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国力与合法性的合奏：中国崛起的合法性建构

三、综合国力与合法性的合奏：中国崛起的合法性建构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世界全局和影响广泛的国际问题。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和前途问题，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从中国崛起的客观后果来说，中国的崛起包括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一是国家实力增长带来国际地位的提高，成为在世界舞台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国，它既是一个“进行时”（即崛起的过程），也是一个“完成时”（崛起的结果）；二是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和平意味着不爆发战争和各种类型的武装冲突，或者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将其消化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中。具体来说，和平崛起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努力争取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同时，此种国际地位的调整被国际社会所容纳和接受。因此，中国在实现综合国力崛起的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崛起的国际合法性基础的建构问题。

基于中国综合国力与合法性的目标使命，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视野来说，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真正具有核心意义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方式问题和中国如何塑造自己的大国形象问题，前者主要关注满足我国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客观条件，目的在于通过把握世界政治的运动规律来创造条件服务于提升综合国力；后者主要关注其他国家对中国国际行为倾向以及国家利益的判断，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认同。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两个角度，推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为中国处理各种国际事务提供理论支持和智慧供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

国家利益向来是国际关系理论得以建构的核心，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都不否认国家利益在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政治家们也总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作为证明对外政策合理性的手段。不过，就中国的国家需要来说，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方式在21世纪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利益概念是在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它的出现是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和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教皇权威较量的结果。一般认为，国家利益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摩根索所提出的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但是，主权国家除了基本的生存利益之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地位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还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会发生一些重要变化。从中国崛起的整体需要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新世纪中国的奋斗目标，更是中国的最高的国家利益，其他国家利益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最高的国家利益。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如何围绕最高的国家利益确立自己的国家利益体系和阶段性实现目标，以此来统摄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重大问题的态度、看法和对策，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线索。同时，基于和平崛起的目标，在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和策略安排上如何创造条件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值得思索的重要问题。尤其是面对与世界大国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上，中国如何采取一系列的策略安排调整双边关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极为关键。

国家形象之所以成为一条与国家利益同等重要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核心线索，主要是由于当今时代发生的富有意义的变化和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形象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国家形象塑造与认知的国际关系“新颖事实”，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认知过程隐藏了国际关系理论难题的诸多秘密。如果解剖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人们会发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之症结所在。比如为什么没有战争故意的中国，却始终被西方一些国家看作是“威胁”，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不断掀起阵阵浊浪；为什么美国对拥有核武器的英国不感到是一种威胁，而把没有核武器的朝鲜看作是“邪恶的轴心”。正是从国家形象的塑造、相互认知和沟通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际关系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开发的“市民社会与国际关系”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多种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越来越重要，弥合文明和文化上的裂痕，跨越文明造成的国际关系鸿沟，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一项异常浩大的社会工程。它必须寻求不同于传统权力政治理论的逻辑，依靠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建立一套灵活高效、反应敏捷的体制队伍，采取不同于严肃的正式外交形式的生动活泼的非正式外交形式。一句话，塑造国家形象的努力，是一种赢得人心的活动，应该突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注重道义和情感，讲究责任和奉献，一切以赢得别国民众的尊重和信赖作为根本出发点。

从理论上来说，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国家利益是从事物本体的角度来定性，说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需要是什么，更多强调客体化的真理标准。但是，一个国家利益的本体和不同主体对国家利益的判定是不一致的，存在着错位和偏差的问题。比如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判定，不仅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判定不一致，就是美国政府内部对于美国国家利益优先顺序的判断也是不一致的。因此，在国际关系互动中，一个国家出于好的意图制定的对外政策，经常被误解为谋求权力优势而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认知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16]。国家形象就是着眼于人们认知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突出的是一个国家（特别是民众）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知和评价，是一个强调主体价值标准的判断。从总体上来看，国家利益强调的是国家发展的真理标准，国家形象反映的是国家发展的价值标准，前者注重客观的物质层面，后者强调主观的认知和价值层面，国家形象不能脱离国家利益而独立存在，同样，一个国家也不能只顾追求国家利益而置国家形象于不顾。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国家，谋求国家利益增长的同时，还必须优化自己的国家形象，争取国际公众对本国实力增长后的信任和理解，这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必须进行的重要任务。

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复合，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推动因素。外交不仅要服务国家利益，更要致力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一个国家不能仅仅从服务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定位，而是要从国家形象的角度出发，从更广阔的人类价值和人性视野，开拓国家外交行为合法性的新空间。这是一种新的外交理念，它不是仅仅从狭隘的国家利益思考问题，而是从更广阔的全人类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更关注民众的呼声和社会的要求，这是政治文明化和进步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