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挑战
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公共问题的扩散、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交流速度的加快以及国际关系的日益制度化，强有力地推动着国家主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位移，国家主权制度势必做出调整和重构。
首先是全球化的发展，动摇了国家主权制度所赖以存在的领土和人民基础，特别是全球公共问题的增多使得国家主权不得不面对合作应对公共问题的集体行动安排问题。罗伯特·萨缪尔逊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过程。”[76]全球化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最大改变在于距离的消失，形成了一个资本、产品、通讯的全球性流动空间。“全球化是一种空间上的扩张，但因威胁国家版图内主权而陷入困境。国家主权或许是抵制全球化趋势的最后纽带，并成为检验全球化趋势最终效果的晴雨表。国家如要在全球化中存活下来，就不能指望继续维持现状。”[77]此种看法虽然直接却不乏道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渠道日益增多的全球空间里，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保证“它们的中心目标——安全、经济繁荣和人民的体面生活——能够在没有体系中其他参与者（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帮助与合作下实现。”[78]尤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单独的民族国家的行动必然要损害这个星球上面临共同问题的居民。在最低限度上，这个发展趋势代表着‘全球问题的国家化’，即国家政策须回答全球问题的期待。”[79]既然如此，在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时候，国家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同其他国家一起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在组织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一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必然对主权制度的安排做出必要的调整。
其次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逐渐形成了与民族国家争夺权力的组织力量。耶勒·弗格森和理查德·W·曼斯巴赫认为，今天，当代国家面对的是超越其合法边界的经济、文化趋势以及种种制度的挑战，同时还受到了来自其内部的民族主义及其他子群体的挑战，内战与恐怖主义看起来比国家间的战争更频繁、更重要。……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地区和城市正日益成为重要的行为体[80]。“二战”结束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如雨后春笋般增长迅猛，在20世纪初，全世界只有37个政府间组织和176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而到了2000年，全世界却有6 743个政府间组织、47 098个国际非政府组织[81]。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民族国家越来越感受到它们的力量。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社会交流和环境保护等低级政治议题上，国家主权受到的挑战更大。
再次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全球交流速度的加快，更加令壁垒分明的国家主权制度漏洞百出。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革命已经从根本上加强了世界范围的即时联系，如果加上电话、电视、光缆、卫星和喷气式运输等技术，就彻底地改变了政治交流的本质[82]。新科技革命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政治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引发了传统社会共同体的衰落，以社区、地方、民族、国家等为依托的社会共同体深陷于来自遥远地区信息的汪洋大海，原来的土著居民日益感受到除了生于斯的生活空间之外还有一片更为广阔且对自己更有吸引力的新天地。于是，包括殖产兴业、投资落户、文化交流、跨国移民以及国际旅游在内的国际流动大军，给刻板的主权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今时代，靠传统的国家暴力驱动的国家主权制度已经应付不了日益快捷的政治交流。
最后是国际关系的日益制度化，不断挤压国家主权的制度空间，迫使民族国家不得不让渡某些治理的权力。尽管国际制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格劳秀斯时期关于国际法的论述，但国际关系的制度化作为一个潮流却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根据美国学者奥兰·扬的看法，国际关系制度化的标志是国际机制的大量出现，而国际机制表明在当代世界秩序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治理体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没有政府的治理”的体制[83]。不少学者经过研究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实践以及决策过程的国际化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脉络，一国政府被限制在全球性、区域性和多边治理体系的安排之中。
总之，在国际交往日益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国家主权犹如一个漏洞百出的渔网，国家垄断主权不仅没有必要，事实上已经无法做到了。这标志着民族国家独享主权时代的终结，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家之间共享主权以及与非国家行为体分享主权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