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这是全球化时代现代国家政治认同基础变迁的普遍规律。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过去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到如今的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国现代国家认同基础的变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特色。
从发展基础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缺乏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至于其原因，冯友兰先生一语中的，“中国人喜欢从天下观念看待整个世界”。在中国人的观念深处，华夷秩序才是整个世界的安排，中国不把自己看作是与其他民族并立的特殊群体。与此同时，长期的封建帝制孕育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危机，即中国社会呈现一片散沙状态，缺乏内在的凝聚力，经常发生内讧和自相残杀的惨剧。诚如孙中山所说：“我们这种民族，处境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用世界各民族的人数比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盘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55]尽管如此，内部的一盘散沙在没有遭遇外来侵略的情况下，依靠统一文化的社会统合维持着表面上的繁荣。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面对北方蛮族入侵，中原统治者往往只有招架之功，鲜有还手之力。在许多情况下，还发生了中原统治者一败涂地，北方蛮族主政中原的朝代更替现象。但是，一旦蛮族主政中原之后，很快又被中原文化所同化，重新进入五族共和和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然而，近代以来，此种五族共和的天下格局面对西方民族坚船利炮的攻击摇摇欲坠。由于缺乏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五族共和的格局既无法有效地加强国防，动员民众，抗拒外敌的入侵，也没有能力汲取足够的财力，将国家导入经济现代化的轨道，与外人展开激烈的商战，反之，却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一次次惨败，一次次以割地赔款告终。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老大帝国的中国惨败于“蕞尔小夷”的日本，民族危机引起了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的确已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首先意识到从民族主义切入整合现代国家的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深受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以此作为在中国构建现代化新型国家认同的起点。190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对留日学生演讲，便首次提到了通过鼓吹民族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路，说：“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56]在孙中山看来，要想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唯一的途径就是“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最终建成一个以中华民族作为实体的、统一的新型民族国家。这一新型的民族国家将成为四万万人的政治认同对象和政治效忠对象，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人的政治认同危机，消除政治认同上的分歧，而一跃成为一个“合群”、团结的民族。毫无疑问，孙中山的这一思路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看到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存在的顽疾，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但是，如何凝聚四万万同胞，建立一个团结的民族和一个“全民政治”呢？在这一问题上，孙中山经历了反复的挫折。后来，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走上了以党建国的道路，以政党为支柱凝聚四万万同胞。孙中山认识到，在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实施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他说：“夫国家之成立，必赖乎政治。而民国之政治，若普问于国民之可否，岂不是行极繁之手续？故欲简而捷，必赖政党。今与二三政党商量妥协，而国之政治即举。”“各政党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于国家政治，至远且大。”[57]为此，孙中山改组了中华革命党，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新三民主义，建立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但是，孙中山政党政治的理想实际并未实现，许多在正常政治环境中所认可的政治原则都变形走样，以致虽政党林立，但纷争不已，政治没有实际的进步，民国也只是徒具虚名，更多的还是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列强欺凌。随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重新陷入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侵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历史恩怨，积极倡导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正面战场与抗日敌后根据地战场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锻炼中，中华民族逐步确立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经过八年抗战，最终赢得了民族革命的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革命的问题转变为民主还是专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热情最终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现实依托，中国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混合生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民族的民族主义热情最终汇集成为社会主义的高潮，社会主义成为新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全能政府体制的存在以及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国家通过强化革命历史来形成和加强社会的政治认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指导思想。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中，“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深的创伤，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形成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一些人一度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怀疑，中华民族重现陷入了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在这一危急关头，在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推动下，通过发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导全国上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等浪潮的推动下，经济成分、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各种西方哲学思潮被引入中国社会，各种传统文化形式不断涌现，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言，“‘黄帝’、‘炎黄’、‘黄河’、‘长江’、‘长城’、‘龙’等文化符号”，“儒家文化和传统再次被认同，奉为代表中华民族的符号，以象征民族的政治团结和文化统一”[58]。民族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改革开放后最能够整合民族与社会的力量，其顶点性事件莫过于2002年的中国申奥成功和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进军世界杯决赛圈，这两件事情本来都只是体育事件，却引发了社会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59]。值得指出的是，在现代国家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复兴必须伴随着其存在基础的巩固，必须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潮流加以正确引导，使之汇集成为塑造国家认同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个人和集团能量快速提升，如果不能将其纳入国家认同的框架之中，就会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国家分裂的破坏性力量。
因此，置身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加强爱国主义。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开放国门参与世界的历史性变革，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在市场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如何超越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政党、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隔阂，创新政治认同建设的机制，建立新的民族团结与各地方、社会群体以及具有公民身份的各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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