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呼唤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一、中国道路呼唤中国理论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国内情况复杂，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有效调控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是一项极其重要而且十分艰难的伟大事业。特别是置身于全球社会诸强林立、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面对着落后就要被挨打和强大必然被猜忌的历史困局。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两种可能性的极端发展都会导致中国陷入冲突和战乱的泥潭。这就是历史上困扰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甚至美国等世界大国的大国兴衰规律，它犹如不可更改的宿命困扰着大国的前途命运。

面对历史的前车之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能否突破大国政治的悲剧循环，能否走出一条新的大国兴起道路？这既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又是一个困难的理论命题。在这一理论问题上，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借鉴，中国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的道路。不过，从中国的发展需要和世界的共同愿望来看，无论选择中国落后下去，还是选择通过战争和冲突实现崛起，都不是成功的选择项，都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面对历史设定的棋局，对中国国家利益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双赢和共赢。

既然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不得不作出的不二选择，那么这条道路能否走得通呢？从中国理论的内在要求来看，中国理论的形成有赖于充分把握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何谓中国理论？从美国理论、英国理论等其他国家理论的界定来看，凡是立足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通过中国的创造性实践和理论创新有效回答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而产生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理论。为此，中国理论首先必须解决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一部理论的形成史，也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史。恩格斯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理论群，它包括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化时代的特性，如何准确判断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外交以及世界秩序等方面有效处理国际事务，实现与各种力量的和谐相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因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展开和实现过程，也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过程。有学者将中国和平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看作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2]，也是强调这个意思。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一个涉及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社会系统工程。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全球结构性矛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必然与现存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正面相撞，此种矛盾在历史上表现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展开的争夺世界霸权地位的斗争。历史经验表明，这一斗争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特别是当现存的霸权国走向衰落的时候，尤其如此。二是区域结构性矛盾。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全球层面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区域层面的问题，中国崛起首先意味着对特定区域尤其是周边区域的国家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以往，周边国家和地区习惯于中国作为一个内向的国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程度的提高，在经济结构、资源供求、就业压力、安全顾虑等众多方面会令周边区域的国家在短期内感到不适应。中国在特定区域如何与这些国家重建和平、稳定、繁荣的区域秩序和国际关系模式，防止与这些国家陷入冲突或者战争，是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巨大挑战。三是跨国功能性的挑战。与全球结构性挑战和地区结构性挑战不同，跨国功能性的挑战往往不是涉及所有部门的总体性矛盾，而是仅仅涉及特定一个或者几个部门的挑战，比如经济摩擦、环境争端、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发各种冲突或者战争。中国如何在持续发展中同国际社会一道，有效化解众多的功能性挑战，也是和平发展道路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总之，和平发展的道路能否走得通，关键取决于能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打开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闸门，呼唤着中国理论的产生。

凡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都有它存在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据和合理性，同样，有效解答上述问题，不仅依赖于中国的主观努力，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发展提供的客观条件。从全球政治的视野考察，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之所以走得通，主要取决于两大类条件：全球化时代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和中国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

从客观条件来看，全球化时代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若干客观条件，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发育，推动了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面在不断增加，全球社会日益形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化格局。在此全球网络化格局中，每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全球发展密切相关，无论哪一个大国倒霉，对其他国家都不会是福音。同时，由于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无论是霸权国，还是挑战国，一旦爆发战争就将是同归于尽，不再是你死我活。上述正反两个方面成为全球化时代抑止战争的决定性条件，也是世界和平力量增长的强大动力。二是与全球化发展相伴而行的是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势头强劲，逐渐在欧洲、北美、亚太、非洲、拉美等若干区域形成了不可遏制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区域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大量涌现，也强化了区域国家的区域主义意识，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集团发展的步伐加快。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的发展成为规范区域内矛盾的重要舞台，区域一体化机制的日益健全，又创造了化解区域内矛盾的重要渠道，为阻止战争的爆发和冲突的升级提供了很高的门槛。三是国际制度和规范的秩序供给能力不断上升。“二战”结束以来，随着议题领域的网络化发展，国际社会的制度化水平日益提升，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越来越成为稳定秩序的重要支撑力量。根据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考察，决定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存在于四个互不相同但又互有联系的结构之中，这四个结构是安全性结构、生产性结构、金融性结构和知识性结构，这四种结构维持着当今世界的秩序稳定^[3]。其他许多学者比如詹姆斯·罗西瑙、安东尼·麦克格鲁、奥兰·扬等都注意到了国际制度在当今世界秩序中的力量，特别是以WTO、NPT、IMF、UN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对国际秩序的价值的确是越来越重要了。国际制度的勃兴及其能量的上升，为化解各种功能性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机制。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条件，从而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具备了和平发展的可能。但是，真正实现和平发展的梦想，还必须具备一系列与时俱进的主观条件，要求中国必须在一系列理念、行为和制度上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说，中国需要具备的主观条件主要包括在国家观上对国家建设的精神纽带、主权制度、综合国力与合法性等层面进行调整，确立全球化的国家观；在安全观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实现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安全；在发展观上改变片面的经济发展观，确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共同繁荣；在文明观上尊重世界多样性，崇尚发展模式多样化，共创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秩序观上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在外交观上调整确立与时俱进的外交新思维，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外交，广泛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坚持以人为本和外交为民，努力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和美好未来。

总之，只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将主客观两类条件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就一定能够成行；只要将两类条件有机结合起来，服务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就一定能够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