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自由·正义：三大流派的争鸣与共鸣

一、权力·自由·正义：三大流派的争鸣与共鸣

自启蒙运动以降，西方的学术界就贯穿着理性主义的学术追求，力图在科学化的轨道上建构现代社会理论的宏伟大厦，国际关系理论界也不例外。自从欧洲三十年战争以来，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在关注如何消弭人世间的战争、屠戮、贫困等罪恶现象，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沿着理性的逻辑，力图建构国际社会中的“和平理想国”。但是，由于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不同，确立的价值支点不同，逐渐形成了三条理论路径（三R）：一是对世界采取悲观态度的现实主义（realism），该理论认为人性本恶，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国家必须依靠自己增大权力实现自己的安全，只有均势能够成为和平的保证。二是对世界采取乐观态度的理性—自由主义（rational-liberalism），该理论提倡法律、秩序和守信，认为国际关系唯一法则是理性法则，国际政治是指国际交往、权力均势、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三是对世界采取彻底革命态度的革命—马克思主义（revolution-Marxism）^[40]，该理论推崇从事解放、革命的人，认为国际社会的变革经历了中世纪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三个阶段，国际政治是国际冲突和合作的结合^[41]。由于上述理论路径对世界的基本判断不同，导致得出的关于真实世界的画面以及追求该政治图景的手段都截然不同。有学者把这种把握理论的方法看作是一种研究途径（approach），这与拉卡托斯的“硬核”概念是类似的。从“研究途径”来区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种种流派，以此把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个流派在价值坐标和理论逻辑上存在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探究21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逻辑的发展趋势。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路径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论，此种争论不仅在不同的理论路径之间展开，而且也在统一理论路径内部，并且有的时候理论流派内部的争论比理论流派之间的争论更加激烈。比如现实主义内部经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自由主义内部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内部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这些争论在所涉及的问题、争论的焦点、逻辑性等方面要比流派之间的争论更加深刻，更加贴近现实世界政治跳动的脉搏，对于现实世界政治的变迁也更具有解释力和实践价值。举例来说，关于欧洲一体化过程的理论争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比如主权问题、安全问题、一体化的机制和动力问题等，并不是理论流派之间争论的结果，而是自由主义流派内部争论的结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争论的缘起并非来自知识圈的学院争辩，而是来自对于现实世界政治变革的理论把握，或者说是现实的变化迫使理论做出回应。正当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论战犹酣的关头，谁也不曾预料到“冷战”的突然终结，而且是由于一极的坍塌而和平的终结。由此导致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以及提出的众多新的观点和思路，无论就其数量来说，还是就其质量来说，都大大超过了理论界相互争论的水平。这一点，可以从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日益繁荣得到印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对事实的认识及理论化的概括，而并非事实的前提。

“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启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解放”的热潮，不同理论流派在议题、方法、谱系趋同的社会知识场景下在90年代出现了合流和共鸣之趋势，三大理论流派之间从原来的不可通约到日益趋同。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的趋同：“理论框架趋同、世界观趋同、认识论趋同、研究方法趋同”^[42]。这一判断，基本上把握住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逻辑。但是，三大理论流派虽然日益趋同，却不是完全同流合一，而是保持了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换句话说，三大流派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同一个问题：现实主义是从权力的视角，思考国际政治的现实，并探讨防止国际战争、冲突，恢复秩序的有效途径，其得出的济世良方是“以恶制恶，权力均衡”；理性—自由主义是从个人和集团自由权利的视角，思考国际政治的生成逻辑，并探讨建立世界和谐秩序的有效途径，其得出的救世方案是“自由民主、国际共和”；“革命—新马克思主义”则是从解放者追求正义的视角，思考国际政治的未来图景，探讨建立人间正义乐园的有效途径，其得出的世界原则是“发动革命、实现解放”。三大主流理论尽管角度不同，最终的价值关怀是类似的，尤其是从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过渡的客观进程，更为三大主流理论的共鸣创造了现实的平台。当然，从其政治意义上来说，三大理论存在着性质上的区别，前两者对现状分别采取了承认的保守主义态度和修补的改良主义态度，而革命—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政治的现实采取了扬弃的革命主义态度，这一点必须准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