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派扩展至媒体和新教徒

第六章　新保守主义派扩展至媒体和新教徒

“软实力”，如约瑟夫·奈所解释的，是“使人们要你所要”。¹当新保守主义派利用20世纪90年代倡导在国外推行“硬实力”的时候，他们在国内通过与美国国家内部的其他政治力量建立关系，使尽浑身解数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我们上面讨论过新保守主义派的软实力战略与建立一个横跨大量智库和政策研究所的影子国防机构的关系，他们由此能够推动和传播他们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的智力选择。这些智库都有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出版政策报纸，向总统发公开信，主持华盛顿政要参加的会议和座谈会，这些政要以后大多都会成为高级政策制定者。

本章旨在揭示新保守主义派如何通过与新兴的有线电视新闻和政治谈话广播节目建立联系来寻求支持，其中最流行的方式跟国家电视网不一样，迎合了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听众群。这些给新保守主义派提供了在一种尽管总的来说自由的媒体环境里表达自己观点的好机会。同时我们还会看到他们怎样与新教社区内持同样观点的政治团体结成同盟的。

如果新保守主义派在伊拉克战争一事上以一种旨在主导政治话语的策略为基础的话，那么实施这种策略需要持赞同态度的新闻机构的配合，以便形成美国公众的总体意识中的战争报道。许多民意测验公司于2003年1月到9月间收集的信息表明，这一策略极为成功。我们可以从调查数据得出三个明显的结论：大多数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至少有一种根本就是错误的；公众持有的这些错误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这场冲突的普遍支持；这些错误印象大多源于某些媒体的宣传。²

新保守主义派和后冷战媒体

为了他们今天享有的影响，新保守主义派奋斗了很久。正如前面我们已论述的，在“9·11”之前他们就像一根卷紧的弹簧，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来把攻击转变为他们的参照框架。刚刚过去的10年是对新保守主义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他们努力地控制和改变他们相信已没有意义的全国辩论的方向。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交事务的兴趣减少。不但报纸上有关海外事件的报道少了，而且该主题在政治辩论中也越来越不显著了。1996年，只有7%的美国人有护照，而且一旦谈起国外的地方，就常与在青山绿水边的阳光地带发生的浪漫插曲有关。随着两极时代和苏联威胁的终结，外面的世界似乎只是被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在遥远地区发生的震动性政治和伦理崩溃所主导。备受赞誉的作家和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给了20世纪90年代一个副题——“当美国打盹时”。似乎没有理由不这么写。克林顿竞选总统时主要力量集中在经济和福利这样的国内问题上，（“是经济，傻瓜”）概括了一种回到美国人对国内事务的正常重视上的回归。虽然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在福利项目方面增加了开支并创纪录地实现了预算盈余，但他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未知的后冷战国际秩序领域游移不定。正如第三章所讨论过的，关于美国在这种新环境中的角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没得到解决。因此新保守主义派便努力抢占美国媒体和公共话语之内出现的观念和政治空间。但这并非单单通过他们思想的力量达到的。他们从媒体中的三种资源获得至关重要的帮助：有线电视新闻脱口秀，广播谈话，与保守的民粹主义——新教教会团体精心培养起来的同盟关系。

至少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政治谈话广播就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特色。虽然如此，但从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这类节目开始建立起一个非同寻常的听众群。³一些这样的节目与新出现的有线电视新闻节目相仿，它们开始提供一个新而有用的论坛给新保守主义派以便他们能够坚持其重造世界的思想。虽然不能一统意识形态，但这些渠道为保守派提供了一种对抗主要的大都市报、电视网以及公众支持的广播公司的制衡手段，这些媒体总体上被认为有自由主义倾向，长期以来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的新闻来源。因此，虽然保守派奋斗的大背景对他们很不利，但这些新出现的新闻方式允许他们显著地跻身于政策制定者和政治积极分子的圈子。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会（American Na tional Election Studies）的民意测验表明，政治谈话广播的听众认为自己40%是自由主义者，57%是保守主义者。他们一般“比不听该节目的人更了解公民学和当前事务”。⁴今天，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纽约邮报》《美国观察家》《国家评论》《纽约太阳报》《标准周刊》、清晰频道广播公司（Clear Channel radio）、福克斯新闻频道等这样的传媒机构确保了保守派有能力与大众传媒竞争。在苏联解体后的10年里，都归曾在众多场合给予新保守主义事业重要支持的传媒企业家鲁珀特·默多克所有的清晰频道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频道，变成了曾经并将继续很好地为新保守主义服务的保守主义媒体现象中的焦点。

美国媒体的变脸

在电视问世的最初几十年里，电视网由政府严格控制，而且它们本身也觉得有责任把优秀公民的品质和公共服务的上佳水准展现给观众。⁵主要的电视网都仿效由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BBCWorld Service）的广播节目所设立的高标准。尽管肯定有很多例外——和自由主义偏见的证据，但晚间新闻节目仍然力求客观报道像越南战争这样的事件，仅仅10年前它就会是远不可见的冲突。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电视新闻报道开始发生变化了。随着业内公司的合并与增加，电视变成了需要展现利润而不是公共信息服务的一种商业活动。这一重心的转移和终止了对广播公司的许多公共服务要求的20世纪80年代新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章，根本性地改变了电视业。⁶不仅如此，随着1980年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其他一些像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及福克斯新闻频道这样的有线电视网的创建，观众们突然间获得了一种新的维度。美国观众能够通过有线电视点播新闻——一个持续至今的现象。但是持续不断的电视公司合并企图在2003年9月遭到了参议院的反对，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来限制进一步的合并以免其破坏新闻中的多样性和地方观点。受到冲击的就有福克斯新闻频道。福克斯以收视率为驱动力，广受欢迎，处在一种新的观点新闻的前沿，所有这些将它置于这些发展的中心。

福克斯新闻频道建于1996年，拥有有线电视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在20世纪90年代，福克斯电视网的过人之处在于其对新闻形式的戏剧性改革。它的脱口秀节目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传统电视节目截然不同。福克斯新闻被设计成卖给收费电视用户的。收视率就是一切。正如福克斯的一位主持人所说的，“我如何知道我工作得好不好呢？……我看看我所主持的节目的收视率就知道了。”⁷因此，它的风格是信息性不很强，但机会性很强，而且经常是情感型的，并以提供娱乐为基础。它的主持人尽管过分好奇，但也好斗、好问，而且想表示鄙视或不赞成时从不犹豫。嘉宾的观点经常不如主持人和他的编辑人员的观点重要。这样的例子在其2003年10月第一周的节目里就能找到，当时遍布全国的美国公众、记者和政客都被一则新闻曝光所吸引，那就是当局把一名保密的中情局官员的名字泄漏给记者了。正被讨论的官员是约瑟夫·威尔逊大使的妻子，他曾对美国政府关于萨达姆·侯赛因已经从尼日尔获得其进行核项目所需的“黄饼”（核反应燃料重铀酸铵或重铀酸钠的俗称——译者注）的观点泼过冷水。虽然美国司法部意味深长地启动了一项正式调查并且随后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但是这一消息并未出现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网站的20大新闻上。福克斯与其他所有的新闻机构大不相同，因为公众最感兴趣的问题在它这里还不如学生的家庭作业水平和关于一支棒球队名字的案子来得重要。

对我们的讨论重要的是，当新保守主义派推行他们精心准备、设计用来将“反恐战争”合并成反伊拉克战争的政治话语的时候，媒体文化就像党派支持一样有价值。

福克斯的几位资深决策人卷入共和党的活动一事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该电视网是否在寻求一种把新闻环境改变成它所偏好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它是否有目的地寻求尽可能好地展示白宫的政策。这当然是“9·11”事件的影响，因为在此之后，福克斯不但提供新保守主义派对事件的解释，而且还在生活总体回归正常之后继续报道这种新闻达数月之久，好像危机还在继续一样。在许多美国人一度依赖电视提供信息和澄清事实时，福克斯暗示恐怖行动就在附近。⁸福克斯“恐怖警报”的发生频率怎么计算都不可能属实。此时美国人观看福克斯不光是看新闻报道，同时还要担心即将到来的灾难。这样它就演化成为一份电子小报，不断地使人们处于害怕、恐惧、愤怒和仇恨之中。福克斯的新闻报道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得与其他媒体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福克斯使人喘不过气来的过度发展与新保守主义派的“话语”齐头并进。

默多克和新保守主义派

默多克和新保守主义派在20世纪90年代走在了一起，这并不奇怪。默多克表明了他与以色列之间强烈的个人友谊和业务关系，而且他和许多新保守主义派一样通过支持以色列而在美国受到赞誉。纽约的美国犹太人大会在1982年选举默多克为“年度传媒人士”。而且，他在以色列上的立场足以迫使那些不遵照其认可线进行报道的记者辞职。一位前《伦敦时报》（London Times）的记者山姆·基利提供了一则明证。他因为在报道约旦河西岸的一起事件时与默多克不一致而辞职。基利说，“没有任何亲以色列的说客曾梦想到会拥有大到可以控制一家全国性大报的实力。”⁹

有了默多克的财政支持，现代新保守主义派的声音开始覆盖杂志、报纸和电视新闻网。¹⁰历经20世纪90年代之后，默多克帝国成长到包括福克斯广播网、福克斯电视台（包括20多家美国电视台和美国最大的电视台集团，覆盖美国40%的家庭电视）和福克斯新闻频道，并在其他美国及全球有线电视网（包括天空电视台、星球电视台和直接电视台）中占有多数股份，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福克斯儿童国际频道以及福克斯家庭频道都占有多数股份；它还拥有130多家报纸（包括《伦敦时报》和《纽约邮报》）、大约25家杂志（包括《标准周刊》和《电视指南》）以及哈泼柯林斯出版公司和里根图书公司。¹¹ 2003年3月31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申报了大约420亿美元的总资产和170亿美元的总收入。¹²结果是，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派的支持者，他通过美国媒体的棱镜投射并传播自己的观点，从而为新保守主义派的事业增加了一股决定性的力量。

从1995年《标准周刊》创刊之日起，威廉·克里斯托就一直担任它的编辑。如前几章所提到的那样，这是新保守主义派的旗舰出版物。它与新保守主义派为之撰稿的其他报刊不同，因为它完全是由新保守主义运动创造的。在一篇关于默多克和他的媒体帝国的长篇大论中，《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记者詹姆斯·法洛斯评论说，他“只找到默多克为公然的政治目的而利用自己的金钱和权力的一个例子：为《标准周刊》提供资金。”¹³正如《华盛顿邮报》的霍华德·库尔茨所指出的那样，《标准周刊》从创刊之日起就在赔本运行。该杂志最初的发行量为6万份，其中有不少是免费邮寄的，后来其发行量没有任何显著的增加。但是它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即为克里斯托和其他职员造势，让他们在福克斯和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中扮演“专家”的角色，《标准周刊》的撰稿人已经在这两家电视上得到认可。这些平台反过来允许新保守主义派通过在主要电视网的周日脱口秀节目中提供重要的观点来树立自己专家的形象。例如，戴维·布鲁克斯、克里斯托和珀尔经常以《标准周刊》的作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他们在华盛顿媒体和政治圈子里声名显赫。类似的人物还有沃尔福威茨、克劳特麦莫尔、卡根、弗莱德·巴恩斯和莫顿·康德拉克。

新保守主义派扩展至印刷媒体

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期间，克里斯托亲口这样讲过：“许多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人都支持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应该提一下他们，尤其是默多克本人。”¹⁴但是默多克从来就不是新保守主义在媒体界的唯一支持者。比如说第二章所提到的多个华盛顿智库接受保守主义基金组织的资助，例如布雷德利基金会、奥林基金会、斯凯夫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这些机构都为曾经很好地服务于新保守主义的保守主义印刷媒体提供财政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派所接纳的编辑横跨一系列的出版物，包括《纽约邮报》《新共和》《评论》《国家评论》《纽约太阳报》《美国观察家》《纽约客》《华盛顿时报》《华尔街日报》，当然还有《标准周刊》。

马克·格尔森指出，纽约的企业家也为新保守主义媒体提供了经济赞助。例如卡克斯顿公司的董事长布鲁斯·科夫纳和联合资本管理公司（A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的副董事长罗杰·赫尔托格。他俩都资助了《纽约太阳报》，并与马丁·佩雷茨共同拥有《新共和》。《新共和》在“9·11”之前的10年成为宣传新保守主义观点的另一个焦点。作为新保守主义的商界知识分子，科夫纳和赫尔托格都进了曼哈顿研究所的董事会(格尔森和克里斯托都是该研究所的董事)，并且都成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员（见哈根，《在纽约开花结果》）。

在20世纪90年代，因为有意气相投的强大支持者的支持，新保守主义派能够在美国的印刷媒体界出版越来越多的材料。《纽约邮报》变成了一个像约翰·波德霍雷茨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论坛，默多克特意把他从《标准周刊》调到《纽约邮报》来负责其社论版。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随着许多为保守主义出版物写作的人定期出现在由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和默多克帝国所主导的脱口秀节目中，保守主义媒体群也得到了发展。保守主义出版物《国家评论》的编辑里奇·劳里成为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著名人物，与他一样的人物还有该杂志的许多撰稿人，像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麦克尔·李迪恩，以及其他像戴维·弗拉姆、乔纳·戈德堡和约翰·波德霍雷茨这样的名流。《国家评论》的赞助者还支持其他像《美国观察家》《评论》和《新标准》（New Criterion）这样的一些保守主义出版物。

但是当说起这种与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众多媒体帝国的联系时，其重要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这些知识分子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公众形象的事实。这个讨论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当定义“9·11”事件和兜售一项新政策的时机到来时，媒体基础已经在支持其话语了。如果说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电视网传播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畅通无阻的话，那么美国的广播早就准备在电波中用保守主义一统天下了。

保守主义广播的首要作用

2003年3月，清晰频道广播公司在亚特兰大、克利夫兰和圣安东尼奥主办群众集会来支持美国政府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立场。会上充斥着乡村音乐和长号吹奏风格的爵士乐。据报道，每次与会人数近两万。这些集会被称为“为了美国的群众集会”，但这几起事件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国内记者蒂姆·琼斯指出，“当工会和特殊利益集团已经组织并主办群众集会已有了几十年历史的时候，一家受公众监督的大型广播公司的卷入在公众示威集会方面开辟了新的天地。”¹⁵一家受公众监督的广播公司卷入此类集会是非同寻常的。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格伦·罗宾逊说，“我不能说这违反了有关广播公司的哪一条规定，但这似乎是在制造新闻。”¹⁶这反映了保守主义广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在2002年5月的一次参议院委员会会议中，讨论的主题就是即将出台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这些规定将允许在印刷媒体界和广播媒体界发生合并，从而有效地放松对一个公司或个人能够拥有的媒体机构数目的控制。¹⁷默多克将会通过这些规定中的一个变化获益颇丰，使他能够购买更多的电视台。其网络将能够拥有占市场总数45%的电视台，之前这个数字是35%。当默多克因为涉嫌在媒体中有偏见而受到民主党参议员拜伦的质问时，他引用了一句福克斯新闻的口号说，“他的新闻机构一直在尽力做到公平和平衡。”这位参议员随后要求默多克解释一个事实：他的广播网每周有超过300小时国内联播的保守主义脱口秀节目，而自由主义脱口秀节目只有5个小时。¹⁸如果关于福克斯是还是不是保守主义观点的传声筒一事还有争论的话，那么广播脱口秀节目当然是保守主义观点的传声筒。正如埃里克·奥尔特曼在他的《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媒体？》（What Liberal Media？）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平常的嫌疑犯”也不会反驳保守主义脱口秀节目主导市场的事实，因为它的覆盖面实在是太广了。¹⁹没有形象高大的自由主义名人，自由主义脱口秀节目的有限数量让保守主义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和他们的观点成了大多数。较有名的保守主义主持人包括：肖恩·哈尼提、唐·伊马斯、劳拉·英格拉哈姆、G.戈登·里迪、拉什·林博、奥利弗·诺尔斯、劳拉·斯莱辛格和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不胜枚举。²⁰这并没有违法，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正如前国会议员、现任清晰频道主管的J.C.华兹所说，“连狗都不吃”自由主义者提供的“狗食”。²¹脱口秀广播节目背后的强大党派力量在“9·11”之后支持新保守主义话语的媒体基础中是另一个重要支撑。

以广播节目中的最大市场份额，拉什·林博已经成为保守主义广播脱口秀节目的领头羊。据报道，他所主持的节目拥有1500万~2000万听众，而播送他节目的电台多达650家。²²即使在获悉他吸毒之后，听众们仍对他不离不弃。他赞成把党派间的直接对话和蓝领阶层公认的真理结合起来，从而为他在媒体界赢得了尊重，使他自己成为强有力的保守主义声音。他已成为白宫的座上宾，并在一次总统国情咨文演讲中有幸坐在芭芭拉·布什的身边。林博是继纽特·金里奇之后因为在1994年帮助共和党人夺回众议院而获得殊荣的人。2001年10月，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里奇的前任秘书、现任《华盛顿时报》社论版编辑的托尼·布兰克利说：

拉什是继纽特之后确保在民主党统治众议院40年后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最为重要的人。拉什那有力的声音不仅对于赢得1994年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于在接下来的三个选举周期中掌握众议院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几乎所有的媒体机构都忽视或歪曲了我们更新的信息时，是拉什把信息传播（而且经常是改进）到心脏地带。拉什在哪里领头，哪里就有脱口秀广播节目的其他声音跟上来。²³

拉什·林博的广播对于乔治·布什当选为总统也有重大影响。他是一名影响很大的传播信息的保守主义分子。林博被认为在2000年的总统初选中以反对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而大力支持了布什。麦凯恩的一个支持者威廉·克里斯托是这样说林博的：“他帮助树立了这样的正统保守主义立场，即麦凯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布什是好样的。如果你是保守主义者的话，你很难凭借直觉就很明显地感受到以上任何一点。”²⁴布兰克利这样总结林博在布什赢得2000年总统大选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考虑到大选结果的接近程度，要不是有林博的广播，我们现在就由阿尔·戈尔总统领导了。”²⁵如同E.J.迪翁在《华盛顿邮报》上对于林博所指出的：

林博新近受到的尊重肯定是保守主义脱口秀节目网现在不惜血本向主流媒体灌输的内容，就像福克斯新闻频道不愿道歉的保守主义正在影响其他有线电视网的节目制作一样。当有线电视稳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闻来源时，向右翼的转变就发生了。²⁶

清晰频道在美国所拥有的广播电台数目已经有了显著增长。1995年它只有45家广播电台，而现在却超过了1200家，宣称在全国有1.1亿听众——在所有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它们的增长是和199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法规改变了有关所有权的规定（《电信法案》）同时发生的，这使得该公司迅速扩张。

清晰频道还拥有美国西班牙语广播电台的领头羊西班牙广播公司（HBC）26%的股权——也是最大的股权。像福克斯新闻频道一样，清晰频道希望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能放松对于媒体所有权的规定，以便它能够把西班牙广播公司与联合视角传媒公司（Univision Communica tions）合并。后者是美国西班牙语电视、电讯和音乐市场的领头羊。这笔24亿美元的交易将会造就一家新的公司——一家将会有效地控制“美国几乎70%的西班牙语广告收入”²⁷的公司。如果合并继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对于进一步宣传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大有裨益。跟福克斯新闻频道不同的是，清晰频道公开承认自己的保守主义倾向，承认自己支持政府，这都是为了讨好说西班牙语的选民以换取他们的选票。清晰频道除了在广播电台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以外，还拥有大约75万户外广告展示平台，这其中包括广告牌和全世界运输线上的镶板。根据他们的网站，“甚至没有别的人能够在数目方面走出与我们匹敌的第一步”。这使得他们能够“影响到半数以上的美国人和超过75%的操西班牙语的美国人”。清晰频道说，这不仅仅是一种巨大的影响，而且是“巨大的势力”。清晰频道同时还拥有39家电视台。²⁸

为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基础设施以便在“9·11”之后的这段时期内支持政府的目标，清晰频道加入了其他一些与其具有相似意向的组织。新保守主义派为了实现他们所有的目标而不惜对电台谈话节目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因为他们既有保守主义的名人做主持人又有大量的电台来把自己的设想和近乎剥夺人权的政策向全国播出。

公众的误解、美国的媒体和伊拉克战争

如同下一章将会解释的，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是通过使美国人认识到在“9·11”和伊拉克之间有一种未被证明的联系的论证策略和论证实践建立起来的。²⁹经验证据表明，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机构起了根本性的作用。从2003年1月到9月，两家民意调查网联合进行了七次不同的民意测验来分析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了解。分析数据表明，在战争的准备阶段和战后阶段大部分美国公众都持有大量的误解，这些误解在产生和维系对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的支持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相当数量的美国选民相信伊拉克直接卷入了“9·11”恐怖袭击；相信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有瓜葛；相信战后真的在伊拉克发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信伊拉克在战争中确实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信世界舆论总体上是支持美国发动战争的。民意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些数据是从几家媒体描述事件的方式中得来的。通过对随机选定的全国约10 000人实施调查进行的七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这些误解并非源于人们对几家特定新闻网的漠不关心，而是源于对它们的强烈关注。

对这些被调查者的分析说明，发生误解的频率随着被调查者的首选新闻来源的变化而显著变化，比如那些主要看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人就比那些不大看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人更可能有这些误解。在测验产生三种具体错误印象（已经发现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瓜葛的证据；已经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舆论支持美国发动战争）的频率时，结果显示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观众是最有可能持上述观点的，而且他们同时有着所有这三种错误印象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之多。然而，在美国公共广播服务网（PBS）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听众中，一直有大多数人不持这三种错误印象中的任何一种。约80%的福克斯观众和71%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观众持有这三种错误印象中的一种或更多，而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观众中，这个百分比都是55%。虽然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观众中同时持这三种错误印象的百分比分别为13%和12%，但在福克斯的观众中同时持这三种错误印象的百分比达到了45%。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观众中都有45%的人不持这三种错误印象中的任何一种，而在福克斯的观众中没有这三种错误印象的人数仅为20%。

毫无疑问，这些数据对于讨论新保守主义派如何能够影响人们做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决定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它们卓有成效地为形成一个美国人支持参战决定的平台出了力；第二，福克斯在美国的收视率不断提高。

有个需要指出的重要问题是，这些因新闻来源不同而导致的误解程度不同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政治偏好和个性。当然，观众的确反映了包括社会经济、种族、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党派偏好在内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不同。但是考查某个具体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例如政治面貌方面）群体内的误解，对民意调查的研究揭示了在不同的人群中产生不同水平的误解一直都是随着新闻来源的变化而变化的。换一种说法就是，虽然误解的程度在有限的范围内因政治立场而异，但是在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群体内，误解的程度还是主要取决于新闻来源。

在观察公众对国际事件的理解时，人们会很自然地假定对外交政策的误解是因为没有关注新闻，经常关注新闻的人误解会较少。但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民意测验的数据清楚地证实了观众越是关注该新闻网就越容易产生严重误解，比如已经证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啦，萨达姆·侯赛因与“9·11”事件有关啦。越是经常观看福克斯新闻频道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人就越是容易误解并支持伊拉克战争，这生动地批评了这些电视网对于提供客观信息的关注是多么的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资深记者的评论泄露了这个游戏的天机，“报道战争很伟大，因为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完全真实的经历……但我总是走在被施了魔法的森林里。”³⁰

打造一间深入美国媒体的回音室

就在轰炸阿富汗之前不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军官告诉《华盛顿邮报》，“这是一场你能想象得出来的信息最密集的战争……对于许多事情我们不能说实话。”³¹不管怎么说，他所说的话里都有些真实的东西。从战争的早期阶段开始，美国政府似乎就在急切地兜售一项对于媒体的依赖程度和其对于政府官员的官方发言的依赖程度是一样大的政策。在为给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打好基础而发动的一场口水战中，媒体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媒体机构对于成功地形成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所给予的支持极为重要。他们夸大了美国政府的论证依据，广泛地推行公开的新保守主义政策议程。除了展示新保守主义政策的目标之外，这一过程还产生了降低并排斥了来自其他政策团体的反对声音的效果。实际上，它已经创建了一间回音室，在这间回音室里，美国政府的依据在初级环境和次级环境里得到重复和保持，这样一来，舆论就形成了，并随后通过无休止地重复新保守主义主题而得到加强。

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电视和有线电视网、美国脱口秀广播节目以及因特网网站仅在其后的几天和几周内就运作成一个广泛的媒体联合体。福克斯新闻频道在介绍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纽特·金里奇这样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权威人士时，还一并介绍了他们的理论——西方世界现在如何与伊斯兰世界有效地作战，萨达姆·侯赛因如何极有可能卷入了“9·11”恐怖袭击，以及他如何必须被赶下台。当新保守主义派似乎从各个方向冒出来解释和定义这一历史时刻时，这类分析成为横跨各个网络的标准模式。数目众多的保守主义电台和电视台立刻开始不断地炒作他们主张侵略的花言巧语，以期围绕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需要达成全国一致。就如美国政府定义的反恐战争的抽象论述一样，美国公众忍受了无穷无尽、众多保守派主办的公共辩论论坛充斥的口号，如“针对美国的战争”“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脱口秀广播节目甚至走得更远，呼吁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采取总的暴力行动，甚至是核打击和全球战争。它们变得超戏剧化，整天播放爱国战争音乐成了它们的特色。此时新保守主义派和他们的盟友就能够把他们的观点灌输到电视网和广播节目中去了，他们当然这么做了。³²

因此，等到政府内部的演讲撰稿人和新保守主义官员开始构建不切实际的论述时，任务的一半实际上已经由大量美国媒体通过势不可挡的蛊惑性报道完成了。正如一位有经验的有线新闻网记者所说的，“我的电视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胁迫。”³³恐怖袭击后的这段时期见证了这种回音室的效果是如何变得更具侵略性的，因为在电视和脱口秀广播节目中首次展示的观点在家人和朋友之间的谈话中被重复，于是乎这些观点被接受为有效的甚至是传统的智慧。这一过程对于国内政策辩论有着不易察觉的负面作用，而国内政策辩论对于公众关心和了解国际事务至关重要。有关国际事务的准确公众信息和发布这些信息的政策对在为形成合理决定而进行的对话中制造紧张至为重要，在这种意义上，上面所描述的这种回音室使得民主管理的一个基本方面不起作用了。这种媒体环境在把一场恐怖袭击变成论证赶萨达姆·侯赛因下台的正当性的过程中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新保守主义派和基督教保守派

如果说“9·11”之后的新保守主义媒体话语对此事件提供了二元对立的解释（把它说成是善恶之间天启的较量）的话，那么在国内基督教保守团体那里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和对他们的支持。像杰里·法尔维尔和基督教广播网的总裁帕特·罗伯逊这样的一些广播评论员也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类似救世主所做的解释。法尔维尔和罗伯逊都同意其他保守派的观点，认为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美国自由主义者已经为这一事件的发生铺好了路。当基督教媒体界的人士认为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和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的行为已经触怒了上帝时，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评论员暗示那是由于克林顿在安全方面的失误而造成的。³⁴但这绝不是新保守主义和基督教保守派的初次结合。

如第一代新保守主义派彼得·伯杰指出的，除了稍微不同的理由之外，宗教右翼分子经常发现自己和新保守主义派在同一战壕里作战。就像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反对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反主流文化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一样，新教徒们也认为美国重要的价值观正面临文化革命。它们都很看重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都把一个变得日渐世俗的社会看做是对这种作用的威胁。基督教保守团体的一个早期战场变成了教育。当反主流文化的影响波及公立中小学校时，宗教右翼分子开始忙于针对课程和课本的政治战争。几年之后，他们就像新保守主义派一样又一次强烈地反对卡特总统。当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卡特宣布自己“获得了新生”时，新教徒们对他担任总统是寄予厚望的。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卡特没有实践这些期望，任何来自宗教右翼分子的正面支持很快就变质了。1980年，“白宫家庭大会”见证了新教徒对民主党总统不再抱任何幻想。为了适应变化的文化所带来的所谓选择性生活方式，会议的名字曾经在一阵现在称为“政治正确性”的风气中改成了“白宫关于家庭的大会”。宗教右翼分子立马做出反应，他们赞助多家支持家庭的网络和政治组织来煽情。³⁵

周而复始的希望与失望成为了新教徒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主流政治之间的关系的主要特色，而这在里根1980年入主白宫之后又一次把基督教保守派和新保守主义派放到了一起，他们都不再对里根抱任何幻想。和新保守主义派类似的是，新教徒们也曾在法尔维尔这样的基督教保守派的指导下对里根参加1980年大选进行了动员和支持。新保守主义派和宗教右翼分子都曾被里根竞选时听似坚决的花言巧语所诱惑。当他随后软化了一些早期外交政策的立场和声明并且缓和了他的处事方法时，他让许多新保守主义派失望了。无独有偶，他还改变了自己早期在堕胎、在校祈祷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而这些问题都是新教徒们心里所非常关心的。新保守主义和宗教右翼分子再一次在观点上出现了共同点。³⁶

如前面提到的，新教徒的失望情绪激励了他们进行政治方面新的努力并且提高了组织的水平，这在1988年帕特·罗伯逊参加总统大选时达到了顶峰。这一事件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新教徒们放弃了基督教道德观里隐含不应该结党参政的传统理念。这表示他们承认民主党在“文化战争”中毫无作用，而且在捍卫基督教右翼价值观的战斗中决不可靠。因此，这次运动决心通过与共和党建立密切的政治联系来表现自己的影响力。新保守主义和宗教右翼都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共和党的重要力量出现。在天才政治战略家拉尔夫·里德的领导下，罗伯逊的基督教联盟在1990年和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跟新保守主义一样，宗教右翼变成媒体中批评克林顿政府的一股强大力量。因此可能被注意到的是，尽管新保守主义和新教政治运动的出发点很不一样，但他们在卡特和里根执政期间都同样经历了一些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且等到克林顿执政时，他们的发展路径已经在趋向于基本上平行，也就是都对一个日渐世俗的社会和政治阶层对此置若罔闻的态度心怀不满。³⁷

在其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代的支持下，新保守主义把与新教团体的联系扩展到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领域。新美国世纪计划与加里·鲍尔这样的社会保守派建立了联系。像授权美国和保卫民主基金会（FDOD）这样的基督教保守团体也开始支持新保守主义派在海外推行保守主义的国际主义的野心。前教育部部长、新美国世纪计划原则声明的共同签署者威廉·贝内特就帮忙为新保守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牵线搭桥。和杰克·肯普一起，贝内特在1999年成立了企图用来鼓励保守主义道德价值观的保守主义政策团体授权美国。克里斯托和贝内特也与基督教合法社会的执行主席鲍尔、基督教联盟的主席塞谬尔·凯西、宗教自由联盟的主席罗伯特·库姆斯及威廉·默里这些反对堕胎的领袖们合作，他们针对像克隆人这样的一些问题发公开信给白宫，同时要求国会通过禁止克隆人和堕胎的法规。“9·11”之后，授权美国和保卫民主基金会帮忙把政府的信息传达给媒体。像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他长期以来都对宗教事务感兴趣，并在此方面著述颇丰）这样的新保守主义派人物也帮助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派和基督教新教徒们增进联系，有时他也向宗教团体提议一些重要问题，如性交易和艾滋病。³⁸

来自保守的宗教界媒体人物及其媒体机构的支持为新保守主义话语提供了动力。一个基督教基要主义团体在2002年所做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69%的保守基督教教徒赞成对巴格达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数字大约比美国成年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³⁹“9·11”之后，新保守主义派和新教徒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变得更为明显。罗伯逊现在可以和李迪恩这样的人一道引用《可兰经》里的话来证明伊斯兰教“不是一个和平的宗教”。⁴⁰罗伯逊还引用了632年发生的事件来证明发动一场针对那些没有伊斯兰传统的人的永久性圣战是伊斯兰教的内在要求。通过宣称美国已经和来自中东的狂热恐怖分子打了30年的仗，他现在可以直接把恐怖主义和给予以色列更大支持的要求联系起来。跟李迪恩和其他的一些新保守主义派一样，罗伯逊倡导支持中东地区的民主反对派，并把伊拉克说成“一个恐怖之源，而且是拥有生物武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致命的恐怖之源”。⁴¹比利·格雷厄姆的儿子、“撒玛利亚人的钱包”（Samaritan’s Purse，一个基督教救助组织）的领导人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和他简直是用一个鼻孔出气。他们都与丹尼尔·派普斯和迈克尔·李迪恩这样的新保守主义人物一样，帮助在美国的主流电视和印刷媒体上形成一种更加仇视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评论环境。

与仇视伊斯兰教相对应，以新教徒把以色列当做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地的观点为基础的出于《圣经》的考虑推动了对以色列的总体支持，尤其是对利库德集团的支持。随着戴维营和平倡议失败之后中东紧张形势的加剧，拉尔夫·里德与拉比·耶切尔·埃克斯坦一道建立了名为“支持以色列”（Stand for Israel）的组织，设计用它来动员基层基督教社团对以色列国及后来对反恐战争的政治支持。这个团体出自1983年以来就一直是增进基督教新教徒和美国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的中心论坛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国际伙伴（IFCJ）。“9·11”之后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支持以色列的最重要原因时，56%的基督教新教徒都提到了它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盟友。新保守主义派丹尼尔·派普斯在2003年7月曾这样说过，“有些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华盛顿采取了与欧洲各国不同的政策？目前答案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基督教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者的影响有关。”⁴²

就这样，新保守主义派建立了一系列媒体机构和国内论坛，使他们能够巩固他们向许多美国公众的代言人所做的政策解释。有线电视网、保守主义脱口秀广播节目和保守主义印刷媒体都适时地通过把人们淹没在新保守主义派创造的话语现实里来将这场抽象战争带进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哲学中。新保守主义派，无论身处政府内外，都在“9·11”之前嵌入了这个环境，而且后来还受益于此。这是他们向大批美国人民表现自己观点的武器。这是综合流行的、后来证明对向萨达姆·侯赛因开战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倾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