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自近代以来，在大国崛起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大国兴衰规律。回顾几百年来的世界历史，从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美国，凡是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伴随战争的崛起。由此可见，大国的崛起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非“水到渠成”那样简单。正如日本的一位评论家所说：“一个大国的崛起，它的崛起的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乃至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疑心、戒心、嫉妒甚至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汤因比、斯宾格勒、保罗·肯尼迪、乔治·莫德尔斯基、罗伯特·吉尔平、沃勒斯坦等一大批学者都对大国兴衰的规律持肯定态度。尤其以保罗·肯尼迪的理论最为典型。他认为，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一方面是由于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因为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的优势。技术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使得一些国家特别是“走下坡路”的国家把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这一努力从长远来看又加速了国家的衰落^[70]。于是，从大国兴盛到衰落，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大国都没能摆脱这一规律。

关于大国兴衰规律的解释，现实主义比较悲观。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霸权更替必然打破和平^[71]。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政治就是国家间政治，尤其是大国政治。“国际社会是一个残忍的角斗场，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险恶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由于更多的考虑相对收益和提防欺诈行为，国家的合作通常难以实现，而且总是难以持久。”^[72]大国政治的前景极其悲观，特别是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双向激化的冲突发生进程，在霸权结构中，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模式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相比之下，尽管自由主义力图说明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以及其他因素能够减弱这种暴力行为的可能，建构主义则认为非暴力在康德文化中不但可以实现，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前景，但是都没有真正的经验性研究，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基本上是空白^[73]。总之，迄今为止，关于一个新兴大国和平崛起的问题，还没有足够具有信服力的解释和证据。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鼎盛帝国到国家衰败，再由国土蹂躏历经救亡图存的艰苦努力，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伟大事业。中国近代历史冰火两重天的经历让中国人民积聚了自强求新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取得的巨大变化更加激励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伟大热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21世纪中国的战略目标，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壮大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关于“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种种猜测和评论逐渐泛起。特别是90年代以来，海外关于中国崛起的报道和评论一直不断。不过，西方学者对中国崛起的猜测明显带有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等。无论是哪一种猜测，从根本上来说，表明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担心，把中国的崛起和历史上的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大国的崛起等量齐观。区别只不过在于前两者对中国的崛起态度比较消极，第三种对中国的崛起态度比较积极而已。

面对国外舆论的种种猜测和怀疑，中国作为当事人应该如何对待并思考大国崛起的道路呢？作为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两种论调的回应，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理论。“和平崛起论”的首创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年会上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发表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提出和平崛起的观点。随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首次使用“和平崛起”的字眼，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会危害到世界任何国家，标志着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了一种新型发展道路的探索。2004年2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以国家最高领导的身份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种种迹象表明，“和平崛起”已经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战略选择，更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为之努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飞速发展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决心走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之路。从胡锦涛、温家宝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来看，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内涵包括：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但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又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搞扩张^[74]。总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一条勇于参与和平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道路。中国选择这条道路，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就是要超越传统模式，坚持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实，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道路的不二选择，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将中国和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对外贸易、国际投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对外依存度都在上升，中国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德国、日本那样采取对外战争和扩张的方式积累资源，因为对世界发展环境的破坏同样也会对中国自身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中国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倒退。中国选择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新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一条不得不选择的道路。

不过，就目前而论，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仅仅是一个战略选择项。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基础、理论核心、保障条件以及具体战略策略安排等，都是有待于理论界进一步加以深入研究的课题。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角度来说，如何才能抓住和平崛起的理论逻辑，并综合规划和平崛起理论的架构，是摆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面前的重要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