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与分析范式

三、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与分析范式

200多年前，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使命是两个：一是如何避免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二是如何避免大国欺负或者看不起小国^[27]。时过境迁，国际关系两百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今天，全球政治的发展已经逐步跃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范围，除了物质层面的国际关系^[28]之外，还产生了非物质层面的关系，比如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等，这些在悠悠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遗迹”在全球信息社会中彼此迎面相逢，如何处理如此众多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使命。

从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出发，国际关系研究已经逐渐从纯粹的国际纵横策论转变为以全球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政治学上来。从理论上来说，治理全球公共事务并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界定，而是提供了一整套事关全球政治背景下的核心政治问题，也就是一些学者所归纳的谁治理？为何治理？治理者如何治理？治理产生什么结果（影响）^[29]？在对这些问题回答的过程中，人们就会获得全球政治学分析模型的基本框架。

第一，全球公共问题与全球政治权威。全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是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而是特指全球层面面临的公共问题，以及在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公共问题过程中全球政治权威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诚然，全球公共问题很早就存在了，但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密集网络，这些网络通过资本与货物、信息和思想、人员和暴力，以及在环境上和生物上相关的物质（比如酸雨和各种病原体）连接起来^[30]。从高级政治领域的军事安全问题（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低级政治领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几乎所有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都转变为全球公共问题，它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的效应，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应对公共问题历来是政治社会的重要职责，在政治学上尽量将公共权威限制在公共层面而不涉足私人领域，社会科学也把解决“公共困扰”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31]。在全球政治领域中也不例外，全球政治学除了研究全球公共问题的处理之外，重点研究处理全球公共问题的公共权威的活动及其发展规律问题，为全球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第二，全球政治矛盾。在全球政治整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内部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和挑战构成了全球政治发展的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从根本上决定全球政治发展的矛盾动力来自全球生产力与全球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一切全球政治现象都是全球资本与劳动互动、主权国家与世界经济基础特别是世界市场之间矛盾的反映。如同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形成积累的困境、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地缘文化的困境，在许多方面带来了混乱^[32]。在此基础上，在全球政治中还呈现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体化与碎片化、社会发展与生态危机、现代文明与世界风险社会等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全球政治直接面临的矛盾，如何有效地化解此类矛盾，是全球政治的一个根本任务。另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在全球政治整体中还依然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和安全困境，特别是霸权国家的独霸企图与其他国家对霸权国家的反对，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继续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三，全球政治行为体。在国内政治中，政治行为体包括个人（主要是精英）、阶级、政党、利益集团、国家（主要是政府）。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范式中，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政治行为体，自17世纪以来一直在国际政治中居于核心位置^[3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制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中日益活跃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虽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具有独享的排他性权力特别是垄断合法暴力和严明的理性财政税收权，但是它们依靠各国的共同参与形成的公共权力网络对于某一个国家特别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具有极强的约束能量，并且此种能量必然随着全球性网络的日益密集而越来越强大，因而在全球政治中不可忽视。在当前的世界上，存在着38 000多个在国外建有分公司的重要跨国公司、10 000多个非政府组织、300多个类似于联合国那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4 700多个类似于国际大赦那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着有效的作用，并且与政府相互作用^[34]。由此表明，在全球政治的棋盘中，以国家为核心的权力网络、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经济网络和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公民社会网络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行为体。当然，随着全球政治将地球各个角落的群体、文化和共同体整合到一个共同空间之中，传统的政治行为体的能量也与日俱增，个人^[35]、种族、宗教、民族解放运动、恐怖主义等力量也成为影响全球政治运动的重要因素。

第四，全球政治行为。在传统的国际政治棋盘上，由于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只有民族国家一个，国际政治行为只剩下民族国家的和平行为（主要是外交行为）和冲突行为（主要是战争行为），都属于政府的政府统治行为。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次国家乃至超国家行为体进入全球政治棋盘，全球政治行为的种类越来越多。从全球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区分，全球政治行为至少包括三类：一是民族国家处理内部社会事务、与其他民族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制的政府统治行为（governmental behavior），其特点是直接履行最高的权威，包括外交、结盟、冲突、战争等行为；二是跨国公司与全球公民社会处理内部事务的、全球制度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治理行为（governance behavior），其特点是并不直接履行最高权威，但在某一特定领域享有授权权威；三是跨国公司与全球公民社会处理与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度、规制等事务的政治营销行为（political marketing behavior），其特点是既不直接履行最高权威，也不在某一特定领域享有授权权威，而是通过施加某种压力力图间接影响最高权威和授权权威的选择偏好和价值取向，比如游说行为。上述三种政治行为，构成了全球政治棋盘中的主要的政治活动形态。

第五，全球政治体系的结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姆斯·N·罗西瑙在讨论全球治理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权威空间”（SOAS）。他认为，在一个不同于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世界，新的本体论建立在世界由“权威空间”组成这一前提之上，权威空间并不一定与根据领土划分的空间相一致，而是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在他看来，主权国家和政府属于权威空间，但大量非政府的超国家组织和次国家组织也都在权威空间之内，“至少有10个描述世界政治的相关术语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无主权行为体、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政策协调网（policy networks）、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社会、跨国联盟、跨国游说团体和知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36]借用罗西瑙的权威空间并根据权威的基础不同，我们可以将全球政治划分为三大权威空间：一是以合法的暴力为基础的权威空间，包括民族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制等；二是以金钱和财富为基础的权威空间，包括跨国公司和其他经济、贸易和金融行为体；三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权威空间，包括全球公民社会的行为体。上述三大权威空间与以领土和边界划分的权威空间交叠存在，形成了全球政治中以权力角逐为轴心的无政府状态结构、以价值规律为轴心的竞争性的地缘经济互动结构、以伦理争论为轴心的多元互动结构以及三大权威空间互动的全球治理结构，上述全球政治结构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一个最高的公共权威，但也并非毫无规则和秩序的复合体，众多政治结构之间彼此交叠错落，是无序与有序的统一。

第六，全球政治制度构建及其过程。在一个缺乏最高公共权威而又全球相互依存日趋密切的世界中，在一个公共问题日益显露、国内外问题互相转化的社会中，即在一个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时代，制度对于全球社会的治理与稳定、发展与进步，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全球政治制度建设是我们时代全球政治发展所必须正视和面对的核心课题。因此，全球政治研究要求围绕制度建设和制度实施为中心进行，特别是集中在国际法、全球宪政、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制、全球政治参与制度等环节方面。另外，全球政治制度的具体运行机制和行政管理机制也是全球政治关注的重要内容。

第七，全球政治发展。大而言之，全球政治发展涉及从国际政治走向全球政治的全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全球政治发展就是立足于社会物质领域的种种客观的运动，从中考察全球政治形态的变化和转型，最终为整个全球政治运行不断创制符合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政治形态和一系列附属上层建筑。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全球政治发展存在着制度改革与结构转型两条逻辑。结构转型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制度，发育前所未有的制度要素。但是，在全球政治视野下，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更多的情况下，全球政治发展是一种制度改革的历程，特别是对于由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创设的全球制度，如何能够从全球公共利益的角度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矫正，逐步建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全球政治制度和全球生活样式，这是全球政治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

第八，全球价值与全球秩序。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形态，全球政治从根本上意味着对国家中心主义之国家意识的拒斥，否定了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在全球政治的视野里，人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人—国家—战争”的图式被打破，国内和国外的界限日益模糊，政治图式转变为“多样的人——统一的人类”之间的关系问题，考察如何消除“多样的人”（阶级的人、种族的人、国家的人、集团的人）内在的差别和矛盾所引发的各种摩擦和冲突，实现整个人的“类本质”的解放和自由^[37]，这是全球政治学的根本目标和皈依。因此，全球政治学必然涉及全球价值、伦理、规则、准则和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决定的全球政治秩序安排问题，由此，全球政治实际上内含着全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之间的一场紧张甚至对抗性的矛盾^[38]，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场新的意识形态对抗。

图导-1　全球政治范式分析架构

总之，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政治学关注的核心是研究全球公共权威的形式、关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它所面对的是整个星球上错综繁杂的具体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潜在或者现实的冲突，思考的是如何将这些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在不同层次上得以成功化解。因此，全球公共权威的形态是一个多层次、多中心的混合物，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关系是不均衡甚至是异质的，各自的活动遵循着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政治逻辑，全球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将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进行有机的梳理，明确其边界，清晰其权能，规范其关系，塑造其体制，最终为全球政治生活秩序的和谐发展提供政治文明的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