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政治文明观的演变

一、中国国际政治文明观的演变

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中，整个传统文化内部各要素（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相互适应，彼此和谐，俨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并在这个有机体中已经内生出一种自我调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制，这种机制是如此地有效，以至于它很少依赖外部环境或受制于外部环境，它使传统社会沿着内生的方向前进，而可以不必顾及外部环境的干扰，至少不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42]。哈佛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戴维·兰德斯在其《国富国穷》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技术上早熟的国家，因此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专制政体制约了中国的对外学习和技术创新，缺少鼓励竞争的机制^[43]。早在商甲骨文中，就产生了所谓“天圆地方”、“天地穹庐”之类的世界想象，西周时期，“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就在中华大地广为传诵，形成了所谓的“天下观”：中国居于中央，与中国相对的四夷则处于四周，共同组成了天下，这就是中国早期的国际政治文明观。

在天下观的主导下，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形成了所谓的“华夷秩序”。所谓华夷之说，缘起于上古华夏族体形成时期。最初的“华夷”分野观念主要是为了维持中原华夏族血统纯净的需要，到汉帝国时期开始引入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中去，并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到唐朝发展成熟。总结学者们对华夷秩序的研究^[44]，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六点：（1）崇尚“礼治”^[45]，界定“夷夏之别”，建构儒家道德秩序。这一秩序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中国封建皇权的“约束”和“保护”下，建立国际和平局面。（2）讲究“大一统”的天下观念，确立万国来朝的“服事制”^[46]。追求“大一统”，“一统华夷”，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皇帝。在此前提下确立亲疏关系。（3）实行羁縻怀柔，设置藩属土司^[47]的管理体制。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政府均推行“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由土司、头人代行政令，“羁縻政策，就是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任命他们的贵族为羁縻州府的都督史，继续直接统治本民族”。（4）明确上下亲疏，确立朝拜册封礼仪。一方面要求诸蕃贡使来朝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明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回礼”，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之册封，对诸“藩”国的朝贡、向化之心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同时对诸“蕃”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5）确立朝贡关系，加强夏夷交流。在政治上君君臣臣，经济上厚往薄来，文化上封赠赐予。（6）根据不同情形，对四夷采取多事四夷、以夷制夷和尊王攘夷相结合的具体对外政策。总之，华夷秩序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域外诸‘藩国’如群星参斗、葵花向阳一般，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域内各国，则应在中华帝国的监督和保护、保证下，彼此相安无事。”^[48]几千年以来，华夷秩序的价值结构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运转和谐，除了唐朝在南亚遭遇大食的强有力挑战之外，总体上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

直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东西方文明体系发生正面碰撞。天下观及其主导下的华夷秩序才被打破了，讲究礼仪道德的天朝失去了往日“协和万邦”、“宾服蛮荒”的威严，打破了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政治神话，传统的封建文化已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冲击，夷夏观反映的民族虚骄意识与狭隘的世界方域观在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面前被击得粉碎。随着国际法传入中国，迫于外交形势的压力，中国人开始接受并运用其核心内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美国学者列文森就认为，从这时起，中国的世界观开始从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观转变^[49]。特别是随着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对中国主权的侵害，越来越令中国上下认识到主权平等原则的珍贵，谋求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赋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一种强烈的革命救国的反叛意识。“反映在外交思想上就是在道德上同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国际理论’和国际体系彻底决裂，同传统封建王朝的理论和做法彻底决裂，在道德上重新塑造新中国外交：‘反帝、反殖、反封建’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原则之一。”^[50]从外交思想上来看，新中国的外交确立了独立自主、统一战线、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正义事业等外交思想。从具体外交原则来看，新中国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一切都标志着新中国民族国家世界观的成熟和巩固。其中，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即使是在建国后长期奉行“一边倒”，也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的，“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51]。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向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战略，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实际上是“反苏国际统一战线”。从与苏联结盟，转变为与美国等国家共同对付苏联，但是中国依然没有牺牲自己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事关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上，坚决要求美国做出“断交”、“废约”、“撤军”决定之后，才肯与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30多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多么变幻，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国外交的全过程。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指导的国际政治文明观。

然而，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公共问题的扩散、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交流速度的加快以及国际关系的日益制度化，动摇了国家主权制度所赖以存在的领土和人民基础，国家主权犹如一个漏洞百出的渔网，强有力地推动着国家主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位移，特别是全球公共问题的增多使得国家主权不得不面对合作应对公共问题的集体行动安排问题。于是，置身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应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明观，日益成为亟待回答的紧迫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