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国：理解与反理解
为了恰当地了解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被孤立的状况，本章将追溯当今社会反美主义的根源。认识到这个综合征的复杂性，我们强调，目前对美国政策的非议虽然部分是由现政府特有的先发制人政策引起，但其根源在美国200年的经历中，在此经历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军事的发展及哲学特点已使美国的全球观念在某些重要方面与美国人认识自己的方式完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者将会发现本章和前几章截然不同。
在承认美国理想和文化的影响及吸引力的同时，它也为欧洲和英国的反美主义的性质及其演变提供了额外的历史观点，以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当今发生的事情。它利用所选的历史事件和当前的一些材料从几方面阐释了这一现象，旨在给读者提供一些轶闻趣事，使他们逐渐理解何为当今国际政治环境中的重要因素。
本章认为，新保守主义派当前奉行先发制人、拒绝接受法律、环境以及安全等方面的国际共识的政策，以一种不明智的方式加剧了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精英人士对美国社会持有的某些非议。笔者们注意到，这些曾经属于知识精英和社会名流范畴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许多国家形成了一批本国的看法，这些看法限制了盟国政府和其他人的支持，造成批评界反对美国在一系列国际背景中的先发制人政策。
“欧洲和这儿抱怨的精英越多，支持布什的士兵将越多。”
——理查德·珀尔，2003年2月13日于纽约市1
这是新保守主义派对国际舆论的典型回应。正如他们拒绝接受美国民众的异议一样，新保守主义派对外部意见不予理会，除非他们盲目地赞同他们的观点。事实上，他们顽固地从外国的反对意见中汲取力量。因此，本章是为那些认识到或未能全面认识到这一现象的读者所写的，他们意识到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态度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新保守主义派不同，他们认为对于国家利益而言，这没有必要也不会受到欢迎或得到任何支持。
对事物被动的厌恶使美国人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接受新保守主义派的观点。它形成于早期的美国殖民地时期，当时自命不凡的“美国主义”第一次在古老欧洲陈腐的上流社会刮起一阵清新的风。如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诸如“掠夺者”“无赖国家”等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词。2法国人把美国描绘成“超大国”（hyperpower），甚至和我们关系友好的英国人也多次举行会议焦虑地、激烈地讨论“忍受超强国（Megapower）”这一问题。3尽管这些词听起来非常刺耳，但我们都知道它们源于一个传统，其范围从牛津、剑桥“贵宾席”上对美国客气的、充满怀疑的势利话到城郊墙上的涂鸦“美国佬滚回去”。它们也许很好地像影响美国一样影响其使用者（他们常是试图抵消其国家的衰败状况的欧洲人）。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雷韦维尔注意到，“如果你根除了反美主义，那么今天的法国政治思潮，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都将荡然无存。”4包括布什政府在内的前后几届政府总是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旨在削弱这些负面形象的“公众外交”之中。中央情报局甚至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20世纪50年代，它为立足于伦敦的《撞击》（Encounter）杂志提供了秘密资金，而欧文·克里斯托就是这个杂志的首任主编，他那时只能算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而非后来的新保守主义派巨头。回想起来，这样的一些努力几乎没有什么效果。把使中央情报局脱离这类媒体计划的道德问题搁在一边，如果情况正常，它们有限的作用也不过是引起人们一丁点儿的关注而已。
然而，如今的形势并不正常。一个关键的转变是，冷战的结束使大多数西欧人慢慢淡忘了他们持续的繁荣和稳定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履行对欧洲的承诺的结果。冷战时期，美国的文化表现、管理专长和投资广受欢迎，被认为是不断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的基本要素。对美国公平竞争、遵守规则的政府及理想主义的期望很高，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期望太高了，以至于设立了一个不现实的标准。因此，当知识界和政界的精英认为美国没能履行它的承诺时，他们迅速转而抱怨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些诸如关于“潘兴”弹道导弹的争议的小冲突和罗纳德·里根有关“有限核战争”及“把苏联作为邪恶的化身使它从历史书中消失”的言论使欧洲人变得越来越失望。5美国人非常认真地忍受那些失望：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芭芭拉·博登霍恩博士还能清楚地记得高中时读过的《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一书以及该书所引起的普遍关注。她补充道：“我想，今天会有很多美国人不接受它。”
不过，对冷战和来自苏联的威胁感到恐惧的现实形成了西欧看待美国的方式。反美主义被“反苏联主义”、“反共产主义”和来自东欧苏联卫星国的近在咫尺的威胁所淡化。当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及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丑闻时，欧洲开始对美国及其全球角色产生怀疑。但总的来说，在欧洲民众心中，美国文化、美国人及美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巨大吸引力仍占有优势。反美主义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它不过是欧洲精英发泄情绪的渠道，他们知道，在最终的分析中，苏联威胁是唯一的对抗目标。特别是在原联邦德国，1957年以来的历次民意测验表明，对美国持负面观点的人从未超过25%——它部分归功于美国军队的存在。6而且，尽管从1954年到1979年原联邦德国人中相当强硬的少数派怀疑美国的领导才能，并且不赞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过度”影响力，作为一个整体，公众舆论并不想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疏远美国。1954年，约62%的被调查者赞成与美国保持友好，而只有10%的人倾向苏联。同样，在1979年，被调查者中有约63%的人喜欢美国，而只有12%的人支持苏联。7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对美国的失望开始使其在欧洲的支持率下滑。
在法国，人们对美国的态度也基本相同，其在冷战期间进行的民意测验反映人们不断上升的亲美情绪。尽管这不是绝大多数，但这些态度要比反美情绪强烈得多。如在1984年11月美国大选前夕，44%的被调查者表达了他们的亲美情绪，而只有15%的人声称自己是反美者。8
进入单极时代
2000年，新保守主义派强调将“单极时刻”变成“单极时代”，在这个时代，与盟国的关系从属于美国的政策重点。在与美国患难与共的承诺大部分消失后，这种言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断涌现。9与新保守主义派联系密切的弗吉尼亚大学詹姆斯·W.凯撒教授最近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根据反美主义最新的观点，由于美国的与众不同，在大西洋两岸没有利益共同体。”10从美国的角度看欧洲，凯撒的新保守主义派同事罗伯特·卡根支持美国和欧洲的价值观正在分化的论点，并用“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这句话来纪念这一变化。11随后，他警告说：“相互对立预示了跨大西洋共同体两岸关系的削弱。”12结果是，当加强大西洋共同体的联系变得十分重要时，主要的新保守主义派已暗示，他们对欧洲已丧失信心。一些人主张，我们应该回顾一下美国对一个更加密切协作的欧洲所做的50年承诺。13在国际法作用的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就是众多此类例子中的一个。在阐明一个极其狭隘的主权观点时，新保守主义派不是把国际法视为在全球范围内整理最佳美国惯例的手段，而是把它置于“其他国家企图限制美国的背景”中。14
他们的这种态度激发并加剧了反美人士，特别是欧洲精英的不满。正如下面“民意测验的数据”一节所写的那样，如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所有的变化都向负面发展。反美主义已不仅仅只是失意的外国官员们发泄情绪的途径。没有共同的来自苏联的威胁，深藏于美国及其盟国和盟友间的潜在危险变得越来越大。现在，美国面临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全球性议程：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威胁，世界经济和环境的脆弱，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以及来自“无赖国家”的威胁。为了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成功，哪怕只有一点点，美国可能也需要最密切的国际合作——不仅仅来自美国能用恐吓或贿赂手段迫使其合作的小国。几乎所有的反恐专家都认为，来自友好的外国机构的情报是成功的生命线。几乎所有的美国行政部门都肯定，对美国总体的未来来说，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对美国投资的友好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能证实，亚洲和欧洲庞大的外汇储备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从美元兑换成欧元，都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持续和负面的长期影响。
目前，当新保守主义派认为保持美国领导地位的主要手段是“保持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时，他们对国际舆论的漠视尤为致命。15它冒着把普通的反美主义变成更加阴险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称为“反对美国主义”的激进主义现象的风险。这里我们指的是一个国际社会中有影响的其他成员积极设法阻挠美国目标实现的运动。这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示呢？尽管它反映了各种不同的动机，但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有一些反对美国主义的标记。在讨论伊拉克问题的进程中美/英提案在联合国安理会遭到德国、俄罗斯尤其是法国的坚决反对是反对美国主义的另一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巴西和德国政府要求他们的联邦机构把计算机从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变为其他公开源代码的操作系统。16如果这些例子和其他形式的反对行为是为保护他们自己的话，那么这将表明从半个世纪前对美国开放以来的一个急剧变化。为了外交、商业、教育、文化和旅游等各种不同的目的，这都是一笔无价的资产。新保守主义派不仅应该为反对美国主义的出现负责，而且他们已强加给国家的好战政策、他们的对抗手段（如我们已提到的，这是他们在贸易中的支柱）以及他们极具侵略性、以美国为中心的衡量标准使美国处于危险的边缘。假如美国的商人发现他们的产品更难卖出去，假如美国的谈判代表发现协议更难达成，假如美国的电影明星和运动员发现他们受到冷遇，假如美国的旅游者发现如今他们在海外无法得到热忱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应“归功于”新保守主义派。
民意测验的数据
如今，大多数美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美国在国际上，甚至在英国常常受到的怀疑。有一些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根据美国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01年8月——“9·11”袭击事件和“布什学说”发表之前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被调查者“极不赞成（布什）对国际局势的处理”。超过70%的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小布什总统“所做的决定完全基于美国的利益，与前几任总统比较而言，他对欧洲的理解甚少”。17
然而，随着“9·11”事件的发生，这种状况明显地改变了。“9·11”事件为阿富汗战争在穆斯林世界以外带来了大量的同情和明确的支持（英国73%，法国64%，德国61%）。18这是个不寻常的时刻，它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与世界范围内的非穆斯林国家加强关系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但是，这一机会在2002年2月随着国情咨文中“邪恶轴心”的出台而消失了。19在新保守主义派内部，“邪恶轴心”作为一个基于军事、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的新美国政策而备受称赞。总的看来，这些事件在欧洲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有力地破坏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精心呵护的盟国关系，哪怕只是暂时的。
在名为“2002年世界在想什么？”的调查中，美国佩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
对美国的态度在世界各地差异很大。负面意见在中东地区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美国最大的受援国之一的约旦占75%；在埃及和巴基斯坦为65%，其中有50%的人“强烈反对”），但这并不只局限于这些国家。2002年，8个拉美国家中有7个对美国持正面意见的人呈下降趋势，其中在两个最大的国家趋于负面：只有刚刚一半的巴西人对美国持友好态度，而在阿根廷这一比例从2000年的50%下降到如今的34%。20
在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土耳其，公众对美国的认识在过去的几年中急剧下降。1999年，大多数土耳其人对美国怀有好感，但现如今10个人中只有3个仍持这种态度。反对美国的声音十分强烈：42%的土耳其人非常厌恶美国。在黎巴嫩，这种情况也很明显，59%的人对美国没有好感。21
在西欧，尽管美国的形象在过去的两年中不断衰落，但是在其最亲密的盟国中大多仍保持正面。在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10个人中至少有7个（英国75%，加拿大72%，意大利70%）仍对美国持有好感；而在法国和德国，持相同态度的人10个中差不多有6个（法国63%，德国61%）。然而，在这些国家中，对美国有强烈正面感觉的人相对较少，而且美国在西欧的4个主要盟国中，有3个国家的人对美国的支持在减少（不支持美国的人在英国占16%，意大利23%，法国34%，德国35%）。
民意调查显示，从2000年以来6个东欧国家中有4个国家其支持美国的人在不断减少（不喜欢美国的人在乌克兰占19%，波兰11%，保加利亚18%，捷克27%，俄罗斯33%）。
在亚洲，美国在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长期以来的盟国受到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尽管韩国和美国有密切的军事和经济联系，但韩国人对美国却持相当怀疑的态度。10个韩国人中超过4个（44%）对美国没有好感。
在2003年，这些趋势仍在继续。在波兰和爱尔兰这两个和美国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尽管对美国持反对意见的人的比例不再上升，但对其有好感的人却在迅速减少。在印度尼西亚这个穆斯林国家，其民意测验的结果也许最具有戏剧性。5年前，90%的被调查者对美国有正面感觉；而在2003年，90%为负面意见。
说到欧洲的态度，2003年6月的民意测验表明了他们特别希望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他们认为，欧洲和英国已变得过度依赖难以预料的华盛顿，而且美国人“在精神上支持或反对我们”给友好的盟国政府平衡其难以驾驭的国内政治，更不必提复杂的国际环境，增加了无法承受的负担。22在2003年11月小布什总统访问英国前夕，美国佩尤研究中心为欧洲委员会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人把美国和朝鲜同样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23
根据美国佩尤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如今美国的国际认可日渐衰落。通过简单阐述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与美国的不和谐关系以及这些历史遗迹和结论如何体现在反美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本章将向大家客观真实地阐释这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对于那些更关注当前跨大西洋事务的读者而言，这种回顾历史的做法似乎有点儿不着边际。但我们这样做是有目的的。通过涉足这种历史环境，我们将触及常被用来反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争论，旨在给读者提供一个多维风格，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在其中培养了他们与这个新生国家的差别。显然，他们对待美国及“美国观”的种种不同态度依然交融存在着，常常揭示了强烈的爱/恨情绪，其中美国人的自由和乐观主义与对美国人的顺从和狭的鄙视相冲突。我们将转向讨论新保守主义政策对美国海外形象的影响，展示这些政策是如何塑造出今日的反美主义的，特别是在欧洲的决策精英中间。我们阐述一种非同寻常的美国人批评美国现象，这种现象已为欧洲人所接纳并成为欧洲反美言论的标准部分。为了能简单、生动、形象地描述一下当前的形势，我们将提及具有代表性的麦当劳事件。在本章结尾处，我们将看一看反美主义的代价，而在这当中英国人到底付出了多少呢？未来又将怎样？
什么是美国主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反美主义的特征和规模，首先看一下该现象的基础美国主义可能是值得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出现了很多有关美国主义这一提法的讨论，即：它是什么？它如何把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在美国那是一个极度活跃的时代。威尔逊政府忙于为战争的结束和接下来的国际调停做安排。当人们从欧洲战场返回家园时，当美国意识到它已在塑造未来中所扮演的角色时，美国人深思了两个日益连贯的问题：他们是谁？什么把他们和欧洲人区分开来？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因于他们在国外生活和战斗的经历，归因于对另一种文化的了解，归因于可能堕入情网的方式，以及当然的对大而多样、美国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世界的认识。捕捉到这种觉醒意识的是戴维·希尔，他在1918年出版了《何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What Is It？）一书。尽管他的这本书仍不为大家所熟知，但他的话仍字字如金：
在美国，我们形成了关于人类价值的新评价，它使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我们很早以前就放弃了许多欧洲人仍十分珍视的东西。如果我们经历了世袭统治者的王朝，如果我们有一个国教，如果我们养成了一种放弃自己并在危急时刻把灵魂和肉体献给国家的习惯并世代相传，如果我们被强大的敌人包围，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发生在欧洲的很多如今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合情理、近乎疯狂的事情……有时我们忘记了我们最早的传统……是对所有这些进行公开的、英勇的、浴血的反抗。24
对希尔来说，美国主义是一种理念：
美国主义是在美国政治思想中最有创意的、最与众不同的东西，它是最典型的美国精神和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它从每个人都有其内在价值的理念开始……每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什么，而在于他是谁，并且绝大部分在于他可能变成什么。他的能力和成就可能使他成为任何人。25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过：“美国主义意味着勇敢、公正、真诚和力量的美德——造就美国的美德。”26为了进一步定义“美国主义”这一术语，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克罗卡特说：“美国主义可以被更好地解释为国家主义的一种表达，它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拥有的美国形象以及他们源于该形象的对美国的期望的双重产物。”27
非美国主义的提法
与美国主义相关的是非美国主义的提法。克罗卡特将非美国主义定义为“异端邪说的一种形式……非美国主义就是对美国主义某些基本要素进行抨击”。他还说：“非美国主义和反美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的区别是前者通常适用于美国人，而后者尽管不排除其他人，但一般指非美国人。”28非美国主义这一概念有些含糊不清，它在麦卡锡时代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以发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中可能藏有的共产主义密探时达到高潮，当时它指的是对作为美国政治文化核心的理念的拒绝。与反美主义不同，这一概念与批判美国没有联系，它缺乏前者所具有的活力。
戴维·斯特劳斯就反美主义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对美国政策的尖锐批评经常导致国外爆发反对美国势力象征的暴力示威游行”。他补充道，反美主义可能是“一种基于与亲美分子的立场背道而驰的设想和原则的一种哲学、意识形态或制度框架”。29
反美主义并非只是一种出现在国外的现象。虽然在国家如何发挥其最大潜力这一问题上爱国公民中经常存在强烈的合法分歧，但一些人为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指责美国负责，它反映了一个截然不同但来源相同的传统。例如在“9·11”后，被保罗·霍兰德教授称为“普通嫌疑犯”之一的诺姆·乔姆斯基论证了自发的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激进主义，用这一事件就美国的政治进程和全球角色的性质提出了一系列的抱怨。乔姆斯基和其他人一起促使霍兰德把“9·11”事件称为“反美主义最激烈的、最不合理的表现”。30霍兰德在此讨论了反美主义的方方面面，把它定义为“一种敌对倾向”：
这一术语被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思想倾向，一种反感、厌恶或强烈敌视的态度，其根源可能在于与美国社会的实际性质和特征或美国外交政策无关的事物当中……反美主义指一种负面倾向，一种无事实根据、程度不同的偏见……我认为它是一种态度，类似于已被深入研究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敌对倾向。31
霍兰德把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反美主义区别开来。他认为，反美主义在本质上是激进的，它“产生于被各种挫折和愤恨激起的诿过于人冲动”。32然而，一旦一个人解释这个词并理解其更深的含义后，它就变得更加复杂。在克罗卡特看来，反美主义在不同背景下拥有许多形式，而且应当被视为“相关态度的一个集合而不是单一的实体”。33因此，依据不同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策背景，反美主义在每个政治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开始，反美主义可能如《外交》杂志现任编辑莫易斯·奈伊姆所称的“轻反美主义”那样，指对美国政策或美国社会的简单批评，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演变成已被描述为对任何美国东西的一种反感反应的东西。34如我们所有人在9月11日经历的那样，反美主义极端的暴力表现通常源于被更广泛接受的对美国的批评。但从一种使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权力合法化的思想的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反美主义不应当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反美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情绪，是一系列关于美国、美国人民及美国政策的意见，它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而且来源于各种不同的经历。
反美主义的早期根源
当代民意测验的数据只能告诉我们这么多，而反美主义的历史基础则更深。为了了解现代精英观点是如何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我们来看一些概念、旅行日志、文学描述，当然还有平等的哲学挑战。经过几个世纪，它们已形成欧洲人及其他人看待美国的出发点——经常不是正面的。了解这一历史的缘由在于这样的事实：如今新保守主义政策以一种最为傲慢的方式陷入了这一模式，加剧了潜在的敌意，使人们对美国提案的反对更为集中。我们从殖民地时期前的美国开始吧。
早在18世纪中期，受人尊敬的“科学权威”，特别是布冯伯爵和柯尼利厄斯·德保，提出了一个旨在证明新世界中的一切生命形式都受恶劣的气候环境支配，尤其受使人虚弱无力的湿气支配的生物退化观点。35他们认为，新世界中的不利条件不仅导致该地区所有的生命形式劣于欧洲同类，而且使其不断退化。德保坚持认为：“欧洲人从他们的船上一下来，其精神和肉体的衰退进程就开始了。”因此，美国永远也不能产生有任何长处的政治体系或政治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家瑞纳神甫的话也反映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美国尚未出现一位优秀的诗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一位在任何艺术或科学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天才。”这些观点如此盛行，以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试图反驳。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用普布利乌斯的口吻写道：“那些受人钦佩的人，如知识渊博的哲学家严肃地断定，美国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在退化，甚至连狗到了美国都不再叫了。”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也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认为这些断定缺乏科学依据，那些人所关心的只是权术政治而已。毕竟，“如果美国，如果美国被认为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大陆，那么在欧洲，有谁会愿意去那儿投资，又会有谁支持它呢？”36
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
通过描述风俗、审美学、就餐时的交谈及美国人的价值观的书信和书籍所传达的美国早期印象在过去200年中已被不断完善，形成了一些延续至今的印象。英国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参照点，对于没有贵族阶层并用对土地的不同看法、对自由的信奉和对“平等”的要求等形成了一种殖民地特有的文化理想的早期美国，它实质上却是一种陪衬。刻板地强调其阶级间合乎传统的关系的英国社会，深刻地反映了与美国新形成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
在英国，人们对此的态度开始是复杂的。尽管皇室和伦敦令人羡慕的政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赞成殖民地程度各异的、明显的、看似不顾后果的平等主义以及新兴商人阶级不断增长的自信，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相信美国将保持其殖民地的性质。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1775年，埃德蒙·伯克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呼吁更好地了解美国人：
在美国人的性格之中，对自由的热爱占有统治地位，它是美国人的标志，并且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对于他们认为唯一值得活下去的好处，无论什么时候，哪怕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丝用武力扭曲他们或用诡计蒙骗他们的企图，你们的殖民地都会变得多疑、不安和难以驾驭。在英国的这片殖民地上，对自由炽热的忠诚可能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强烈。37
然而，这种观点只是昙花一现。1776年，出生在英国的托马斯·佩因在其《常识》（Common Sense）一书里描述了当时的情感，他称英国为“一个可恶的骗子、老得被人抛弃的妓女、强盗、凶手……无耻的荡妇”。38佩因的小册子给当时的事件做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界定，把“激进的共和国的”价值观引入辩论，并把独立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伦敦自我专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没显示出什么兴趣，但对皇室和大多数议员来说，佩因是一个可怕的人。
美国拒绝接受英国对其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庇护”和控制尤其令人沮丧。尽管如此，大多数议员仍相信，英国可以而且应该用宽松的手段管理殖民地，与美国这个雄心勃勃的共和国携手前进，甚至允许相当多的自治。但美国人对此表示反对。独立战争经常以英国人认为“野蛮且不绅士”的方式进行战斗，为美国人的某一成见的形成推波助澜。从印第安人那里借鉴来的游击战术被充分运用。尽管有很多顽强的战斗，但正在形成的英军战线经常遇到打了就跑的战术。39因此，美国独立战争毫不客气地结束了英国在美国的统治，并且迎来了美国的“民主尝试”。
19世纪美国的“形象”
在19世纪，大量的小说和旅行日志描写了一个原始而粗俗的美国。文学作品已发展成为对美国人和美国文化负面描写的载体，绝大部分以审美学、风俗及美国如何不同于英国为中心。保罗·兰福德写道：
在美国人眼中，英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贵族社会，呆板的上层阶级的统治束缚了它，卑躬屈膝的下层阶级的卑屈保护了它，机制性保守主义为它服务。在英国人眼中，美国是一个危险的、主张人人平等的社会，野蛮的思想领导着它，没有道德顾忌的民主党人统治着它，礼仪和秩序被剥夺了。40
弗朗西斯·特罗洛普于1832年出版的《美国人的本地风俗》（The Domestic Manners of Americans）一书引起了极大的愤怒。特罗洛普是位英国妇女，她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部各地，她穿过密西西比河到达俄亥俄，然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华盛顿、纽约及其他地方。她描绘了一幅令人厌恶的城市图画——泥泞的街道、没有花的花园和蛊惑民心的市镇会议——以及她和美国人的交流。她发现他们被描述为粗俗的习惯很令人不安：“我几乎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美国人的喋喋不休更让英国人烦恼的事了。”41她的后人乔安娜·特罗洛普在1984年谈及这本书的影响时写道：“（这本书）反响是激烈的，美国人被激怒了，英国的激进分子大声抗议，而保守分子们则欢欣鼓舞。”42
正如特罗洛普生动描述的那样，欧洲反美主义最早的流露在文化领域十分明显。大量地把反美主义描写成一种精英现象，如今天仍在继续的那样。然而，最初什么是文化优越性的自在情感很快让路给欧洲精英捍卫其价值观以抵御棘手的有关社会平等和流动的美国观念的需要。
在一个耳目一新的变化中，从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私人日记可以一窥1831年和1832年乐观且令人着迷的美国，如下面这次在哈得孙河畔的格林布拉与某位利文斯通先生的谈话所展示的。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人与众不同的阶级和传统观点：
托克维尔：富人阶级如何容忍这样的事情？
利文斯通：他们把它看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做什么也无济于事。
托克维尔：但是他们和普通百姓之间难道没有一点儿怨恨吗？
利文斯通：没有。独立战争时期，所有的阶级都团结起来了。后来，民主的力量是如此的至高无上，以至于没有人试图与它抗争。
托克维尔：在我看来，美国社会好像苦于对理性的问题思考得太少。
利文斯通：是的。在这个方面，我们非但没有改进，反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43
随着这个世纪继续向前，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来自英国的移民继续飞速增长。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明显放慢。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的不断增长给美国人口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19世纪90年代美国不断下降的英国移民潮，大西洋两岸的精英极力主张同“说英语的人们”一起建立一个更大的美国统一体。441898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写道：“以血统、语言、观念、文学、习俗和理想为基础的一个英—美紧密共同体将避免将来两国间的任何冲突，事实上，它将会使他们并肩抵御共同的敌人。”45这一观点在很多年后影响了温斯顿·丘吉尔，并且今天继续与许多英—美提案呼应，诸如剑桥的大西洋研究项目（由笔者之一掌管）和牛津的罗瑟米尔研究所，更不用提唐纳和罗得斯的学术项目及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新大西洋倡议”。
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了解欧洲人对新美国共和政体的基本看法并不困难。四五代英国人所提出的观点描述了一块野蛮的土地，它屈服于有关人类和社会的激进思想，并运用野蛮的、游击式的战争使其获得独立。可怕的行为、不好的习惯、急速发展的商业以及新兴的“深海舰队”被认为是对欧洲有教养的社会和他们实施的帝国主义制度所形成的社会及政治的双重挑战。很明显，如果你在1905年到纽约或伦敦的大街上问一个普通人是否认为在下世纪美国和英国将以一种“特殊的关系”成为更亲密的盟友，他会说你一定是疯了。
20世纪的反美主义
处于世纪之交的欧洲精英们逐渐意识到，美国突然以一个军事和商业大国的形象出现了。正当英国发现自己陷于和德国进行制造最快、最强大的战舰的军备竞赛时，白厅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伟大的白色舰队”所震惊，它在一次环绕世界的航行中显示了美国的海上实力。此外，美国的社会及文化变化使英国和欧洲大陆对美国的看法更加复杂化，欧洲精英认为现代性在美国已变得不受限制，在那儿，没有传统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与之抗衡。1901年，英国记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的美国化或20世纪之趋势》（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or the Trend of the 20th Century）的专著，在这本书中，他用“美国化”一词指代现代工业时代，创造了“一个唤醒新兴大众社会的噩梦的术语，在这个社会中，遁世的理性规则和单调的大众文化摧毁了所有的个性”。46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化”的进程指的是现代大众社会及随之而来的个体间的疏远。人们常常指责美国使用各种手段影响欧洲的文化，破坏欧洲的个人主义。美国化的程度就意味着同等程度的非欧洲化。
我们当然也可以在欧洲大陆发现对美国强调“行动”、商业主义及效率的反思。最早反映这些主题的是19世纪后期最初在先锋派知识分子和文学界闻名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斯·韦伯使其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在尼采看来，特有的美国式心理提倡剥夺人性的批量生产方式，任何事物都变成了为努力创造财富“可计算的”东西：“他们（美国人）工作时令人窒息的速度——新世界与众不同的罪恶——已经开始急剧地感染欧洲，精神空虚也正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47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以“现代社会学之父”之一闻名并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韦伯当时评论了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及本·富兰克林在合众国早期对此的贡献。在谈到富兰克林“个人对自己资产的增长负责”这一观点时，他说：“这儿所鼓吹的不仅是一个人在世界上获得成功的方式，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伦理。”他继续说道：“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都蒙上了实用主义的色彩。诚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确保一个人的信誉。准时、勤奋和节俭也是如此。这就是它们成为美德的原因。……在富兰克林看来，这些美德和其他所有的美德一样，仅仅是在它们对个人有实际用处时才成为美德，并且当它们达到其目的时，只要保留其外表就足够了。”他接着说：“许多德国人对美国人所宣称的美德的印象是，它们只不过是虚伪而已，这一点似乎已毋庸置疑。”48
韦伯继续强调，他反对富兰克林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实用主义美德：“（那种）心理状态……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但在远古时代和中世纪却被认为是最低级的贪婪和完全缺乏自尊而被禁止……最理想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和这种或多或少的纯粹的野心家没有任何关系，偶尔我们甚至可以在德国找到其杰出代表。他从不炫耀自己，从不浪费不必要的开支，也从不公开炫耀权术，来自于外部社会的认可会使他不安……换句话说，他决不杰出。更确切地说，他体现了一种准则，即要谦虚。实际上，这比富兰克林强烈推荐的自我克制要谦逊得多。”49这样，韦伯揭示了关于欧洲人和美国人是如何不同地看待日常生活和道德，尤其在诸如财富和工作等方面的重要区别。
在外交和世界事务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已带来了新的政治紧张。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意味和平指南的原则声明的“十四点”，清楚地反映了美国人反对当时由英国和法国支配的帝制的倾向。美国“人民自决”的主张，一个结束华盛顿认为毒害欧洲关系并使数百万人包括10万美国人失去生命的“秘密外交”的要求，和美国强加的在欧洲事务上人人平等的主张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全球地位的改变，美国和法国间富有成效的关系掩盖了对美负面看法的复苏。20世纪20年代晚期，随着卢西恩·罗米埃、安德烈·西格弗里德和安德烈·达迪奥的三部关于美国的研究著作及后来的乔治·杜亚美等作家的作品的出版，法国出现了反美主义的回潮。尽管他们提到了正在崛起的美国实力和美帝国主义的危险，但他们批评的焦点在来自美国大众文化、批量生产的含义及新型消费社会的威胁上。50例如，杜亚美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未来生活图景》（Scènes de la vie future）一书把美国视为“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者，退化到一模一样的可悲怪物的物质至上社会”。51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加入到尼采和韦伯强烈谴责美国人“没有灵魂”的传统中，深入思考了这个主题，并把它和他的如下担忧联系到一起，即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美国文化中对数量胜于质量的强调将会导致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52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精英人士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很显然，他们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同时又担心他们会为美国大众文化所支配。1928年，英国哲学家C.E.M.祖特曾发问：“英国不喜欢美国吗？”53然而，英国的反美情绪区别于法国和德国的反美情绪的是英国的这些情绪产生于“特殊关系”这种背景的事实。通过向欧洲解释美国的意图及向美国解释欧洲的看法，缓和各自潜在的攻击性动机，英国的利益经常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当盟国仍对美国在战胜法西斯德国中的牺牲心存感激时，战争本身及它立即显现的后果却和反美联系在一起。罗斯福和丘吉尔对华盛顿的高官们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太平洋战争的做法存在巨大的分歧——丘吉尔抱怨说，罗斯福在日本每花费一个小时就意味着其在欧洲战场少花了一个小时，而且伦敦和华盛顿对大英帝国未来的设想也有根本性的差异。英国对美国反帝态度的关注在1945年3月浮出水面，当时一位英国高级外交官J.V.佩罗恩表示：“在我们看来，这场战争造成的主要后果是我们受到的来自于德国的直接威胁变成了来自于苏联和美国或多或少的间接威胁……”54
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经济实力才变得更为突出。结果，这激起了欧洲大陆更为强烈的批评。
二战后的美国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美国和欧洲间的经济失衡开始击中反美主义者的要害。欧洲精英批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政治、外交政策犹如家常便饭。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成为欧洲指责美国的中心。在1958年5月18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认为自己是除了美国之外的又一种选择，他所指的是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一些主要的外部势力企图把他们对此事的解决办法强加给法国。在那一年的选举中，戴高乐把自己和法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他鼓励法国反对美国及那些试图损害法国利益的势力。在那时，戴高乐的行为向很多法国人和美国人证实他是最顽固、最具有敌意的反美主义者。
20世纪50年代，诸如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尼·德·博瓦尔等知识分子乐此不疲地提倡文化反美主义。萨特关于美国的观点可以用以下的几句话来概括：“如果你发现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我们都在大声呼喊：‘注意，美国是一只疯狗！让我们砍断捆绑在它和我们身上的每一根绳索，以免我们被它咬伤后也变疯了。’那么你不要觉得奇怪。”55同样地，德·博瓦尔写道：“除了某些人以外，美国人已经变成了胆小鬼，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墨守成规者，并且丧失了所有的批判精神。”56
尽管欧洲的精英反对让人感觉粗俗的美国大众文化，但二战后的反美主义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帝国权力丧失的怨恨以及对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的不同看法上。和美国战后变得更为强大不同，欧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处于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用妒忌和敬畏的眼光看待美国生机勃勃的发展。英国作家丹尼斯·布罗根在仔细思考英国人对美国的感情时说：“美国如此富有，如此强大，如此必不可少，这太不公平了。”57为了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拿破仑的话：当被问道“你让你的兄弟姐妹成为了君主和女王，他们为什么还是和你吵得这么厉害？”时，拿破仑回答道：“因为他们认为在继承已故国王也就是我们父亲的遗产时，我骗走了他们应得的那一份。”58
英国的情况是这种“特殊关系”强加给它的独一无二的负担。如上所述，伦敦因觉得自己像是衰落的希腊而华盛顿却像是正在崛起的罗马而不自在。尽管英国可以从中获利不少，但其国家声望和军事地位的衰落却是确定无疑的，尤其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觉得有必要就其几乎所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同华盛顿划清界限。古巴导弹危机更加强调了这一点，在这起事件中，西方社会发现自己正处于与苏联的核战争的边缘。当丘吉尔“永远也不要和美国步调不一致”的言论经过几十年后谢幕时，愤世嫉俗者把英国说成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也就不足为奇了。59
在这一时期，比起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共同之处稍微多一些。在法国，反美主义从感伤演变成一种强迫的情绪，最终成为其外交政策中实质的、唯一的准则。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称其为“对欧洲失败的一种慰藉”。勒维尔说法国的反美主义是一种“病态”，但他接着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美国的问题那么多，我们为什么要对它的富有、技术霸权地位及其文化模式担忧呢？”60另一方面，勒维尔声称，反美主义的作用是允许欧洲及欧洲的左翼运动从其道德上的失败和意识形态的过失中摆脱出来。61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法国而言，反美主义起到了确保其自身文化的作用。62
然而，这一时期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德国人把美国当成了救世主，这不仅是因为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而且12年后盟国的管理、民主政府及个人自由的回归取代了希特勒专制。使欧洲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及随之而来的失败和耻辱使德国对其纳粹历史怀着一种怨恨和负罪的复杂感情。当时，分裂的德国认为它为希特勒的罪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管怎样它都希望能继续重建家园。美国对德国的战败和重建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些年中，它们又共同形成了这些复杂的情感。毕竟，美国率先在纽伦堡审判中证明了德国应对二战大屠杀负责，却又保证了德国战后的安全。纽约、伦敦和巴黎的报纸、杂志就纳粹罪行和德国人对上一代领导人的行为负责的矛盾情绪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辩论，而这些问题被放在了讨论的中心。因此，尽管德国人对美国的看法通常是肯定的，但他们的意见明显不合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美国人对“标准化”的着迷、对效率的过度强调和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以及某些国家的一些具体问题，使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变得复杂。这其中有一些属于道德问题，例如韦伯对美国伪善和实用主义的指责，勒维尔对其同胞对美国强烈依恋的批评等。其他的属于政治问题，如戴高乐指责美国干涉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等。在英国，“特殊关系”所带来的好处与伦敦认为美国将使英帝国分崩离析并导致其国际地位下降的看法互相矛盾。而在德国，对美国的爱与恨并存，它包含了对战争的记忆和大屠杀指控的愤怒以及对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卫欧洲大陆的感激。
所有的这些都为对美国通常肯定但又相互矛盾的看法提供了依据，但英国显然是一个特例。然而，政治、军事分析家们认为，这些复杂的情感和经历远不能为一个有争议的政策的出台提供坚实的基础。某些地区，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华盛顿的看法和欧洲议会的看法相距甚远，它使造成大西洋两岸关系紧张的新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在过去25年间从未被察觉。
当今的政治反美主义
一万一千名士兵
躺在灰尘和岩石下
远离自己的祖国
埋葬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现在
在诺曼底的沙滩上
躺着没有违背誓言的美国人。
一万一千个理由
让法国站在我们这边，
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他们却选择了逃跑和退缩。
美国退伍海军少校堂·菲希索恩于2003年4月
上面这首诗折射了美国人共有的被背叛的感觉，它反映了大西洋两岸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裂痕。在其传统盟国和朋友“背叛和放弃”他们之后，美国人“把法国葡萄酒倒进了阴沟”并把“法式炸薯条”重新命名为“自由式炸薯条”。新保守主义派的《标准周刊》加入其中，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国人是我们的朋友——真的！”的文章。63在德国，许多酒吧和饭店的服务生不停地说：“很抱歉，由于目前的政治形势，本店不再供应可口可乐。”甚至在伦敦，消费者们也联合抵制了包括美国电影、火星（Mars）巧克力和盖普（Gap）牛仔裤在内的330种美国商品。在苏黎世，据旅行社透露，一些多年来一直到美国旅游的消费者改变了他们的计划，因为“他们讨厌小布什现在所做的事情”。64美国佩尤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西欧各国首都存在着强烈的反战情绪，这直接加剧了反美情绪的广泛传播。这次民意测验进一步揭示，在英国，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支持率从1999—2000年间的83%下滑到2003年3月的48%。65在法国，被调查者中喜欢美国的人从1999—2000年的62%跌落到2003年的31%；而在德国，喜欢美国的人的百分比从78%滑落到25%。这些数字与伊拉克战争有直接关系，它反映了所有欧洲国家中大多数人的意见。66
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在阿拉伯世界里对美国产品的抵制很早就开始了。例如，2002年11月登陆法国的一种名为麦加可乐的新型软饮料宣称，在当年11月至次年2月间，它在法国已经销售了80万升，在英国和德国的销售量都达到了150万升，而在中东和非洲则为250万升。67从2000年9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间爆发暴力冲突以来，美国商业界在埃及、黎巴嫩、约旦和波斯湾的业务活动已成为联合抵制的目标。开罗负责管理美国食品的行政长官马哈姆德·伊尔·凯苏米说：“这种局势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些连锁店的销售额下滑了50%。我们正在设法渡过这次危机。”68
一些人认为，这些抵制不可能对整个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国际名牌（Interbrand）公司全球品牌评价办公室总监简·林德曼认为：“这些吵闹和愤怒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69“尽管这些纷至沓来的形势显示愤怒的抗议者和报刊都呼吁抵制美国货，但实际行动的人却只是少数，”林德曼说。他指出，国外的消费者和美国人一样，不会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带到消费中来。“历史上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战争及反战情绪对此有巨大的冲击……这次反美讨论是由并不能反映绝大多数消费者想法的团体发起的。”70
然而，学者和政治分析家们指出，这一群体并不需要过于庞大。在一个国家，哪怕只有5%的人参与了联合抵制，就足以损害一家美国公司的利益。71在美国，人们按自己的意愿投票，自主地做出选择，所以不太可能出现像联合抵制这样有效的集体行动。但是，许多亚洲国家有着更多的集体文化。在这样的社会中，它对公众消费被抵制的产品可能具有更大影响力。72
透过这些非决定性的联合抵制数据的表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更深层次，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一种新型的后冷战现实已经出现。正如美国在《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反弹道导弹协议以及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所表现的，新保守主义政策总的来说被许多人认为是对国际事务的麻木不仁，其中也包括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重要盟友。反映其民众看法的各国政府谴责美国的环境政策，认为国际刑事法庭事务是所有国家都应受同一套法律支配的一种公平，并视美国在反弹道导弹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上的立场为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和危险。在这些能被感觉到的新保守主义立场——产生分歧的枢纽中，其共同特征是如果多边协议未能顺利地向前推进，单方面的美国行动就完全可以接受——当然也更容易。再者，使多边合作和联合国制裁行动的利益最小化的新保守主义倾向对想要成为其全球合作伙伴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公开侮辱，以至于美国政府在上述具体问题上的行为激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批评，导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及其他反美情结的表达，包括10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联合抵制。但是，其中心问题是“单极时刻”的新保守主义精髓已深入全体美国人的心中，美国不再觉得它一定要按规则办事。在评价美国独一无二的实力时，哈佛大学的乔·奈教授观察到：
世界失去了平衡……自古罗马帝国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其他国家。事实上，“帝国”这个词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受人尊敬的左翼和右翼分析家们都一致认为，“美帝国”是21世纪的主宰者。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胜利只不过证实了这一新世界秩序而已。73
这种新的实力分布引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泽乌丁·萨达尔和梅尼尔·戴维斯合著的《人们为什么恨美国？》（Why Do People Hate America）一书就是这种白热化的反美主义典型例子。他们认为，美国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金融机构变成其权力代理人，通过这些机构，美国控制了超过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的经济命脉。74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美国剥削并控制了当地经济。例如，作为获得贷款的交换条件，发展中国家被要求允许外国银行在当地银行部门拥有更多的平等权利。萨达尔和戴维斯声称，这已导致美国公司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的要害部门，剥夺了当地经济从这些机构获得的利益。他们声称，更令人吃惊的是，拒绝或不愿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强加的规则将面临限制出口或变更贷款条件的威胁。75
当代的例子：麦当劳化
为了说明这些引起人们反感的事物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实现的，让我们来看看“麦当劳化”这一现象。作为全美国人都认为熟悉而又无关紧要的快餐，麦当劳一方面能征服世界，另一方面也成了美国和国际社会间许多紧张局面的“避雷针”。在美国人感觉便利的同时，欧洲人则视其为“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和“社会的麦当劳化”。
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把对麦当劳的批评概括为“快餐店这种模式达到统治越来越多的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76里茨尔提到，在学龄儿童中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他们中的96%能认出罗纳德·麦克唐纳，在名人认可度中仅次于圣诞老人排在第二位。77
尽管麦当劳化的概念已经被讨论过很多，但保持其威力的巨大根源却鲜为人知。麦当劳已经成为大量关注生态公害、饮食危险、资本主义罪恶及美国化所造成的危害的全球社会活动中的一个“消极符号”。1997年，伦敦有关麦当劳公司起诉海伦·斯蒂尔与戴维·莫里斯诽谤罪的审判使其变得更加明显。78尽管法庭并未认同激进分子的观点，但这次审判仍使所谓的麦当劳化的危害，如该公司对待动物的方式，它生产的食品可疑的营养价值，对文化环境的损害及对工人的剥削等广为公众所知。当然，对那些反对美国在《京都议定书》《里约热内卢公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上的立场的人而言，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随后引发了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
在法国，反对麦当劳化的标志性人物是若泽·博韦。1999年8月，在法国南部的米洛，这位47岁的牧羊人领导攻击了一家在建的麦当劳餐厅，从而成为法国及海外反全球化激进分子的代表。他辩称，这次行动是针对跨国公司的一次象征性的非暴力反抗行为。对他的审讯变成了一个盛大的反全球化节日，吸引了来自法国各地45 000多人的参与。法国媒体把博韦描述成新时代的维钦托利，一位近似于神话人物的英雄，他在公元前52年领导高卢人进行了反抗古罗马人统治的伟大斗争，后来被尤利乌斯·恺撒处死。所有的一切说明，在法国，反美主义在某些重要方面可以被解释为以自我为中心和为法国的衰落寻找替罪羊的结果。迈克尔·哈里森指出：“美国成为法国人最自然的敌视目标是因为法国衰落的同时美国崛起了，而且法国沦落到依靠美国来拯救自己并最终在1947年后不得不屈服于成为受美国保护的国家的地步。”79
当商品价格为一些激进分子提供了借口时，更广大的法国民众支持博韦的斗争是因为它触动了法国人文化传统的核心，食品的生命周期在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不管其阶级如何，“烹饪”习俗和它所依赖的传统农业习惯是每个法国男人和女人日常生活的中心部分。在法国，当你问及法国人对美国烹饪的看法时，他们通常会满怀民族自豪感地傲慢地说：“美国毫无烹饪可言！”在博韦和他的支持者看来，麦当劳象征着单一食品的大规模生产，他们认为这与法国烹饪传统对立并且有侵蚀法国文化的危险。
对此通俗的理解是，麦当劳化这一被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所不齿的成功商业模式在商业之外的领域用心险恶。里茨尔的分析及其一部分依据源自于马克斯·韦伯。韦伯是最早批判官僚政治的批评家之一，他认为这是现代西方社会为取得更高的效率、提高其可预见性而采取的“合理化改革进程”的一部分。80他认为——和之前的尼采没什么两样，而且如今通过里茨尔这样的学者也能听见其共鸣——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反映了一个强加于日常生活、已导致个性丧失的合理化改革进程。
就像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又译《单面人》）中记载了美国社会中那些被诱骗、被异化、被剥夺人性的人们所处的困境的20世纪60年代哲人赫伯特·马尔库塞一样，里茨尔也用韦伯的铁笼一词来形容当代社会中麦当劳化的影响。81消费者们欢呼雀跃地走进麦当劳化的铁笼，在一个单一世界中丧失了他们的个性。82强烈的谴责直指麦当劳化对社会生活的冲击。谈到家庭的分裂时，里茨尔指出，就如家中的晚餐已变为麦当劳一样，快餐文化有着使人衰退的作用。因此，麦当劳化被认为是无情的，它席卷了表面看似不受其影响的公共机构和全球人类的生活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麦当劳入侵’的规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83
当然，麦当劳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美国商业化的一个象征。几十年来，可口可乐一直是人们的首选；从马来西亚到摩洛哥，孩子们要是没有穿过耐克鞋，那么他们的生活便不完整。每一种产品都以全球“大众消费社会”为目标，并已成为一种过分承载了在其他东西中展示美国商业的实力和成功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的复杂文化联想的象征。比如，在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或汉堡王时，很多人觉得他正实现着自己的美国梦，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小会儿。
这可能是使美国化如此复杂的原因。对精英人士来说，尽管麦当劳化象征着对单一化的否定，但它却满足了很多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要求。它满足了人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合理质量的需求。但对欧洲精英人士而言，更大的威胁可能是他们意识到麦当劳和其他美国消费品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不可逆转。这些美国公司的成功（事实上经常建立在对文化敏感性和地方差异的把握之上。例如，美国有线新闻网国际频道的节目就与美国本土的完全不同。）向欧洲精英人士表明，他们自身的文化无法与其竞争。
对诸多精英人士而言，作为跨越国界的美国势力的缩影，麦当劳化呈现了在一个试图抑制人们接受在远离文明冲突或商业竞争的政策领域中的美国倡议的可疑的甚至消极背景中的美国。通过激起那些对文化入侵敏感的人的反美情绪，它使政治家和其他人抵制那些常常富有成效的想法。事实上，如今华盛顿的动机令人怀疑。尽管在特定领域欧洲精英用韦伯和马尔库塞的观点反对麦当劳化毋庸置疑，但他们的质疑在公众中却遇到了阻力。这意味着无论是在联合国、中东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谨慎、广泛地培育对美国倡议的理解以克服这一无处不在的、已成为当今反美言论固有部分的象征。
反美主义的代价
当其利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哪个国家还能袖手旁观。这既是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所在，也是少有人不赞同的一点。但就对单边行动的需要，特别是“软实力”（即用事例而不是强制手段来说服的实力）的降低而言，明白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付出代价。84罗纳德·里根经常用“万绿丛中一点红”来形容高道德标准指导下的美国，它的观点明确，如果可能的话愿意采取多边行动致力于解决不稳定的问题和促进社会进步。事实上，里根把“软实力”和他对“信任但需核实”的告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领先优势。更为显著的是新保守主义的支配地位已经削弱甚至可能摧毁这一外交对话优先途径的速度。当今反美主义的背景是对“软实力”明显忽视、全球化发展的影响及美国军事能力的扩张。
如上所述，特别是在过去的两年中，人们对美国的态度普遍呈现出越来越不支持的特点，这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尤为明显，但也包括拉丁美洲和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高人一等”和“傲慢自大”等术语被经常用来形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不幸的是，形成我们对周围世界认识的三种重要的全球趋势维持甚至促进了这些观点。全球化发展已经有效地意味着世界越来越小。从纽约到伦敦用5个小时，从纽约到东京用12个小时，这实际上表明在36小时之内我们可以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城市。当人们有话要说时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和别人交流；远程会议能够把人的声音和图像立刻传输到世界各地；资金随着鼠标的点击流动；签合同、合伙、投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新加坡或马里兰几乎同时同步进行。但是，这样的世界使完全不同的人及其文化走到一起，他们间的距离是如此的近，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太自在。
正如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庭这样的国际冲突解决机制是跨国精英文化的产物一样，那些地方冲突解决机制，如部落仲裁委员会及“荷兰大叔”（板着面孔训人的人——译者注）则深深地根植于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地方文化。这两者一般都抵制变化，而后者已很难跟上成为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特征的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不仅地方价值观和（美国授意的）“宗主国”价值观的冲突日益严重，而且公司、贸易及其他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申诉也急剧增加。对于我们的讨论尤为重要的是，通过人与人和媒体的传播，宗主国价值观和地方价值观间的分裂已经否认了旨在解决分歧的宗主国及地方解决机制的合法性，其结果导致诸如示威游行、“暴动”等类似的极端社会行为不断增加。
新保守主义派以偏好单边解决办法和傲慢自大为特征的对压倒一切、不断增长的美国技术—军事实力的着迷，已在这个骚动的环境中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那么，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1934年，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指出，发现它们自己要么更加接近、要么受到强大外在势力威胁的文明和文化经历不断升级的社会紧张，表现民族主义主题，并且通常在媒体和政治话语中推崇把种族优越性的意象作为加强社会和文化准则、维持均衡的手段。85最近，康奈尔大学本尼迪克·安德森教授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说民族主义和它所面临的挑战“唤起了深深的依恋并赢得深厚的情感合理性”。86
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美国军事能力不断增强，解决冲突的方法急剧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趋势结合在一起，欧洲、中东和其他许多地区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才受到了挑战。人们认为，美国应对这些不必要的压力承担责任，这引发了反美主义情感的抬头。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这种反美主义情感通常以严格的民族主义形式表现出来。
美国军事实力是如何在目前的环境中凸现出来的？它为何如此突出呢？我们暂且把这些问题搁在一边。在中东和欧洲，许多华盛顿希望结交的人尤其反对把美国的文化和经济产品引入到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之中的美国政策。对欧洲和中东的舆论制造者来说，令人尤为厌恶的是美国自负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支持美国不加批判地推进市场民主并把它作为还没实行市场民主的地区进步的准则的政策。他们觉得，他们的政治文化成了通过假设当地的制度和文化习俗被西方宗主国的制度和文化习俗代替后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和平来为美国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政治攻击的目标。
英国方面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全球能力可能受到中国或印度对其态度的影响，但是目前英国尤为关键。就英国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透过“特殊关系”来看待其对美国的态度。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将“特殊关系”从英国外交话语中废除，但这一概念并未消失，英美两国都强调这一关系。新保守主义派公开赞扬英国，“自始至终是我们重要且不可缺少的盟友”；而英国领导人在经过华盛顿时，对美国唯有溢美之词。但是，在这种平静的表面之下潜伏着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英国领导人在不断地避免被人批评为华盛顿的“走狗”。他们面对的窘境从丘吉尔“我们必须永远和美国的步调一致。永远！”87的言论延续到前英国外交部永久秘书斯特朗勋爵1963年的评论：“作为一个较弱的国家……我们应该继续与美国合作，但我们不能屈从于他们，也不能损害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88
英国对美国的态度随着英国政府解决这一窘境的成功或失败而左右摇摆：与美国维持亲密关系的同时，英国保持对其国家命运的主权控制，尤其是在外交、国防、经济和环境等领域。到目前为止，英国领导人或多或少地成功回应了这一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从左翼到右翼的首相都在当时主要的危机中和美国肩并肩地站在了一起，并且英国公众通常和政府意见一致。唯一的例外是哈罗德·威尔逊，他反对林登·约翰逊派英国军队去越南的再三请求。“9·11”事件后托尼·布莱尔本能地和美国团结在一起就源于这一传统。虽然他在走一条很多前人走过的路，但他的勇气是显而易见的，他随时准备接受因英国公众的怀疑而丢了首相之职的风险。他在战争问题上与美国结盟的痛快表态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包括来自新保守主义派的称赞，他们把英国和它的欧盟伙伴明显地区分开来。新保守主义派的一些人提议，美国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分化英国和法国。他们建议，“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持我们英国盟友从欧洲独立”。对英国追随这一方针的可能奖励包括美国和英国拥有一个单一的国防采购市场。89
尽管布莱尔的态度颇有勇气，但这只是复杂形势中较不复杂的部分。对英国领导人来说更为严峻的挑战，或者说保持英美伙伴关系长期健康发展更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回应斯特朗的请求，即除了和最亲密的盟友肩并肩作战带来的满足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强大形象的荣耀之外，对英国还应该获得某种形式的回报，而这也是众多英国分析家们认为难以达到的平衡点。他们发现通过让英国和美国处在同一阵营很容易赋予美国政策以合法性，但是想要计算英国从中得到的直接回报却不容易。尽管新保守主义单边主义者十分欣赏英国，但他们对这一窘境却毫不同情。这是一个错误。这种方式已使布莱尔和英国政府的任务急剧复杂化，并已使美国在其外交中享有的这一持久资源处于危险之中。简而言之，美国的单边行动极大地降低了美国政策的吸引力；相反，与英国合作是美国获得国际合法性和国际认同不可缺少的一个手段。
“9·11”事件后，英国对美国的外交支持不遗余力。2001年9月12日，布莱尔飞往美国，满怀深情地参观了位于华尔街且离爆炸中心不远的三一教堂，他赞同美国政府对这次事件的定性，即这一事件是对文明世界，尤其是对西方不容亵渎的自由的攻击。在这期间，布莱尔不断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并获得了其任职首相以来最高的支持率。在不到一个月之后的10月4日，当他在工党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布莱尔试图将英国打击恐怖主义根源的议程——强调了解决巴以冲突的坚决态度和解决第三世界国家贫穷、教育和营养问题的多边方式——与他和华盛顿活跃的伙伴关系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复杂的时刻，也许在这一时刻他未能完全意识到由在英国被广泛认知的合法性掌握的无边权力。尽管他成功地使华盛顿谨慎行动并和其盟国一起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联合的过程使英国处于从属于当时推动华盛顿的政策进程的新保守主义主宰者的地位。
这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2003年8月，英国人注意到，在一位高级法官就政府科学家戴维·凯利博士自杀事件进行调查之前，他们的首相和其他内阁部长被要求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解释。英国广播公司曾引用凯利博士的话称，英国政府的战争理由“被渲染了”。尽管英国政府没有被审判并最终在2004年1月澄清了对它的指控，但公众的信任却进一步下滑。
英国公众对政府态度的转折点出现在布什总统2002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当时他以新保守主义派的观点使用了“邪恶轴心”这一短语。对新保守主义派和布莱尔首相而言，这次演说都是一个转折点：新保守主义派很高兴地看到他们雄心勃勃的中东改革议程得到了白宫的默许；而布莱尔将从那一刻起面对公众越来越多的忧虑，即英国将被拖入到一系列不符合其国家利益的行动之中。对不如布莱尔那样热衷于支持美国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在这一刻停下来喘口气。但布莱尔却采取了高风险高回报的策略。要想获得成功，用英国官方调查报告《赫顿报告》中的话来说，为军事行动所作的解释要“尽可能强地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的威胁联系起来”。正如这份官方报告阐明的那样，要达到这一目的，唐宁街10号要求“改动档案草稿的措词使其得到加强”。90这被证明是英国所有努力中的致命弱点。问题的关键是，情报部门所获得的证据的可信度和当时强调伊拉克威胁的即刻性和巨大性的政治需要之间存在差距。《赫顿报告》清楚地表明，在2002年9月9日与情报官员会晤之后，首相办公室要求他们写一份指导旨在如何使报告迎合公众心理的书面材料。唐宁街期望获得“使我们担心他（萨达姆）被允许进一步发展这些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91
在那些单纯的人看来，这可能无伤大雅，但是它代表了政治和情报的危险结合。实际上，首相办公室搜寻情报并不是为了查找真相，而是为了支持一个特定的政治目的，这对情报搜寻进程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不像包括部长们在内的人有时想象或期望的那样，这一进程常常并非绝对的、无可置疑的或者权威的，在压力之下它不得不屈服。可以预知的是，随着边缘消息来源被赋予可信性和重新起草其评估报告，如《赫顿报告》所表明的那样，直到它们可接受地接近让公众支持战争的程度，政治需求占据了上风。英国政府机构内部权力的自然平衡使这样的结果不可避免。如果唐宁街为期望的结果发出信号并（如在这次事件中）提供书面指导的话，那么这可能是它接受的东西——不管它是否用了缓和的措词表述这一建议，如《赫顿报告》让人联想到的。在报告的空白处，该领域的情报官员将会对他的疑惑轻描淡写，国内的评估官员也将提升其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没有哪种制度能经得起这些人性弱点的考验。就情报部门不断减少的信任而言，其长期后果就不仅仅只是一种美国现象。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滔滔不绝的评论已经被人遗忘以后，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仍将长时间存在。
回想起来，布莱尔和新保守主义派主导的华盛顿做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尤其在谈及中东问题时，布莱尔发现他的议程和新保守主义派信奉的议程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他却一再向其他欧盟同事保证，英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给予美国的支持将使美国的中东政策更为公正。这是他犯下的一个错误，他忽视了在当今华盛顿所处的政治和利益漩涡中，英国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个“利益集团”，尽管它很强大，但对于处在一种受新保守主义派影响对这一提法要么不明就里、要么完全敌视的政治文化中的国际外交，它仍在为与美国达成共识而上下疏通。虽然英国是华盛顿最重要的盟友无可辩驳，但从照顾英国政治敏感性的方式上，人们不会确信这一点。尽管白宫很不情愿地同意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支持我们或者反对我们”的肢体语言以及其表达的单边行动愿望使英国和欧洲公众不断质疑英国尴尬的从属地位。
这里更无偏见的教训不是美国人为挽回英国的面子应该做出过分的妥协，抑或如果美国没有听从英国（无疑明智）的建议，英国应该觉得愤愤不平。对其和美国的亲密关系，英国有自己的理由。这种关系类似于同性恋者间的关系。在关于笔者之一如何调整他与英国人的关系的一个充满深情但敏锐的有关英国人的观察中，国务卿那时警告他要小心，“因为英国人将会割开你的喉咙，而且直到你转过身、头落地时你才会发觉。”真正的教训是双重的。
对美国人而言，英国人带给他们的合法性是一笔真正的财富。这不仅是因为它向世界表明美国并没有被孤立，而且它还给予美国的计划以令人信服的动力。攻打伊拉克，改革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保卫国际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想象没有英国的支持，这些任务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这是一笔值得为明天的利益付出今天的代价的资产。然而，这笔资产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今，虽然在英国的外交政策和任务制定中愿意看到英国更多地只和欧盟结盟的势力仍在控制范围之内，但目前的趋势有利于他们。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起，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就已变成避免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做出选择。尽管它今天并不一定必然出现，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抉择仍然存在。92
对英国人来说，教训是，他们赋予美国对伊战争以合法性将随之给他们带来权力与责任。权力显然是合法性的副产品，它意味着哪怕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他们至少也为其出了把力。比起其他任何国家，他们较早就受到美国思想的影响，这又导致了他们的责任。如果美国的决策显示出受狭隘的利己思想的影响，就像和新保守主义派一起发生的一样，那么英国人，也许只有英国人能使这一讨论回归平衡。这就是其责任的一面。
美国和英国都未能从最近的事件中安然无恙地脱身。新保守主义派鼓动的单边主义使美国人做得太多，而英国人的懦弱又使得他们做得太少。然而，当美国又一次根据新保守主义派鼓动的对抗重新定位自己的全球立场时，对英美轴心而言，这是一次利用系统平衡机制维护自身的有利时机。
新保守主义派、美国及其他
现在我们转过来仔细探讨一下两个概念——“博识的无知”（knowledgeable ignorance）和“东方主义”，它们可能对新保守主义派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一定的影响。在他们制定外交政策的方法中，新保守主义派经常倾向于降低地区问题专家或各国问题专家意见的重要性。作为替代，他们建议国务院在可能的时候用政客来取代这些分析家。93如果查一查他们的书、文章、访谈和信件的话，你会难以发现许多外交政策分析中惯常的要素：国内专家的意见、语言技巧、在相关国家居住或旅游的经历。这一议程的思想和承诺几乎始终未变地优先于这些要素。当然，地区问题专家可能有时也是错误的，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方面迷失了方向，遭受“不确定症”之苦。然而，当他们已经提供了有分歧的优先考虑事项和观点时，新保守主义决策者们已倾向于削弱他们的贡献，不是因为事实不准确，而是因为“看法不一致”。9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保守主义决策者们可能受到了由“博识的无知”和“东方主义”提供的“确定性”的鼓励。结果，在没有准确理解美国政府必须找到共同立场的政治文化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了政策及其方向，特别是“博识的无知”和“东方主义”歪曲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政策分析及解决办法，把其演变为安全问题。在这一方面，它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博识的无知
英国历史学家诺曼·丹尼尔引入“博识的无知”这一术语来描述中世纪的欧洲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较普遍看法。95“博识的无知”是人类学家公认的一个概念，它被定义为“以它们不是并且不可能是的东西来认识一个民族或一种思想、文明、宗教和历史，而且甚至在有办法获得不同的认识时他们仍坚持这些看法”。96对我们重要的是学术界关于东方主义的研究支持了穆斯林典型的负面特点是其信仰的“自然”结果这一观点。97
当然，一般而言，知识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它是所有文明的一个特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关心的是，无论就学术观点还是学术依据而言，西方社会如何看待非西方社会本身就常常是一个问题。98伦敦大学马克·霍巴特教授指出，知识的增长“伴随着无知不断增加的可能……实际上它表现在本土知识被贬低或忽略中，表现在对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推崇中”，而且随着“技术优越性的增长，无知也在不断增加”。99知识是基于普遍接受的真理和数据之上，它们由反过来又形成公众舆论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评论员提出。但是，“真理和数据”是怎样被人们普遍接受或成为常识的呢？为什么舆论的制造者只采用某些事实而不用其他的呢？在某种程度上，各种文化普遍通过“喜欢或不喜欢”的二元模式来构建它们对其他文化的认识。
“喜欢或不喜欢”已经成为反映在当代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二元世界中的主题。包括福克斯电视台、《标准周刊》和在前面第六章提及的其他传媒在内的一些媒体已经提出了强化新保守主义派话语的有关伊斯兰世界的观点，因此它们对穆斯林世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和新保守主义派的没有区别。在建立伊拉克战后国家中照顾各部族、各种族和各宗教团体的微妙要求被纳入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的旗帜下，直到这一时期完全过后，这种分析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例如，伊朗被描绘为“恐怖国家”，但没有人注意到那里表明变化的多种社会政治发展。尽管利比亚融入国际社会的意图众所周知，但它仍被看做一个顽固的恐怖国家。在许多新保守主义派的脑海中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他们“知道”对他们势不可挡的政治目的来说必要的一切——甚至如丹尼尔所指出的那样在“有办法获得不同的认识”时。正是在这里，当新保守主义派的作家、评论员和积极分子的网络不断重复和“证实”政府声明时，“回音室”效应可怕的毁灭性特性才显现出来。因此，在解释美国和伊斯兰间明显的分离中，“博识的无知”作为一个有力的现象显露了出来。
东方主义
“博识的无知”是爱德华·赛义德宣扬的另一思想“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赛义德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学家，他强烈批评西方社会看待穆斯林世界的方式及因此而产生的两者间的关系。新保守主义派认为他和恐怖主义的辩护者没什么两样。100在赛义德看来，西方在帝国主义时期创造了“东方”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近东”奇异神秘的阿拉伯地区。他把东方主义定义为“和东方打交道的共同习俗——通过表现它、认可它、描述它、教导它、殖民它和统治它同它打交道。简而言之，东方主义是西方社会主导、重建和统治东方的一种方式”。101在如今一连串的事件中，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怀疑美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基础，这反过来又孕育了反美主义。
东方主义这一概念蕴涵了用来以分析论证的标准创造穆斯林的负面典型的价值观和结论。“阿拉伯人”被展现在固定的、几乎理想的意象中，既不可能被进一步认识，也不可能创造历史。102因此，东方主义是一个知识框架，一种认识基于西方社会随意捏造的事实的阿拉伯世界的工具。它是充斥媒体和社会交流并慢慢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一部分的一种观念。和新保守主义决策者有着密切联系的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伯纳德·路易斯随后出版的一些标题巧妙的书籍就属于这一类。103东方主义的本质是“东方”和“西方”间的文化与社会差别。除了其随意性以外，赛义德还认为，这种差别是以暗示西方优越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东方主义及其有别于他物的特征来源于对东方的负面评价和西方大众文化反映的原型。东方主义是一种假设标准为西方统治东方的观念。104新保守主义派认为，他们正在向一个不会获得民主的地区传播民主，这种假想正是凭借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西方文化和美国文化（对我们而言）优于非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制度。
东方主义包含了“他者”的概念，这是构建个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定义文化个性，要求存在另一个不同的、竞争的本体，即“第二个我”。按赛义德的说法，就西方文化的情况来看，这个不同的本体就是东方，它聚集了所有西方社会否认或视为与其不同的文化特性。因此，东方已被西方用来提供一个定义其对应意象、思想和经验的分界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表达了西方关于“他者”的最深、最被反复提及的意象。105未能用自己的话来理解“他者”是美国或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社会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分离。
鉴于国际关系几乎永远都是多方面的，因此有效的政策要求在其自己的历史背景下审视民族和国家。赛义德用1979—1980年间的伊朗人质危机来说明这一点，当时美国人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被扣为人质。与伊朗有联系的法国律师克里斯蒂安·布尔盖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者。106布尔盖描述了在白宫会见吉米·卡特总统的情形：
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卡特在谈到人质时说：“你知道吗，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是无辜的。”我说：“是的，总统先生。我能理解你所说的他们是无辜的。但是，我认为你恐怕得了解，对伊朗人来说，他们并非是无辜的。哪怕从个人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做过任何一件事，但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在伊朗做过许多事情的国家的外交官，他们就不再是无辜的了。你必须得理解这次事件的发生并非是针对他们个人的，当然，这一切你都看得很清楚。他们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受伤，我们更没有杀害他们的企图。你得明白这不过是一个象征，也就是在象征这层意义上，我们必须思考这件事情。”107
当然，赛义德用这一对话并非想证明人质事件是正确的，相反他想说明的是，在西方存在着这样一种“忽略事实”并根据东方主义塑造的想法采取行动的倾向。卡特没能看到强占大使馆是伊朗人民反抗美国对伊朗内政的历史性干涉的一种象征性行为。对他和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把无辜的人扣为人质违反了法律，伊朗人不应该用扣押美国人来发泄他们对美国的愤恨。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伊朗人采取的极端行为决定了他们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这种极端成为一种标准并被如此地呈现出来。因此，“博识的无知”和“东方主义”这两种现象提供了帮助西方人形成对穆斯林世界的看法并抑制了人们对此的平衡理解和判断。在新保守主义话语中，这两者都有自己的角色，并都在与受新保守主义派影响的媒体共生协调中发挥作用。
展望未来
随着反美主义进入它活跃的第三个世纪，显然它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美国人还得忍受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大量负面评价，而其他国家的人也得容忍美国人日渐粗野的反击。援引《罪恶的躯体》（Vile Bodies）一书中麦特罗兰夫人对巴尔凯因伯爵令人瞠目结舌的评价，如今当美国人直视外国人的眼睛时，他们“感到很不自在”。新保守主义派在国际事务中没有理由就这种退化进行争辩。正如我们已揭示的，新保守主义派或多或少地放弃把国际合作当做达到美国目的的一种手段，他们对军事实力的推崇接近于宗教信仰，并以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异常自私的历史解释为生，所以他们更愿单干。
我们觉得，长远看来，这种方式将只会加重美国的国际负担，而这完全没有必要。在过去至少50年中，美国积极地和世界其他地方保持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片愤怒声中，新保守主义派的单边主义使延续这一漫长而成功时期的努力变得复杂。这是新保守主义派在身后留下令人不快的遗产的又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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