在建造可能用于冷战战略目的的最精确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而那时主流的想法是增加武器精确性只会使核战争变得更有可能。沃尔斯泰特反对这一想法，认为决策者必须能够以非自杀的方式对地区冲突做出反应，而且有更精确的技术瞄准苏联武器而不是平民会更好。在缓和期间，沃尔斯泰特在影响行政部门方面更加困难，但是他的观点和远见在里根时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里根授予沃尔斯泰特总统自由勋章。当美国因此以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军力、能力和技术走出两极时代时，新保守主义派将精确定位的（precision targeted）和高技术的美国实力表现方式的出现视为不仅仅是一个战略的现实。它是在后冷战时代关于使用军力的新逻辑的基础。对于年轻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派，苏联解体后的单极前景要跟美国的外科手术式的和专门的武器—能力联系起来，确定美国外交政策可能的新议程。67导弹可以转弯，阵地可以被摧毁而临近的房屋完好无损。因此，干涉的机会增加了。这些知识分子将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两次干涉中显示的技术能力水平视为华盛顿现在可以用很少或甚至没有人员伤亡所能达到水平的代表。68认为美国的能力会使某些战争变成易如反掌的事情，干涉能够以被涉及的美国军队可忽略的代价来进行，这后来会成为新保守主义派向国会和美国公众兜售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情况的中心政策要点。
后来会成为新保守主义派基本原理的围绕波斯尼亚的进一步现实是，没有什么比在北约特别行动执行部队（IFOR）的成功和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失败之间的对比更大。IFOR包含了一个在没有任何双重控制机制的统一结构操作下的清楚的指挥链。因为它有能力做出有力的响应，而且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政治干涉或相关国家战场指挥官的秘密命令，它在执行它的命令方面享受着早一些的和持续的成功。联合国的中心作用和它的指挥体制，已经成为为什么在1994年和1995年早期没有向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发动有力的空袭，以及为什么欧洲的蓄意阻挠如此成功的最终理由。在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武装干涉对将来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存在于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之中的新臆断，即阻止联合国起任何决策作用对军事行动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的巴尔干半岛总统特使詹姆士·奥布赖恩所描述的：“联合国因为对邪恶的中立已经成为华盛顿的笑柄。”69
对于新保守主义派来说，这就是任何人为能够证明一个多边管理的安全进程为什么不切实可行而曾经需要的所有证据。联合国安理会在后冷战秩序中的首要地位已经被它自己在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表现破坏了。克劳特哈麦尔在克林顿第二任期的早期就表明，“民主党政府在过去六年的行为……反映了与国际体系的现实不一致的世界的一个景象……那真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70就像1995年在华盛顿的巴尔干半岛和平行动委员会（很多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派，如珀尔、罗斯托、沃尔福威茨、沃尔斯泰特和坎贝尔曼，都在该委员会的名单上）的一个声明所提出的，“西方拒绝使用武力已经将联合国降级为最好不过是没什么意义，而最坏却是邪恶的共谋。”71
大西洋两岸关系
在“9·11”后与新保守主义派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等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半岛战争怎样定义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后冷战关系。72直到伊拉克战争之前，它属于曾经的跨大西洋关系的最坏章节。在战争席卷波斯尼亚的四年中，这个地区从关注的边沿转变为跨大西洋安全问题的中心。73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和波斯尼亚政府军之间的暴行从未威胁过任何北约组织成员的核心安全。但是它威胁要破坏西方的思想。一场主要针对平民的战争似乎在向大西洋两岸的基本价值观挑战，而美国/欧洲政策观点的不同则引起了盟友关系的严重危机。西方真正的可信性似乎很危险，因为这些分歧导致瘫痪。如果跨大西洋联盟无法在欧洲阻止这样的暴行，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74对于像卡根这样的新保守主义派知识分子来说，答案很明显：“20世纪90年代不是见证了欧洲超级大国的崛起，而是欧洲衰落到相对的软弱……军事无能和政治混乱。”75他指出，“不管欧洲能或者不能在道德和政治方面提供支持，自从冷战结束后，它在战略军事实力方面都已经没什么可以提供给美国的了……没有美国欧洲甚至无法在波斯尼亚采取行动。”76
虽然北约作为一个联盟参战并在1999年获胜，但是科索沃没有改善已经在波斯尼亚尖锐化的跨大西洋关系的不和。它显示了在这个长达半世纪的老联盟身上的基本的和系统的弱点，正如波斯尼亚对华盛顿的许多人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测试在后冷战时代联合国领导的多边主义的机会一样，科索沃变成了北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展示它在作战方面的效力的机会。即使这样，紧张不安的欧洲政治家再一次似乎阻止了决定性军事实力的使用。华盛顿的很多人相信，在盟国之间对于打击什么目标的不一致在整个过程中影响了作战，而且，有19个成员的联盟所固有的政治约束显示了在跨大西洋共识之下发动战争的愚蠢。77人们也很关心因为战争变得这么明显的军事能力的极端不平衡。联合行动部队由美国控制而且主要是由美国领导的。美国飞机执行了袭击任务的三分之二。几乎所有的目标都是由美国情报机构确定的，而且事实上所有精确制导武器都是从美国平台上发射的。78这场战争大大削弱了欧洲的可信度，反映了它在政治上的不足，物质上的低劣，以及对美国军事能力的依赖。这让华盛顿更难接受战争期间来自欧洲各国首都的政治干涉。
简单地说，以科索沃经验为基础，新保守主义派得出结论，大西洋联盟不是一个帮助，而是一个障碍。就像卡根写的，“科索沃战争表明了让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一起进行任何的战争是多么的困难。”他提出，科索沃引起了很多在“9·11”之后才解决的问题：“如果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受到威胁会怎样？如果美国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遭受了可怕的袭击而且还要担心会有更多的袭击会怎样？在这种情形下的美国人会对笨拙和拘束的北约决策和作战过程有相同的容忍吗？他们会想再一次向欧洲的作战方式妥协，还是他们会宁愿‘单干’？”79对卡根的回答是明显的：“由于纽约将近3000人的死亡和奥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的自由，美国军方和小布什政府对通过北约行事没什么兴趣。从跨大西洋关系方面这可能是不幸的，但是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就像珀尔在“9·11”后谈及欧洲人时所说的，“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他们。他们在我们保卫我们在全世界的利益方面不再至关重要。”80
威廉·克里斯托恰当地将美国、欧洲能力的不同和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隔阂的对待跨大西洋关系的其他错误路线——对无赖国家和危险地区的政策分歧——联系了起来。就像克里斯托对欧洲盟国的评论，“他们将精力都用在社会计划上并允许美国来保证他们的安全，然后又谴责他们的美国亲戚太好斗了。”81这个美国“太好斗”的问题成了20世纪90年代一个流脓的疮。82虽然欧洲人认为对话和贸易组成了在处理不受欢迎的政权方面更好的杠杆工具，但是华盛顿认为，这给了他们希望并向世界上的其他不满者发出了危险的信息。在美国没有和古巴进行贸易的4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欧洲是20世纪90年代古巴每年一半以上进口货物的来源。仅欧盟每年跟伊朗、利比亚的贸易额合起来就超过200亿美元，占欧盟进口石油的20%多。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公司，如道达尔、艾尔福和阿基普，在这两个国家已投资数亿美元，而伊朗已欠德国86亿美元。因为英国完全支持美国1998年在萨达姆·侯赛因驱逐了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后的军事响应准备，意大利和法国的建筑和石油公司都到那里进行调查以决定他们自己在实施制裁后的合同中的位置。1998年初对美国对伊拉克态度的支持使布莱尔政府孤立于法国和其他欧洲盟国。83伦敦因为是这个区域里美国政策的唯一支持者而受到了欧洲大陆盟国的指责。克里斯托对此的分析很简单：“除了美国，还有谁可以支撑起世界秩序？欧洲？……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宣称了‘欧洲时代’，但是它的领导人在这10年中没有处理好他们自己大陆的种族清洗问题，而是开辟了与一些无赖国家进行的有利交易，而且拒绝增加他们的国防预算或者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84
然而，在华盛顿并非只有新保守主义派才有反映在卡根的看法——“欧洲缺乏必要的手段在潜在的敌对领土引进并维持一支作战部队”——中的如下观点：“欧洲的作用仅限于在美国主要靠它自己已经完成一个军事任务的决定性阶段之后，充当维和部队”，而且像联合国和北约这样的组织“束缚了”美国的能力。85从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早期开始，美国国会就已经在帮助解决有关美国单边主义的争论问题。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多尔、米特奇·麦康内尔、约翰·麦凯恩、约翰·华纳、阿方斯·达马托等人，曾经跟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约瑟夫·利伯曼及罗伯特·伯德一起，为争取在国外实行更强大的单边主义做过工作。他们认为美国支持对前南斯拉夫全都进行武器禁运是完全不道德的，因为这使波斯尼亚失去了保卫自己的能力。尽管在索马里的18名美国士兵在美国控制的军事行动中死去，但派去营救他们的快速反应部队是受联合国指挥的，而且他们迟缓的露面注定了突击队员的命运。摩加迪沙的灾难帮助引起美国国会反对多边主义的生存的呼声，和更广泛的反对联合国作为一个全球冲突解决体制的呼声。当克林顿试图忽视他们时，他们的声音渐长，直到白宫不得不关注赞同单方面实行禁运的1995年6月的反否决权议会议案。因为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吃了苦头，所以克林顿政府做出全部努力来去除潜在的国会骚动的压力。没有地面部队参加的、在科索沃15 000英尺上空进行的战争是最终结果。
单边倾向在苏联解体以后进入美国外交政策是由于环境而非学说。作为1992年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宣称：“纯粹的强权政治的悲观算法不适合新时代。”七年以后，科索沃战争证明了美国政府从理想主义向现实政治的迁移。86北约不管贝尔格莱德对科索沃的公认主权，派出了联合行动部队，这违背了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强国的意愿，而且未经过联合国的授权。87就像莱克离职后承认的，“以前在波斯尼亚、科索沃以及现在在伊拉克，在美国为人道主义目的或者其他目的做事的愿望和其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对联合国的奉献之间经常有重复发生的紧张关系。”88
北约仗打得很差并不纯粹是新保守主义派的观念。很多华盛顿的政治精英都同意卡根的解释。在战后不久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埃利奥特·科恩说过，“我们不打算直接像将来可能想的那样认为北约现在是一个我们可以用来解决所有军事问题的团结的军事工具。”威廉·塔夫脱告诉同一个委员会说，“北约不是一个为了所有地方的组织。它不是为了中东。它不是为了非洲，只是为了欧洲的和平和保持稳定。”类似地，布热津斯基宣称，北约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扩大“欧洲稳定、和平和安全的地区”。就像他认为的，“我不相信，如果北约确实是一个将欧洲和美国联合的合伙关系和用互相协调的军事指挥将美国与其他18个国家通过互惠关系连接起来的联盟，最后会符合它们的[欧洲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共和党参议员戈登·史密斯表示赞同：“认为它[北约]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战争机器是错误的。”正如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比顿在科索沃战争进行不到一个月时在美国对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向奥尔布赖特宣称的，“我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单独进行这场战争，总统和国务卿乐意看到很多事被完成。”89在其他事情中，前述事情集中到一点，就是新保守主义派认为纯粹的“美国霸权”才是最适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主要策略，这跟很多其他提倡单边行动的观点不同。90然而，虽然他们对多边主义很反感，而且对欧洲盟国也已不再抱幻想，但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的主要鹰派从来没有通过这样的镜头想象未来。
世代相传
当威廉·克里斯托在1997年提出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时，那不只是简单地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派活跃在华盛顿。在柏林墙的倒塌和波斯尼亚战争的结束之间的某处，新保守主义正经历着一个完全的世代变迁，这突然变得很明显。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卡根、威廉·克里斯托、穆拉夫契克、珀尔、沃尔福威茨等人已经承担了长期由内森·格莱泽、欧文·克里斯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诺曼·波德霍雷茨掌握的领导角色。20世纪90年代，年轻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派已经填充了年长的新保守主义派越来越无能的观点留下的空间，为国际事件不断变化的现实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框架。在1997年8月《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忧郁的文章中，欧文·克里斯托承认战败，认为一个美国帝国正在形成。这正值克林顿时代，然而，这并不是将在他儿子威廉手中变成的值得庆祝的事。他非常沮丧地谈到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现世主义者—享乐主义风气”和一个“道德内容最少的帝国”。91
新保守主义派争论的措辞因此而改变了。新生代更新了新保守主义，用一种综合性的“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思想取代了苏联威胁的思想，这种思想包括需要“挑战敌视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政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促进国外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事业……加强我们与民主的盟国的联系”，还有“承担美国在保持和扩大一个对我们的安全、繁荣及原则友好的国际秩序中的独一无二的责任”。就像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原则声明就对于克林顿的其他批评而论的，“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漫无目的。保守派批评了克林顿政府无条理的政策。他们也抵制了来自他们自己阶层内部的孤立主义冲动。但保守派没有自信地提出关于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的战略远见。他们没有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他们也允许战术上的差别以遮掩关于战略目标的潜在一致。而且他们没有争取将在新世纪里维持美国安全和推进美国利益的国防预算。”92
同时，很多更老的保守主义派，如格莱泽、欧文·克里斯托、莫伊尼汉和波德霍雷茨，对巴尔干半岛战争问题是明显的沉默。随着苏联这块磐石的战败，他们在杜布罗夫尼克和萨拉热窝的围攻下不能确定美国最急切关心的问题。93很多人然后就从将民主的输出作为苏联解体后美国外交政策主要目的的想法中退缩了，这些人原先一直对里根施加压力，让他实践他支持和鼓励冷战期间全球民主运动的意识形态承诺。欧文·克里斯托承认，新保守主义反对苏联的许多意识形态运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因为那是对现存威胁的反应，而且那是在冷战创造的环境下所需要的。94正如他因此在1991年指出的，“美国通过军事干涉和侵略来‘实现民主’的前景……简而言之……有点儿像一个纯粹由意识形态动力推动的美国帝国……不是而且不可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严肃选择。”95
克里斯托的新保守主义老一代将他们自己和那时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盛行的现实主义联在一起。被卡根称为“后冷战常态”的状态成了詹姆士·贝克、劳伦斯·伊戈尔博格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等人追求的目标，他们像克里斯托及格莱泽一样鼓吹聚焦在狭隘的美国利益上。96许多20世纪80年代立场坚定的冷战支持者变成了90年代的后冷战现实主义者。通过美国的主要新闻报纸，他们随后支持迈克尔·曼德尔鲍姆的著名观点——克林顿在波斯尼亚和海地这些地方“将外交政策作为社会工作”实行。在海地，美国政府为了恢复民主强制结束了塞德拉斯中将的军事政权。正如曼德尔鲍姆所指出的，克林顿的外交政策是以牺牲保护美国国家利益为代价组成全球范围的社会工作的。许多10年前致力于和苏联斗争的美国国防机构成员重申了曼德尔鲍姆的言论，那就是克林顿政府总是致力于“帮助无助的人”，同时它又“疏远了重要的盟友，再三改变路线来补救克林顿的沉沦形象，并让特殊利益集团损害美国对日本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的政策”。97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保守主义面孔，是一种十足的新政治动物。其文化遗产既不能归于第一代新保守主义派，也不能归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冷战支持者，或者归于90年代美国国会的单边主义者。他们简化了的知识焦点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前辈极感兴趣的许多关于形而上学和社会条件的争议和争论。虽然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新保守主义争论的巨大范围浓缩为一个单独的定义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但它现代的表现形式并没有那么复杂。自从苏联解体后，新保守主义派在大量的书籍、文章和讨论会上没完没了发表的是四个很简单的教条：（1）支持民主的盟国和挑战那些藐视美国价值观的坏蛋，（2）美国对全球秩序的总责任，（3）促进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以及（4）增加国防开支。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新保守主义派逐渐将精力转移到美国外交斗争中最重要的对象伊拉克的上面。威廉·克里斯托和他的同伴为了改变巴格达政权的需要，向总统和国会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专栏作品和公开信。新保守主义派中的著名知识分子被邀请到国会听证会上陈述他们的观点。将会成为他们“9·11”后的标准话语的东西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写下的，这些东西强调来自假定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明显的紧迫威胁。1998年5月，一封来自新世纪美国计划写给白宫发言人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信写道，“保护美国及其盟国不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适当的导致萨达姆和他的政权被推翻的政策”。98沃尔福威茨在1998年2月告诉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说，改变巴格达政权是“拯救这个地区和世界使其免受威胁的唯一方法，这个威胁将持续存在，因为萨达姆为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不断努力……”99他批评克林顿政府将目标“局限于仅仅让联合国恢复核查”。在预言五年后五角大楼将试图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安置友好的流亡者在巴格达建立的政府时，沃尔福威茨强调说，华盛顿应该表示出“承认自由伊拉克临时政府的愿望”。根据沃尔福威茨在参议院的证词，“最好是从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前的机构和原则开始”（关于这点，在第七章有更多的介绍）。同年晚些时候，沃尔福威茨在众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重申了已经成为新保守主义派咒语的东西，也就是，1991年让萨达姆·侯赛因继续执政是一个错误，并且指出，“解决萨达姆·侯赛因的最好机会就是在美国胜利后立即采取行动……”100
这样，仅在苏联解体几年后，新保守主义就将自己改变成了首先抱定决心要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干涉主义院外活动集团。从欧文·克里斯托、詹姆士·贝克或约瑟夫·比顿的学派里传来遥远的呼声，善于煽动的新保守主义派迈克尔·李迪恩在2003年早期宣布了他们的目标愿望清单：改变政府，其中包括作为“四大国”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他还补充道，“然后是利比亚。还有朝鲜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很明显，在今天的新保守主义派中是缺乏对这个不寻常的观点的智力挑战的。在他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书中，李迪恩声称，“与邪恶的斗争将会永远进行下去。”101从新保守主义派离开了1号包厢的混乱局面之后，它在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办公室）中的影响比任何时候都要大的时候，它的思想已经简化成这种赤裸裸的原则。
但在最近如1994年，第二代新保守主义派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我们今天知道的强大政治力量。在那年的11月，《新共和》的一篇文章既将威廉·克里斯托描述为“由一人组成的华盛顿智库”，又将他描述为一个“保守主义运动危机——从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力量，现在它专注于一种没有原则、内容空洞、时常邪恶的政治的缩影”。102到1995年，约翰·朱迪斯写道，“分散的个体仍然看到他们自己在重新定义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主义。约书亚·穆拉夫契克和本·瓦滕伯格主张，即使冷战结束了，美国也应该继续支持全球民主运动——这被瓦滕伯格称为新的‘天定命运论’。但是他们基本上和政治争论没有什么关系。”朱迪斯总结道，“如果新保守主义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话，那么它基本上是像新左派在20世纪80年代幸存下来那样——作为文化怀旧而不是截然不同的政治活动。同10年前成为时代错误的诺姆·乔姆斯基和理查德·巴内特一样，穆拉夫契克、瓦滕伯格和盖弗尼是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时代错误。”103
朱迪斯或许后来又精炼了他的论点。但这强调了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的一个重大提高的程度。人们可以简单地说是“9·11”给这些知识分子提供了发展的必要空间。但这却无法解释是什么让他们跨越了那段相当大的距离，也就是1995年作为一个政治的时代错误和2001年9月12日在白宫门前整装待发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这种思想之所以在不到两届白宫任期的时间里从《外交》中的默默无闻迁移到政策制定的中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克林顿执政期间动态影子国防机构的出现。
新保守主义派网络
1998年2月，一小群政府外的国家安全思想家给克林顿政府发了一封公开信，建议采取“一个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来打倒萨达姆和他的政权”。104签名者中有艾布拉姆、理查德·阿米蒂奇、约翰·R.博尔顿、道格拉斯·费思、扎勒梅·哈里扎德、珀尔、彼得·罗德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戴维·伍尔姆瑟尔和德夫·扎克海姆，他们都在或曾在小布什政府里任职。在这封信上签名的华盛顿其他重要人物有盖弗尼、卡根、克里斯托、穆拉夫契克、《新共和》的主编马丁·佩雷茨和同为《新共和》一员的利昂·威泽尔蒂亚。他们称他们自己是海湾地区和平与安全委员会。但这只是很多参与者中的一个。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遗产基金会、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JINSA）、安全政策中心（CSP）、哈得逊研究所和新美国世纪计划也已经成了知识分子、非政府官员、政治顾问、媒体人物和主要的保守派人物组成的新保守主义派联盟的重要元素，他们都竭力主张美国霸权时代。他们在国会听证会上演讲，在主流媒体上积极发表言论，给白宫发公开信，定期在主要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且出版了一系列书籍。
从其1997年成立开始，新美国世纪计划就是这个将要建立的国防机构的主要元素。新美国世纪计划的签名者是一个联系密切的杰出知识分子和前政府官员集团，他们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国防机构、印刷和有线媒体行业、美国国防工业的主要部门以及一些美国最富有的保守派基金会有牢固的联系。105大部分的签名者，比如艾布拉姆斯、加里·鲍尔、贝内特、切尼、埃利奥特·科恩、亚伦·弗里德伯格、弗兰克·盖弗尼、弗雷德·伊克尔、哈里扎德、柯克帕特里克、丹·奎伊、彼得·罗德曼、亨利·罗文、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都曾在里根政府或老布什政府里面工作过。有些人曾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过，比如罗伊埃尔·马克·格雷希特和曾在1993—1995年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詹姆士·伍尔西。
这个签名者清单还包括那些后来在乔治·W.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上起关键作用的人，如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沃尔福威茨和利比。后来成为切尼的办公厅主任并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活跃的新保守主义派的利比，1981年开始在国务院作为政策规划室的一员第一次效力于美国政府。从1982年到1985年，他在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担任特别项目主管。从1989年到1993年，利比是负责政策的国防部代理副部长，在1998年又作为法律顾问供职于美国众议院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商务关系的特别委员会，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考克斯委员会。由于和沃尔福威茨长期共事，利比也加入了兰德公司的董事会并成为诺思罗普·格鲁曼的顾问。
为新美国世纪计划签名的杰出知识分子中有弗朗西斯·福山、唐纳德·卡根、诺曼·波德霍雷茨和他的妻子米奇·德克特。其他有影响的签名者有杰布·布什，当然还包括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派珀尔。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创始人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前共和党政府的官员罗伯特·卡根（唐纳德的儿子）和威廉·克里斯托。作为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关键人物和新保守主义派的先驱欧文·克里斯托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尔博的儿子，威廉·克里斯托也是新保守主义旗舰刊物《标准周刊》的创始人。
同时，坐落在华盛顿第17大街新美国世纪计划总部上方三层楼里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它也被公认为第二代新保守主义派杰出人物的大本营。这个研究所长期以来都有很好的政治关系，并有和政府高层保持广泛联系的传统。半个世纪以来直接交往的政界人物包括乔治·H.W.布什、杰拉尔德·福特和前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等著名人物。然而，美国企业研究所是在冷战结束后才成为现代新保守主义派的机构大本营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定期早间会议已经成为知名的“清咖啡情况介绍会”，在会上新保守主义派和其他人聚在一起陈述他们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观点。这些情况介绍会经常吸引大量的新闻记者和外交官，他们非常欣赏这些思想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乔治·H.W.布什在2003年2月使观众想起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学者们怎样“做了这么好的工作，以至于我的政府已经借用了20个这样的人才”。106柯克帕特里克、李迪恩、穆拉夫契克、珀尔、瓦滕伯格和伍尔姆瑟尔都是其成员。
事实上，珀尔现在作为一条纽带，连接着许多新保守主义派的智库、研究机构和互联网上的其他组织。珀尔有时被描述为新保守主义派最有影响力的人，而正是在里根政府时期他路线强硬的反苏联姿态和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备控制给他赢得了“黑暗王子”的绰号。107虽然不是小布什政府的技术成员，但在2004年2月辞职之前，他先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后来是成员。虽然过去国防政策委员会只是个致力于为国防部长提供军事事务指导的不知名的民间组织，但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虚拟游说组织，它和白宫有密切联系，有权使用机密文件。108
珀尔也在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工作。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个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博尔顿、切尼、费思、柯克帕特里克、李迪恩、穆拉夫契克、罗斯托、沃尔福威茨和詹姆士·伍尔西。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是在希望有机会获得一个传统上怀疑高国防开支的选民团体支持的五角大楼的鼓动下于1976年建立的，它告诉那些相信的人，美国应该继续为以色列提供足够的支持，以防再有一场阿以战争。它现在负责解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以色列的安全的联系，同时也负责加强两者的安全。从20世纪70年代起，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就已经由一个不起眼的团体转变成一个联系高层、每年有140万美元经费的组织。109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每年预算的一大部分都用来促进以色列官员和已退休但在华盛顿仍有影响的美国海、陆军将军之间的关系。一些在军队缩编时退役的美国杰出人物在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中很好地施展了才能。顾问委员会成员都作为诺思罗普·格鲁曼或它子公司的顾问或理事会成员为其工作过。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进行的海、陆将官互访（Flag and General Officers Trips）在过去的20多年里涉及了250多位美国军官，其中一位就是杰伊·加纳，小布什政府战后伊拉克重建的首选人物。110加纳也和一大帮退休高级军官一起，签署了美国海、陆将军对巴勒斯坦暴力的声明：“我们对巴勒斯坦教孩子们战争技能并让其头脑中充满仇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感到震惊。”111
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是以色列在华盛顿的支持者和新保守主义网络之间最明显的联系之一。它也和安全政策中心有相当多的重叠方面。卡明斯基、柯克帕特里克和珀尔都同时在这两个组织的顾问委员会工作。安全政策中心的创始人弗兰克·盖弗尼和珀尔一起在杰克逊的办公室工作时是珀尔的门生。盖弗尼同样和珀尔一起在五角大楼工作过并在1987年珀尔离开五角大楼很短时间后也离开了112。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和安全政策中心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位加利福尼亚企业家欧文·莫斯科维茨的经济支持。他们的成员可以相互交换，并且这两个组织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为新保守主义派提供了一个重要关注点，正像他们的花名册的历史记录所证明的那样。113
或许由与以色列内部思想相似的保守派联合的新保守主义行动所产生出来的最重要的事件是1996年以色列智库高级战略和政治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这篇题为“一个彻底的突变：一个保护领土的新战略”的研究报告，是新当选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政策指导方针。114该文件指出，内塔尼亚胡的“一套新思想”为陷入困境的奥斯陆进程提供了“制造一个彻底的突变”的机会。这次突变的重点表明，以色列“不能在外面不单纯的世界里扮单纯”。这份报告严厉谴责了“土地换和平”倡议并强调：“我们对这片领土提出的主权要求——我们为此希望已经坚持了2000年——是合法而高贵的。”内塔尼亚胡的彻底突变也意味着重新确立“先发制人原则”。撰写这个报告的研究小组成员包括詹姆士·考伯特（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的另外一名成员）、查尔斯·费尔班克斯、费思、小珀尔、戴维·伍尔姆瑟尔和他的妻子梅拉弗·伍尔姆瑟尔。115珀尔和费思已密切共事多年。费思在里根政府的第一任期内就曾在理查德·艾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并在1981—1982年担任中东专家的职务。在里根的第二任期，当珀尔是国防部部长助理时，费思担任珀尔的特别顾问。因为相同的思想意识，他俩从1989年后一起在一个后来成为国际顾问公司的团体工作，这个团体寻求推动安卡拉和华盛顿之间工业和军事合作的目标。珀尔和费思在代顿和平会谈上作为波斯尼亚政府的顾问又一次合作。费思，一个新美国世纪计划原则声明的共同签署人，成为新保守主义派中最关注阿以冲突的人之一。116
“彻底的突变”报告的另一作者、珀尔和费思的政治盟友戴维·伍尔姆瑟尔，是新保守主义派中姿态更高的人。作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关于中东问题的研究员，他在2003年9月转到切尼和利比的办公室之前就已成为小布什政府的国务院里约翰·博尔顿的特别助理了。早些时候，在1996年时，他就曾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以及高级战略和政治研究所工作过。
新保守主义派家族的另一成员是戴维·伍尔姆瑟尔的妻子，梅拉弗·伍尔姆瑟尔。她代表着中东传媒研究所（MEMRI），同时在哈得逊研究所负责中东政策中心，哈得逊研究所的理事还有珀尔和康拉德·布莱克，当时的《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每日电讯》（Daily Tele graph）、《星期日电讯》（Sunday Telegraph）和《观察家》（Spectator）的出版商。伍尔姆瑟尔和卡蒙上校共同创建了中东传媒研究所，他做过22年的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和伊扎克·拉宾的反恐顾问。根据它的网站，中东传媒研究所的目的是，通过对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希伯来语媒体的及时翻译，在几乎不讲阿拉伯语的西方和中东之间架起跨越语言鸿沟的桥梁。然而，对于中东传媒研究所的可信性的意见好像跟它的主旨一样是有分歧的。一些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学者和国会议员将它描述为“一个无价的研究工具”和“对于任何对中东真正感兴趣的人唯一最重要的资源”；其他人则评论说，“中东传媒研究所的意图是，从穆斯林世界找到最坏的可能引言并尽可能广泛地散布它们。”117
其他成为新保守主义圈子一部分的研究所包括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和中东论坛（MEF）。这两个研究所都跟华盛顿亲以游说团体有牢固的关系，而且有著名的成员。在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里有柯克帕特里克、珀尔、沃尔福威茨和伍尔西。它附属的学者包括穆拉夫契克和迈克尔·鲁宾，他是一个阿富汗、伊朗和伊拉克方面的专家，跟珀尔和伍尔姆瑟尔一起共事于美国企业研究所。鲁宾也跟威廉·克里斯托和梅拉弗·伍尔姆瑟尔一起属于中东论坛。
金融网络
如果说这些不同的新保守主义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名单看起来似乎纠缠在一起的话，那么给他们提供经费的基金会也是如此。像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约翰·M.奥林基金会、莎拉·斯凯菲基金会及城堡岩石基金会（Castle Rock Foundation）这些组织，组成了为美国企业研究所、遗产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及哈佛大学这样的机构里像罗伯特·雷肯这样的个别学者提供资金支持的保守派团体的核心队伍。在赞助者、主要智库的成员和小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之间有相当多的重叠。遗产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多年以来在建立政策分析家、共和党官员和保守主义学者之间的联系方面发挥了作用。
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支持从税收到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研究并指导对每个洲的问题的研究。拉姆斯菲尔德和康多莉扎·赖斯都是从胡佛研究所出来的校友，而且这个研究所的好几个成员都是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成员。118遗产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全都受到约翰·M.奥林基金会的赞助，而布拉德利基金会主要支持美国企业研究所和遗产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还收到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大量资金。同时，遗产基金会和其他新保守主义派的主要财政支持者，如城堡岩石基金会的联系也很密切。城堡岩石基金会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赞助者，同时它也受到库尔斯酿酒公司保守的库尔斯家族的支持。遗产基金会的另外一个理事，弗兰克·莎士比亚，在布拉德利基金会有类似的身份，而前遗产基金会的访问学者阿尔文·费尔岑伯格现在和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一起在美国国防部工作。同时布拉德利基金会的董事会中还有迈克尔·格里比，他在胡佛研究所的监督理事会也占有一席之地。理事会的成员还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和梅隆家族实业财产的继承人理查德·梅隆·斯凯菲。斯凯菲曾在里根和乔治·H.W.布什执政期间就职于美国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并跟约瑟夫·库尔斯和保罗·韦里奇一起在1973年帮助建立了遗产基金会。他现在占据斯凯菲家族基金会的四分之三，最大的是莎拉·斯凯菲基金会，它除了别的之外还资助着美国企业研究所和遗产基金会。119
是不是很困惑？人们可以无限期地探索华盛顿新保守主义迷宫的小巷。在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社团在克林顿的白宫周围逐渐发展为影响广泛、资金充足和强大有力的知识分子政治母体。像新美国世纪计划这样的团体也跟加里·鲍尔和威廉·贝内特这些社会保守派人士建立了关系。基督教右派团体，比如授权美国（Empower America）和捍卫民主基金会（FDOD），也开始致力于在海外推行保守的国际主义。在为中东地区的启示性对抗而创建《圣经》基金会的过程中，基督教右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上没什么兴趣，然后他们就开始支持新保守主义派关于以色列的议程。授权美国和捍卫民主基金会随后也和新保守主义派一道支持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120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新保守主义派建立一个影子国防机构的努力跟其他政治权利运动不同。对于很多主要的保守派人士来说，克林顿在国外的失败是导致在国内攻击政府的更大的理由。比如说，当共和党赢得了对国会的控制（在1994年11月，是自1952年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后，让克林顿觉得共和党的胜利这么值得怀疑的，是保守派对即将就任的共和党多数的猛烈攻击。共和党赢得国会控制权的努力是由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里奇领导的，他代表了共和党中新出现的政治力量。它从里根时代的瓦解和1990年乔治·H.W.布什增加税收的政治危机中幸存了下来，跟精炼且流行的保守派思想一起形成。它无疑有更多的参与者，对克林顿的言词相当尖刻。对《圣经》地带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同情使它得到了愤愤不平的民主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那些支持更强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人和那些最初在1965年被林登·约翰逊的《投票权法案》疏远的人。121
然而，一方面金里奇保守派和基督教右派之间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它跟新保守主义派也有很大的不同。新保守主义派对美国的全球角色抱有野心，这超过了让克林顿退休，超过了让共和党人回到白宫，也超过了授权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议程。他们的目标是抓住20世纪90年代的战略真空所创造的政治空间来推进一个外交政策议程，一个寻求重建美国想象中的世界的实质部分的外交政策议程。
等待中的学说
这就是如果有人想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现在的方向，他就必须阅读1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新保守主义派所写的东西的原因。美国和它的海外盟国可能相信它们正在进行反恐战争。这确实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详细描述、现在严重影响了华盛顿的优先事项的新保守主义派学说的更大部分，和恐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取而代之地，它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确定无疑的潜在敌对力量的出现；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烦乱方向；伊拉克、塞尔维亚和朝鲜的侵略性独裁政治造成的持续威胁”；还有“日益增长的令人担忧的美国军事能力的下降”。122对伊拉克的提及成了跟今天的反恐战争的唯一联系。
这强调了我们的观点，那就是，在1号包厢反苏联时代形成并更新为主权国家之间为追求卓越地位而进行的典型斗争的一部分的新保守主义学说，是针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可疑模式。正如在第一章中所展示的，小布什总统一度把恐怖分子以及同他们的斗争描述成与主权国家之间的互相作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详细考虑的一点：新保守主义派让我们陷入的学说是否使美国脱离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轨道，还有它是否会实际上加剧对美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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