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安全特性的变化

一、全球化时代安全特性的变化

从其特性上来说，安全是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一种稀缺品。自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只要对手存在，国家就会有安全恐惧感。肯尼思·华尔兹则明确提出了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完全不同，国际社会没有最高的权威，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安全困境”。“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7]在国际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之下，有关各方彼此之间相互猜疑，任何一方采取措施都会刺激他方采取反措施，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出现“安全困境”。特别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国家安全的特性就是威胁外部性、困境普遍性和安全自助性，“用作减少对外恐惧的手段，反而发生增加恐惧的效果”。在此种假想情境下，国家和其他一切人类社会共同体都无法走出冷冰冰的权力角逐的循环，安全的前景都是暗淡无光的。此种此消彼长的权力角逐及其造成的安全困境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迄今为止此种安全特性还对国际政治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安全特性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推动此种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政治领域中多极化趋势与维护单极世界努力所引发的冲突、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全球交流加快以及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新技术革命。许多学者已经对上述变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认为，由于传递信息的成本急剧下降，信息革命产生着一种新型的信任政治，其中透明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资产，加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趋势。随着跨国交流的加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国家越来越无法摆脱一个日益密集和相互依赖的国际问题网络（issue-network）^[8]；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则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将不同国家联系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成为类似神经的系统，首先把“头脑国家”和“身体国家”连接起来，然后又把这一国的“头脑”产业与另一国的“身体”产业连接起来，最后形成一个纵横交错和相互依赖的开放系统^[9]。詹姆斯·罗西瑙在其名著《世界政治中的动乱》中提醒人们，国家被一个清晰或者隐含的由国际规制和相互依存编织的网络所羁绊，国家的自主日益受到它的束缚^[10]。学者们的研究揭示了安全特性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化时代安全特定的第一个变化是威胁的外部性转变为威胁的内部性。

全球化的发展最大的挑战在于安全内部化。“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时空的重组。”^[11]自从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安全威胁往往来自外部，特别是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因而外交部长的工作往往是在这个层面上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然而，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来自自然界和其他国家的外部威胁尽管存在，更多的威胁来自人类自身。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发展，逐渐构建了一种全球抽象社会生活模式，即“脱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这是一个相互联结的复杂全球网络。由于这一生活模式存在对专家和符号系统的高度依赖，因而面临着不可规避的“风险”（专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对符号的信心也非时刻存在），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而且这一风险已经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成为一种带有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风险^[12]。风险和安全威胁的内部化使得民族国家无从控制，也无从由它来化解此风险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既不能将社会生活限定于边界之内，也不能在本国边界范围内解决社会生活中由于风险所带来的困难。安全内部化的趋势昭示：在全球化时代，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愈发难以区分，即使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威胁，一个国家也会面临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即使存在与另一个国家的竞争，另一个国家也未必是自己的威胁。国家安全威胁的存在与否，取决于相对何种议题领域或者针对特定事件。比如恐怖主义，相对某些国家是一种安全威胁或者威胁程度要严重得多，而对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就不构成威胁或者威胁程度就不那么严重。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卷入到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网络之中，国家安全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开放的国际安全体系之中，国家安全的威胁往往是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是相对而言的威胁，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在这种情境下，任何孤立的、保守的和追求绝对的安全不仅不能确保国家的现实安全，而且将丧失国家安全的未来。

全球化时代安全特性的第二个变化是困境的普遍性转变为困境的特殊性。

传统安全观恪守安全困境普遍性的理论，认为只要存在国际无政府状态，就会产生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一些学者开始修正安全困境理论，认为安全困境的程度是不同的。比如美国学者约翰·赫兹曾根据安全困境的程度，将其分为两种，一是“缓解了的安全困境”，一为“激烈的安全困境”^[13]。肯·布斯从行动的目的性出发，将安全困境划分为两种：一种可称之为“无意造成的安全困境”（Inadvertent security dilemma），指一国出于防御性目的采取的行动由于其行动的不谨慎和沟通的失败而引起了别国对其自身安全的担心，从而采取相对应的行动，由此引发的循环反应。另一种可称之为“精心策划的安全困境”（Deliberate security dilemma），指一国有目的的行动（Deliberate actions）使别国陷入了安全困境^[14]。可见，不同程度的安全困境表明，安全困境是需要条件的，除非具备特定条件，安全困境并非是绝对不变的规律。

“冷战”结束以后，多极权力结构兴起并取代了两极格局，这既增加了世界安全，又给世界安全增添了不稳定因素。在世界安全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强国间的“安全一体化”又在进一步加深，世界安全结构中的“中心”与“边缘”的矛盾日益尖锐。此种变化更加强化了安全困境的条件性要求，安全困境从一种普遍的规律日益转变为一种在特殊条件下的规律。建构主义的安全观拓展了对安全困境的这一认识，认为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15]。比如美国并没有把拥有核武器的英国看作是自己的现实威胁，却把正在发展核能的伊朗和朝鲜看作是对美国现实的威胁，甚至称之为“邪恶轴心”。可见，行为体之间如果互相高度猜疑，就形成“安全困境”；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高度信任，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这一国际现象充分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安全困境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规律，两个国家只有具备特定的条件，才会陷入安全困境的循环。

全球化时代安全特定的第三个变化是安全的自助性转变为安全的互助性。

在传统安全观看来，国际无政府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全球化的到来使国家的个体安全发展为系统安全、集体安全，使影响安全的因素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安全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安全的国际化、地区化趋势增强。由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时空距离拉近，世界、地区和国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增强，安全问题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性和相关性，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安全需以它国及其他地区的安全为条件，安全只能是各国、各地区和全球的普遍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密不可分。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区域化、一体化，世界经济政治化和政治关系经济化趋势发展，由市场力量主导的经济安全等问题，有时比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显得更突出、更具有深远影响力。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同时推动安全问题的解决，其中市场力量对安全的影响上升。由此可见，国家安全的维护不能只依靠国家自身力量，军事安全也不一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再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关系了，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安全特性的上述变化，要求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和哲学发生调整。安全威胁的内部性要求国家安全维护内容必须具有综合性，必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信息等各个领域；安全困境的特殊性要求维护国家安全手段必须具有多样性，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否则非但不会获得国家安全，相反会丧失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的互助性则要求国家安全维护方式必须具有复杂性，特别是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机遇和挑战，善于利用国际制度和其他国家的条件，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变挑战为机遇。这是全球化时代安全特性变化提出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