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多元化趋势与多元化外交

二、外交多元化趋势与多元化外交

对于时下外交领域正在发生的富有意义的变化，我们必须透过现象思考此种变化的本质规律，把握外交领域的整体重构和逻辑变迁的线索。著名外交家哈罗德·尼克尔森不无见地地发现，当今外交正在“从老式外交的国际精英的小圈子向一种新的或国际关系的‘民主’概念的转变要求公开解释和‘开放’外交，尽管这增加了复杂性。”^[7]实际上，尼克尔森仍然从现象出发，仅仅看到了外交领域的变化现象，而没有深入把握外交变革的本质动因和逻辑转换。

从本质动因来看，外交领域的变迁体现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变革。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正统现实主义理论家以外，多数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们都承认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政治出现了从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无政府体系向这一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世界政治”过渡^[8]。受制于国际政治体系的变革，外交的中心也从一元走向多元。原来，外交是主权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独占领地，现在发生了富有意义的变化：在主权国家的传统外交依然实力犹巨的前提下，次国家行为体、跨国家行为体以及超国家行为都不甘寂寞，纷纷走上前台，成为外交不可忽视的主体和对象，首脑外交、议会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公共外交、多边外交、环境外交、虚拟外交等外交方式成为重要的外交方式。总体来看，对于新近崛起的众多外交样式，从其产生的动因来划分包括两类：一是供给型的外交，比如政党外交、议会外交等，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更新为其对外活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这些行为体主动利用这一崭新平台，积极扮演外交角色，是一种主动供给的外交样式；二是需求型的外交，比如公共外交、经济外交等，它们是由于公众和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影响力日益上升，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提出了外交专门化的需求，进而确立的外交样式，是一种客观需求的外交样式。不管供给型的外交，还是需求型的外交，归根到底都是现实国际政治发展的需要，反映和体现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变革。

从逻辑转换来看，外交领域的变迁决不是外交主体和方式的转换，也不是外交领域的扩大和规模膨胀，而是外交逻辑的调整和变革。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新的外交形式，遵循的逻辑不是传统外交讨价环节逻辑的简单复制，而是注入了新的元素。比如对于公共外交来说，表面上看，公共外交不过是一国政府为自己的国家进行“政治化妆”，或者说对一国政府政策的掩饰和粉饰。这种看法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把公共外交置于一种无足轻重的外交附属地位，因为公共外交看上去无助于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利益的扩张。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受到了传统现实主义实力外交理论的限制，没有看到公共外交内在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文明意义。公共外交绝非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促进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更加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内涵。公共外交是适应全球化发展和市民社会崛起的客观要求，为了增强国家合法性而做出的必要调整。在当今信息资讯高度流动、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不仅要考虑如何制定政策，更重要的是如何传播政策，如何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更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外交政策。公共外交就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双重考虑而实施的外交行为。它通过现代化的信息传媒技术、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以及政府的统筹规划，把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塑造国家形象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共同打造国家形象的“知名品牌”。一个国家在开展公共外交的时候，不能仅仅从服务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定位，而是要从国家形象的角度出发，从更广阔的人类价值和人性视野，开拓国家外交行为合法性的新空间。这是一种新的外交理念，它不是仅仅从狭隘的国家利益思考问题，而是从更广阔的全人类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更关注民众的呼声和社会的要求，这是政治文明化和进步化的表现。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外交多元化趋势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分为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而是整体创造性重构的“多元化外交合唱”过程。在这种多元外交行列中，外交的逻辑是多元的，旋律是多样的，节奏是有机和谐的过程。当然，此种多元外交的主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在一种矛盾的国际状态中寻求广泛的均衡和一致，通过妥协与和解缔造着世界和平与秩序的条件。近年来，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研究外交改革问题，以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为代表已经掀起了研究外交改革一个热潮，一大批智库推出了大量的论证报告。比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于1998年10月发表的《再造信息时代的美国外交》报告书，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9]。超越现代外交精神，规划全球化时代外交新思维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一个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